說點《國際歌》的前世今身

2024年3月21日發(作者：冷嘲熱諷的反義詞)

安立志：說點《國際歌》的前世今身

一

《國際歌》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歌”(列寧)，它又不僅是一首歌，它既是旗幟，也

是哲學，是歌曲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列寧在其作者逝世25周年時撰寫了著名的《歐仁·鮑

狄埃》。毛澤東同樣重視《國際歌》，在戰爭年代就曾賦詩，“國際悲歌歌一曲，狂飆為我從

天落。”(《蝶戀花》)多年來，雖然歷史和現實的因素紛繁復雜，但在我國，每逢黨和工會

的代表大會、慶祝大會及其他重要會議和重大活動，仍然要高奏(唱)《國際歌》。

二

在國際工人運動史上，《國際歌》曾經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列寧說，“一個有覺

悟的工人，不管他來到哪個國家，不管命運把他拋到哪里，不管他怎樣感到自己是異邦人，

言語不通，舉目無親，遠離祖國，——他都可以憑《國際歌》的熟悉的曲調，給自己找到

和朋友。”(《歐仁·鮑狄埃》)《國際歌》譯成中文以后，在革命戰爭年代，《國際歌》

始終是我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戰歌。在和平建設時期，在我國人民的社會生活中，《國

際歌》也始終是與《國歌》并重的政治歌曲。在我國改革開放的啟動階段，《國際歌》同樣

發揮了重要作用。眾所周知，改革開放是從糾正“文革”的極“左”錯誤開始的，《國際歌》

中所蘊含的思想力量也是否定極“左”思潮的精神武器，比如，“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之于否定個人崇拜;“讓思想沖破牢籠”，之于堅持解放思想;“要為真理

而斗爭”，之于強調實踐標準;“是誰創造了人類世界，是我們勞動群眾”，之于勞動創造財

富;“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之于歷史創造主體……無不體現了歷史唯物主義

的思想光華。

1

三

《國際歌》原本是法國工人詩人、巴黎公社戰士歐仁·鮑狄埃(1816-1887)于1871年

公社失敗時創作的一首長詩，他用藝術方式對馬克思主義原理和巴黎公社歷史經驗進行了

高度概括。在其去世的第二年，法國工人作曲家皮埃爾·狄蓋特以滿腔激情為其譜曲，從此，

這首歌就越過千山萬水，唱遍全世界。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國際歌》的原名，它的法文

名字“Internationale”其實是《國際工人協會》。“國際工人協會”是以馬克思為靈魂的

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革命組織，當時簡稱“國際”(后被稱為“第一國際”)。這首歌后

來被稱為《國際歌》，大抵與此有關。中共早期領導人瞿秋白在將《國際歌》譯為中文時，

出于音樂節拍的考慮，將歌中的“Internationale”音譯為“英特納雄耐爾”，是一個重要

貢獻。瞿秋白曾對曹靖華說：“‘國際(英特納雄耐爾)’這個詞，在西歐各國文字里幾乎是

同音的，現在漢語用了音譯，不但能唱了，更重要的是唱時可以和各國的音一致，使中國

勞動人民和世界無產者得以同聲相應，收萬口同聲、情感交融的效果。”此后，不同譯本也

有將“英特納雄耐爾”譯為“國際共產主義”或“共產主義世界”的，但其作為“國際工

人協會”的本義，后來人往往不甚留意。

四

大家知道，《國際歌》是鮑狄埃用法文創作的，在其傳播過程中，曾被譯為多種文字。

翻譯其實也是創作。由于歷史、文化等等不同的因素，今天的《國際歌》，其中的用語和表

達較之原文，已經有了相當大的差異。比如，“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在法文中，“熱血”

應為“理性”;再比如，“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在法文中，“一無所有”應為“一錢不值”;

還比如，“讓思想沖破牢籠”，在法文中，“思想”應為“精神”。在翻譯過程中，這些詞匯

的改變，有的變得更加直觀，有的變得更加貼切，有的變得更加符合中文的語境。《國際歌》

在不同語文之間發生的此類改變，都在能夠理解的范疇之內。然而，《國際歌》發生的最大

2

改變，并不是不同語文的翻譯問題，而是其版本是否完整的問題，而這卻是許多歌唱者自

身都不知道的。國人熟悉的中文版的《國際歌》，有三節歌詞，這其實是照搬蘇聯的結果，

而鮑狄埃的原版作品，卻有六節歌詞。1900年12月，正在從事秘密斗爭的列寧，將《國

際歌》的第一、二、六節和副歌歌詞刊登在《火星報》上。蘇維埃革命勝利后，《國際歌》

不僅成為聯共(布)的黨歌，也曾在一個時期內作為蘇聯國歌。瞿秋白在將《國際歌》譯為

中文時，是參照俄文版、從法文版轉譯而來。作為聯共(布)黨歌和蘇聯國歌的《國際歌》，

都只有三段，分別對應于法文原文的一、二、六節。早期的中共組織，是共產國際的一個

分支，很大程度上受蘇聯影響。因此，《國際歌》也參照了俄文版的格局。瞿秋白在其譯本

說明中曾經披露過這一事實：“法文原稿，本有六節，然各國通行歌唱的只有三節，中國譯

文也暫限于此”。《國際歌》的歌詞，由六節刪減為三節，理由是什么呢?這需要從原歌詞中

找答案了。

五

被刪減了的第三、四、五段歌詞是什么內容呢? 2000年3月24日《解放軍報》“周末

文化”版刊登了《人民文學》原副總編輯、著名文學翻譯家綠原先生的文章——《譯文改

動真相》。由于《國際歌》在翻譯過程中，文本與用語都發生了很大變化，為了對照，綠原

先生用“公約數式的漢語”將鮑狄埃的法文原文翻譯如下：

(第一節)起來/全世界的受苦人/起來/饑餓的囚犯們/這是最后的爆發/理性已從火山口

發出轟鳴/把腐朽的一切掃除干凈/奴隸們/起來/起來/世界將從根本改變/我們一文不值/但

要成為全才/(第二節)沒有至高無上的救世主/沒有神仙皇帝和護民官/生產者們/我們要自

己救自己/要把公共福利實現/為了讓盜賊吐出贓物/為了把精神從牢籠解脫/要打鐵趁熱/要

煽旺我們的爐火/(第三節)國家在壓迫/法律在欺騙/賦稅把倒霉人敲榨/富人不承擔任何義

務/窮人的權利是句空話/仰人鼻息的苦惱受夠了/平等要講另外的法律/沒有義務就沒有權

3

利/它說/同樣/沒有權利也沒有義務/(第四節)那些礦山和鐵道的大王們/騎在人頭上令人心

驚/除了劫掠勞動果實/他們可曾干過別的事情/眾人創造的一切都落進了/這些家伙們堅固

的保險箱/人們宣布歸還他們的一切/只希望享有他們所應享/(第五節)大王們用夢想麻醉我

們/對自己人講和平/對暴君要作戰/要在軍隊中間鼓動罷工/朝空中揮舞槍托/把隊伍解散/

如果他們/那些吃人野獸/堅持要我們去當兵/他們很快會明白我們的子彈/屬于我們自己的

將軍/(第六節)工人們/農民們/我們是勞動者的偉大的黨/地球只屬于工農大眾/游手好閑者

快滾到一旁/我們多少血肉被吃掉/可是/如果這些大烏鴉/座山雕/有朝一日消滅干凈/太陽

將永遠照耀/(迭句)這是最后的斗爭/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納雄耐爾將是全人類。歐仁·鮑狄

埃，巴黎，1871年6月。

六

從鮑狄埃的原作來看，我們耳熟能詳、廣泛傳唱的三節歌詞，可以視為無產階級革命

的指導思想與戰斗口號，從它對于不同文化層次的群眾集會的適應性來看，這樣的剪輯是

得到廣泛認可的。而被刪減的三節歌詞可以視為無產階級革命的政治、經濟、軍事綱領。

比如，第三節反映了無產階級的政治要求，針對的是資產階級的國家、法律和賦稅;第四節

反映了無產階級的經濟要求，針對的是財富的來源和資產階級的剝削;第五節反映了無產階

級的軍事要求，針對的是資產階級的軍隊。它們之所以被刪減，除了歌詞全文太長，不適

合群眾演唱之外，是否還有其他因素呢?有人曾有這樣的擔心，這三段歌詞，如果也像一、

二、六節歌詞那樣廣泛傳播，是否會在少數工人中產生無政府主義、平均主義與和平主義

思想。這樣的顧慮，似乎與流行甚廣的三段歌詞的思想不相吻合。請看這幾段歌詞中的名

言，“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

“是誰創造了人類世界?是我們勞動群眾。”而這不僅體現了鮑狄埃這個“先進戰士”、“無

產者詩人”的思想水平，而且閃耀著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的哲學光輝。后世的詮釋者與

刪節者不及于此多矣!

4

七

《國際歌》并不為特定的政黨和國家所專有，它是屬于國際工人運動和國際工人政黨

的。這首歌在“二戰”之前，曾在各國共產黨人、社會黨人、社會民主黨人中廣泛傳唱。

《國際歌》誕生于第一國際，并曾成為第一國際、第二國際的會歌。第二國際后期分裂為

以俄國布爾什維克為代表的共產國際和歐洲社會民主黨(包括工黨、社會黨等)為代表的社

會黨國際。雖然二者的政治主張與發展道路不同，但其追求的目標都是建立社會主義制度，

而且有著共同的標志，那就是《國際歌》。經過百年變遷，追求暴力革命與科學社會主義(實

質是專制社會主義)的蘇聯模式失敗了，而主張“和平長入”與民主社會主義的北歐模式倒

是取得了相當大的發展。應當指出的是，這種失敗不是社會主義本身的失敗，而是計劃經

濟、專制政體的蘇聯模式的失敗，這種發展則是市場經濟、民主政治的發展。鄧小平曾經

指出：“社會主義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

共同富裕。”“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前者說的是經濟基礎，后者說的是上層

建筑。從鄧小平的立論可以得出理性的結論，從歐洲一些國家的社會治理可以得出實踐的

證據，從而說明，上述見解并非毫無道理。

八

《國際歌》在我國可謂命運多舛，荒唐滑稽。《國際歌》所強調的是人民群眾的主體地

位和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并從根本上否定了以神權、君權為代表的凌駕于人民之上的力

量與權力。然而，在20世紀60年代的中國，卻出現了十分荒誕的社會現象。在當時中央

人民廣播電臺的新聞節目中，在黨和國家的重大會議上，往往是開始曲或開幕式演奏《東

方紅》，結束曲或閉幕式演奏《國際歌》，前者剛剛唱完“他是人民大救星，他為人民謀幸

福”，后者就接唱“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這種極其荒唐的狀況，直到“文

革”謝幕才告結束。

5

1971年，以“九一三事件”為標志，“文革”開始由狂熱走向沒落。在這一年的八九

月間，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的毛澤東進行了一次著名的南方巡視，一路上他頻繁“吹

風”，為打倒林彪作輿論準備。他在一次談話中指出，“為《國際歌》，列寧在歐仁·鮑狄埃

逝世二十五周年時寫了一篇文章紀念他。一百年了!國際歌詞和列寧的文章，全部是馬克思

主義的立場和觀點。……那里邊講的是，奴隸們起來為真理而斗爭，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誰創造了人類世界，是我們勞動群眾。”他還說，對

《國際歌》，“不僅要唱，還要講解，還要按照去做。”毛澤東在作上述談話時，全國規模的

“早請示”“晚匯報”的類宗教儀式尚然余緒未歇，“語錄歌”“忠字舞”的狂熱依舊遺風蕩

漾，“萬壽無疆”“永遠健康”的祝福仍在甚囂塵上。群眾的狂熱、社會的畸形，是領袖制

造出來的，領袖的談話與社會的現實，竟然如此抵牾，大相徑庭。

九

三年前，我寫過一篇題為《假如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文章，文章無處發表，后

收入我的《工會組織與和諧社會》一書。文章的中心意思是，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直至改

革開放之前，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始終以“亞非拉人民大團結”相號召，以第三世

界的領頭羊自居，同時，也確實贏得了亞非拉人民的信賴與支持。改革開放以后，隨著中

國國力的上升，為實施“走出去”戰略，許多中國企業跨出國門，投資非洲、拉美和世界

各地。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角色發生了重大變化。“文革”中，中國政府譴責西方把發展

中國家當作商品傾銷市場、資本投資場所和原料供應產地。風水輪流轉，不過20年的時

間，國人在世界上竟也扮演了同樣的角色。中國政府在亞非拉人民面前不再是過去的窮哥

們，已經成了財大氣粗的投資商。

在投資國，中國的投資商與外籍雇員構成了典型的雇傭關系。在國內，投資商與國內

雇員，也同樣構成了典型的勞資關系。國外的，前些年發生在秘魯鐵礦和贊比亞銅礦針對

6

中國投資者的勞資糾紛;國內的，前兩年發生的吉林通鋼和河南林鋼事件，以及近期日資、

臺資企業中的勞資糾紛，就是明顯的例證。在經濟快速崛起的過程中，中國企業在境內外

的投資經營活動，使得中國本身似乎發生了角色變異，變成了勞資關系中的資方身份。

由于剩余價值規律的作用，作為投資者必然追求利潤的最大化，于是，在其投資和經

營過程中，員工工資低下，勞動條件惡劣，環境保護缺失，以及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不力等

情況，程度不同地發生了，而這并非全是西方媒體的挑撥與丑化。在我國這樣一個把工人

階級作為領導階級的國家里，其境外企業陷入了“工會陷阱”，境內企業陷入了勞資糾紛，

從而構成了國際工運史上罕見的勞資博弈現象。在這種情況下，一些中國的投資者似乎不

自覺地或身不由己地處于自己企業里的中外雇員的對立面。有時我在想，假如有一天，當

這些中外雇員，高喊著“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高唱著無產階級的戰歌——《國

際歌》，把中國的投資者當作資本家，要求與之進行工資待遇、勞動條件等方面的談判與斗

爭時，那該是多么大的角色倒置或歷史諷刺呀!幾天前發生的美國的最大工會組織督促奧巴

馬總統調查中國工人待遇的報道，就是最新的案例。(2010年6月17日鳳凰網)

十

據報道，在南方某地，為了保障建設“和諧社會”的大局，當地出臺了一條“新規定”，

那就是凡有打工者參加的集會和活動，一律不準播放和演奏《國際歌》。我們黨作為工人階

級的先鋒隊，曾幾何時，是帶領勞苦大眾，高唱《國際歌》，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從而取得

革命勝利的。這使我想起了毛澤東與黃炎培1945年在延安的“窯洞對”。黃炎培在對話中

談到了“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律”，并指出：“一人、一家、一團體、

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能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力。”何以如此呢?黃先生作了一些

解釋，“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

從萬死中覓取一生。繼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

7

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并且無法補救。”工人

階級的政權建立60年來，作為一個工人階級的政黨，一個以工人運動起家的政黨，何以

竟然對體現了自己政黨和階級靈魂與精神的《國際歌》害怕起來，何以對作為自己階級基

礎的工人群眾害怕起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除了執政黨內部分成員發生了角色變

異和立場變異之外，這一現象無法得到合理解釋。

在中國的沿海地區，外商投資企業和私營企業中的大批勞動者，他們的勞動報酬、勞

動條件、生存狀況，在相當程度上是不容樂觀的。不少職工工作、生活在如同資本原始積

累階段的“血汗工廠”之中。最近發生在沿海地區的職工接連墜樓和職工罷工事件已經說

明，作為社會底層的勞動者，他們不僅沒有作為國家領導階級的尊嚴，甚至沒有分享到改

革發展的成果，一些人甚至生活與生命都難以保障。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執政黨，如果不

能保障職工的生命、健康和尊嚴，如果不能正確處理資本、勞動、政府之間的社會經濟關

系，如果不能適當調整社會財富的分配格局與利益關系，勢必會影響社會的穩定乃至社會

的性質。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