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文學研究走向文化研究,是近年來文藝學研究領域的走向,而身份與認同是文化研究中的重要問題?在漢語語境里,需要對“身份”?“認同”和“同一性”幾個詞語的內涵做出明確界定?研究文化身份與文化認同問題,必須充分考慮到產生它們的不同語境,以及與各種不同語境相聯系的具體復雜的問題?身份研究和認同研究的特點決定了它們具有鮮明的社會的?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價值取向與立場?
三?文化身份與文化認同問題研究中的重要問題
在文化研究中,人們關注的重點往往會集中于不同人群在特定社會中的“社會身份”和“文化身份”?簡單地說,人們試圖在理論上追問自己在社會和文化上是“誰”(身份),以及如何和為什么要追問“誰”(尋求“認同”)的問題?就確認人們的社會身份和文化身份而言,在理論上大體有民族(nation)?族群(ethnicity)?種族(race)?階級(class)?性別(gender)?宗教(religion)?職業(profession)?語言(language)等依據或尺度?對這些問題的關注和研究,必定會涉及到特定的歷史?地理?社會?政治?經濟?國家?意識形態?殖民和殖民地?文化和亞文化?通俗藝術等復雜的領域,加之研究者自身在理論上的立場和價值取向,必定會影響到他們如何看待上述復雜的問題?
很明顯的是,當代文化研究對身份問題和認同問題的關注,往往帶有明顯的政治傾向和意識形態傾向;而政治維度和意識形態維度,確實也是文化研究意圖的一個指向,正如英國學者亞當·庫珀在《文化,差異,身份》一文中所說:“文化身份與文化政治學密不可分?”[8](P379)因此,身份問題和認同問題研究,始終都無法回避政治問題和意識形態問題?例如,女性主義和有色人種的身份問題研究,通常都與壓迫?階級?權力?解放等問題有關,具有非常明確的現實針對性和傾向性,與一般的純理論研究很不相同?
按照英國文化研究學者斯圖亞特·霍爾在《文化身份與族裔散居》一文中的看法,我們或者可以把“文化身份”界定為“一種共有的文化”,集體的“一個真正的自我”,它反映了共同的歷史經驗和共有的文化符碼,為我們提供了變幻的歷史經驗之下穩定不變和具有連續性的意義框架?[9](P209-211)按這種界定,文化研究的任務就是要揭示這種“隱藏著的”文化身份以及“隱蔽的歷史”?對“文化身份”的第二種理解更加強調“真正的現在”(與“真正的過去”相比)在塑造文化身份中的作用,認為文化身份既是一種“存在”,又是一種“變化”,它在連續性中有著差異,而在差異中又伴隨著連續性持續的存在?這種看法實際上強調的是從現實狀況出發去理解“文化身份”,而“過去”始終都是一種“想象”,它無法確保我們正確地定位“真正的現在”?
有關身份與認同的最有爭議?最重要的問題確實是:人們的社會身份或文化身份到底是固定不變的?普遍的?本質論的,還是在實際的社會歷史過程中被人為地建構起來的,并且是為了某些特定目的和利益(政治的?民族的?意識形態的利益等)而人為地建構起來的?今天,大多數有影響的文化研究者都贊同社會身份和文化身份是流動的?是在歷史和現實語境中不斷變遷的觀點?例如,薩義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中提出,歐洲小說中“想象的地理和歷史”(例如殖民探險者和小說家們講述的故事)有助于“通過把附近和遙遠地區之間的差異加以戲劇化而強化對自身的感覺”[10](P1),“它也成為殖民地人民用來確認自己的身份和自己歷史存在的方式”[10](P25)?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體》中則提出了“想象的共同體”的概念,認為“想象的共同體”構成了我們對身份?家園之想象的必要組成部分?[11](P223)克里斯蒂娃詳細研究過語言在塑造民族身份中所起的作用,認為對語言之意義的意識,必定存在著一個明確的言說主體,而言說主體又受到立場的支配,因而言說活動(意指活動)總與相伴的社會結構和社會制度及其危機有關?[12](P326-345)霍爾則認為:“……我們先不要把身份看作已經完成的?然后由新的文化實踐加以再現的事實,而應該把身份視做一種‘生產’,它永不完結,永遠處于過程之中,而且總是在內部而非在外部構成的再現?”[9](P208)可見,把身份看成是流動的?建構的和不斷形成的,重視差異?雜交?遷移和流離,挑戰和解構本質論的?普遍化的身份觀,已經成了當代文化研究的主潮?
與身份和認同研究有關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我”(“自我”,“我們”,“主體”)與“他”(“他者”,“他們”,“客體”)的關系問題?文化身份的建構,始終都與建構者(作為敘述者的“我”)和被建構者(被敘述的“他”)密切相關?在后現代的語境里,關注“我”與“他”的問題,通常都是在一種二元對立的框架中去展開討論的,如男人與女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黑人與白人,等等?因此,身份與認同問題往往成為后殖民主義?女性主義理論關注的核心問題?一些后現代的文化研究者通過追溯“我”與“他”的關系,實際上是試圖通過文化研究來進行社會批判?政治批判和意識形態批判,并通過批判去顛覆和解構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某些既定的理論?陳規與偏見?例如,薩義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里提出了一種類似于音樂中的“對位法”的“對位研究”的方式,認為“在一種重要的意義上,我們正在討論的文化屬性之構成不是由于它的本質特性……而是要把它作為一個有對位形式的整體?因為,沒有對立面和負面的屬性是不能存在的:就像野蠻人之于希臘人;非洲人?東方人之于歐洲人,等等?反之亦然?”[3](P69)薩義德非常強調把這種對位性的二元關系作為研究的“大框架體系”,必須在其中去考察殖民與被殖民?“我”與“他”的相互建構?相互塑造的關系?霍米·芭芭在研究“他者”問題時提出,“在他性的意識形態建構中,殖民話語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它對‘固定性’概念的依賴?”[13](P319)“為了理解殖民權力的生產力,必須建構起它的‘真理’王國,而不是使它的表現服從于一種規范化的判斷?只有這樣,才可能理解殖民
話語客體‘生產性的’矛盾心理,即‘他性’:既是一種欲望的客體,又是一種被貶低的客體,是在對起源和身份的幻想限度內對差異的一種表達?”[13](P320)可見,強調二元而非一元,強調形成而非本質,強調變化著的參照系而非固定不變的陳規,已經成了當今身份與認同問題研究的主導趨勢?在這些社會的?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批判之中,經常成為其討論的核心問題的是“權力”與“話語”之間的復雜關系,或者說,這類批判始終是圍繞著“權力”與“話語”這樣一個中心展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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