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主流電影的概念最先是由馬寧提出的。他認為“新主流電影并非指一種非常嚴密的理論體系或是固定的概念，而是中國電影在面臨好萊塢巨大挑戰的背景之下，一群青年導演群體力圖想要改變這種局面的一種美好愿景。”同時他也認為，在國產影片制作成本與票房回報嚴重失衡的矛盾下，應該提倡小成本影片的創作，150—300萬的小成本影片應當成為當時新主流的一個主要模式。這在當時確實激發了一大批青年導演的創作熱情，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寧浩導演的《瘋狂的石頭》，制作成本僅350萬，票房高達2350萬。但這種理論在現在看來無疑限制了新主流電影在技術以及視覺效果等方面的創作。
王乃華于2007年在《新主流電影：縫合機制與意識言說》一文中就對新主流電影作了新的解釋。他認為“新主流電影不僅應當輸出正確的主流意識形態和積極的價值觀念，而且要符合大眾的心理訴求，在電影市場上也應該具有主導地位和巨大的影響力。”由此，中國電影開始了一個新主流電影的創作熱潮。2007年的《集結號》從個體生命意識出發，表現大時代背景下戰爭給人造成的心理創傷，將鏡頭從大環境轉移到人物自身，使觀眾更容易對片中人物產生一種心理認同機制。這部電影也開創了中國“新主流大片”時代。
進入新時代，在全球化不斷加強的背景之下，新主流電影的創作也出現了與以往不同的特征。目前，《戰狼2》仍雄踞中國內地電影票房榜的冠軍，這也將新主流電影的創作推向了一個高潮。2019年國慶檔的幾部影片更是激發了全民族的愛國情懷。據此，筆者認為，新時代的新主流電影應當是融合商業和藝術元素，將主流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用平民視角展現出來的中國故事，同時又在歷史敘事與平民史觀中達到一種平衡。其概念的變化也必然影響著創作特征的不斷創新，在價值觀念、影像文化、類型融合、人物塑造等方面都體現出新主流電影的突破與創新。
一、小人物與大時代的碰撞
“在傳統的主旋律影片中，創作者們總是注重對重大歷史事件以及杰出偉人的描述與刻畫，往往帶有浪漫主義色彩，這種創作傾向一直可以追溯到‘左翼電影’，以及‘十七年電影’中革命歷史題材電影。”這些電影在當時主要起宣傳抗戰、教化民眾和啟發民智的作用，尤其是革命歷史題材影片，往往給人一種假、大、空的感覺，再加上時代背景的巨大跨越，觀眾很難在情感上對角色產生認同，從而也就無法共情。
《我和我的祖國》是獻禮新中國成立70周年的影片，七位導演分別取材這七十年中比較
重要的七個時間節點，以短片的形式呈現出來。雖然都展現了重大歷史事件的全貌，但這七個小短片都將鏡頭對準普通人，這些“無名英雄”在電影中共同見證并且參與了新中國的成長與建設，小人物與大環境和大事件在無形中構成了一種戲劇張力。“這更體現了影片的主題——我們每個人都是歷史的參與者和見證者，影片以‘我’為敘事主體。”突出了個體的重要性，受眾更容易以自己的視點參與其中，產生一種代入感。
《前夜》將一位普通設計員林治遠拉入觀眾的視線，正是因為他身上的各種特質才展現了一個立體的、具象的個體。他固執、膽小，但同時具有極強的責任心，為了保證開國大典的順利舉行，他必須要將新的阻斷器換上旗桿，在家國情懷面前，他克服了自己恐高的癥狀，爬上35米的旗桿，確保了國旗的順利升起。《奪冠》中的小學生冬冬，在沒能見到小美后也會奔向父親的懷中痛哭。《北京你好》中的“的哥”在拿到奧運會門票后會四處炫耀，他身上帶有一種老北京“痞”氣，同時也是一位不善于表達愛的父親，在聽到汶川男孩的經歷后，他舍棄了那唯一一張即將送給兒子的門票……正是這些可愛的普通人將大眾置身于那個具體的歷史場景中，仿佛我們正在親歷某個偉大的時刻，這種宏大背景和個體生命之間的碰撞，通過每一個小“我”去感受時代發展的脈搏，本土化的故事實踐于具有平民代表性的歷史人物縫合了個人在歷史中的家國情懷，展現出一種全民性的集體記憶與民族
情感。
二、類型化的多維度探索
在重工業電影美學發展的背景下，類型化是一個必然趨勢，也是衡量一個國家電影市場是否成熟的重要標志。我們要發展的是獨屬于中國的，立足于本民族歷史文化語境的中國特色類型電影。而主旋律電影正是符合這一要求的中國類型片。但在早期，主旋律影片中并沒有特定的類型元素，直到《建國大業》和《建黨偉業》的出現，“全明星+商業大片+宏大敘事+主流意識形態”的模式才應運而生。再到2017年的《戰狼2》，又將新主流電影的類型模式拓展了一個新的維度。在敘事策略上遵循了好萊塢類型電影的創作模式，但這種類型化創作很顯然是突破了好萊塢類型化的界限，體現為一種雜糅，同時影片中也展現了高科技下的奇觀化場景、超級英雄式的人物塑造、中國元素的呈現等。這種“超級英雄”真正意義上是一種“平民英雄”。
以《戰狼2》《紅海行動》等為代表的新主流電影的類型化創作已經體現為一種包容和融合。警匪片、愛情片、災難片、驚險片、武俠片等各種類型片的元素都可以在新主流電影中得到體現。《戰狼2》就將驚險片、災難片、武俠片等類型中的元素進行了融合，又將
個體的愛情、親情、友情置于大的戰爭圖景中，力圖在個體生命與大環境的碰撞中產生戲劇沖突和情感張力。《紅海行動》則將反恐、戰爭、災難等元素相交織，與《戰狼2》不同的是，蛟龍突擊隊在面臨危險的時候，并沒有像冷鋒那樣化險為夷，而是死傷慘重，他們當中的每個人都有各自的弱點，這些人在執行軍事任務的同時更能讓觀眾感受到一種真實感。這種集體的英雄主義則正是基于本民族獨特的時代背景的，而這些“中國符號”正是我們“特色”之所在，并且這類影片中的奇觀化場景也成為其類型化的一個重要標志。由此可見，新主流電影一直在進行著各種類型化的探索，而從這幾部影片看來，這種嘗試是成功的，得到了市場和大眾的共同認可。
三、英雄的“人化”傾向
在以往的主旋律里面，英雄人物總是被塑造成“高、大、全”的形象，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和宣教色彩，然而這種設置會給觀眾一種“假、大、空”的感覺，人物往往生硬又死板，只體現他所作出的攻擊和貢獻，沒有深入到人物內心挖掘他性格的深層次內涵，從而也無法使觀眾得到共鳴。新主流電影在新時代背景下對于英雄人物的刻畫更加趨于合理化，在展現他們偉大功績的同時，將一些頑固、活潑、可愛等性格特點用細節展現出來，刻畫出的是有血有肉的具象個體。
“《戰狼2》中的冷鋒是一個超級英雄式的人物形象，但導演并沒有將他設置為一個被‘神化’了的英雄，而是在影片剛開場就將他性格急躁的缺點暴露給觀眾。”在后面的劇情中，他克服重重困難完成了英雄的使命，這樣一種轉變更能使觀眾采取一種自我認同的視點去看待這個人物。這種前后轉變給觀眾所帶來的期待視野和滿足感早在《辛德勒的名單》和《科里亞》等電影中就已經成熟運用。導演在刻畫英雄人物形象的時候首先就已經將他拉下“神壇”，消除了與觀眾之間的距離感，就使這個形象更加立體化和生活化。
《紅海行動》體現了集體英雄主義的精神內核。這個集體濃縮于蛟龍突擊隊，他們每個人身上都有屬于自己的性格符號。作為隊長的楊銳沉著冷靜、勇猛果敢，顧順冷漠高傲，莊羽因為戰場上的殘酷和血腥而產生了自我懷疑……每一個獨特的個體又組成了一個群體，在執行軍事任務的時候它們并非戰無不勝，甚至會退縮，但在國家利益和民族幸福面前，他們最終都選擇了繼續戰斗。支撐他們的是內心的信念和對祖國的愛，而這種在個人生死和家國利益之間的沖突，都體現了現實主義的處理方式，正是這些不確定性才刻畫出了一個個鮮活的人物形象。
在以往的主旋律影片中，英雄們總是強調國家利益高于一切，進而壓抑自己的私人情感。
在《紅色娘子軍》中，“吳瓊花與洪常青在相處的過程中產生了愛情，而且在原作劇本中，這條愛情線是作為整個故事的主體參與到敘事中的。”但是由于當時的時代背景，導演在實際拍攝中弱化了這條線索，到最后慢慢轉化為戰友情。他們之間的愛情是殘酷戰爭時代背景下的產物，要符合當時的政治需求，所以在當時，人物的行為動機只有一個——為革命事業奉獻自己的一生。
隨著觀眾審美能力的不斷提高，新主流電影中的英雄人物形象必須符合觀眾的審美趣味，最重要的就是真實性。《湄公河行動》中的方新武就是因為女友的死才備受打擊，是他后面一系列行為的支點和推動力，包括他后面殺死邢登也是出于個人情感的支配。這種設置在中國影史上是一個突破。《中國機長》中的劉傳建作為所有人的英雄，他也受到了親情和愛情的支配。在影片中，是女兒給了他堅定的信念和力量，強化了英雄人物的個人情感。人物內心的矛盾沖突在近年來的新主流影片中都不斷得到了強化，這些鮮活的人物形象往往更容易得到觀眾的認同和理解。
近些年來新主流電影中的英雄人物形象在一次次實踐中得到了創新，他們的“人化”特征越來越明顯。這類英雄都摒棄了以前英雄的刻板和僵硬，增加了一些個人化的情感表征。
在個人和集體的沖突中引發了一系列關于道德問題的思考，觀眾也因此獲得了情感上的共情。
四、新主流電影的發展方向
（一）加強電影的“系列化”
美國好萊塢的電影已經有很成熟的系列化制作與生產模式，這體現了一個國家電影工業的強大。今年四月上映的《復仇者聯盟4：終局之戰》位于內地票房榜總榜第四，復聯這個系列已經很成功地打入了中國內地市場，包括此前的《速度與激情》系列、《變形金剛》系列、《碟中諜》系列等都在中國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地觀影熱潮。而中國新主流影片也很少有“系列化”的創作傾向，雖然“戰狼”系列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我們顯然離工業化的生產模式還有很大的距離。
系列電影很容易在電影市場拔得頭籌。但國產新主流影片在進行系列化探索時，往往都只是拍完兩三部就草草了事。新主流影片在創作過程中應該要堅持系列化的發展方向，但首先影片的意識形態要植根于本民族的歷史文化心理，講好中國故事，在此基礎上將系列
延續下去。“近年來的幾部新主流影片除了主題高調、故事好看之外，其國際視野、凜然正氣和愛國精神，對廣大觀眾也是一次靈魂的洗禮。”好萊塢的類型片詮釋了“美國夢”的價值內涵，而作為一種新的類型的新主流電影首先就應該構建新時代全民族的集體想象，與觀眾形成良好的互動模式，這樣更有利于將新主流電影打造成一個中國類型電影。
（二）注重現實主義的回歸
在“一帶一路”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想下，新主流電影應該聚焦現實生活，反映與人民大眾生活息息相關的事情，注重題材的多樣化選擇。《戰狼2》和《紅海行動》雖然刻畫了令人信服的平民英雄形象，可是在選材方面卻是遠離大多數群眾的。《當幸福來敲門》就將鏡頭聚焦在小人物身上，反映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并在人物與環境的斗爭中展開戲劇沖突，不僅簡述了小人物的夢想，也蘊含了“美國夢”的價值內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