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漢族與日本和韓國人BMI值的比較

2024年2月20日發(作者：曲盡其妙)

中國漢族與日本和韓國人BMI值的比較

鄭連斌;宇克莉;李詠蘭;席煥久;包金萍;張興華

【摘 要】采用分層隨機抽樣方法,于2009-2013年在中國36個地區測量了16

501例鄉村漢族成人的身高和體質量,涵蓋北方、中部、南方漢族共11個漢語方言族群,由此計算BMI值,并且將其與日本人和韓國人的BMI值進行比較.同日本人相比,中國吳語族群、閩語族群、客家人的BMI值與日本人較為接近,中國其他8個族群與日本人存在較大差異.同韓國人相比,中國西北方言族群、西南方言族群、江淮方言族群的BMI值與韓國人接近,其他8個族群的BMI值與韓國人存在差異.在存有差異的族群中,中國北方漢族的BMI值通常大于或接近日本人和韓國人,南方漢族的BMI值則多數低于日本人和韓國人的數值.

【期刊名稱】《吉首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

【年(卷),期】2017(038)004

【總頁數】6頁(P63-67,77)

【關鍵詞】身體質量指數;中國人;日本人;韓國人

【作 者】鄭連斌;宇克莉;李詠蘭;席煥久;包金萍;張興華

【作者單位】天津師范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天津 300387;天津師范大學天津市動植物抗性重點實驗室,天津 300387;天津師范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天津 300387;天津師范大學天津市動植物抗性重點實驗室,天津 300387;內蒙古師范大學 生命科學與技術學院,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遼寧醫學院生物人類學研究所,遼寧 錦州 121001;天津師范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天津 300387;天津師范大學天津市動植物抗性重點實

驗室,天津 300387;天津師范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天津 300387;天津師范大學天津市動植物抗性重點實驗室,天津 300387

【正文語種】中 文

【中圖分類】Q984

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人類營養狀況得到了極大地改善，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營養過剩造成的肥胖已成為威脅人類健康的重大問題[1-3].肥胖能夠引起多種疾病，如Ⅱ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高血壓、癌癥等[4-5].因此，有必要對個人和人群的體內脂肪做出正確評價[6].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BMI)是目前國際上常用的判斷成人全身性肥胖的指標.隨著BMI值的增加，肥胖相關疾病的危險性也增加.世界衛生組織以BMI值為分類標準[7]來判斷西方人群的超重和肥胖：BMI值在25.0～<30之間為超重，BMI值≥30為肥胖.學術界目前采用的適宜中國成人的標準[8]是：BMI值<18.5為體質量過低，BMI值在18.5～<24.0為體質量正常，BMI值在24.0～<28.0之間為超重，BMI值≥28.0為肥胖.

根據2010年11月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中國總人口約13.71億，其中92%為漢族.漢族的體質特征基本代表了中國人的體質特征.漢族存在不同的漢語方言族群.按照方言可將漢族分為北方方言、西北方言、西南方言、江淮方言、吳語、贛語、客家人、閩語、粵語和湘語共10個族群.北方方言族群可再分為北方方言東北族群和北方方言華北族群.北方方言族群、西北方言族群、西南方言族群、江淮方言族群同屬于北方話族群.不同的漢族方言族群由于遺傳、環境、飲食習慣等的差異，有可能形成不同的體質特征.S H Xu等[9]發現漢族人群的遺傳結構非常復雜，可分為北方漢族(相當于華北方言族群、東北方言族群、西北方言族群)、中部漢族(相當于江淮方言漢族和吳語族群)和南方漢族(相當于另外6個南方方言族群).在人種學上，中國漢族、日本人、韓國人同屬于蒙古人種東亞類型[10].Y M Hur等[11]

在日本長野縣上田市和韓國南方忠清道大田采集了日本人和韓國人的體質數據值.C

Choi等[12]研究發現韓國人的頭面部類型可分為北方類型(長臉和高鼻，薄唇)和南部類型(圓臉，高和寬鼻子，厚嘴唇)以及中間類型，大田位于韓國中部，大田人屬于中間類型.根據M Kohama[13]的研究，日本人群可分為操東北日語的人群和操畿內日語的人群，長野地區上田市位于畿內和東北地區的中間.

目前，關于中國漢族與日本人、韓國人身高和體質量比較的研究已有報道[14].由于Y M Hur等的樣本測量時間(2004—2005年)與本研究時間接近，具有很好的可比性，本研究擬通過中國人與日本人、韓國人BMI值的比較，分析東亞類型族群BMI值的現狀，探討蒙古人種東亞類型族群之間BMI值的相同點和差異，并分析中國人與日本人、韓國人BMI差異產生的原因.

1.1 研究對象

2009—2013年在中國22個省(自治區)測量了36個地區漢族鄉村成人16 502例(男性8 175例，女性8 327例)的身高、體質量值，采樣點均為漢語各方言區中最具有族群代表性的地點.

調查人群年齡在20～75歲，分為20～>30、30～<40、40～<50、50～<60、≥60～≤75歲共5個年齡組，各個年齡組樣本量基本一致.

1.2 研究方法和質量控制

測量嚴格按照文獻[15-16]所規定的方法進行.被調查者均為世居當地3代以上的健康漢族人，調查采用分層隨機抽樣方法，遵循知情同意原則.測量前對測量儀器進行校正，要求被測者頭部以眼耳平面定位，呈標準立姿.使用江西宜春青云譜計量儀器廠生產的人體測高儀測量身高(精確到1 mm)，使用經過校準的電子體重計測量體質量(精確到0.1 kg).

1.3 數據統計

調查數據采用Excel 2003、SPSS17.0軟件統計處理.BMI計算公式為：BMI值=

體質量/身高2(單位為kg/m2).對中國漢族的BMI均數(合計)與日本人、韓國人的BMI均數進行u檢驗，當P<0.05時，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1 中國漢族各方言族群的BMI值

中國漢族各方言族群的測量地區和樣本量如表1所示，中國人、日本人、韓國人的BMI均數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中國11個男性漢族族群中，20～39歲組BMI值在21.6～24.1 kg/m2之間，40～59歲組的BMI值在22.4～24.6 kg/m2之間，60～75歲組BMI值在21.1～23.8 kg/m2之間.11個族群中除粵語族群外，其余10個族群的BMI最大值均出現在40～59歲組，粵語族群40～59歲組的BMI值與20～39歲組的數值相等，均高于20～39歲組.北方漢語族群的BMI總體上高于南方族群.

中國女性11個族群中，20～39歲組的BMI值在20.4～22.9 kg/m2之間，40～59歲組的BMI值在22.8～25.4 kg/m2之間，60～75歲組的BMI值在21.3～25.3 kg/m2之間.西北方言族群、西南方言族群、江淮方言族群和吳語族群中，60～75歲組的BMI值最大，其次是40～59歲組.其余7個女性族群中，40～59歲組的BMI值最大.與男性族群相同，北方女性族群的BMI值總體上也高于南方族群.

2.2 中國人與日本人BMI值的比較

中國11個漢族族群的BMI值與日本人、韓國人的比較結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以看出，男性20～39歲組中，中國吳語族群、閩語族群、客家人的BMI值與日本人的BMI值接近(P>0.05)，其余族群的BMI值均大于日本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40～59歲組中，男性粵語族群的BMI值小于日本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其余10個族群的數值與日本人接近(P>0.05).60～75歲組中，除贛語族群和粵語族群的BMI值小于日本人外

(P<0.05)，其余9個族群與日本人接近(P>0.05).

女性20～39歲組中，東北方言族群、華北方言族群、西北方言族群、西南方言族群、江淮方言族群、贛語族群、湘語族群的BMI值均大于日本人(P<0.05)，其余4個南方族群的BMI值接近日本人(P>0.05).40～59歲組中，11個中國族群的BMI值均顯著大于日本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60～75歲組中，華北方言族群的BMI值大于日本人，粵語族群的BMI值小于日本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其余9個族群的BMI值與日本人接近(P>0.05).

2.3 中國人與韓國人BMI值的比較

由表2和表3可以看出，男性20～39歲組中，除中國北方方言東北族群的BMI值大于韓國人(P<0.05)、 閩語族群和客家人的BMI值小于韓國人 (P<0.05)外，其余8個族群的BMI值與韓國人接近(P>0.05).40～59歲組中，除粵語族群的BMI值小于韓國人外(P<0.01)，其余10個族群與韓國人接近(P>0.05).60～75歲組中，除贛語族群、粵語族群的BMI值小于韓國人外(P<0.01)，其余9個族群的BMI值與韓國人接近(P>0.05).

女性20～39歲組中，東北方言族群的BMI值大于韓國人(P<0.01)，閩語族群、客家人、粵語族群的BMI值小于韓國人(P<0.05)，其余7個族群與韓國人接近.40～59歲組中，華北方言族群的BMI值大于韓國人(P<0.05)，閩語族群和粵語族群小于韓國人(P<0.05)，其余8個族群的BMI值與韓國人接近(P>0.05).60～75歲組中，東北方言族群、華北方言族群、西北方言族群、西南方言族群、江淮方言族群的BMI值與韓國人接近(P>0.05)，其余6個族群的BMI值小于韓國人(P<0.05).

3.1 中國漢族與日本人、韓國人BMI的綜合比較

BMI值主要反映了相對于身高的體質量的發育水平.中國漢族族群同日本人相比較，中國男性20～39歲組中，多數族群的BMI值大于日本人；40～59歲組、60～

75歲組中多數族群的BMI值與日本人接近.中國女性20～39歲組中，7個族群的BMI均數大于日本人，4個族群的BMI值接近日本人；女性的40～59歲組中，11個中國族群的BMI值均大于日本人；女性60～75歲組中，多數族群的BMI值與日本人接近.總的來看，中國年輕人的BMI值大于日本人，中年人和老年人的BMI值大于或接近于日本人.中國與日本女性的差異較大，男性的差異較小.中國吳語族群、閩語族群、客家人的BMI值與日本人較為接近，中國其他8個族群與日本人存在差異，北方漢族族群的BMI值往往高于日本人，南方漢族族群的BMI值則低于日本人的數值.

中國漢族族群同韓國人相比，中國男性的華北方言族群、西北方言族群、西南方言族群、江淮方言族群、吳語族群、湘語族群的BMI值與韓國人接近，其他5個族群的BMI值與韓國人存在差異.中國女性西北方言族群、西南方言族群、江淮方言族群的BMI值與韓國女性接近，其他8個族群的BMI值與韓國女性存在差異.綜合男性和女性資料，可以認為中國西北方言族群、西南方言族群、江淮方言族群的BMI值與韓國人接近，其他8個族群的BMI值與韓國人存在差異，北方漢族族群的BMI值常常高于韓國人，南方漢族族群的BMI值則多數低于韓國人的數值.

3.2 東亞類型族群體部特征的多樣性

在人種學上，中國漢族、日本人、韓國人同屬于蒙古人種東亞類型族群.中國漢族是古代炎黃、東夷族群融合了苗蠻、百越和戎狄，于漢代形成的穩定共同體[17].自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明清時期時漢族繼續遷入中國西北地區，與當地少數民族族群互相融合、發展，逐漸形成西北方言族群.華北、中原地區是漢族最重要的聚居區之一.歷史上，華北、中原漢族有過兩次大規模的南遷，而北方少數民族連續不斷內遷，逐漸形成華北方言族群.從清中期以后，河北、山東漢族大量移民東北，最終形成了現代的東北漢族.南方各個漢族方言族群的形成是南遷的北方漢族或多或少與當地土著居民融合的結果.明朝初年大規模“移民屯田”之后，確立

了沿襲至今的滇黔漢族與眾多少數民族族群共存并立、交錯雜居的局面.四川人主要是清初的湖廣填四川移民的后代.江淮自古是一個具有特殊地位的區域，是中原漢族向吳越地區遷徙的必經之地.傳統的吳越先民(百越人)與華夏先民在不斷交往、融合中逐漸形成吳語族群.秦始皇時期50萬大軍南征百越，是漢族遷入華南之始.兩漢、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時期，中原漢族曾4次大量遷入華南，最終形成了粵語族群.秦漢時期，福建還是土著族群閩越人聚居的地方，漢武帝時閩越國覆滅，漢族開始入閩.孫吳時期、兩晉、南朝、唐末五代出現過4次漢族入閩高潮.中原漢族與當地土著人群(如閩越、山越等)長期融合過程中形成了今天的漢族閩語族群.北宋亡時，金人南侵，長江流域的客家先民舉族眾南遷，客家人形成于明中葉以后.湖南、江西既是古代中原漢族南遷的目的地，也是南下兩廣、福建的必經之地.南遷的漢族與當地少數民族的融合形成了今天的湘語族群和贛語族群.大量江西人的入湘以及周邊土家、苗、侗族的融入也促進了湘語族群的形成.

朱泓[18]認為，南方和北方漢族在體質特征和遺傳基因方面存在差異，主要是由于南方漢族在長期歷史形成過程中，不斷吸收、融合了更多的古代南方少數民族的血緣成分，但二者作為漢族群體遺傳基因的主流是一致的，他們的主要種系成分都是蒙古人種東亞類型.羅金斯基等[19]也認為，中國人按人種類型劃分應屬于蒙古人種東亞類型.

本項研究發現，在蒙古人種東亞類型族群中，中國人與日本人、韓國人的BMI值存在一定的差異.這與遺傳基因、地理環境、飲食成分、勞作強度等都有密切關系，遺傳因素對體質特征的形成起主要作用.H Suzuki[20]研究認為，港川人可以看作為柳江人的“堂兄弟”.18 000年前，通過當時在亞洲大陸與沖繩和日本本土之間存在的陸橋，原蒙古人種主干之一的華南支一支遷移到沖繩，另一支遷移到日本本土西部，港川人、牛川人、三日人和浜北人等可能就是從華南遷來的移民或者移民后代.王令紅[21]研究發現，日本舊石器時代的港川人、繩文時代和現代人與大約

同時期的中國華南居民有最接近的親緣關系；從繩文時代到現代日本人的時代變化具有與華南居民(以及華北居民)相同的趨勢.中國目前一些南方族群(吳語族群、閩語族群、客家人)的BMI值與日本人較為接近，也支持中國南方一些族群與日本人存在親緣關系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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