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學忠（國民黨抗日愛國將領）

于學忠（國民黨抗日愛國將領）

于學忠 （國民黨抗日愛國將領） 次瀏覽 | 2022.09.17 15:15:32 更新 來源 ：互聯網 精選百科 本文由作者推薦 于學忠國民黨抗日愛國將領

于學忠（1890年-1964年），字孝侯，山東蓬萊人，抗日愛國將領，陸軍二級上將。

東北軍著名將領，為張學良之左膀右臂。抗戰中參加淞滬會戰、臺兒莊會戰、武漢保衛戰等，立下赫赫功勛。

本名

于學忠

別名

孝侯

所處時代

民國

民族族群

漢

出生地

山東蓬萊縣

國籍

中國

籍貫

蓬萊市于家莊村

性別

男

職業

抗日愛國將領

畢業院校

黃縣崇實中學；北洋武衛左軍（即毅軍）速成隨營學堂步兵科

政黨

國民黨

人物生平

于學忠將軍祖籍山東蓬萊，出生于1890年。少時就讀于黃縣崇實中學。后隨父親在軍營中生活（父親于文孚是淮軍宋慶部下）。

1904年以第一名的成績（徐永昌第二名）畢業于北洋武衛左軍（即毅軍）速成隨營學堂步兵科。

1908年考入通州速成隨營學堂步兵科，

1911年又以第一名成績畢業。在毅軍中歷任排長、連長，

1912年隨毅軍進駐熱河，1914年任林西鎮守使署副官長，是年6月授中校銜。

1917年調任直系吳佩孚部陸軍第十八混成旅炮兵營長（旅長趙榮華系于學忠表兄），駐襄陽（起初，林西鎮守使米振標不同意放行，后經毅軍統帥姜桂題出面，他才于1918年8月正式上任）。

1920年夏，直皖戰爭爆發，于隨趙榮華參加對皖系長江上游總司令吳光新的作戰。1921年秋，川軍熊克武、劉湘號稱援鄂，大舉向湖北進攻。當時盧金山、趙榮華準備棄守宜昌，但于學忠建議固守，后得到吳佩孚的支持，守軍最終擊退了川軍。自此，他為吳佩孚所賞識。宜昌之戰結束后，他升任第十八混成旅步兵第二團團長。

1922年7月，四川爆發擁護孫中山的熊克武與擁護曹錕的楊森、劉湘兩軍之戰。年底，他受命參加了援川之役。

1923年9月，他被授予陸軍少將銜。這年冬，趙榮華因指揮不力，吳佩孚遂令于學忠接任第十八混成旅旅長。

1925年10月，第十八混成旅擴編為十四省聯軍第二十六師，他任師長（司令部設于施南）1926年夏，國民革命軍北伐，他被吳佩孚任命為長江上游副司令。

1926年冬，他升任聯軍第九軍軍長兼荊襄邊防總司令。

1927年6月，在北伐軍打擊下，所部已不服從其命令的情況下，于下野返回蓬萊故里，所部被馮玉祥收編。后轉投奉系張作霖，歷任鎮威軍第二十軍軍長、東北邊防公署軍事參議官、灤州警備司令。

1928年后歷任東北軍第一軍軍長、天津衛戍司令、河北省政府主席兼國民革命軍第51軍軍長、甘肅省政府主席、江蘇綏靖主任。"九一八事變"后，主張抗日，參與“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采取與共產黨合作的立場。抗日戰爭時期，曾參加津浦路南段戰役、臺兒莊戰役和武漢會戰，并多次與八路軍合作抗日。歷任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副總司令、總司令，魯蘇游擊戰區總司令，山東省政府主席，國民黨軍事參議院副院長。建國后，曾任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國防委員會委員、河北省人民委員會委員、河北省體委主任等職。

軍旅生涯

1908年（宣統元年）考入通州速成隨營學堂步兵科。

1911年以第1名的成績畢業于北洋武衛左軍（即毅軍）速成隨營學堂步兵科。歷任排長、連長，1914年任熱河林西鎮守使署中校副官長。

1917年調任直系吳佩孚部北洋陸軍第18混成旅炮兵營長。

1921年秋川鄂戰起，川軍大舉進攻湖北，駐湖北的第18旅參戰失利。適兩湖巡閱使吳佩孚親臨督戰，于學忠往見吳佩孚，面陳戰策，被采納，經過5晝夜激戰，大獲全勝，得吳佩孚賞識，提任步兵第2團團長，很快升任18混成旅旅長。

1925年10月升任14省聯軍第26師師長。

1926年任長江上游警備副司令，1926年冬任第9軍軍長兼荊襄警備區邊防總司令等職。

1926年，北伐軍攻克武昌，吳佩孚主力被殲，他于1927年6月離開部隊返回蓬萊故里。后轉投奉系張作霖，歷任鎮威軍第4方面軍團第20軍軍長，后晉升陸軍中將。

1928年，任東北軍第1軍軍長、東北保安司令長官公署軍事參議員、臨綏駐軍司令。

1930年9月，受命率領東北軍第1軍隨張學良從沈陽出發，入關進駐北平，被南京政府任命為平津衛戍司令。[1]

抗戰期間

1931年任第1集團軍總司令。“九一八事變”后，他積極主張抗日。

1932年8月改任河北省主席兼北平軍分會委員。

1933年4月任華北軍第1軍團總指揮兼陸軍第51軍軍長，1933年6月移師天津兼任天津市市長。張下野出國后，他手握重兵常與日軍針鋒相對。日本侵略軍以于學忠為其侵略華北的障礙，多方利誘、威脅，甚至使出暗殺手段，于學忠皆不為所動。

1935年4月晉升陸軍二級上將。

1935年6月后調任陜甘邊區“剿匪”總司令，1935年11月任甘肅省主席，當選為中國國民黨第5屆中央執行委員。

1935年冬任西北“剿匪”第2路軍總司令。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時，他支持張學良“兵諫”，擁護團結抗日，參與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采取與共產黨合作抗日的立場，并積極配合張的一切行動。

1937年“七七”?事變后，任第3集團軍副總司令，奉命率部守衛山東海防。次年1月，任第3集團軍總司令，率部先后參加津浦路南段戰役、淮河戰役、臺兒莊戰役及武漢會戰（武漢保衛戰），屢立戰功，給日軍以沉重打擊。

1939年，任魯蘇游擊戰區總司令，指揮第51軍、57軍在蘇魯交界處與八路軍合作抗戰。次年，兼任山東省政府主席、魯南游擊總指揮。

1944年3月，調任國民政府軍事參議院副院長?。

1945年5月，當選為中國國民黨第6屆中央執行委員。解放戰爭期間，任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委員。

1949年初，蔣介石脅迫其前去臺灣，于學忠不從，隱居四川鄉村。

與日斗爭

1933年蔣介石以將開始抗日為名，把東北軍所有的旅，均改編為師。于學忠充當51軍軍長。該軍轄113師、114師、118師3個師，駐扎天津、塘沽、大沽、馬廠、楊柳青一帶。在大沽構筑工事，防止日軍在塘沽登陸。

日軍侵占東北三省后，1933年1月侵占山海關，繼而入侵熱河及長城各口，雖遇我軍抵抗，但熱河終于淪于日軍魔掌。而蔣介石仍繼續執行其“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并說:“侈談抗日者殺無赦。”同年5月國民黨政府與日本簽訂《塘沽協定》，把綏東、察北、冀東劃為日軍可以自由出入的地區。《塘沽協定》后，蔣介石派黃郛在北平組織行政院北平政務委員會，并任委員長。于學忠兼任委員，5月，又兼任天津市市長。黃郛聽從日本的擺布，在“非戰區”內劃出冀東特別區，以漢奸殷汝耕為該區專員。黃郛令河北省主席于學忠組織兩個警察縱隊，駐扎“非戰區”內。

于學忠在51軍中抽調干部，購買槍械，委任張慶余為冀東特警第1縱隊長、張硯田為特警第2縱隊長(每縱隊轄兩個大隊，每大隊約等于1個團的兵力)，到“非戰區”駐扎，歸殷汝耕指揮。這兩個縱隊后又改編為冀東保安隊，1937年7月28日冀東保安隊在通縣殺死日軍甚多，并抓獲殷汝耕，擬匯合第29軍進行抗日，這時第29軍已撤出北平，保安隊在西撤途中被日軍沖散，大部分官兵回到51軍加入抗日行列。

1934年，日本帝國主義為了配合軍事行動，在天津以日租界為根據地用各種手段擾亂我軍后方。利用失意政客如白堅武、郝鵬等收買漢奸、流氓，組織“便衣隊”.經常由日租界出動，擾亂津市治安，當被我保安隊擊潰后，日特務機關長土肥原和日本駐屯軍武官柴山親自出面會見河北省主席于學忠，妄想游說使于學忠與漢奸齊燮元等搞所謂“華北獨立”，均被于學忠嚴詞拒絕。日本特務機關又唆使日軍士兵騎著馬在中國界內橫沖直闖，肆意侮辱行人，在河北省政府(現金鋼橋花園)大門口小便，甚至搶奪崗哨的槍，進行挑釁，制造事端。于學忠再三向日租界駐軍提出抗議，日軍不但毫無收斂，反而更加猖狂。日特利用日租界的漢奸收買51軍被撤職的團長曲子才及其同伙，窺視于學忠活動時間，幾次陰謀刺殺于學忠。如買通于的廚師在飯菜里下毒藥；買通于的副官欲在臥室內槍殺于學忠；派刺客在于外出途中行刺等等。這些陰謀活動，均被于學忠預加偵知和防范。未能得逞。

1935年春季，于學忠忍無可忍，他警告天津日本駐屯軍:“如果日軍不停止挑釁及陰謀刺殺等一切險惡行動，即向日租界開炮！”此后，日軍在天津挑釁行為雖有所收斂，但日本向北平軍分會及蔣介石要求撤換于學忠的軍政職務。當時何應欽即在北平，向于學忠通電話，請于自請長假。于學忠回電話說:“我叫外國人逼迫自請長假，我感覺太丟人，你撤我的職吧！”不久，何應欽與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梅津美治郎簽訂了《何梅協定》。

《協定》達成后，蔣介石任命商震為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學忠調任甘肅省主席，并令于學忠所屬的111師、113師、114師、118師向西安開拔，進駐陜、甘一帶“剿共”。在于學忠任河北省主席時，有一次在省府閑談說:“都說共產黨不孝順父母，你看人家周恩來對父親不是挺孝順嗎?”于學忠率51軍到陜、甘后，1936年春在西安于說:“你看蔣介石左右這一些人，沒有一個好人，庸碌無能，光會貪污，營私舞弊，吃喝嫖賭，把中國搞得這么糟糕，現在我看好人還在共產黨方面。”

1936年“西安事變”前夕，于學忠由蘭州抵西安參加張學良主持的高級將領會議，在會上表示支持“兵諫”，并在“八項抗日主張”上簽名，積極配合張學良的行動。“西安事變”后，奉張學良手諭，全權負責東北軍。

1937年1月，與楊虎城聯合通電質問南京政府:“調兵西進是何居心?”并先后到杭州、奉化、南京、上海等地積極活動，要求釋放張學良，因此獲罪，被撤職留任；4月，51軍調往蚌埠、淮陰、宿縣，于學忠任江蘇省綏靖公署主任；8月，51軍調往山東，負責海防守備，于學忠任第3集團軍副司令。

職位變動

1938年1月任總司令；3月率部參加淮河戰役、臺兒莊戰役及武漢保衛戰，屢立戰功，給日軍以沉重打擊；同年改任第5集團軍總司令。[3]

1939年1月任蘇魯戰區總司令，指揮51、57軍從大別山鄂豫皖地區越隴海、津浦路向敵后魯南進發，于山東、江蘇兩省交界處與八路軍并肩抗日。

1941年底任山東省主席。

1942年5月兼任魯南游擊總指揮。

1944年3月卸蘇魯戰區總司令等職，任國民政府軍事參議院副院長。

1945年5月當選為中國國民黨第6屆中央執行委員。

1947年5月任國民政府軍事戰略顧問委員會委員。

1948年4月，選為國民大會主席團成員。

1949年初，蔣介石曾脅迫其去臺灣，他隱居四川鄉間未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于學忠以桑榆之年勵精竭誠，積極參加新中國的建設事業。

1952年12月，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員。

1954年8月，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9月任國防委員會委員。

1955年2月任河北省人民委員會委員兼河北省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

1956年被選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第3屆中央委員。

建國以后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于學忠以桑榆之年勵精竭誠，積極參加新中國的建設事業。1952年12月，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員。

1954年8月，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9月任國防委員會委員。

1955年2月任河北省人民委員會委員兼河北省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

1956年被選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第三屆中央委員。

1964年9月22日病逝于北京，終年74歲。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