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對華援助(日本對華援助是世界第一)

來源：環球時報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日兩國在1972年構筑的雙邊關系，維系了50年的和平。但至少在日本，今天說一聲“日中友好”其實很難。兩個國家之間，呈現出“72年體制疲勞”，也許，今天我們需要再次確認這個給予我們和平的制度。

50年前的那場邦交正常化實踐，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今天，中日兩國彼此都成為對方最重要的國家之一，也都享受著這種關系的福祉。1972年，訪日的中國人不足萬人，但2019年這個數字達959萬。1972年，中日貿易額僅10億美元，而2021年的這個數字達3714億美元。到2020年，有11萬日本人長期居住在中國，同年長期居住在日本的中國人則超過77萬。中日交往2000年，其間關系有親有疏，有遠有近，兩國關系卻從未像今天這樣密切與盛大。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使用“近代化”框架觀察中國。在此框架下，日本中國問題學者將中國置于近代化發展背景之下，對中國改革開放，日本樂觀其成。在此期間，日本政府對華政府開發援助（ODA），對中國現代化建設發揮了一定作用。彼時兩國間盡管存在一些摩擦，但均以善意回應善意。

進入本世紀第二個10年后，“地緣政治學”框架進入日本對華關系研究。地緣政治學往往將現代國家關系抽象為空間的對立與競爭，忽視國際間合作。地緣政治學者在探討國家間關系時，習慣抽掉歷史、文化等因素。這種研究，讓國際政治學僅剩下生存空間以及赤裸裸的欲望。在地緣政治學視野下，“中日對立”成為難以避免的結果，“中國威脅”成為日本中國研究的潛在前提。

19世紀日本的近代化領先中國，進入20世紀后半期，中國在經濟發展、社會治理領域獲得長足發展。如何解讀中國發展？歷史上，中國一直是世界大國。今天中國的發展，不過是展示其本質的一個歷史過程。但日本對中國的迅速發展，的確存在某種焦慮。有位日本學者曾認真研究了中國周邊國家的對華認知，還出版了好幾本書。盡管幾乎所有國家的國際政治學者都有一種站在本位立場的“選擇性關注”傾向，但那位日本學者發現，日本的中國問題學者比其他國家的中國問題學者，對中國發展持有更多焦慮與悲觀。

當下日本媒體的中國報道存在兩種分析框架。第一種是普遍主義價值觀的分析框架。這種框架形成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普遍主義報道框架下，中國的進步被忽視，人權問題則受到批評。第二種是地緣政治學的框架。這種框架的結論是“中國威脅論”。受媒體影響，多數日本公眾的對華態度日益呈犬儒主義特征。在許多公開場合，“中日友好”成為冷笑、嘲笑甚至不屑的對象。但是，并非所有日本知識精英都認為這是正常狀態。一位日本學者曾以“英美鬼畜”為例說，或許某一天，日本媒體中連篇累牘的“中國包圍網”文章將忽然消失。我們知道，二戰中日本媒體曾稱美英為“英美鬼畜”，但“8·15”后的一夜之間，整個日本媒體界對英美的謾罵不見蹤影。今天，我們真誠祈望中日關系的“忽如一夜春風來”，但我們更要看到兩國關系中的困難，做好克服種種障礙的堅韌精神準備。

在兩國邦交正常化的50年間，中國從一個“政治大國-經濟弱國”發展到“政治大國-經濟大國”。面對中國的發展，包括日本在內的許多西方國家仍然沒有做好接受、容納的心理準備和制度準備。因此，遏制中國，成為美日等的一個重要政治外交方向。進入本世紀后，奧巴馬構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拜登則構建“印太經濟框架”（IPEF）。在美國主導的對華遏制框架下，最近十余年來，日本媒體不斷呼吁建立“中國包圍網”“牽制中國”。

另一方面，西方知識界的一些中國歷史認知則故意被忽略。例如英國經濟史家麥迪遜認為，當代中國的發展是恢復其歷史大國地位的過程。即使在“中國包圍網”框架下，日本也有人在發出不同聲音。日經新聞曾刊登一篇短文，指出中國自公元前3世紀即與印度并列為東方中心，中國落后西方僅是自18世紀西方工業革命并走向帝國主義之后，在數千年世界史中最多是200年。這篇短文罕見表達了要正確認知中國發展的本質意義。

長達30年之久的經濟停滯困擾當今日本。但日本政治外交將主要精力用于應對“中國威脅”，這種錯誤認知正在誤導整個國家方向。以日本推行的經濟安保戰略為例，刻意在供應鏈中排除中國產品，但這很難獲得日本企業支持。因為中國企業已經緊密嵌入全球產業鏈，擺脫中國產品意味著企業增加成本、降低競爭力，甚至無法參與國際競爭。日本政府如今推行的“中國包圍網”，很可能增加民間企業虧損乃至國家負債。岸田首相日前聲明，日本政府及民間要在未來3年向非洲投資300億美元。投資非洲本是好事，但如果不按經濟規律辦事，而以對抗為目的，這種投資很難成功。

好的世界認知，可以為國家、為民族帶來福祉；而壞的認知，可能誤國，甚至帶來災難。今天日本對華認知背后，存在一種深刻的民族主義焦慮。要克服并超越這種民族主義，需要一種更普遍、更宏大的亞洲想象力。

日本美術史家岡倉天心在20世紀初曾說，“亞洲是一個整體”。在他的時代，這句話僅是美好愿望，但在今天，這個地區的國家與人民在經濟上日益高度相互依存。此外在中日之間乃至東亞地區，存在一種關于審美、倫理、社會、生活的普遍共識。這種文化共識，是東亞人民構建共同生活的重要資源。

日本的中國學家，不但對日本的中國知識貢獻巨大，而且他們的中國認知也為中國文化提供了一個域外觀察角度。本世紀初，日本講談社曾出了一套10卷本《中國的歷史》。這套書被譯成中文，長銷中國。在日本讀書界，近年中國科幻小說的粉絲劇增，《三體》等小說在日熱銷，還有日本書店曾設有中國科幻小說專柜。

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領導人訪問日本后，曾邀請3000名日本青年訪華，此后日方也曾邀請中國青年訪日。當年，中日領導人之間的個人與家庭交流，也成為佳話。今天，中國與日本這兩個國家，為構筑未來50年乃至更長時間的和平，需要重溫這段歷史，構筑新的高層互信，也更需要千萬人的交流實踐。（作者是日本杏林大學綜合政策學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