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唐宋寺院經濟
[摘要]經過數百年的發展，佛教在中國已經根深蒂固，其影響力擴展到當時社會的方方面面，在經濟方面表現尤為突出。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寺院經濟。在唐宋時期，寺院經濟達到巔峰。本文回顧了寺院經濟的產生與發展，并分析了寺院經濟興起到沒落的原因。
[關鍵字]唐宋寺院經濟 田產 來源 經營
佛教傳入中國以后，印度佛教依靠乞食為生的生活模式已被拋棄。到唐代，“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農禪并重”立寺制度提出，擺脫佛教經濟依附地位，僧人自食其力。這一制度在以小農經濟為主中國封建社會，具有強大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使寺院經濟成為支持佛教發展一個重要基礎。其中寺田又為寺院經濟的核心和一個主要財源。隋唐以來，由于國力的日益強盛，人民富庶，社會穩定，以及封建統治者的大力提倡，于是，與此相適應的，中國佛教在歷經幾百年的長途跋涉后，也終于登上了它輝煌的顛峰，與那個時代一起享受著無尚的崇拜。即使在五代時經歷了一定的限制和打擊，可到宋代，它又重放光彩，只是那光彩不再如從前般燦爛奪目了。它的輝煌與經濟的繁榮是同時存在的，而經濟的繁榮又得益其擁有土地。在此，我們只簡單的分析一下其在田產一方面的問題，其余方面還待進
一步研究。
一、田產的來源
從諸多的歷史記載中，我們可以了解到田產的來源是多樣性的，下面我們就通過幾種顯而易見的方法來分析田產的來源。
（一）國家政權的賜予
國家政權的賞賜幾乎是各國的廟宇最初獲得土地的基本手段，在中國，皇室對寺院賞賜土地的現象普遍出現在南北朝以后，這是佛教發展的結果。無論唐朝還是宋代，幾乎都有皇帝布施田地的記錄。由于皇室身份的高貴，因此，這種方式稱為“賜田”。唐初，李世民與王世充決戰中原，少林寺僧俘虜了王世充的侄兒獻給李世民，李世民遂“賜地四十頃，水碾一具”[1] “志德二年，玄宗避亂于益州，賜大圣慈寺田產一千畝。”[2]國有土地的大量存在，是賞賜制度存在的基礎。唐中葉后，由于土地明顯減少，這種賞賜現象也隨之減少。
兩宋時期最早的賜田記載大概是建隆元年，“詔于廣陵站地造寺，額曰見隆，賜田四頃，拔薦戰亡軍士”[3]。自宋太宗以后，不少皇帝的出生地都被改成了寺廟，讓僧人念佛頌經，企
圖依靠佛祖的力量來保佑現世皇帝的平安，這些為皇帝祈福的寺廟，不僅又官方出資興建，并且還能得到皇室賞賜的田產。宋神宗熙寧八年，“詔潛邸為佛寺，以本鎮封，賜名興德禪院，仍給淤田三十頃”[4]。此外，皇室還賜田給一些名望甚高或在佛教界有很大影響的寺院，南宋定都臨安之時，有一著名的天竺寺，南宋皇帝對此寺百般照顧，所賜田產之多，令人瞠目。皇室還會賜田給個別明德的高僧，尤其是在皇室面前得寵的僧人，皇室的賜田就更為豐厚了。鎮江府延慶寺的樊隆大師，與宋孝宗交情甚密，在他死后宋孝宗為了懷念這個朋友，“又命創常照院于無住故址，以隆師弟子上首至葉嗣其事，賜田以贍其徒”。與唐代相比，宋代皇室賜田有其特點，總體而言，宋代皇室賜田次數和數量遠比唐要少。這就是前面我們說過的，由于唐以后土地減少而導致的。另外，宋以前，皇室在賞賜寺廟田產的同時，還要賞賜一定數量的農戶給寺院，而宋以后就再不見這類記載，從而表明，經過唐宋社會變革，農民的身份有了很大變化，社會地位也大大提高了。
（二）貴戚豪富的捐獻田
唐宋時，有錢有勢的人的捐助同樣是田產的重要組成要素，唐玄宗時，號有“地痞”之稱的李橙田莊遍伊、洛流域，安史之亂他死后，他的兒子舍田莊立為洛陽慧林寺。[5]名相鄭贄
曾舍給祥福寺“田千余頃，以飯僧”[6]從南北朝到唐初的時候，世俗地主對寺僧的捐獻，一般不受法律限制。武后統治后期，由于捐獻土地入寺之風很盛行，給社會土地問題帶來了嚴重的弊端，所以，睿宗與玄宗都曾下發命令，控制向寺院捐地，當然，效果不得而知。
宋時，這種官僚大戶向寺院捐地之風仍然盛行，當然，當佛教盛行的時候，信佛的人自然也多，尤其這些人更希望佛祖能夠保佑他們永享這份幸福。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王安石變法失敗以后，心恢意冷，一心皈依佛教。“施田與蔣山太平興國寺允常住，為父母及子營辦功德”[7]。由于，這些達官貴人的施舍對寺院的經濟是很有幫助的，于是也導致了僧侶巴結逢迎他們的現象。嚴重影響著社會風氣。
（三）小民的施舍
天寶年以后，唐出現了自耕農半自耕農的施舍。這種施舍與地主階級的施舍有著不同的階級內容，他反映了小農的破產和僧侶地主兼并的趨勢，既小農的破產是這種施舍得以進行的經濟原因，而宗教的恫嚇和農民渴望思想的寄托則是精神原因。佛教給了人們很多虛幻的想象，使人們產生了對來世的幻想，人們渴望通過對佛教的信仰來減輕他今世的痛苦，這實質上只是統治者的一種手段罷了。
在宋代，一般老百姓施舍田產給寺院的現象同樣極為普遍。有文記載“張明瞻與其兄為其父舍所有田，其廣十畝，歲得米為二十斛”[8]。一種原因是他們保有一種對來世的向往，還有就是在宋朝政府的殘酷剝削和壓迫下，貧民的生活日益緊迫，不得不將自己的一小部分土地捐給寺院，以求得寺院的庇護。再有就是，僧侶們利用宗教的詭計詐騙農民的田產。也有不少老百姓看破紅塵，皈依佛門，因而將自己的財產捐給寺院，如德泅和尚，不僅自己出了家，還讓家人陪他一起出了家。[9]宋代這類事還很多，一方面，佛家勸人出世，擺脫世俗社會的煩惱。另一方面，不少人也對現實充滿了不滿和厭倦，因而產生了逃離的想法，從此皈依佛門。
（四）僧尼的原因
這一點上，唐宋是有者很大區別的，因為唐時即使僧尼可以受一定額產田，但他并沒有自由支配權，僧尼是不允許擁有私人財產的，隨著均田制的瓦解，土地私有化進程的加快，佛教經典所制定的田產原則被破壞了。但是到了宋就不一樣了，僧尼擁有個人財產的現象開始普遍，無論是錢財還是田產，私有化特別嚴重，于是僧尼作為特殊的捐贈者，在宋時出現了。僧尼擁有大量個人財產，是佛教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世俗封建經濟關系變化在寺廟內部的集中表現。
綜上所述，唐宋佛教寺院賴以生存的田產有很大一部分來自社會各階層的布施，不管出于何種目的和動機，從高高在上的皇室、官僚到并不富裕的百姓，甚至一些一貧如洗之人，也向寺院捐施，寺院財富日積月累，逐漸增多，作為寺院的常住財物，田產構成了中國古代寺院的經濟基礎。
二．田產的經營
寺院之中也有各種消費，首先就是衣食住行，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因此，當寺院擁有土地以后，必須同世俗人一樣去經營。但其經營又是圍繞寺院的需求展開的，有其自身的特點。
一般的說，唐宋的寺院都以生產生活必需品為主，而尤以宋時經營品種多樣，所以在這里著重談一下宋代經營田產的情況，以供研究。經營范圍首當其沖的當然是糧食，宋代時北方地區的寺院為了僧侶的生活需求而種植水稻。蘇東破記載了博羅香識寺的生產情況，“寺去縣七里，三山犬牙狹道，皆美田，麥禾甚茂，寺下溪水可作磨，若筑塘而百步，閘而落之，可轉兩轉，許四杵也……”[10]可見，當時的寺院都有種糧食一類的生產資料。
此外，很多寺院還經營菜圃，對大多數佛教徒而言，他們還是要守一定的清規戒律的，僧人禁止吃葷，這是佛教戒律的規定。因而，蔬菜便成為他們的主要菜肴，蔬菜的種植當然更是少不了，宋代的寺院一般都經營一定規模的采地。商州福壽寺“嘉圃有蔬”，又如延慶寺“寺之西有菜圃，官欲以為貢院，勢甚急”可見此寺的菜園之大。
寺院除了種植糧食之類的生產資料以外，還根據自身條件大力開展多種經營， 一般說來，種植茶葉的寺廟比較多，特別是一些地處山區的寺廟，由于特殊的地理條件，所以茶葉的經營也特別興盛。福建路南劍州“寺多種茶，回令清除繁枝，欲異時益茂盛，實無他心”。[11]寺院生產的茶葉，除了一部分滿足僧侶的飲用以及招待客人外，不少寺院還將茶葉出售，以次獲取所需錢財和其他生活用品。以及進貢給朝廷。福建路所產臘茶系茶葉中的上乘佳品，異常珍貴，差不多都“以充歲貢及邦國之用”。[12]
寺院除了種植茶葉外，種植水果也極為普遍，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大名府壓沙寺的梨園，號稱“御園”，張邦基對這一寺院的梨的栽培技術曾作過全面介紹。[13]既然是“御園”，當然是上貢之品，品質自然也是最好的。南方地區的寺廟因地制宜，種植橘子，有些寺院房前屋后都被利用起來，種植各種水果，僧人德洪有《云庵生辰十一首》組詩，其中“空庭
叢橘半垂黃，饒屋畦蔬又著霜”[14]之句，可見寺院的庭院里既栽培了橘子樹，房屋周圍又種植了蔬菜。即使是在北方，一些寺院也是種植了水果的。由于各地氣候、土質等自然條件的差異，因而寺廟種植的經濟作物也是大相徑庭的，福建路很多寺院就種植了荔枝，這可是水果中的珍品了。囊山寺周圍也種植了荔枝，“荔子枝中古道場，石門有路探懸囊”[15]。總之，寺院種植水果也是很普遍的，各地水果品種不同，栽培品種豐富，南北交流日益頻繁，種植技術也有所提高。種植的目的當然除了自己使用外，還是要賣錢和進貢的。
除了種植業外，寺院還經營養殖業，以滿足僧人的生活，汪洋曾經親眼所見僧人所養的蜜蜂，“鄰僧以木龕養蜂，一日墜地，僧見蜂積，燎煙熏蜂，蜂大駭散，因割取幾盡，適見此事，感而有作”[16]。綜上所述，兩宋時期的多種經營應該是相當發達的，隨著經濟作物種植的普遍和推廣，寺院的商品經濟和意識大大增強，因而使寺廟與外界的聯系也日益加強，寺院內部的經濟成分也日漸加重。因此，伴隨著佛教寺廟多種經營的逐漸深入發展，毫無疑問，寺院經營土地的模式必然會隨之發生很大的變化。正是由于寺院多種經營的展開，同世俗經濟一樣，宋代寺院的自然經濟受到極大的沖擊和挑戰。盡管如此，宋代畢竟還處于中國封建社會的上升階段，寺院的土地經營依然是自己自足的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
反過來說，這種自然經濟又很大程度上阻礙了寺院多種經營的發展，因而，寺廟的土地經營、農業生產始終受到它的嚴重制約，其發展因而顯得緩慢。
三、衰退的寺院經濟
寺院在通過自己特有的方式，得到土地以后，又大力經營，因而經濟得到了一定發展，而當寺院經濟力量的擴張嚴重影響了國家財政的收入的時候，勢必引起封建國家的不滿。隋唐以來，政府開始逐漸限制寺院的經濟特權。中唐以后，均田制土崩瓦解，世俗地主、寺院等的土地私有制迅速發展，尤其在唐政府實行了兩稅法以后，佛教寺院所占領的大片土地，也必須按照兩稅法原則交納賦稅，寺院的免納土地稅的特權已經取消。入宋以后，繼承并進一步發展了唐朝以來對寺院經濟進行嚴格控制的政策，特別是宋神宗時期，要求僧侶必須交納助役錢 ，南宋以后，又向僧侶征收免丁錢，從而大大加重了僧人的經濟負擔。這些措施的出臺，打破了歷代統治者賦予寺廟的種種經濟特權，使寺廟經濟與世俗封建經濟接軌，從而達到了國家控制和有效管理寺院的目的。
余 論
寺院經濟支持了佛教的存在以及發展，而佛教對中國古代社會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一方面統治者利用它作為重要的精神統治工具來統治人民。另一方面，佛教的虛幻學說、因果報應等說教提倡人們積德行善，從而緩和了各種社會矛盾。同時，還應看到，百姓對佛教的癡迷以及趨之若騖，不僅僅說明了百姓的無知，更多的也反映了社會的黑暗以及封建統治者對人們的壓迫，從而使人們對現實不滿但又無可奈何，這都是寺院經濟得以發展的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