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轉貼古代文學名詞解釋 說明:部分名詞未加注釋 各位可以補充
詩經六義:源于《毛詩序》,《毛詩序》因承《周禮》“六詩”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后人普遍認為風雅頌是《詩經》的分類,賦比興是《詩經》的表現手法。
詩序:《毛詩》對各詩的解說文,又稱《毛詩序》,分小序、大序兩種。小序解說各詩主題,列在各詩之首,篇幅均較短。大序總論《詩經》全體,列在《詩經》第一篇《關雎》的小序之后,篇幅較長。《詩序》的解說大多牽強附會,給詩篇強加無根據的政治寓義,但對后世有較大影響。
四始:出自西漢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此四始是指《風》、《小雅》、《大雅》、《頌》四者的開始,即指風、大雅、小雅、頌的四篇列首位的詩。《毛詩序》中所提“四始”是指《風》、《小雅》、《大雅》、《頌》四者為王道興衰之所由始。
變風變雅:原出自《詩?大序》:“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 家殊俗,而變風
變雅作矣。”蓋指《風》、《雅》中周政衰亂時期的作品,以與“正風”、“正 雅”相對。“正”、“變”的劃分,不是以時間為界,而是以“政教得失”來分的。認為“正風”、“正雅”是西周王朝興盛時期的作品,“變風”、“變雅”是西周王朝衰落時期的作品
毛傳鄭箋:漢代毛亨、毛萇為《詩經》所作的注解名為《毛詩故訓傳》,簡稱“毛詩”。東漢鄭玄又為“毛詩”作箋注,名為《毛詩傳箋》,簡稱“鄭箋”。
敘事三體:
春秋三傳:指《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谷梁傳》,都是解釋《春秋》的,合稱“春秋三傳”。
諸子百家:指春秋戰國時出現的代表不同階級和階層利益的各種學術派別。當時,各派紛紛著書立說,招徒授學,宣揚自己的主張,互相辯難,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據《漢書?藝文志》記載,諸子百家主要有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農、雜、小說十家,影響較大的為儒、道、墨、法四家,尤以儒、墨為顯學。
稷下:指戰國齊都城臨淄西門稷門附近地區。齊威王﹑宣王曾在此建學宮﹐廣招文學游說
之士講學議論﹐成為各學派活動的中心。
寓言十九:
楚辭:“楚辭”的名稱,始見于《史記?酷吏列傳》。其本義是指楚地的言辭,后來逐漸固定為兩種含義:一是詩歌的體裁,一是詩歌總集的名稱。從詩歌體裁來說,它是戰國后期以屈原為代表的詩人,在楚國民歌基礎上開創的一種新詩體。從總集名稱來說,它是西漢劉向在前人基礎上輯錄的一部“楚辭”體的詩歌總集,收入戰國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漢代賈誼、淮南小山、莊忌、東方朔、王褒、劉向諸人的仿騷作品。
騷體:
風 騷:風”指十五國風,代表《詩經》,“騷”指《離騷》,代表楚辭。《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收集了從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紀)到春秋中葉(公元前6世紀)大約500年間的詩歌;《楚辭》是我國第一部文人創作的詩歌總集。它們分別是先秦時期北方中原文化和南方楚文化的輝煌結晶,是中國詩歌史上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兩大優良傳統的源頭。故中國文學史上往往將“風”、“騷”并稱。“風騷”也因此成為文學的代名詞。
漢樂府:漢代官家掌握音樂的機關叫“樂府 ”,漢樂府就是對漢代由這一音樂機構所收集、編制的“歌詩”的稱呼,它實際上已經成為文學史上一種詩體的名稱。《陌上桑》和《孔雀東南飛》是漢樂府中有名的佳作。
樂府:本是古代掌握音樂的官署機構,秦代已有之。六朝時,人們把合樂的歌辭、襲用樂府舊題或模仿樂府體裁寫成的詩歌統稱為“樂府”,于是樂府演變成為一種詩體名稱。沿用到后世,涵義進一步擴大,如宋人把詞,元、明人把散曲也稱作樂府
騷體賦:賦的一種,指體制上模擬楚辭而以賦名篇的作品。以“兮”字句為主,句式已經散文化。漢初騷體賦最流行,后世各代皆有創作。
揚馬:漢代文學家揚雄和司馬相如的并稱。
七體:指沿襲漢枚乘《七發》而成的一種文體
漢賦:漢代流行的文學體裁。從《楚辭》發展而來﹐并吸取了荀子《賦篇》的體制和縱橫家的鋪張手法。有小賦和大賦兩種。小賦多為抒情作品。大賦多寫宮觀園苑之盛和帝王窮奢極侈的生活﹐綺靡富麗﹐為當時統治者所喜愛。
史記五體:
《新序》:
〈楚辭章句〉:《楚辭》注本。東漢王逸注。《楚辭》為西漢劉向所輯,原為十六卷,王逸增入己作《九思》一卷,改編為十七卷。書中對《楚辭》各篇作了文字注解,記述了各篇的創作由來和作者經歷。是《楚辭》最早的完整注本。
班馬 :班馬指的是漢代的兩位著名歷史學家的簡稱,“班”指班固,“馬”指司馬遷。司馬遷寫了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班固寫有斷代史《后漢書》,這兩部著作是“前四史”之一。班馬的創作對我國史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古詩十九首》:最早見載于蕭統編的《文選》,因作者佚名,時代莫辨,風格相近,蕭統泛題為“古詩”。詩非一人一時之作,作者是中下層文人,創作時代為東漢末年的桓帝、靈帝之世,思想內容呈現出復雜的時代特點,都帶有生命意識覺醒后的感傷色彩。藝術上渾然天成,言近旨遠,語短情長,耐人尋味。是漢代文人五言詩成熟的標志。
讖緯之學:流行于中國兩漢時期的一種學說。“讖”,即一種神秘的預言假托神仙圣人預決
吉兇,又分為符讖、圖讖等;“緯”是相對于“經”而言的,以迷信方術、預言附會儒家經典。讖緯之學以陰陽五行學說和董仲舒“天人感應論”為依據,適應了當時封建統治者的需要,故流行一時,在東漢被稱為內學,尊為秘經。魏晉后日漸衰落,劉宋后讖緯之書亦受到歷朝查禁,所存僅少量殘篇,有明《古微書》、清《七緯》等輯本存世。讖緯之書除其中包含的迷信成分外,還含有某些古代自然科學知識。
勸百諷一:語出西漢末揚雄的《法言》。“勸”是鼓勵的意思,“諷”即諷諫。其意是說賦中鼓勵的成分過多,淹沒了篇末的諷諫主旨,本末倒置,結果欲諷反勸,適得其反,助長了帝王的奢侈心理。這是揚雄對漢大賦的批評。
三曹:漢魏間曹操、曹丕、曹植三父子的并稱。他們以顯赫的政治地位與杰出的文學才能著稱于世。他們在詩歌中抒寫自己的政治抱負和亂離的社會場景,悲歌慷慨,是漢魏風骨的代表詩人,在五言詩歌發展史上處于承先啟后的重要地位。曹植被譽為“建安之杰”。
建安七子:指東漢建安年間孔融、陳琳、王粲、徐干、阮瑀、應瑒、劉楨等七位文學家的并稱。他們均以詩文顯赫當世,是曹魏文學集團核心成員,與三曹同為建安時代的重要作家。其中以王粲、劉楨成就最高。
竹林七賢:指魏晉間嵇康、阮籍、山濤、向秀、阮咸、王戎、劉伶。七位文士“相與友善,游于竹林”,故號“竹林七賢”。
建安風骨:是指在漢末建安時期,以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為代表的作家所寫的優秀詩歌,反映了社會動亂,抒發了渴望國家統一的抱負和對理想生活的追求,大抵情辭慷慨悲涼、格調剛健清新,思想和藝術上均有鮮明的特色,后人把建安詩歌的這種文學風格的形象概括為“建安風骨”。
玄言詩:指東晉時期在玄學思想影響下,詩壇上流行的“寄言上德,托意玄珠”的作品。代表作家有東晉孫綽、許詢。玄言詩以玄學思想方法體悟玄理,詩味不濃,但其中通過景物來表現哲理的作品,為山水詩的出現起到了催化作用。
宮體詩:南朝梁代為宮廷創作所形成的一種詩風。大都描繪閨情聲色,清綺靡麗,傷于輕艷,格調不高。倡導者是梁簡文帝蕭綱,徐陵、庾信父子是代表作家,其創作風格流麗輕艷、“輯裁巧密”,被稱為“徐庾體”。風氣所至,陳時陳后主與江總亦有此類創作。徐陵編有《玉臺新詠》,只收“艷詩”,可說是宮體詩的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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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詠懷詩》:
大小謝:
永明體:南朝齊武帝永明時期形成的詩體。又稱新體詩。這種詩把音律聲韻與晉宋以來的對偶之風結合起來,注重四聲、八病之說,增加了詩歌藝術的形式美,對近體詩的形成有很大的影響。代表作家有沈約、謝脁、王融、范云、江淹以及齊梁間的何遜、吳均和陳代的陰鏗。
駢文 :文體的一種,脫胎于漢,形成于魏晉,興盛于南北朝,彌漫于唐,余波直到近代。其文全篇對偶,講究平仄用韻,講究用事用典和藻飾,后字數漸趨于四六。它是文學自覺的重要標志,但過于注重形式美,內容較為空洞,也不便作家掌握運用。代表作如庾信的《哀江南賦序》。
志怪小說:志怪,就是記錄怪異,主要指魏晉時代產生的一種以記述神仙鬼怪為內容的小說,也可包括漢代的同類作品。志怪小說是受當時盛行的神仙方術之說而形成的侈談鬼神、稱道靈異的社會風氣的影響之下形成的。志怪小說的內容很龐雜,大致可分為三類,
炫耀地理博物的瑣聞如東方朔《神異經》等;記述正史以外的歷史傳聞故事如托名班固的《漢武故事》等;講說鬼神怪異的迷信故事如東晉干寶《搜神記》等。志怪小說對唐代傳奇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志人小說:是指魏晉六朝流行的專記人物言行和記載歷史人物的傳聞軼事的一種雜錄體小說,又稱清談小說、軼事小說。數量上僅次于志怪小說。是在品藻人物的社會風氣影響之下形成的。著名的有《笑林》、《世說新語》等。志人小說和其他小說一起,開啟了后世小說之先河。
正始體:
太康體:晉武帝太康時期的詩體。以潘岳、陸機、張載、張協、陸云等為代表。其詩講究雕章琢句,追求詞藻,流于輕靡,詩風繁縟華麗,代表著當時詩壇的主流。
《世說新語》:南朝劉義慶編,梁劉孝標注的一部筆記體軼事小說名。全書分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等三十六門,主要記載漢末至東晉的遺聞軼事,對當時士族思想、生活和清談放誕的風氣多所反映。雖有消極因素,但批判黑暗,諷刺奢淫,贊揚智慧,表彰善良,亦復不少。語言精煉,韻味雋永。對后代筆記文學頗有影響。
上官體:指高宗龍朔年間以上官儀為代表的宮廷詩風,題材以奉和、應制、詠物為主,內容空泛,重視詩的形式技巧、追求詩的聲辭之美。《舊唐書》本傳:“工五言,好以綺錯婉媚為本,儀既貴顯,故當時頗有學其體者,時人謂之上官體。
文章四友:武后時期的宮廷詩人李嶠、杜審言、蘇味道、崔融的并稱。內容不外歌功頌德、宮苑游宴,但在他們的其他一些作品中,卻有時透露了詩歌變革的消息,有的還對詩歌體制的建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四人中,以杜審言成就最高。
初唐四杰: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的并稱,四人都出生于太宗時,才高位下,高宗時以文詞齊名天下。四人從理論和實踐上與“上官體”對立,體現出詩風的轉變。并擴大了詩歌的題材,推動了律詩的發展。
沈、宋:沈佺期、宋之問的并稱,二人皆為初唐宮廷詩人,同以五言律詩見長。他們在總結前人和當代人應用聲律的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完成了“回忌聲病,約句準篇”(《新唐書?宋之問傳》)的工作,為律詩在平仄粘對、句數用韻方面的定型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使以后作詩的人有明確的規格可以遵循。律詩形式的定型,在詩歌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