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析文學理論中的互文與互文性
論文摘要：漢語修辭格“互文〞是中國文化的傳統，但已經不太為我們所重視，在現代生活中更缺乏普遍運用，所以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而西方后現代主義的強調文本間關系的文學理論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我國卻幾乎是被簡單地認作“互文〞。雖然兩者在語言科學、思維認知、表達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聯系或暗合之處，但“互文〞、“互文性〞兩個概念應該只是一種字面上的巧合，沒有本質的內在聯系，二者分屬于不同的理論范疇．涵義與運用也大不一樣，更不是一個概念。
論文關鍵詞：修辭；互文；文學批評；互文性；后現代主義
作為漢語修辭格的“互文〞是中國文化的傳統，但已經不太為我們所重視，在現代生活中更缺乏有意識的普遍運用，所以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而西方20世紀后期興起的一個后現代主義的、強調文本間關系的文學理論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我國卻幾乎是被約定俗成地翻譯成“互文〞。筆者認為，雖然兩者在語言科學、思維認知、表達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聯系或暗合之處，但“互文〞、“互文性〞兩個概念應該只是字面上的一種巧合，沒有本質的內在聯系，：二者屬于不同的理論范疇，涵義與運用也大不一樣。對蒔者，我們要繼承和發揚，對后者，我們那么要敢于“拿來〞，更要善于“拿來〞。
一、互文
互文即所謂“互文見義〞，是基于文體限制或表達的特別需要，將兩個或兩個以上意義有關聯或存在對應關系，能互相補充、互相滲透或互相限制、互相說明的語言結構單位按一定順序羅列在一起，以起到言簡意深、委婉錯雜等特定藝術效果的修辭手法。互文是古詩文中習見的表達方式，在中國文化中，這種表達方式在漢唐以前甚至在語言大開展的春秋時期就已經取得長足開展，臻于成熟。所以說，互文的傳統或傳統的互文，都該是有所本的。但由于種種原因，特別是百年前新文化運動興起、白話文產生開展之后，互文這一表達方式運用漸少，似乎被我們束之高閣，日漸與我們隔膜、生疏，以至于現在我們大家包括各類大中小學校語文教師們淡到互文，每每也就是“古代詩詞作家在進行詩歌創作時用到的一種修辭手法〞，最多也只不過是把互
文當作一種已經“死去的藝術〞來欣賞，這一現實應引起我們高度警覺。這種認識既
割裂了傳統，又可能扼殺了互文生存、開展的生機。
實際上，在我們身邊，日常生活、影視作品、書面表達諸方面，互文運用是屢見
不鮮的，卻每每被我們輕易地放過；或被同時表達出來的排比等常見修辭手法所掩蓋，不被我們讀者、聽眾所關注，甚至是被作者自己所輕忽。
如我們熟知的“前不巴村，后不著店〞、“有功必賞，無過不罰〞、“翻來覆去〞、“左一道溝，右一道坎〞、“風里來，雨里去〞、“東一榔頭西一棒〞、“生
兒育女〞等等，哪一句不是互文表達，哪一句不是現代漢語?
二、互文性、互文本
“互文性〞是西方20世紀后期興起的一種強調文本間關系的文學理論的核心概念，通常指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文本之間發生的“交互〞關系。作為“對歷史主義和新批
評的一次反撥〞，所謂“互文性〞作為后現代主義文學的一個文本策略，滲透于多種
后現代文學中(包括元小說、元詩歌、反敘事、純小說、戲仿、拼貼等等)。它是一種
價值自由的批評實踐，是所謂“互文性革命〞——結構主義批評家在放棄歷史主義和
進化論模式之后，嘗試應用互文性理論，來看待和定位人文、社會乃至自然科學各學
科之間關系的批評實踐。這種批評實踐并不隸屬于某個特定的批評團體，而是與20世紀歐洲好幾場重要的知識運動相關，例如結構主義語言學、精神分析學、馬克思主義、俄國形式主義和解構主義。其代表人物包括巴赫金、哈羅德·布魯姆、羅蘭-巴特與朱麗婭·克里斯蒂娃等。真正推動互文性革命并從理論上系統建構起文本與互文性觀念的，當推巴黎的兩位著名批評家——巴特和克里斯蒂娃。
(一)文本，以及巴赫金的對話概念、狂歡理論
我們知道，在布魯姆“影響的焦慮〞理論中，互文性不過是兩個個體詩人之間的
影響關系。而巴赫金那么提倡一種文本的互動理解。
從批評理論的角度看，對于文學文本的互動理解，其實在英美文學批評乃至文學
創作中并不鮮見。18世紀初，亞歷山大·蒲伯曾在維吉爾的作品中發現了荷馬，蒲伯
確信，一首詩在模仿自然方面的優劣，取決于它的互文性，或者說取決于它對前文本
的模仿；艾略特也認為任何藝術作品都會融入過去與現在的系統，必然對過去和現在
的互文本發生作用。尤其在喬伊斯的?尤利西斯?中，喬伊斯利用荷馬史詩的情節敷設
他的篇章，并在兩個文本問確立了一種肯定的互文關系；又通過諸多的作者自我指涉，形成了一種內文本關系；還因對荷馬人物的改造不能表現出一種否認的互文關系——
無論是吸收還是破壞、無論是肯定還是否認、無論是自我引用還是自我指涉，特定的
此文本總是與某個或某些前文本糾纏在一起；同時，讀者或批評家總能在作品中識別
出這個特定文本與其特定先驅文本的交織關系。
巴赫金從對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的研究、從小說中各種外文學文本存在
的現象考察出發，把文本中的每一種表達，都看作是眾多聲音交叉、滲透與對話的結果。巴赫金把這種共存互動稱之為小說的“多聲部〞或“復調〞現實，并用“文學狂
歡化〞概念來支持他的對話理論。他傾向于把世界和人生看作一種共時結構，偏愛把
文學置于文學之外的象征性語境之中，借以由此造就一個雜亂擁擠的互話語空間，創
造一個眾聲喧嘩卻又是內在和諧的彈性環境，從而賦予語言或意義某種不確定性。
巴赫金提出上述理論時，并未預見到文學符號學的開展趨勢。可他的狂歡化概念
至少暗示或強調了在文學批評、人類學、社會學等領域間建立一種互文性理論的可能性。所以克里斯蒂娃說：互文性概念雖不是由巴赫金直接提出，卻可以在他的著作中
推導出來。
(二)巴特、克里斯蒂娃與“互文性革命〞
1973年，巴特幾乎在發表?文本的快感?的同時，發表了著名論文?文本的理論?，
文中他試圖答復“文本是什么〞。在他看來，文本不是作品，也不是客體，甚至不是
一個概念，文本產生于讀者與文字間的關系空間，它是一個生產場所；文本作為生產
活動，它生產出來的不是產品，而是一個作者與讀者相遇、上演戲劇、進行語言游戲
的場所。巴特進而又說，文本是意指，是一種意指實踐，是讀者參與的意指實踐過程——其核心是以矛盾形式出現的多元性。
作為著名的符號學家，克里斯蒂娃在其1966年的?語言·對話·小說?一文中開創性地提出了“intertextuality〞(互文性)概念。克里斯蒂娃在進行文學批評研究時，注意到進入先后文本空間的主體。她認為，一個文本片斷、句子或段落，不單是直接
或間接話語中兩個聲音的交叉，它是無數聲音交叉、無數文本介入的結果。而不同文
本在不同層面的參與，那么揭示一種特殊的精神活動。她認為分析者應該明白，她所
分析的是一個特定話語的主體；而這個主體恰恰由于互文性而超越了她自己的身份，
超越了詞源學意義上的個人。一個創造性主體的分解，一個新的多元主體的產生——
這便是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動力學。它不僅適于互文性作者，也適于互文性讀者。
依據這一理論，讀者閱讀的過程，就是把自己的身份置于意指過程之中。他不僅
將與特定文本中的不同互文本相認同，而且還必須被化簡為零，被置于一種啞然失語
的危機時刻。這是審美快感到來之前的準備階段。然后，讀者便可進入自由聯想的過程、重構多元意義的過程、定義幾乎無法定義的內涵的過程。所以結論是互文性自身
具有強烈反悖與戲仿特性，而對任何文本也都有一個再創造過程。
(三)結構與解構：互文性的雙向作用
互文性就是寫作與閱讀共享的一個領域，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與實踐意義。按照
喬納森·卡勒的說法，互文性實指一個話語空間。首先，互文性關系到一個文本與其
它文本的對話，同時它也是一種吸收、戲仿和批評活動；其次，互文性說明文學所依
賴的特殊手法與闡釋運作，都具有一定的人為性甚至欺騙性。它揭示出文學作品的特
殊指涉性：當一部作品外表上指涉一個世界時，它實際上是在評論其它文本并把實際
指涉推延到另一時刻或另一層面，因而造成了個無休止的意指過程。如此看來，這要
比布魯姆在分析“強力詩人〞時所揭示的影響模式復雜得多：譬如它會涉及特定文類
的專用手法、涉及有關與未知事物的特殊假設、涉及比擬普遍的期待與闡釋運作，乃
至有關特定話語的先入之見、目的思考等等。卡勒提議使用語言學研究中的預設方法(包括邏輯預設、修辭預設、語用預設等)對其進行定義、描述和使用——如卡勒所說，不管從哪種預設人手，對文學的解讀終將是一種互文性解讀。
結構與解構主義所展示的互文性雙向作用，生動說明互文性理論所強調的對于一
切話語與思維的重要性。其驚人之處在于：一方面，結構主義者可以用互文性概念支
持符號科學，用它說明各種文本的結構功能，說明整體內的互文性關系，進而揭示其
中的交互性文化內涵，并在方法上替代線性影響和淵源研究；另一方面，后結構主義
或解構主義者利用互文性概念攻擊符號科學，顛覆結構主義的中心關系網絡，破解其
二元對立系統，揭示眾多文本中能指的自由嬉戲現象，進而突出意義的不確定性。
三、正確認識互文、互文性
首先，從上面的簡單分析可以看出，二者之間只是一種偶然的字面雷同，相互間沒有內在聯系。互文是一種結構技巧，是表達特定意指的特殊手法，其取舍或揚棄的過程甚至結果都是偶然的；而互文性那么是文本確立時所受到的可能影響和文本解讀過程中必然要受其它文本干擾的規律，在定程度上是不可防止的。
其次，互文僅僅只是一種表達方式、一種純技巧，是中性的；而互文性那么是一種批評方法，在上升為理論后又推及到歷史認知，抽象為認識論，所以本身就是爭議的對象。作為“對歷史主義和新批評的一次反撥〞，后現代主義表現形式之一的新歷史主義的互文性理論，它從對文學文本之間的互文性認識轉移到對文學文本與歷史文本之間的互文性認識以及強調文學的歷史性和歷史的文學性，已經與歷史唯物主義強調歷史規律、歷史結構、歷史條件、歷史范圍、歷史過程對歷史事實解釋的有效性等客觀規律相違背，同時又忽略了具體的時間、空間和內外部關系對歷史事實存在、開展的制衡和影響，因而是違反歷史科學的，是把客觀歷史與歷史認知、把個體認識與社會認知相割裂、相對立的。
第三，可以肯定，文學與文學之間、文學與歷史之間，是不可能完全概括為互文性關系的——不同形式的文本之間的關系除具有相似性和通約性外，還必然存在著差異性和矛盾性。那種把文學與歷史確證為互文性關系的認識，掩蓋和遮蔽了歷史本身的客觀存在，是存在相當程度上的想象性、虛構性的，
因而也具有一定的欺騙性——是以混淆歷史和文本的界限，用歷史的文本形式來冒充、取代和偷換歷史，把歷史變成歷史故事、變成文學文本、變成對歷史存在的主觀表達為前提的。換言之，所指涉的不是文學與客觀真實存在的歷史事實之間的關系，而是文學與以文本形式呈現出來的歷史認識之間的關系。
四、互文的創新與互文性的運用
毛澤東抒發胸懷的?卜算子·詠梅?詞，從解構主義考察，應該是翻新陸游同題詞作；而即或從結構主義出發去探察，大概作者也可能確實是要借陸游?卜算子·詠梅?這個隱性文本來強化自己這個顯性文本的意義、深化其意指的。所以可以說這兩個文本間有一定的互文性，也可以說毛澤東?卜算子·詠梅?是翻新陸游舊作進行互文性運用的一個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