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紅帽”的三個故事版本談結尾的意義
孫尚前
（浙江師范大學 人文學院，浙江 金華 321004）
摘要：本文以貝洛版、格林版的《小紅帽》和芭芭拉·G·沃克的《小白帽》三個故事作為版本取樣，主要采用羅蘭·巴特的可讀性和可寫性的理論，對源于同一故事的不同結尾的意義進行闡釋，認為結尾的差異關乎文本對讀者的定位，并且進一步探討了結尾的可讀與可寫的相對性問題。同時對結尾所含的意識形態也做了簡單的分析。
關鍵詞：小紅帽；結尾；可讀性；可寫性；意識形態
“小紅帽”的故事隨著不同的時代而有不同的改寫，這些改寫的版本，不僅表達的方式各有差異，所含蘊的意義也不盡相同。從凱薩林·奧蘭絲妲（Catherine Orenstein）的論著《百變小紅帽》，我們大抵可以知道小紅帽的故事在西方文化語境中的演變。這些變異的故事有著不同的結構，更有不同的結尾。從結尾來探索小紅帽故事的變異性，似乎也就成為一個可加以選擇的課題。因此本文試圖從可讀性與可寫性的角度來談小紅帽故事結尾的意義。
本文只選取三篇作為樣本來分析，即貝洛版與格林版的《小紅帽》和芭芭拉·G·沃克（Barbaba G.Walker）的《小白帽》。取樣雖然有限，但是就其結尾來說，我們仍然可以從三個版本看出一些明顯的問題。
一 《小紅帽》的文本結構及其結尾
《小紅帽》這個看似簡單的童話故事之所以引起如此多的關注，產生如此多的版本，與它的結構關系頗大。阿爾奈《民間故事類型》說：“任何類型的故事都可能有數不盡的變異版，以致故事源源不絕。好比更換主角的服裝，隨即產生新的主題，卻沒有改變故事的主結構。”[1](p.267)《小紅帽》的衍生正符合其所說的情形。以下，我們先以普羅普的敘事學理論來梳理一下貝洛版和格林版的《小紅帽》敘事結構：
1缺席：小紅帽從家里面出來去外婆家
2禁止：小紅帽的媽媽告訴小紅帽不要走小路
3違背禁令：小紅帽沒有聽媽媽的話跑到路邊去摘花
4偵察：小紅帽遇到野狼
5棄守：小紅帽同狼說她要到外婆家去，并把外婆家的地址告訴了狼
作者簡介：孫尚前（1981-），女，遼寧朝陽人，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在讀碩士研究生，現當代文學專業，兒童文學方向。 6欺騙：野狼假扮成了小紅帽到外婆家去敲門
7共犯：外婆相信了狼，讓它進了屋子
8惡行：狼吃掉了外婆和小紅帽
9神奇的援助：獵人在外婆家的門外聽到狼的聲音，進去剪開了狼的肚子
10起初的不幸獲得補救：小紅帽和外婆從狼肚子中跳出來
11惡棍受到處罰：狼被肚子里的石頭壓死
這是一般所接受的小紅帽故事情節，幾乎所有的改編都是從這個結構入手的。從上面的功能分析來看，《小紅帽》的結構是有“空白”的，而這個結構的“空白”中止了本文模式的聯結，把讀者引到“填充”的行為上來，為讀者的改編提供了可能性。再者，小紅帽的結構是一個可以套進許多故事的自由度較大的結構，即在主結構不動的情況下，可以通過變換人物的行為重新組合故事。
前者可以以格林版的《小紅帽》為例，這個版本的結構是在貝洛版本的功能上增加了幾個功能。在“缺席”與“偵察”中加了“禁止”與“違背禁令”兩個功能，在“惡行”后面加了“神奇的援助”、“起初的不幸獲得補救”、“惡棍受到處罰”三個功能。而這幾個功能的增加不只是改變了結尾，也使《小紅帽》完全改變了原來所要傳達的觀念。
后者可以《小白帽》為例。《小白帽》的結構與貝洛版的是完全相同的，只是其中的內容已面目全非。它述說了一個巫婆外婆和她的孫女小白帽如何懲治獵人而替狼族報仇的故事。在故事中，小白帽不再是一個甜美嬌小的小女孩，狼也不再是兇惡無比的狼，反倒原本作為援助者角色出場的獵人與外婆共同分擔了狼原來的角色。獵人替代了與小紅帽相遇的狼，而外婆則替代了吃掉外婆和小紅帽的狼。也就是說，在這個版本的結構功能中，“偵察”功能已變為小白帽與獵人相遇，“棄守”變為小白帽讓獵人知道了外婆是誰，“欺騙”功能變為外婆扮成兇惡的狼，“共犯”功能是獵人被騙進門，“惡行”是外婆把獵人殺死并把其身體斬成小塊喂狼。這種大幅度的內容變動必然導致結尾大異于原版。
小紅帽故事三個版本的結尾都不同，而這種不同不只暗含了創作者的意識形態，并且對讀者的接受也產生極為不同的效果。
現在就從可讀性和可寫性的角度來對三個版本的結尾進行分析。
二 從《小紅帽》到《小白帽》：結尾的可讀性與可寫性
可讀性與可寫性是法國著名的批評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在《S/Z》中提出的概念。屠友祥譯之為“能引人閱讀者”和“能引人寫作者”，這種譯法可以作為理解上的參照。巴特在《S/Z》中寫道：
啟程/旅途/到達/居住：旅程被一一填滿。使之結束、充滿、接合、統一，這可以說是能引人閱讀之文的基本要求，其惶惶然，似懾于某類揮之不去的恐懼：省卻某一環節的恐懼。惟恐遺漏，遂產生出情節的邏輯外表：各項以及其間的銜接得到安排（結撰），以便交互合并、重迭、創造某種連續性的幻覺。充盈導致描畫，以‘表現’此充盈，而描畫又引發補苴罅漏，一一著色：能引人閱讀之文仿佛憎厭空白。[2](p.197)
從以上這段話可以了解，可讀性的文本是一個統一而和諧的整體，它采用“面面俱到”的方式力圖使文本成為一個“固定的自足的現實文本”，并且把文本的意義明確地傳達出來。“在可讀性文本中，能指和所指之間的關系一目了然，文本的意義是可以把握解讀的”。[3](pp.
368-369)它厭惡“空白”的特點，使得它拒斥讀者的重新創造。
一個文本若想吸引讀者對其再創造，“空白”是一個很重要的條件。文本的“空白”對讀者來說是一種召喚的方式。根據伊瑟爾（Wolfgang Ir）的說法，“空白”與“否定性”是本文與讀者進行交流的基本條件，“空白自發地調動了想象，提高了讀者的建構能力，他不得不盡力補充空白，把這些本文圖式聯系起來，成為綜合的完形。”[4](p.238)可讀性文本不只缺乏“空白”，對伊瑟爾所說的“否定性”也是力避其存在的。所謂“否定性”，是對既有的規范的合理性的否定。但可讀性文本不會想去動搖讀者原有的歷史的、文化的、心理的定勢，它是源自文化的而不是與之背離的。
一旦把“空白”和“否定性” 從文本之中抽離，將導致文本遠離“不確定性”，也就阻斷了文本與讀者的交流。讀者在面對文本時只能是接受或拒絕。相對的，可寫性文本則隱含著召喚結構，它充滿著“空白”和“否定性”，把讀者吸引到文本中來，使其打破對世界既有的把握方式和規則，與作者共同創造文本的意義。“‘可寫性文本’就是邀請讀者從自身的語境中解放出來，而通過偶然或約定的性質，對其所理解的傳統觀念和符號規約進行反思，從而去探討對對象的更新的闡釋密碼。這樣，讀者就不再是被動地被灌輸的群體，而是主動地進行闡
釋和意義塞入或填入的群體。”[3](p.370)可寫性文本令讀者“不適”，動搖其閱讀趣味、價值觀和思維記憶。
以上是對可讀性文本與可寫性文本所進行的介紹，以此為基礎，現在來談談“小紅帽”三個故事版本結尾的可讀性與可寫性問題。
貝洛版和格林版的《小紅帽》在情節上大致相同，但結尾之一是狼吃掉外婆和小紅帽，而另一個是獵人救出了小紅帽。從文本結構來看，它們都是一個和諧的整體，結尾與文本的開頭和發展是邏輯一致的。不論外婆和小紅帽被狼吃掉之后是否獲救，狼是否得到懲罰，都是從前面的情節導引而出的。作者對文本意義的預先構想使所有的部分集中投向一個中心點，引向一個方向。小紅帽遇見狼并且告訴它外婆家住在哪兒，因此發生可怕的后果，但救助者的出現使小紅帽獲得拯救且又懲罰了惡狼。一切都順理成章，結尾既沒有留有想像的“空白”，也沒有對讀者的原有價值規范有所否定，相反的恰恰是對傳統道德與價值規范的強化和肯定。因此可以說這是典型的可讀性結尾。如同《S/Z》中所說：“能引人閱讀者的道義法則、價值法則，處于充滿因果鏈的境地；由此看來，每個決定物（determinant）在可能的范圍內必須是被決定物（determine），這使得每種表示（ notati
on）都處于居間狀態，被雙重地定向，卷入朝向目的的航行中。”[2](p.294) 也就是說，在可讀性文本，結尾是文本結構自然發展出來的一環，它并沒有逃逸出讀者所期待的視野。
作為女性主義顛覆書寫的《小白帽》，其結尾是一個可寫性的結尾。（這是相對于傳統版本來說的。其實相對于這個文本的前面情節來說，這個結尾也是可讀性的。詳下文。）這個文本借用傳統小紅帽故事為背景。依照伊瑟爾的說法，入選的現實和社會規范作為本文的前景并沒有消除被淘汰的規范，只不過這被淘汰的規范已退居為背景。經由前景與背景的對比，讀者對本文有了全新的理解。[4](p.14)我認為結尾也是同樣的情形。《小白帽》的結尾潛在地預設了讀者知道《小紅帽》原版故事的結尾，而且是接受了以男性為中心的意識形態群體。如此一來，《小白帽》的結尾才能以不受傳統束縛的方式打破讀者的期待，提供讀者以一種陌生的樂趣，并對讀者原有的價值觀念，性別意識和道德觀提出挑戰。
《小白帽》的結尾是：幼狼被很好的救護，獵人被殺死以喂狼，而殺死獵人的竟是外婆，小白帽則把這件事輕描淡寫講給媽媽聽。
這種結尾是以“否定性”的方式引發讀者對文本的參與創造。讀者對這個結尾想必會有一種心理上的拒斥感，有一種“不適”，不太能接受小女孩和外婆的殘忍。隨后，讀者會思考為什么會有這樣的結尾，當他意識到這是女性主義的顛覆書寫，是一種極端化的反叛，他就會對自己原有的各種價值規范進行反思，從而對文本有全新的理解，而對原有的觀念重新調整和定位。讀者不再會想當然地把小女孩定義為天真無知，不再會想當然地把男人視為正義的化身以及拯救者的象征，狼也不再一定是兇惡的，而外婆也擁有自救的能力。女性不一定非要男人保護，狼不一定比人更殘忍。當他返觀原版《小紅帽》時也不再會把其中的情節作為想當然的事來接受，他就會看到其中濃厚的意識形態（男權意識、人為中心的道德觀）在過去是如何以“偽自然”的方式潛移默化地傳遞給孩子。這樣結尾促成了讀者積極參與文本的生產，也完成了讀者與本文交流的目的。
然而我們必須強調一點：可寫性結尾與可讀性結尾的劃分并不是絕對的。對一個人來說是可讀的對另外一個人可能是可寫的，這是因為每個人的詮釋系統都不同，不可一概而論。對一個熟悉女性主義顛覆文本并對其結尾形式已有一種定勢思維的讀者來講，讀《小白帽》時很可能就不會把它結尾當作是可寫性的。“每一種語言一旦被重復了，即頃刻成為舊語言。”[5](p.51) 結尾也是如此。而對于從沒有讀過這種文本或極少有此閱讀經驗的人來說，
這個文本的結尾則是可寫的。此外，對一個人來講，一個文本的結尾是可讀還是可寫的也不是固定不變的，當他熟悉一種可寫性的模式以后，再返讀最初讀的此類文本時則已是可讀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