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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之城》(City of Glass，1987)是美國作家保羅·奧斯特(Paul Auster，1947—)的成名作《紐約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作品通過一個紐約的偵探小說家離奇的生活片段，展現了現代人迷茫、孤獨的生活狀態。《星期日泰晤士報》稱其為一部給“偉大的美國傳統帶來了極其重要的活力”的作品，而《華盛頓郵報》也稱其有卡夫卡的神韻。作品雖然采取了偵探小說的模式，但得益于碎片化的情節等后現代技巧的運用，使其成為一部探討體裁、語言、文學創作等問題的元小說。該小說另一個鮮明的特色是對各種史詩的顛覆與重建。作品通過互文，直接引用、討論、模仿甚至顛覆各個階段的文學史詩作品，一方面消解史詩至高無上的敘述權威；另一方面，傳統史詩也賦予處于精神困境的現代人的生活以時代的厚重和深刻的哲思，以期在破碎無序的現代社會重新構建屬于現代都市人的新史詩。
一、從史詩詩歌到史詩小說
史詩有狹義和廣義兩個范疇的涵義。狹義史詩專指口頭傳唱的敘事類詩歌，也稱民族史詩或傳統史詩。
傳統民族史詩中的敘事框架，如英雄的成長、冒險與征服、正義與非正義的對立等，在文學中被反復再現模仿，成為一種具有崇高地位的史詩敘事模式，也被稱為宏大敘事。廣義的文學史詩包括對傳統史詩敘事模式的再現和發展，體裁包括神或英雄主題的長篇敘事詩歌，如彌爾頓的《失樂園》、但丁的《神曲》等；具有宏大規模、范圍及深刻性的現代小說、詩歌與戲劇，如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惠特曼的《自我之歌》等。對傳統史詩敘事的不斷發展重構，體現了人類對于自身存在意義的追尋和對偉大、崇高品質的渴望。美國學者西里斯·米勒(J.Hillis Miller)提到文學中的重復與差異存在一種相互依存的辨證關系，從而使“一個文學文本自身并不是一個‘有機統一體’，而是與其他文本的關系，而其他文本反過
來又是與另外文本的關系——文學研究就是對文本互涉性的研究。”[1]后現代小說中的史詩敘事重構呈現出更為豐富的面貌。矛盾的共存、破碎的社會秩序和反英雄人物的出現讓很多批評者認為宏大史詩已是逝去的歷史。巴赫金在其《史詩與小說》中提到，史詩是一種“已經完全終結的體裁形式”。但是巴赫金同時也提道：“……從特洛伊史詩循環可見……史詩已經被改編為小說。”[2]一些學者對史詩持有更開放的態度，認為史詩是一種有機體，“從歷史維度來看，發展是史詩的基本法則……，對早期史詩傳統的部分否定，也是史詩傳統的一個部分。”[3]12可見，優秀的史詩文學創作者必須是對之前形式的巨大轉變，在新的維度上賦予史詩新的內涵。
在《玻璃之城》中，對史詩模式的重構主要通過互文實現。互文概念首先由法國文藝批評家克里斯蒂
娃(Julia Kristeva，1941—)提出，她認為互文使任何作品的本文如同一種鑲嵌品，任何本文都是其他本文的吸收和轉化。互文既包括再現型的引用、對比、參照，也包括戲仿、模擬、改寫和原型等方式，將一個文本的意義置于與其他特定文本相互關系之中，強調文本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依存的關系[3]39。互文對文學體裁、敘事模式、文學原型構建等方面的研究均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玻璃城》中，奧斯特討論了三個階段的史詩類作品：可以代表口頭傳唱傳統的希伯來民族史詩《圣經》、早期創作史詩《失樂園》，以及探索未知世界主題的史詩類小說《堂吉訶德》《馬可·波羅游記》等。作者一方面使用互文力圖瓦解史詩的講述權威；另一方面也在后現代語境下，通過搭建小說與史詩的相互關系，展開了通往人類心靈的征服之旅。
二、從崇高到虛構
顛覆史詩的崇高性是奧斯特嘗試對傳統史詩中的權威要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２－２５
基金項目：內蒙古工業大學研究生教學改革項目“英語語言文學專業《敘事學》課程內容體系優化和教學模式改革研究”（ＹＪＧ２０１８０１６）作者簡介：郭萌（１９７５—），女，內蒙古呼和浩特人，副教授，碩士，主要從事敘事學、美國現當代文學研究。
《玻璃之城》中的史詩互文
郭 萌
(內蒙古工業大學 外國語學院，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51)
摘 要：直接引用、討論、模仿各種文學史詩作品，一方面將史詩置于偵探小說框架之內，消解其敘述權威；另一方面也賦予瑣碎離奇的普通現代人生活以時代的厚重，以期在無序的現代社會重新構建屬于普通人的新史詩。
關鍵詞：史詩；互文；后現代；《玻璃之城》
中圖分類號：Ｉ７１２．７４ 文獻標志碼：Ａ 文章編號：１６７４－９４９９（２０２１）０２－０１３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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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作家講述兩個方面的權威進行了挑戰。
首先，將史詩文本置于通俗小說的框架之內，消解其崇書中提道：“偵探與作家是可以互換的”[4]42。偵探是那個“在物體與事件的錯綜之網中，通過觀察、傾聽和探索獲取思想的人，是把各種想法融合在一起，以找出其中意義的人。”[4]46所以，對于奧斯特而言，偵探小說與史詩都是人類借以表達自身和體驗世界的途徑，而文學體裁的高低等級劃分是荒謬的。
其次，在力圖消解偵探小說與史詩之間的地位鴻溝之后，通過強調史詩作品的“虛構性”和講述的“不可靠性”，奧斯特進一步顛覆了作家在講述中的絕對權威。奧斯特首先對《堂吉訶德》和《馬可·波羅游記》兩部史詩小說作品中敘述可靠性問題進行探討。奎恩在提及《堂吉訶德》時稱塞萬提斯強調是他在一個市場中發現了這部作品的手稿，并雇傭翻譯將其譯為西班牙語。因此，塞萬提斯說他只不過是譯文編輯而已，甚至無法確保翻譯的準確性。而如《馬可·波羅游記》之類的敘事作品，無論作家如何強調其可信度，依然無法證明其真實性。小說中引述了《馬可·波羅游記》中的一個片段：“我們寫下的完全是真實所見所聞，沒有任何程度的虛構，所以這本書是完全準確的記錄”，奎恩諷刺其為“脆弱的保證”。古希臘史詩作家希羅多德也被稱為 “一個聲名狼藉的不可靠的編年史家”[5]72。挑戰質疑史詩敘事中作家權威之外，奧斯特對作家、讀者和作品之間的關系進行重新定義，他提到偵探與作家均以“私眼”(Private eye)觀察了解世界，同時也“要求世界以主觀的方式呈現在他們眼前”[4]45。一方面，作品是作家主觀意識的體現，通過虛構世界展現作家對現實世界的理解；另一方面，讀者通過作品認識作家和虛構世界的同時，也在進行自我認知。所以，史詩與通俗文學一樣，是作家與讀者動態交流的渠道，其本質都是主觀世界的展現。
三、從口頭到身體
民族史詩具有口頭傳統，吟游詩人的講述便是一切。對于這種以創作者為中心的講述模式，奧斯特借用《圣經》中巴別塔的故事，進一步指出史詩講述的不可靠性。奧斯特虛構了一個語言學家斯蒂爾曼教授，教授認為從巴別塔的倒塌，上帝一夜之間讓人們開始講不同的語言開始，人類便產生了紛爭和誤解。他提到語言從過去的人類發明的指代具體事物的工具，變成了具有主觀性、抽象性、符號化的概念集合[4]66。所以，語言不能描述事物真正的面貌，而只是在某種歷史或特定語境下的概念與符號。人們不能用現代語
究發現，語言符號與其意義的斷裂從巴別塔的倒塌開始。巴別塔倒塌之前的人類共有的語言能夠指代事物真正的性質，可以實現人與人真正的溝通，因此被他稱之為“源語言”(original language)。教授不惜囚禁自己的孩子做實驗，力圖重建語言與客觀世界、語言與身份、語言與社會三者真正的關聯。然而教授的嘗試失敗了，自己也因虐待兒童而被捕入獄。出獄之后的教授在紐約這個陌生的都市叢林中游蕩行走，用身體語言表達自己的主張，他的行程畫出Babel (英文巴別塔)圖樣，借以抗爭語言表達上的誤解。
與教授的行走類似的是，主人公奎恩也放棄用語言書寫，轉而用身體力行來講述自己的故事。奎恩原本是一名偵探小說家，沒有家人和朋友，其真實姓名只在與出版代理商通過信件交流時使用。奎恩在
發表作品時使用筆名威廉·威爾森(William Wilson)，與偵探小說家愛倫·坡作品中具有雙重人格的人物同名，他自己主動切斷了真實身份與現實世界各種交流，僅以筆名存在于讀者的印象構建之中。隱退于文本之后的行為使他對世界的探索具有了更豐富的可能性：有人將他誤認為是偵探而向他求助，而奎恩也順水推舟，開始假扮偵探參與到罪案調查之中。與偵探以自己的觀察來探索事件真相一樣，作家以文字講述的方式認知世界。通過記錄親身參與的偵探工作，他不但更直接地參與了斯蒂爾曼教授的故事，也更清晰展現出現代人生活的多面性和偶然性，恰如愛倫·坡筆下具有多重人格的威爾森一樣。而在深入了解教授的研究之后，奎恩更加清楚地認識到與不可靠的口頭語言文字相比，身體語言更具直觀性，能夠更準確地實現講述的意圖。前人書寫的宏大史詩，只不過是講述者自己對英雄行為的主觀理解，如果想要創作現代人的史詩，需要拋棄前人的語言，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去描繪和構建真正屬于現代人的史詩。
四、從自然到精神
征服自然是早期史詩中最重要的母題之一，雖然人類對地球自然之境的探索已日臻窮盡，征服史詩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壤，但人類對于偉大征服者的決心、勇氣和奉獻精神的敬仰從未停止。奧斯特在《玻璃之城》中借助彌爾頓《失樂園》的故事，探討現代社會人類征服與探索的新領域。斯蒂爾曼教授認為，人類的墮落始于偷吃智慧樹的果子，心智的開化帶來各種欲望和貪念的誕生，“語言的墮落也是人類的墮落的開始”[5]86。斯蒂爾曼教授力圖切斷自己的孩子與外界的聯系，隔絕人類的各種欲念的
侵染，使其更專注于純粹本真的精神世界。而奎恩在與小斯蒂爾曼的交流中發現他發明了屬于自己的符號系統：在不同的季節他用各種顏色給自己起名字，更直觀地表達自己的觀察。春天時他可以叫綠先生，冬天是白先生等等。在他看似破碎的語言表達中，讀者可以更直觀感受到過去被語言符號所壓制的想象力和欲望。
言語無效溝通帶來的誤解像看不見的玻璃墻一樣，阻隔壓制著人對世界和自身真正的認識。原本借以交流的語言因為人類的各種欲望變得充滿謊言和誤導，所以在現代社會，吟游詩人的英雄故事會被埋沒在無盡的信息之中，變成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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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合作的方式來提高短視頻的活力。
6.政府與企業合作，推動文化傳承
很多短視頻平臺都開通了一些傳統文化制作賬號，這些賬號很少發布內容，觀看者也非常少。政府作為文化機構具有宣傳當地優秀傳統文化的責任，應帶頭宣傳當地的傳統文化。官方機構的加入能夠帶動更多的群眾參與傳統文化弘揚的大軍之中，政府還可以與一些短視頻平臺合作，簽訂協議，兩者可以在傳統化宣傳過程中進行合理規劃，策劃出一些高質量的宣傳短視頻，政府可以聘請一些非遺技藝傳承人加入其中，為傳統文化傳承提供平臺，號召更多有能力的群眾參與其中，為家鄉建設出力。這種新型的合作模式更有利于傳統文化弘揚，也有利于樹立正面的城市形象。
五、結語
傳承中國傳統文化，是對傳統文化、傳統思想價值體系
大復興。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巨大成功帶來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為文化自信提供了堅實基礎，催生著人民在現代社會煥發嶄新的活力。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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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與價值創造[D].合肥：安徽大學碩士論文,2019.[6]張紅蕓.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的實踐經驗和可行路徑——以YouTube李子柒短視頻為例[J].出版廣角,2020(12).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Ｕｓ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 Ｖｉｄｅｏ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Yang Bin
(Fujian Business University, Fuzhou 350001, China)
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We Media” not only enables people to experience the immediacy of information, but also enriches the forms and contents of their entertainment life. At prent, it is a new development trend for Chine traditional culture to rely on the short video platform. More and more traditional culture lovers make and share short videos, and inherit and disminate Chine traditional culture on the short video platform, which makes more people experience the significance of Chine culture and cultural aesthetics in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culture.
Key words: Chine traditional culture; short video platform; status of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責任編輯：師清芳］
可無的消遣。并且自然世界已無未知之地的當代社會，只有充滿欲望的人心才是人類無法征服的未知世界。奧斯特提道：“人類最大的問題就是不知道如何自己呆在孤單的房間里。”[6]指明人類似乎對世界已經盡在掌握，但卻對自己的精神世界一無所知的現狀。于是奎恩毅然切斷了一切無用的聯系，封閉自己，為了更好地進入自己的精神世界。他把自己關在一個廢棄的屋子中專注寫作，通過禁錮肉體的欲望和拋棄無用的虛名，來最大程度上貼近心靈，以獲取對世界先驗的認知。奎恩發現認識世界的第一步就是真正認識自己，在已無遠方的自然可以征服探索的今天，戰勝自己的欲望，探索人類的精神世界才是人類重歸美好精神家園的開始。探索神秘的精神世界，征服自身的弱點，也恰是史詩精神的完美傳承。
五、結論
《玻璃之城》雖然篇幅不長，背景為現代都市邊緣人的生活，卻因與宏大史詩的互文而使描寫荒誕瑣碎生活的作品變得厚重起來。史詩互文讓平凡人荒誕的故事、超自然的場
景或情節具有了現實的凝重，使文本更具張力和深度。此外，傳統的宏大史詩已經失去原來的創作土壤，所以，奧斯特嘗試顛覆傳統文學觀念中的宏大史詩的同時，力圖通過互文在后現代語境下構建屬于普通人的新史詩。他用身體語言和親身經歷來抵消口頭講述的虛構性和主觀性，并且用探索自身的內心世界來替代傳統史詩的征服與探索自然之旅。但無論是對精神世界的探索，還是用身體語言表現
信念，史詩中對于人類崇高精神的弘揚卻是無法撼動的。不懈的求知、對真的渴望，是人類始終如一的信念表達。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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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ｐｉｃ 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City of Glass
Guo M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ohhot 010051, 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epic has been considered a sublime narrative genre, regardless of its declining trend in modern literature. In post-modern context, its sublimity is under vere challenge. City of Glass is the first well-known work of American novelist, Paul Auster. The most obvious feature of the work is the subvers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epic narrative style. With the help of intertextuality, the author puts epic in the framework of detective stories via direct quotation, discussion, or imitation so as to deconstruct its narrative authority; meanwhile, the author tries to reconstruct the new epic of common people in the chaotic modern society and endows their trivial and bizarre modern life with the solemnity of the times.
Key words: epic; intertextuality; post-modern; City of Glass ［責任編輯：李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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