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2年第6期第17卷
JO U R NA L O F T SI NG HU A U N IV ERSIT Y
(Philo so phy and So cial Sciences)
No.6 2002V o l.17
大學辦學理念：東西方文化的比較
藍勁松
(清華大學 教育研究所, 北京 100084)
摘 要：正如現代大學誕生于西方一樣，大學的辦學理念也是西方一統天下。文章首先從世界一流大學發展的角度，把西方大學的辦學理念概括為合理求是、使命引導、學術自由、大學自治、積極應變五個方面。與此相對照，又從中國傳統文化出發，把大學的辦學理念概括為五個方面：各美其美、和而不同、學術責任、與時俱進、止于至善。其中,“各美其美”是行動的價值觀念,“和而不同”是行動的必要選擇,“
學術責任”是行動的制度約束,“與時俱進”是行動的管理標準,“止于至善”是行動的最終理想。最后，指出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可以也必須從包括自己的傳統文化在內的一切優秀文化中汲取智慧與力量。
關鍵詞：辦學理念; 世界一流大學; 東西方文化; 行動哲學; 比較研究
中圖分類號:640-059.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0062(2002)06-0052-07
收稿日期:2002-04-12
基金項目：教育部全國教育科學“十五”規劃重點課題“研究型大學戰略管理研究”[EI A 010452]作者簡介：藍勁松(1966- )，男，清華大學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20世紀90年代以來，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已經成為高等教育界關注的熱門話題。從已經出版的論著看，舉凡大學的師資、生源、經費、圖書、校園環境等“物質”方面多有論及，大學的使命、職能、理念等“精神”方面也漸為人注意。然而，世界一流大學發展到今天，其背后是否有作為共同精神內核的辦學理念?它們各自的內部構成與相互關系如何?由于世界一流大學幾乎全部集中在西方發達國家，那么，要在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建設世界一流大學，除了需要吸收西方大學辦學理念的智慧之外，中國是否能為世界一流大學建設提供參照理念?如果能夠，中國應該確立哪些辦學理念并貢獻于世界?這
些問題的解決對于21世紀高等教育(尤其是大學)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而且是在建設世界一流大學進程中不能回避的問題。有鑒于此，本文把關注的焦點集中在世界一流大學的辦學理念方面，在概括以西方大學為代表的世界一流大學辦學理念的基礎上，著重從中國傳統文化的角度出發探討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大學辦學理念，并對兩者作一簡要比較。
一
所謂“理念(idea )”乃是組織的最高領導原則，它行諸于外在環境及內部優勢所建構宏遠、正確及
前瞻之目標。[1]
相應地，大學的理念就是大學發展遠
景與方向的指導原則，或者說大學的最高領導原則。它是對大學(高等教育)的精神、使命、宗旨、功能與價值觀等發展基本思想的概括性論述。辦學的具體目標、任務、體制、機制、方法乃至校訓、校歌、校旗、校徽及校園布局與建筑等則是大學辦學理念的延伸或受理念的無形制約。由于“理念”具有濃厚的哲學氣息，因此辦學理念很大程度上屬于哲學探索的范疇。這種哲學思想總是有意無意地左右著大學的發展，并成為大學的核心競爭力之一。德國哲學家Karl Jaspers 在《大學理念》一書中開宗明義地寫道:“大學的任務是在研究者和學生的共同體中探求真理。”[2]
羅素則認為:“大學的正當任務應該是引導學生養成批判地審察的習慣，使他們懂得那些與一切問題有關的準則和標準”。
[3]
盡管如此，世界一流大學的辦學理念既有不同的表現，也有共同的特征。正如著名高等教育哲學家約翰?S?布魯貝克所指出的:“在這里，關鍵的哲學問題并不是尋求各種答案的共同基點，而是尋求各種問題的共同基點。”[4]當大學面臨著種種問題的時候，往往也就是反思大學理念的時刻。
合理求是 哈佛大學的校訓是眾所周知的，通常漢譯為:“以柏拉圖為友，以亞里士多德為友，更需要以真理為友。”哈佛大學校徽與校訓的文字都昭示著該校立校興學的宗旨——求實崇真。洛厄爾校長指出:“不論我們認為人的歷史是單調的或是狂暴的，有兩個事物總是新的，這就是青春和對知識的追求，這也正是一個大學所關心的。我們學校的年齡已經可以用世紀來計算，但只要它熱切地追求這兩件事物，它就永遠不會衰老。隨著時代的變遷，為達到目的使用的方法可能變化，但目的本身是永遠不變的。”另一任校長德里克?博克也指出:“無論是什么原因，我們必須非常清楚大學一直完成得很好的職責和履行這些職責所需的條件。尤其是，我們需要說服公眾并時時提醒我們自己，大學不是營業性公司，不是國家安全的工具，不是急于在世界上用強力推行自己的社會公正觀點的軍事機關。許多組織可以提供咨詢服務或幫助解決社會問題，或開發新的產品，或推行軍事目的，但只有大學或類似的學
術機構能夠發現為提出創造性解決辦法作基礎的知識，只有大學能夠教育出永遠作出批判性決定的人。許多人可以成為企業家、律師或有影響的顧問，但是只有具有安全和自由保證的學者才能去探求科學真理。”[5]由此可見，無論哈佛大學的校訓，還是洛厄爾或者博克的演說，其主旨都把追求真理作為大學發展的基本理念。
要“求是”就必須“合理”，也就是要從實際出發，理性地尋求事物內在的規律或規則，所以,“求是”與“合理”是同一事物的兩個方面。與哈佛齊名的M IT 的是非觀的核心就是“合理”。M IT各級領導都樂于就任何問題進行合理的討論。杰羅姆?B?維斯納認為大學師生走到一起的目的“是為了擴展人類對宇宙的認識。因此，不能允許任何主義、任何正統觀念、任何清規戒律和政治狂熱使我們離開這個目標”。他為安靜的學術空氣的呼吁表明了自己對一所大學基本宗旨的信念，即“追求知識，獲得知識，傳授知識，使用知識”。[6]由此可見，作為世界知名學府，哈佛與MIT雖然在學科構成等各方面都有很大差異，但在探求真理方面則表現出完全的一致性。
使命引導 “使命”指“派人辦事的命令，多比喻重大的責任”。[7]作為大學發展戰略的一部分，使命陳述的基本做法是用簡要的語言概述大學的各種目的，從中引申出大學具體目標及各自相應的子目標，最后從子目標提出各項政策。大學戰略計劃首要的一點就是陳述大學的使命，其次才是戰略分析、戰略實施、戰略評價。[8]可見大學的使命陳述乃是大學發展的先導。
大學的使命陳述在不同大學的表現有所不同。哈佛大學沒有正式的使命陳述，但提供本科教育的哈佛學院則有明確的使命:“哈佛致力于知識的創造，學生心智的開發，并使得學生能最好地利用他們的教育機會。為此，學院在以下幾個方面重視培養學生：對思想及其自由表達的尊重；發現與批判性思維的樂趣；在創造性合作中追求卓越；對個人行為后果承擔責任。哈佛同時鼓勵學生的參與、探索、創造、競爭與領導精神，以便提高其能力、激發其興趣、啟迪其智慧、挖掘其潛能，從而為學生建立自立(lf-r eliance)的基礎和終身學習的習慣，并最終使之在發展知識、增進理解、服務社會方面據于領導地位”。[9]耶魯大學的使命就是教育學生大有作為，并通過最豐富的思想訓練與社會體驗發展他們的智慧、道德、公民責任和創造能力，以便用人類的豐富遺產陶冶學生，使之服務并領先于人類活動的每一個領域。[10]其他世界知名學府也大多有自己的使命陳述，并以之作為行動的指南，表明使命引導已經成為大學的基本理念的一部分。
學術自由 所謂“學術自由一般被理解為不受妨礙地追求真理的權利”。證明學術自由正確的理由基于這樣的假設：知識對于社會是寶貴的，而且是不受干預的教學自由、研究自由、出版自由等等，乃是追求知識的必由之路。[11]在布魯貝克看來，學術自由的依據“至少基于三個支點：認識的、政治的、道德的，大致最重要的則是認識方面的：為了保證認識的準確和正確，學者的活動必須只服從真理的標準，而不受任何外界壓力，如教會、國家或經濟利益的影響”[12]，因為“大概沒有任何打擊比壓制學術自由更直接指向高等教育的要害了”。
但是，學術自由的解釋與限制在不同國家不同大學是大異其趣的。多倫多大學的辦學指導思想是:“學校是追求真理，探討學問和傳播知識的地方”，強調“學術自由”。其所謂“學術自由”是指在以下的各種學術活動中，個人不受任何外在力量(包括政治、宗教、學術組織、學校當局、學校同僚間或師長)的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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擾與阻止: 1.決定研究項目;2.決定研究方向;3.收集、閱讀以及取舍研究材料;4.對研究對象進行分析調查;5.用口述或出版的方式發表研究成果，提出個人觀點，批評他人的研究成果。當然，學術自由也并非不受任何限制，例如，不可作人身攻擊，只能從學術的觀點作理性的批評駁難；不可倡導用武力顛覆政府以及用暴力擾亂社會秩序；在戰爭期間，任何人不得利用學術自由從事通敵叛國的非法活動。而在德國哥廷根大學，學術自由的表現有所不同：首先體現在神學、法學、醫學、哲學四個學院的平等關系上，也即神學不再凌駕于其他學科上；其次還體現在學生享有充分的“學”的自由上。總之，學術
自由雖然在各國表現有所不同，但已經成為發達國家大學發展的基本理念之一。
大學自治 所謂大學自治就是大學教授及其他研究者研究并發表其研究成果的自由以及為了保障這些
自由的自治。大學自治與學術自由須臾不可分離。世界高等教育會議業已指出:“促進學術自由和學校自治，這是高等教育永遠不變的兩條準則”，高等院校及其師生應當“享有作為自己的權力與義務的充分的學術自由和自主權，同時對社會盡職盡責”。[13]大學是進行學術研究和傳統科研成果的場所，為確保學術自由，就必須建立保障制度，而學術自由的制度保障就是大學自治。作為“研究高深學問的大學最悠久的傳統之一”[14]，大學自治無疑具有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性意義。當然，大學自治也有一個前提，即其經費很大程度上能夠得到法律或其他制度上的保障。因此，這一理念的實現不僅是一個思想變革過程，還是一個制度創新過程。
積極應變 如果說前述“合理求是”等四個方面是大學發展的“不變”理念，那么，積極應變就是大學發展中“變”的理念。杜威指出:“學校的宗旨是使學生適應現實生活。”西點軍校校長麥克阿瑟也認為，沒有任何東西是停止不動的。他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改革西點軍校的宗旨：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西點軍校的任務應立即轉變，應該為下一次可能的戰爭培養合格的軍官。過去的這一場戰爭的規律僅僅只能作為未來戰爭規律的參考。“隨機應變”將是未來戰爭的口號。法國教育家吉爾?惠里甚至認為，教育和教學的目的都應該明定為發展每一個人的應變能力。這樣，主要的就不再為獲得知識，甚至也不再是學會學習，而是學會應變。學會應變
，就是要能夠在變化著的世界中不斷地站住和重新站住。這就得使自己善于感知變化，善于發明新的行為方式，善于重新構設自己的視角。[15]美國等發達國家在世界事務中多是占盡便宜，不僅與其“適時而動”的生存心態有關，更與其求新求變的行動哲學有關。
上述五種辦學理念在大學辦學理念系統中并不是完全平行的。其中,“合理求是”、“使命導引”可說是大學辦學理念的核心層級,“學術自由”、“大學自治”可說是大學辦學理念的中間層級，而“積極應變”則是大學
辦學理念的外圍層級。這五種理念構成了大學辦學的理念系統，維系著大學在社會中的地位與尊嚴。上述西方大學辦學理念的關系可以圖示如下(圖1):
圖1 西方大學辦學理念系統
二
后發國家的大學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1.追隨階段;2.平行階段;3.超越階段(這是大致情況，個別大學則追求并存在跨越式發展)。[16]按照上述界定，中國大學的發展大致處于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之間，少數學科處于第三階段。在現代大學發展的不同時期，中國主要追隨西方大學的辦學理念辦學。無疑，現代大學誕生并興起于西方，因此理性地學習并吸收西方國家一流大學的辦學理念對當前中國的大學來說，可以說是別無選擇的選擇。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的大學只是一味追隨西方的模式而不能探索并建立具有東方韻味的辦學特色。曾任國際教育學會會長的瑞典教育家托斯頓?胡森就曾指出:“從發展中國家來到‘中心國家’求學的學生們可以進入受市場經濟支配的這些國家的科學技術基礎設施。構成這一切的基礎是西方國家面向研究的認識論和哲學的基礎以及反映一種高度發達和富裕的經濟社會對待教學及課程的態度。各國仿效‘中心國家’專業模式的作法并非總是有助于提高本國的創造力和自力更生”，而“大學教育的這種‘歐洲中心式’的體制一直阻礙了上述國家的大學發揮自身的創造性，阻礙了他們尋找自己的文化根源”。[17]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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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古國之一，中國為代表的東方社會對世界的最大貢獻就在于它提供了一整套不同于西方的思想與文化模式。雖然這一文化模式在西方文明沖擊下一度顯示出它的種種不足，但其中包含的合理成分則永遠不會過時。
行動哲學的要旨有三：理想與現實的關系問題是行動哲學的基本問題；行動是架設現實與理想、自我與世界的橋梁；經過改造的東方文化能夠提供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新行動模式。在大學辦學理念的探索中，東方傳統文化同樣可以提供由現實達致理想的獨特行動理念，因此，下文就把關注的焦點集中在從中國文化為代表的東方文化視角對21世紀大學的辦學理念作一分析。這一分析將表明，東方文化視角的大學辦學理念不是西方辦學理念的對立物，而是其辦學理念的極好補充。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東方文化的大學辦學理念完全堪與西方大學之辦學理念并駕齊驅，世界學人不難從中沐浴到智慧的光澤。
站在與西方大學傳統辦學理念比較的角度，東方大學的辦學理念更多傾向以下幾個共同的思想與行動取向。這些取向在西方大學辦學理念中無疑也有體現，但比較而言，東方傳統文化中的下述辦學理念更加源遠流長(當然，中國傳統集權與大一統觀念使得這些思想理念在歷史長河中不占主流地位,21世紀應該是重現中國文化光華的重要時期，而大學尤其是研究型大學則需在其中起領軍作用)。
各美其美 “各美其美”是指大學及其內部各組織基于現實與可能的分析，各自認為自己的價值取向與行動追求是最佳選擇。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丁肇中先生認為“要做好的科學家，最重要的條件是：你要相信你所做的事，是一生之中唯一最重要的事情”。這實際上代表了科學家探索世界過程中“各美其美”的思想理念。“各美其美”的思想不僅可以為個人發展提供參照，更在于為處理各種組織、民族甚至各個國家之間的關系提供了極好的借鑒。由于費孝通先生的倡導[18]，這一思想已廣為人知。
眾所周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是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時的基本宗旨,“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則是清華大學的校訓。這里,“兼容并包”或“厚德載物”都強調對合理思想秉承寬容與開明態度，并制定相關的政策措施加予保證。顯然，這都是“大學自治”與“學術自由”辦學理念的具體表現。但其前提在于：存在“各美其美”的多樣化大學，同時大學內部也存在“各美其美”的多樣化學術思想、流派甚至組織。反過來說，正因為大學各不相同，且其各自內部又存在眾多各不相同的學術思想與流派，它們在大學自治、學術自由的文化環境下相互補充、相互競爭，大學及其組織才能在不斷超越他人的同時，也超越自身的局限而進入新的境界。
“各美其美”的理念實際上隱含著一種基本競爭戰略——目標集聚戰略(集中化戰略)。“通過為其目標市場進行戰略優化，集聚戰略的企業致力于尋求其目標市場上的競爭優勢，盡管它并不擁有在全面市場上的競爭優勢。”[19]大學秉承“各美其美”的理念辦學，即意味著大學秉承自己的目標而調節系統內外的各種資源，從而為達到既定的高等教育系統目標而努力。顯然，這也意味著大學堅持“走自己的路”，
同時承擔由此帶來的成功與風險。
和而不同 如果說“各美其美”是組織的內在價值追求，那么,“和而不同”就是組織的外在行動結果。來自中國經典《論語》中的“和而不同”思想近期已經引起了我國教育家的注意。《論語?子路篇第十三》引用孔子的話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意思是說，君子(有德行的人)追求思想和諧卻不肯盲從附和，小人(品德低下的人)無原則地附和內心卻不是真正團結和諧。其進一步的含義在于：各個組織單位雖然各不相同，但能夠和諧相處。
如果自然界的萬事萬物都是一樣的物種，則必然由于他們的趨同而導致互相排斥，從而導致整個物種的毀滅；相反地，按照自然界本身的多樣性，諸物種則必然互相促進，共同繁榮。從大學發展的外部環境看，一國的大學系統猶如大學森林，其大學“物種”的多樣性同樣意味著互相補充，相互競爭，互相促進。唯如此，大學的外部競爭氣氛才能轉化為大學全體成員發展的內部動力。大學的“和而不同”就是指大學之間相互補充，相互競爭，相互促進的多元化追求。
不僅如此,“和而不同”的深層含義還在于它意味著一種獲取競爭優勢的基本戰略思想——標歧立異戰略(差別化戰略)。Michael E.Porter指出:“‘事事領先，人人滿意’的想法只會導致平庸戰略和低于平均水平的經營業績，因為它常常意味著企業根本沒有任何競爭優勢”，而“歧異戰略的邏輯要求企業選擇那些無利于競爭對手并使自己的經營獨具特色的那些特質”。[20]大學戰略發展何嘗不是如此?事實上，一所
大學要真正不同凡響，贏得自己存在的意義，也不得不追求獨具特色的那些特質——無論大學的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國際交往莫不如此，否則這所大學存在的價值將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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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責任 隨著到西方留學的學人大量回流，作為西方大學的傳統辦學理念,“學術自由”、“大學自治”也逐步引入東方大學體系之中。然而，正如早稻田大學校長奧島孝康在清華大學90周年校慶“大學校長論壇”所作學術演講時所說的:“在‘大學自治’或‘學術自由’的名義下，不夸大地講，給予教授們的自由過多，其結果是出現不能原諒的情況，即教育者對他們的學生漠不關心，學者對他人的評價無動于衷”。[21]顯然，這意味著“學術責任”未能得到應有的尊重。而“學術責任”在東方文化中常常得到更多的強調。
心理學的研究表明：中西方文化對“個人”與“社會”關系的構想差異極大。西方“個人取向”社會結構著重個人的自由、權利及成就，著重個人獨立、自主的培養,“小我”幸福是社會幸福的基礎；中國“社會取向”社會結構則著重個人對社會的責任和義務，著重“大我”概念的培養,“大我”幸福是“小我”幸福的先決條件。[22]對中國人與美國人生活方式的文化人類學研究也表明:“美國方式強調個人，即一種我們稱之為個人中心的特征，這與中國強調個人在其同伴中的適當地位及行為的情景特征適成對照。”[23]中國人
這種思想與行為方式使得中國人在處理個人與集體、國家利益方面，認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要“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作為一種文化傳承，這里強調的“法”、“責”在學術上就體現為學術責任和社會責任。這是大學辦學道德與制度的雙重要求。
不難發現，中國學術界的責任意識在文本上的理想與現實中的運作之間差異極大。這很可能與中國文化對君子道德責任上“無止境”的要求卻無制度上的約束有關。因此，這一問題的解決有待于把道德責任轉化為制度責任，并溶入所有大學運作的血脈之中去。這是時代擺在我們面前的現實問題。這方面西方大學的辦學傳統提供了可行的借鑒。
與時俱進 “與時俱進”的思想理念在中國文化經典如《易經》、《大學》中多有闡述。《周易?上經》云:“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無咎。”意思是說，君子進德修業，都要把握時機，隨著時代的趨勢而動，所以就沒有什么過患了。《系辭?下傳》也說:“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易學的道理是窮極則變化，變化則能通達，能通達，則能持久)[24]，強調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
《大學》引用更古老的“經典”闡明了“與時俱進”的思想理念:“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這里的意思是說，商湯時的銅器“盤”上的銘文說:“假如能一日自新，就要始終如一，永遠保持，做到每天新，天天新。”《康誥》講:“造就一代新人。”《詩經》上說:“周雖然是一個古老的邦國，但終能自我更新稟承天命。”所以君子總是時時處處為達到致善致美的境界而不懈地努力。[25]
“時”者，時代、時機、時間之謂也。相應地,“與時俱進”至少包括四個方面的含義: 1.把握時代趨勢;2.抓住發展時機;3.重視時間價值;4.進行時間管理。“與時俱進”的意義不僅在于把握其字面含義，更在于樹立一種時間有價的觀念。薛天祥教授就曾指出:“任何可以被計量的價值最終都是用勞動的節省來表達的，而勞動的節省其核心就在于時間的節省。不過，自人類用金錢作為貨幣來計算各種東西的價值以后，時間的重要性便被世人淡忘了，只有少數哲人才能深刻地認識到時間的本質、價值和意義”。[26]有效地安排時間是建立科學的生活方式的一個重要方面。[27]重視時間價值就意味著大學管理同樣必須包括時間管理。當然，重視時間管理并不意味著急功近利。對于大多數基礎學科與人文學科而言，過分地計劃可能是有害無益的。就此，陳省身教授等前輩學人已多有告戒。
止于至善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這是《大學》開篇之語。對此，有論者解釋為:“大學的根本宗旨，在于闡明完美、光明的德性；在于使人民受到感化，成為新民；在于達到道德上完美無缺的理想境界”。[28]顯然，這里的“大學”很難說是現代意義上的大學，不過也不能推論說其含義不是指“大學”。
如果說“合理求是”是發源于西方的現代大學最基本的理念，那么,“止于至善”則是中國數千年教育的基本指南。前者反映了人類對自然奧秘的不懈探索，后者更多顯示的卻是人類對自身與外在社會的理想追求。有論者認為“倫理中心”是中國文化的特質之一:“由氏族社會遺留下來，又在文明時代得到發展的宗法傳統，使中國一向高度重視倫理規范和道德教化，從而形成以‘求善’為旨趣的‘倫理型文化’，同希臘
以‘求真’為目標的‘科學型文化’各成一格”。[29]
但是，對經典的解讀不宜拘泥于前人的“道德”界說。“止于至善”的意義固然包括道德意義上“善”的含義，更包含“追求完美”的現代意義。換言之，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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