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京味文學的源流與發展
呂智敏
作為一種文學的地域風格傳統,“京味”在200余年前問世的《紅樓夢》中就已初露端倪；作為一種文學的美學模式，由老舍開創的“北京味”小說也走過了半個多世紀的歷程；而作為一個有著明確文化內涵與藝術特色，同時又具有了相當規模與影響的文學流派，京味文學則已走過了新時期以來十幾年的鼎盛時期。
以“京”作為這種文學品類與文學流派稱謂的限定語，足以概括出它的地域性特征。北京文學發展的歷史已清晰地表明，京味文學是地域文學——北京地域文學中重要的一支，它的許多特征都是由這座有著悠久文明歷史，在中國歷史發展上有著特殊地位的城市所賦予的。故此，京味文學的發展歷史幾乎是與北京城市的歷史同步的。追溯北京城的發展歷程，我們可以記錄下京味文學這樣的孕生繁衍軌跡：醞釀期——萌動期——雛型期——成熟期——蟄伏期——復蘇發展期。
京味文學的醞釀期很長。從古幽燕大地催生出它最早的雛型狀態的文學作品時起，地域色彩大約就已孕育其中了。而北京的地域特色正是京味孕生的天然土壤。從描繪狀寫幽燕古地蒼莽蕭瑟自然景觀和男兒慷慨任俠之氣的小說《燕丹子》，及表燕地“聲音”、賦燕地“風土”的樂府相和歌辭《燕歌行》的問世時間
看，可將漢魏時期視作北京地域文學發軔的時間上限。從那時起直至遼、金兩代，北京地區的山川景物、風土民情、社會變遷、邊塞征戍、民族聚散、人物涵性等，便帶著鮮明的地域色彩，流入各種形式體裁的文學作品。
在長達千余年的歷史時期中，幽燕文學與后世的京味文學之間還難于使人產生什么聯想，構成什么關系或尋覓到其間的審美共振，然而，我們卻能從這些作品所顯示出的地域色彩中捕捉到相隔千年的這種文學之間的呼應和某些血緣關系上的蛛絲馬跡。
從歷史上看，這一漫長時期內的幽州燕地尚處于早期農業文明階段。薊城雖然一直是古燕國的都城，歷代州郡治所所在地，以及遼代的陪都、金代的中都，但作為封建社會早期的城市，從總體上說，它的文化類型仍屬農業文化范疇，基本上尚未形成城市文化的特征。這樣，幽燕薊城在此一歷史時期內的地域文化，就表現出一種原生的鄉土文化氛圍。它的中心是土地，是疆土，而不是城市。鄉土地域文化特色首先影響著作品的題材范圍。北國風光、邊塞征戍，豪俠義士、風土人情、異族情調等成為這一歷史時期內北京地區地域文學的主要題材。
與這些題材最為契合的文學形式，就是最便于將描寫與抒情結合起來的詩歌。所以，從橫向進行文體比較，京味文學在漫長醞釀期內為其積累最豐厚文化底蘊的便是詩歌。這
固然與文學自身的發展規律和中國文學以詩為正宗的傳統有關，但畢竟還是受到其自然與人文地域環
境的影響。直接顯示著這種影響的是其對各地大詩人壯游幽燕古地、憑吊幽燕古跡產生的強大吸引力。只就漢、魏至宋、遼、金而言，就有曹氏父子、左思、鮑照、陶潛、陳子昂、盧照鄰、張說、王之渙、孟浩然、祖泳、李白、高適、杜甫、李益、張籍、王安石、歐陽修、蘇轍、韓琦、范成大、元好問等，他們都有吟詠幽燕的詩篇傳世。這些詩歌風格古樸沉郁，境界雄渾博大，氣勢磅礴遒勁，格調古雅幽深。其中，許多都成為膾炙人口的千古絕唱。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白馬篇》、左思的《詠史》、陶淵明的《詠荊軻》、陳子昂的《登幽州臺歌》、李白的《北風行》、高適的《燕歌行》、歐陽修的《重贈劉原父》、元好問的《并州少年行》等都是杰出的代表。這些詩作中文化的、審美的、藝術的基因，在歷史悠久的北京地域文學機體內，伴隨著古幽燕薊城蜿蜒前行的歷史腳步不斷累聚，積淀，凝鑄成了農業文明古典期京地文學獨有的特色。追本溯源，正是它為后世的京味文學奠定了基蘊與底色。
燕薊地區進入了元代以后，便開創了它作為統一的中國國都的歷史。從元至清中葉的六百余年中，曾作為金代中都的薊城，歷經了元代大都到明、清帝都的變遷，成為了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這一時期京都地區的文學比以前有了很大的發展，地域色彩也增加了新的內涵。而地域色彩的流變開始促發了“京味”的萌動。首先，北京的城市性質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已由單純的北部邊陲重鎮變成了全國政治、文化、商貿的中心。為了鞏固和強化政權，元、明、清三代在建朝之初都調撥巨大的財力、物力和人力在京都大興土木，建筑皇城、寺廟，規劃衙署、街坊。北京作為封建帝國首屈一指的大都市的
形象越來越鮮明、豐滿。其次，隨著北京國都地位的確立，城市人口不斷增加。僅以元代中期論，大都及京畿人口即已達八十萬——一百萬。與此同時，都市經濟也迅速發展起來。手工業、商業、對外貿易日益繁榮，加上水陸交運的不斷開通，北京已成為南北交通的樞紐。內外城的集市、廟會繁多，市場上全國各地貨物云集，許多外國商人也前來經商。元大都商貿業之繁盛甚至超過歐洲最著名的商業城市巴黎、羅馬等，已經成為國際性的商業大都市。
經濟的發展，城市的繁榮，造就了廣大的市民階層。城市非農業人口已大大超過了京畿的農業人口數。市民階層的興起與壯大帶來了市民文化的勃興與繁榮。就總體生活方式而言，市民階層的文化選擇已經超越了自然經濟農業文化范疇，進入了城市文化圈。這樣，北京地區的地域文學就超越了幽燕時期的鄉土文化氛圍，而形成了顯示出商品經濟萌芽的城市文化特點。當然，它距離現代資本主義大城市的文化還十分遙遠，主要還是表現為成熟的封建社會城市文化的特征。除了皇城帝都的顯赫、經濟商貿的繁榮、市民階層的壯大與市民文化的勃興等特征外，在這一時期內，適應著國都功能的需要和國都地位的吸引，全國各地有大批文人涌入北京，有的是為官為宦躋身京都上流；有的游學觀光、小住暫棲；有的則留連忘返，長期留駐；有的干脆就永久定居，世代成為地道的北京人。這就使北京人的文化素質得到了極大的提高。市民的儒雅之風日增，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古幽燕時代驕悍、古樸、粗豪的特性。
隨著北京城在以上諸方面的變革，它的地域特色風景線也變得更加色彩斑斕。主要的已經不再表現為
蒼莽寥廓的朔方自然景物，也不再表現為肅殺勇武的邊塞刀光劍影，而是表現為京都城垣殿堂的巍峨崇杰，達官顯貴的富麗豪華，宮廷的政治斗爭，宮闈的生活秘聞等政治地域特色，以及高度發達的文人文化與蓬勃繁盛的市民文化相輔相成所形成的
首善之區的文化地域特色。
這些地域特色對北京地區文學創作的影響主要仍是表現在題材上。反映宮廷貴族、豪門顯宦等上流社會生活的作品應運而生，并逐漸形成氣候；狀寫山川景物的作品在“自嫌詩少幽燕氣，故作冰天躍馬行”、“往日英雄呼不起，放歌空吊古金臺”等慷慨悲壯的古風遺韻中，也已融進了“禁城曉色清如水，高下樓臺錦繡中”、“華區錦市，聚四海之珍異；歌棚舞榭，造九州之芬”等榮華綺麗的都城風情。題材上地域特色內涵的這些繁衍變化，必然會導致作品風格的變化?？v觀元至清中葉，各類體裁的北京地域文學的風格都有自單純簡率向贍富豐滿、自豪勁蒼健向儒雅貞麗發展嬗變的趨向。后世京味文學中某些格調韻味實際上已經在這一時期作品的風格中萌發了。
從橫向看，北京地域文學在文體上也隨著城市性質與城市生活的變化有所發展。詩歌仍占據著主要的地位，其間最值得注意的是元曲這種新的詩體的形成及其在京都文壇上的主體地位。由于元曲是民族文化融合的產物，它起源于入主中原的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數民族的馬上彈奏樂曲與北方邊地漢民族悲壯慷慨曲調的結合，得益于金元的建都使北京成為政治、文化中心后北京地區新語言體系的形成
所提供的新語言材料，同時又受惠于漢族傳統文化南移后北方民間俗謠俚曲的升格及其對文人文化的滲透。由此，地方色彩、民間風格與雅俗相融便成為元曲的主要特色。當時享譽京都、聞名遐邇的著名作家關漢卿、馬致遠、王和卿、白樸等人的散曲作品，都具有“采燕趙天然麗語”、“文而不文、俗而不俗”的藝術魅力。北京文學的地域特色由此而得到了極大的豐富與拓展——平民文化的蘊涵與格調，北京地區方言口語構成的文學語言材料，俗雅相融的審美風格韻味，這些作為后世成熟的京味文學特征，在元曲中已經開始萌芽了。
與元曲的勃興具有同樣意義的是，這一時期內在北京文壇上戲曲和小說創作的勃然興起，蔚然成風。從根本上說，它們都是城市繁榮和市民階層不斷發展壯大的產物。北京地區的民間說唱藝術一直比較發達，瓦子勾欄林立，各類曲藝雜陳，適應著不斷壯大的市民階層文化娛樂的需要。進入元代以后，在金代院本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以北曲為音樂形式的元雜劇。雜劇創作和演出人才高度集中的優勢使北京成為了元雜劇的中心。雜劇有故事情節，有人物角色，有曲文演唱，有賓白科范，所以既具有詩詞文采，又具有說唱的通俗性，在語言運用上又頗具其發祥地北京的地方色調和民間口語風味。再加之題材上的向市民趣味靠攏，這種藝術形式便獲得了雅俗兼容的美學品味。明、清兩代雜劇漸趨南曲化，但在京城北曲雜劇仍有很大勢力。加上以南戲為基礎的傳奇的漸趨盛行，湯顯祖等傳奇劇作大家在北京的影響，京城戲曲愈添雅韻。它與民間的歌謠、雜技、詼諧談講、三弦、八角鼓等說唱藝術相映成趣，更加重與強化了北京文學地域特色中的雅俗相融品格。
除了戲劇的勃興發達給北京地區文學的地域特色注入了新的因素外，這一時期最值得重視的現象則要算小說的興起了。這其中除了文學自身發展規律的因素外，從根本上說，還是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市民階層的壯大與市民文化繁榮的必然產物。早在金中都時期，北京這塊土地上就誕生過反映宮廷生活與宮闈斗爭的小說《焚椒錄》。成為統一的封建帝國的國都后，北京文壇上以宮闈宦族生活為題材的小說作品陡增。有影響的如王達的《椒宮舊事》，李賢的《古穰雜錄》，宋懋澄《九龠集》、《九龠續集》中的稗類小說，朱國禎的《涌幢小品》，陸深的《玉堂漫筆》，楊士聰的《玉堂薈記》，王崇簡的《談助》，李清的《杌閑
評》，梁維樞的《玉劍尊聞》，昭的《嘯亭雜錄》，查慎行的《人海記》，天花藏主人的《平山冷燕》、《玉嬌梨》，隨緣下士的《林蘭香》等。這些小說作品有的記述京城歷史故實，有的反映宮廷權貴生活，有的描述才子佳人故事，有的敘錄士大夫軼聞逸事和翰林院見聞……這一時期的小說作品，大大豐富與充實了北京文學地域特色的內涵——作品題材內蘊上所顯示出的皇家氣派與博大深厚，作家主體方面所顯示出的大家風度和文人情趣，作品格調氣韻方面所顯示出的雍容大氣和俗雅兼容，與詩歌、散文、戲曲等體裁的作品一起，構成了北京文學極為獨特而又相當穩定的地域特色。通過以上梳理我們清晰地看到，京味的許多特點已萌發躁動其中，待時問世了。
清代中葉以后，古老的封建王朝開始逐漸衰落，盛世景象一去不返。清代開國元勛努爾哈赤開創的驍勇騎射精神在紫禁城內外的旗人中徹底瓦解了，京城上層社會的生活籠罩在奢華享樂、舒逸慵懶的惰
性之中。思想上的保守落后，文化精神上的萎頓、敷衍，使得作為統治階級的滿族旗人的民族性格發生了整體性的大倒退。與驃悍英武、蓬勃進取精神蕩然無存相對應的是，吃喝享樂等的“生活藝術”的高度發達。與面臨著經濟凋敝、民不聊生、外強凌辱的危機相比，滿漢全席的宮廷大宴和名角薈萃的盛大堂會倒是顯得更加重要。這種政治上的“殘燈末廟”敗勢和文化上的爛熟萎靡景象造成了末代王朝都城獨有的人文環境。它把一種古老、封閉、中庸、保守、閑逸、茍且偷安、自欺欺人的文化特質與文化心理深深地嵌入了歷史長河的沖刷給北京鑄造出的地域特色之中。旗人文化在京城的地位，使市民文化受其影響彌深。這就使京城的文化氛圍與日趨嚴重地貧富兩極分化的社會氛圍相比，奇跡般地呈現出一種平民化、世俗化與貴族化、雅訓化高度融合的狀態。
北京的政治、社會變遷和這種畸型的地域文化氛圍大大刺激了文學的發展——反映宮廷貴族生活的題材進一步向縱深開掘，特別向由血緣作紐帶而維系著的家族與家族關系史范疇展開；引人注目的旗人生活成為作家們熱衷攝取的京城獨特的風景線；文人士子作為京都具有特殊地位的一個群體，他們的境遇與心態成為作家們自畫像的絕好樣板素材；對城市面貌與文化精神越來越顯出重要性的市民各層面人物以及他們的文化心理、風俗習尚，開始引起作家們的興趣與重視。在他們的筆下，平民化的北京藝術世界已經融入了皇城帝都北京的藝術世界之中。從這些作品中我們已經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作為京味文學基礎核心的“北京文化”、“北京人”、“北京性格”等北京地域文化特定范疇的歷史形成過程和作為其載體的藝術形象的典型化過程。這些特定范疇建構起的北京文化體系，主宰與支配著作家在創作
中對地域生活的反映，對地域文化的傳導與地域性文學語言的使用。由此，京味文學在北京地域文學的母體中便已孕成雛型。
從橫向看，清代中晚期已現雛型的京味文學作品其體裁最主要的是小說。當然，詩歌中占重要地位的清代北京竹枝詞，戲劇中文學劇本的誕生與演出都在北京引起極大反響的《牡丹亭》與《長生殿》，散文中龔自珍等大家的游記和介于散文與小說之間的筆記小品都有相當的規模，對京味文學的最終瓜熟蒂落都提供了豐富的營養。然而，有清中晚期北京小說的飛速發展，確乎是推動京味文學從雛型狀態而發育成熟的最主要的動因。
《紅樓夢》的問世是京味文學發展的重要里程碑。它從眾多方面為京味文學的最終成熟奠定了重要的基石。首先,《紅樓夢》全部人物、故事所賴以存在的具體背景是作為皇城帝都的北京城這一特定環境。無論是自然環境，還是建筑風格、民俗風情、生活習慣等等,
都或多或少、或顯或隱地呈現出某些北京的地域特色。元春冊封賢德妃及賈母等入宮探視時內監們穿梭往來于重重宮門內外傳遞旨令的森嚴氣氛，元妃寢宮中“奎璧輝煌、琉璃照耀”的皇家氣派，殿宇巍峨的北靜王府生日慶典的盛大場面，簪纓之族榮寧二府大興土木迎接皇妃娘娘歸省的豪華巨富景象，賈赦獲罪后皇帝旨令親王督責錦衣府官兵查抄寧國府的威嚴陣勢，凡此種種，還有那龐大無比而又高度集中，相互勾連而又彼此牽制的宗室內臣政治姻親關系網，都描繪勾勒出帝京獨有的政治人文氛圍，
顯示了與外省上層社會不同的京都統治集團的特點。后世京味小說中時常流露出的官派氣度和北京人的崇官心理、對政治的特殊敏感性，由此而尋得了其源流的正宗。
其次,《紅樓夢》在展示高居皇親國戚地位的賈府從繁華鼎盛到衰頹敗落全過程時，描寫的主要對象卻是賈府上下數百人的飲食起居日常生活。寫家宴、寫賞花、寫拉家常、寫傳閑話、寫嫡庶斗心眼、寫小兒女吵嘴嘔氣，寫飲酒作詩，寫深夜聚賭，寫生辰賀壽，寫延醫療疾……不避庸凡，不忌瑣細，在家族倫常關系和俗常生活的圈子里游走筆墨，巧妙地通過其平庸瑣細的表層透視其深邃的文化內涵。這種寫法為京味小說開創了獨特的文化視角和把握生活的藝術方式。
《紅樓夢》作為京味小說的前驅更主要的貢獻在于它開創了文人自覺地運用北京方言口語寫北京人、北京事，反映北京生活，釀就北京文化深蘊，營造北京文化氛圍的小說創作新局面?？滴?、雍正年間，作為一種地域方言的北京話在政治大一統的推動促進下不但臻于成熟穩定，而且成為朝廷大力推廣的官話。北京話由此獲得了得天獨厚的地位和進一步提高發展的條件，從而成為漢語方言體系中最科學、完美，又最具普遍使用價值的一支。北京話最具光彩神韻之處，潛在于它的口語、熟語和聲調系統之中。自幼生活在京都，對北京話有著純熟自如把握的曹雪芹，以高度的藝術自覺對北京話進行了精心的發掘、淘瀝、提煉與加工，特別是在方言口語、成語、諺語、歇后語的巧妙運用中，有意識地向市民語言情趣靠攏，追求著語言的入俗之美和幽默風趣品味。正是《紅樓夢》對文學語言地域風格的這種自覺追求，才最終完成了京味小說不同于其他小說的藝術風貌。
《紅樓夢》之后的《品花寶鑒》、《兒女英雄傳》、《小額》、《京華艷史》等作品，在展示民俗風情、貼近市民趣味和進一步使用北京方言口語上都對京味文學的成熟起了促進作用。
經過歷史的積淀和繁衍，京味文學終于在20世紀初葉以一種全然成熟的姿態出現在北京文壇上。它的步入成熟期，另一方面憑靠古老北京文化的超穩定性造成其古典期與現代期的某些溝通，故此，北京文化的正、負面因素都有遺傳延續；一方面憑靠北京地域文學母體內美學蘊含與藝術經驗的營養滋潤，其中包括老舍這位文學大師的開拓之功。老舍是當之無愧的京味文學的開山始祖。他的功績不但在于為中國與世界文學寶庫增添了《四世同堂》、《正紅旗下》、《離婚》、《駱駝祥子》等堪稱京味文學經典之作的大量小說、劇本和通俗文學作品，并為京味文學美學范型的建構砌就了最重要的一塊基石。
老舍可以說是集中了前代作家們在北京地域文學建設中的一切優秀成果，包括京都色彩鮮明的題材特征，積淀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京腔京韻濃郁的文學語言，以及文人情致、市民趣味有機結合的審美品味等，而這一切的總根又是深植于北京這塊熱土之中的。離開了這塊文學沃土，京味文學是不可能獲得數百年的涵養滋潤而發育成長為老舍這株枝繁葉茂的大樹的。老舍在追述自己的創作時曾說過:“北平是我的老家，一想起這兩個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