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利場邏輯
在時尚、風格、趣味的研究中歷史決定論的替代理論
The Logic of Vanity Fair：Alternatives to Histo ricism in the Study of Fashions，Style and Taste
貢布里希
一問題情境
1936年春天，我參加了馮·海耶克[von Hayek]教授舉辦的倫敦討論會，在會上卡爾·波普爾（當時還不是卡爾爵士）提出了后來他以《歷史決定論的貧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為題發表的一些觀點，迫于極權主義哲學的威脅，他對所有形式的社會決定論作了針砭。當時，人們時刻難以忘卻這種哲學的威脅。不過，這也對我自己的領域，即藝術史和文明史有影響。確實，波普爾的主要論敵之一搖擺于政治上的烏托邦主義和歷史上的整體論［Holism」這兩個陣營之間；我是指卡爾·曼海姆「Karl Manheim」。他早期對藝術社會學和風格社會學的研究給這方面的學者以頗深的印象。那些學者急于改良方法，去證實一種直覺，即藝術作品之所以不是孤立出現的，是因為它們通過許多很難以把握的線與其他作品與它們的時代相聯系。我從維也納的學生時代起就開始對此留心，但是我越來越懷疑新黑格爾主義者的Geistesgeschichte ［精神史］和新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所給出的一些答案。我在歐洲大陸上的一些同事，
并不太喜歡我的這種懷疑主義，他們為掌握了一把揭示以往時代“本質”的鑰匙而感到自豪?？墒橇硪环矫?，對于我的英國新朋友而言，這種懷疑主義可能過甚其詞，他們覺得整個問題微不足道。
現在，三十年過去了，也許與其說還要指出“歷史決定論的貧困”，不如說需要一種替代歷史決定論的理論。在學院的藝術史中，歷史決定論的理論所提供的答案很少被嚴肅看待，但也拿不出什么有益的理論取而代之。和我學生時代的情境相比，現在的普遍心情是尋求各種事實的愿望，是在不受理論家太多的干擾下從事目錄分類的希望。毋庸贅言，凡是熟悉波普爾方法論的人部知道為什么這種實證主義者的態度一定是自拆臺腳的。甚至連藝術編年史都不能以收集不加闡釋的資料為基礎，更不用說風格史了。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下，我們前輩們的理論與其說被拋棄了，不如說已被認為足夠令人滿意而無需再發展了。它們常常成為教學和研究的框架，但這種框架，還未受到檢驗。這樣看來，我們所需要的理論是嶄新的更好的理論，這些理論能夠在可能的情況下經受歷史材料的檢驗。
這樣的替代理論不能像變魔術一樣憑空產生。但是我至少在《藝術與錯覺》中，努力地探索了圖畫再現史的有限問題，并試圖為時代風格的存在找到比黑格爾的“時代精神”更令人信服的原因。我在《藝術與錯覺》導言中提到了《歷史決定論的貧困》中的一段話，在此我想稍作增續地再次援引：
我毫不贊同這些“精神”說；不贊同它們的唯心論原型和辯證法與唯物論的化身，我跟對它們嗤之以鼻的人看法完全一致。然而我覺得這些精神論至少能表明存在著一塊真空，存在著一個有待填充的地帶，用較有意義的東西去填充它是社會學的任務?！?/span>
還可以包括對“情境邏輯”進行更為細致的分析……除了這種情境邏輯之外，我們還需要像社會運動的分析那樣的東西，或許把它作為情境邏輯的一部分來看待。我們需要根據方法論上的個體論來研究社會制度［social institutions」，正是通過這種社會制度，觀念可以得到傳播并感染個人……我們的個體主義和制度主義的模式［
individualistic and institutionalist models］諸如國家、政府、市場等這樣的集
合體不但要用像科學和工業進步這樣的社會運動的模式去加以充實，而且還要用政治情境的模式去加以充實。
《開放社會及其敵人》［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一書第十四章的題目是“社會學的自主性”[The Autonomy of Sociology]，其中波普爾談到這些模式時，對
他的某些想法作了比這稍微充分的闡述。在那里，他不但同意馬克思對“心理主義”［Psychologism」的反駁，還比較細致地分析了他何以摒棄的那種“貌似有理的學說，即一切社會生活的法則最終必定歸結為一些人性的心理法則”。
《藝術與錯覺》主要關心的就是這些心理法則。它關心的不是（或稍稍涉及）人類的有意行為所產生的無意的社會反響這種真正的社會學問題。對這樣一個問題的簡要回答，波普爾是從經濟學角度給出的：
如果某人想買一座房子，我們不妨認為他不希望房子的市場價格提高。然而事實卻是他作為一個購買者出現在市場上將使市場的價格提高。
本文的目的就是把情境邏輯的工具用于時尚、風格和趣味史的一些常見問題。如果我在標題中把它們置于名利場[Vanity Fair]這個名稱之下，那也并非是“揭穿”［debunk」藝術。確實，在當前各種運動的更迭變化中，時尚的因素就擺在史學家的面前。今天是“Pop” ［普普藝術］，明天是“Op”［歐普藝術］——它們證實了《紐約人》[New Yoker]雜志上的笑話：一位留長發的人在雞尾酒會上說，“我對藝術一竅不通，
但我知道藝術中有什么”。不用說，這種把藝術同化為時尚的作法，不會誘使我們去輕視過去或今天的偉大藝術家們。它只會使我們更容易承認歷史決定論哲學的貧困，這種決定論哲學把一切風格都看成是“時代”深處本質的顯現——我們時代的或另一個時代的本質的顯現。
二競爭和膨脹
在新聞界的批評行話中，流行著一種歷史決定論的最新翻版，這種翻版在集體無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的黑暗幽深之處尋找不斷變化的風格和趣味的根源。因此，通過檢驗與之對立的方法來開始這種研究也許更為有益，波普爾在提倡這種對立的方法時說道：
所謂的邏輯構造法或理性構造法，也許可以稱為“零點法”……這種方法根據個人具有完全的理性的假設（或許還根據掌握全部信息的假設）來構造模式，它還根據模式行為來評價人們的實際行為對模式行為的偏離程序，在評價時它用模式行為作為零點座標。
波普爾首先考慮的是經濟行為和“金錢錯覺”［Money Illu－sion］所代表的偏離理性的類型：人們偏愛大包的工資，即使大包的工資并不比小包的工資買東西多?，F在這種膨脹的模式超出了金錢價值的問題之外，擴展到了被社會承認的一切價值的標志上，這包括時尚、語言和藝術。事實上，競爭導致意外后果的方式對研究時尚的學者具有頭等重要的意義，我們要建立這樣一些運動的一個抽象模式所需要的就是這種假設：背離一種規范會引起人們的注意。如果這個集團的一員想把注意的焦點集中在自己身上，那么達到這種目的的一些理性手段便近在手邊。
有一些封閉的社會，在那里競賽「game」已經制度化并幾乎儀式化。在那里，惹人注意的叫牌[auction]被限定在一種具體的范圍中，例如獵物的頭數，或其他某種本領
的標志。在美洲印第安人的一些冬季贈禮節［Potlatch」宴會上，人們所做的毀滅性耗費，在非洲的某些社會人們無視過度放牧的危險，以擁有大量牲畜所顯示的煊赫，都說明了波普爾想到的那種對理性行為的背離。那些競爭已使有關的社會瀕臨毀滅的邊緣，然而，被卷進這種情境中的個人怎樣在出價「bid］時避免這些意外的后果，而又不放
棄必要的煊赫則是很難做到的，我們太熟悉用“逐步升級”[escalation]這個詞來總括類似的威脅了。
成為名利場情境特征的東西正是這場“看我的”競賽［gameof“watcn me”］的易變性，它也許是開放社會的特征。因為在這里，預測不出哪種背離規范將會成為注意的焦點。有收集香煙畫片、收集郵票等席卷學校的眾所周知的“狂熱”，還有炫耀勇敢的行為，或以激怒他人炫耀自己等等，正如它們反復無常得叫人吃驚一樣，它們也緊張強烈得叫人吃驚。諷刺作家申斥了他們所謂的時尚愚行［Follies of Fashion］；但是，這種競賽的愚行并不妨礙競賽者的理性。因為時尚可以用稀奇競賽「rarity game」的
術語來描述。在一個時期，引起人們的注意和競爭的可能是顯示稀奇的飾帶；在另一個時期，又可能是胸肩的大膽袒露，發型的高度或裙襯的寬度。在各個不同時期，競爭已把時尚變成了一種聲名狼籍、愚蠢頑劣的“過分行為”——雖然此處很難說清我們把什么稱作過分行為。不管我們能為我們的剃須習慣提出什么合理化理由，這種時尚對于蓄須國家或蓄須時代的人來說，看起來肯定是不自然和過分的，就像我們看帶涂粉的假發不自然和過分一樣。在所有的這類事情當中，背離衣著和外表的規范最初一定因其稀奇而引人矚目。如果一種炫耀性的競賽在發展，那么擺在其他競賽者面前的選擇，顯然是要么把這種特別的行動作為一種無效的怪癖而予以忽視，聽憑它去；要么竭力仿效它并且蓋過它。一旦加入角逐，如果要保持人們的注意，就必須占有王牌來勝過那種對規范的特別背離，這就體現了情境邏輯。
只要這些“勝人一籌的本事”的競賽在一小部分人當中比試起來，而這些人除了互相超越以外，又別無他事可做，那么競賽的起伏波動便一定十分迅速，或許其速度之快使社會的其余部分都來不及卷進那些漂浮的漣漪便倏忽而去。但是，偶爾這種競賽會變得流行起來，并且達到了全體參與的臨界規模。不管我們是剃發，還是系領帶；是喝茶，還是滑雪，我們都加入了“跟著頭領跑”的競賽。如果有時間并且資料充分，那么在少數人的習慣變為多數人的習慣的擴展之中，我們當然能夠追溯每一種社會時尚的蹤跡。把這種模仿行為的擴展歸結為一些心理原因，歸結為人們想和領袖人物或父輩們同一的愿望，這大概是引人入勝的。無疑，存在著這樣一種傾向，并且這種傾向有時也說明了
年輕人向與他們“合套”［t］的銀幕偶像看齊的希望。但是在這樣的上下文中更為
中肯的倒是指出，甚至連守舊主義也部分地植根于情境邏輯。我們已經看到為了引人注目，時尚已成了某些人所玩弄的“稀奇競賽”。但往往還有與之抗衡的一隊人馬，他們
的目的是避開人們的眼目。當然，這隊人馬開始還悠然閑在。他們拒絕加入競賽。正如
我們看到的那樣，這種拒絕常常會獲得成功，并且獨讓那些競賽者曝露在眾目睽睽之下，而那也正是競賽者孜孜以求的。但是在那個社會中為了引起矚目而模仿這種行動的成員
越多，那么這一批人的原有目的就越會遭到失敗。時尚的頭領們將不得不去想個新的別
致玩意。但是，時尚的反對派們也將會感到懊惱。因為，現在正是他們自己在這場稀奇
競賽中頭角崢嶸，由于他們拒絕卷入，他們招來了人們冷眼的注視。在大多數情況下，
總會有一個時刻，那時甚至連頑固分子和拼命三郎也會讓步。他們也會在頭發上灑白粉
或戴假發，也會剃胡須或系黑領帶，以免被人看來看去。
確實，經過了這段時間，一般來說時尚也就失去它的最頑固的極性。浪潮會稍稍平息，但是情況卻依然是：一個花花公子為引起同伙們注意而采取的一種行動可能會引起
一種迫使社會接受的趨勢。
在藝術中有種競爭的因素，它的目的在于把注意力引向藝術家或他的贊助人，要證
明這一點無須滔滔宏論。下面的這些關于法國哥特式教堂高度的數字不言自明，無需進
一步解釋：
1163年，巴黎圣母院［Notre Dame de Paris］開始了創造紀錄的建造，結果拱頂
拔地114英尺8英寸。1194年，沙特爾教堂[Chartres]超過了巴黎圣母院，最后達到了119英尺9英寸。1212年，蘭斯大教堂聳然而起，高達124英尺3英寸。1221年，亞眠教堂達到了138英尺9英寸，1247年的一項工程是為博韋教堂唱詩班席建造拱頂，其高度為距地面157英尺3英寸，使這種破紀錄的競爭達到了頂峰——結果這些拱頂都于1284年崩潰坍塌。
這些數字強有力地暗示了一種“看我的”競賽——每座城市應該知道先前的紀錄是
什么。這些數字也使我們想起這樣重要的事實，即藝術中的競爭不一定是件“壞事”。
在名利場上有一些優美的結構物，它們是由想戰勝毗鄰的欲望而促成的，同樣，在藝術
中也有一些偉大的成就，這些成就當然是藝術家想與同行們競爭，并且要超過他們中的
佼佼者的欲望而促成的。這里的標準高，那里的標準就可以變得更高，這又是情境邏輯
的一部分。不管道德家們可能會怎么說，畢竟甚至連時尚的過分行為也非全然不當；而且，如果傳統把自然的“瀟灑”歸為巴黎婦女，這也正是因為她已經懂得了關心她的容貌。我們又一次面臨預言的局限性。因為顯然為引起注目而展開的競爭會導致一種意外
的結果：一個勁地貶低你以前所作所為的價值。在事關強調方式的地方，情況就尤其如此，畢竟強調也是人們注意的一種特例。裝飾常常是這種膨脹的一種犧牲品。眾所
周知，在哥特式裝飾的傳統中，在令人贊嘆的錯綜復雜性上需要超過先前的作品，這逐
漸導致了“過分”的火焰式哥特風格[flamboyant Gothic style]，正像文藝復興傳統
被趨向［driven」——如果此詞恰當的話——“過分”的巴洛克和羅可可的豪華裝飾一樣。
在十九世紀，人們嘗試用心理學去說明這些規則，也就是做出這樣的解釋：感覺由
于不斷重復而變得遲鈍了，即種種形式由于屢見不鮮而引起了人們的厭倦，那些形式不再被人注意，因而需要一種更強烈的刺激。無需否認，這樣一些心理傾向可能存在。例如，吸毒成癖的人需要越來越強的刺激才能過癮，這就提供了一個說明。但是，即使在這個例子中，也可能有一種作為這種悲劇背景的邏輯因素。習慣創造了一種預測視野［levelof expectation］，一種嶄新的規范，但是欲望則是“要求再多來些”。
不管上述情況怎樣，在藝術領域之外存在著大量的膨脹的例子說明了這種純粹情境的因素。即以銜頭、勛章為例。在一個穩定的社會當中，沒有人對接受一項難以得到的殊榮感到厭煩；但是一旦開始膨脹，整個體系就岌岌可危。當“甲殼蟲”樂隊［Beatles］接受勛章時，在英國引起了騷亂，之所以能出現這種情況，就是因為人們擔
心會開創這樣一種先例。
希特勒發動的戰爭經歷了這種類型的急劇的膨脹。起初，德國為表彰勇敢所頒發的勛章仍然是鐵十字勛章［Iron Cross］。不久它就被飾有短劍的鐵十字勛章所蓋過，飾有短劍的勛章又不得不屈尊于飾有短劍和橡樹葉子的鐵十字勛章，最后，飾有短劍和橡樹葉子的勛章又在飾有短劍和鉆石的鐵十字勛章面前黯然失色。當然每次新的變動都把前一次最高榮譽的接受者往階梯的下面推，而且可能使下一個受勛者思忖，在他的即將到來的繼承人那里還會增添什么飾物。
這個例子概括了一切努力于額外強調而造成的困境。因此，就引出了這類情況的一個重要問題——語言的傳訛［corruptionof language］問題。我認為，在這種傳訛中，我們能看到上面起作用的那兩種因素以及一些其他因素。如果我們使用比勒[Buhler]區分征象「symptom］、信號［signal］和符號［symbol」這些概念的各種功能的術語，
我們就可以把時尚的一般影響主要歸因于這種把注意力引向說話者的第一功能。在罕用詞的使用上，不論你所鐘愛的屬于哪種類型，它都落到了這個范疇。我們都已目睹過某些表達方式正在成為“可用詞”，采用這種可用詞的人有增無己；直到它們被其他的詞所取代，或者成為普通語匯的一部分。在所有都市言語中，詞語的更換是相當急速的。在賀拉斯時代的羅馬，人們對杜撰詞語的作法到底是對還是錯肯定有過很多爭論：
如果必須用新近的術語指稱深奧的事物……只要做得節制還是允許的……以前曾經允許并且將來也總
是允許一個帶有年代標記的新生詞的流行。仿佛歲暮將近，樹木凋零，老詞亡逸，新詞則如幼苗新綠，揚芳飛文，……一切人工之物都將消亡，語言的榮譽和光彩也不能持久。許多已經衰亡的詞會東山再起，現在享有殊榮的詞會一落千丈，如果慣用法這個仲裁的法官和語言的規范想如此行事的話……
當然，在這種語言的趨勢中，時尚的“炫耀”因素所起的作用只是次要的。語言的信號功能也會遭到侵蝕，這被一次又一次地叫喊“狼來了”的那個男孩的寓言所證實。不管他的命運多么殘酷，與情境邏輯的研究者關系不大，但與其他牧童的關系則甚大，因為他已使他們的信號無效。其他牧童怎么能使村里人相信，他們求救的叫喊不是一個騙局呢？
因膨脹導致的貶值通常始于加重強調的需要，在鐵十字勛章的故事中，我們已經看到了強調所起的作用。這里，膨脹所引起的貶值實際上與貨幣的貶值不只是表面上相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