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文學改良觀
劉半農
文學改良之議，既由胡君適之提倡之于前，復由陳君獨秀錢君玄同贊成之于后。不佞學識谫陋，固亦為立志研究文學之一人。除于胡君所舉八種改良，陳君所揭三大主義，及錢君所指舊文學種種弊端，絕端表示同意外，復舉平時意中所欲言者，拉雜書之，草為此文。幸三君及世之留意文學改良者有以指正之。謂之“我之文學改良現”者，亦猶常君乃德所謂“見仁見智、各如其分。我之觀念，未必他人亦同此觀念”也。
文學之界說如何乎此一問題，向來作者，持論每多不同。甲之說曰，“文以載道”。不知道是道、文是文。二者萬難并作一談。若必如八股家之奉四書五經為文學寶庫，而生吞活剝孔孟之言，盡舉一切“先王后世禹湯文武”種種可厭之名詞，而堆砌之于紙上，始可稱之為文，則“文”之一字，何妨付諸消滅。即若輩自奉為神圣無上之五經之一之詩經，恐三百首中，必無一首足當“文”字之名者。其立說之不通，實不攻自破。乙之說曰，“文章有飾美之意，當作彣彰”。（見近人某論文書中。）近頃某高等師范學校所聘國文教習川人某，尤主此說，謂“作文必講音韻。后人稱韓愈文起八代之衰，其實韓愈連音韻尚未懂得，何能作文”。故校
中學生，自此公蒞事后，相率搖頭抖膝，推敲于“平平仄仄”之間。其可笑較諸八股家為尤甚。夫文學為美術之一，固已為世界文人所公認。然欲判定一物之美丑，當求諸骨底，不當求諸皮相。譬如美人，必具有天然可以動人之處，始可當一美字而無愧。若丑婦濃妝，橫施脂粉，適成其為怪物。故研究文學而不從性靈中意識中講求好處，徒欲于字句上聲韻上賣力，直如劣等優伶，自己無真實本事，乃以花腔滑調博人叫好。此等人尚未足與言文學也。二說之外，惟章實齋分別文史之說較為近是。然使盡以記事文歸入史的范圍，則在文學上占至重要之位置之屬，即不能視為文學是不可也。反之，使盡以非記事文歸入文的范圍，則信札文告之屬，初只求辭達意適而止，一有此項規定，反須加上一種文學工夫，亦屬無謂。故就不佞之意，欲定文學之界說，當取法于西文，分一切作物為文字Language與文學Literature二類。西文釋Language一字曰，"Any means of conveyig or communicating ideas"，是只取其傳達意思，不必于傳達意思之外，更用何等工夫也。又Language一字，往往可與語言Speech口語Tongue通用。然明定其各個之訓詁，則"LANGUAGE is generic denoting，in its most extended u，any mode of conveying ideas；SPEECH is the language of sounds;and TONGUE is the Anglo－Saxon term for language，especially for snoken language．"是文字之用，本與語言無殊，僅取其人人都
能了解、可以布諸遠方、以補語言之不足，與吾國所謂"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正相符合。至如Literature則界說中既明明規定為"The class of writings distinguished for beauty of style，as poetry，essays，history，fictions，or belles－lettres"自與普通僅為語言之代表之文字有別。吾后文之所謂文學，即就此假定之界說立論。（此系一人私見，故稱假定而不稱已定。）
文學與文字此兩個名詞之界說既明，則“何處當用文字、何處當用文學”，與夫“必如何始可稱文字、如何始可稱文學”，亦為吾人不得不研究之問題。今分別論之。
第一問題前此獨秀君撰論，每以“文學之文”與“應用之文”相對待。其說似是。然就論理學之理論言之，文學的既與應用的相對，則文學之文不能應用，應用之文不能視為文學，不佞以“不貴茍同”之義，不敢遂以此說為然也。西人之規定文學之用處者，恒謂“Literature often embraces all compositions except the upon the positives siences．"其說似較獨秀君稍有著落。然欲舉實質科學以外一切文字，悉數納諸文學范圍之中，亦萬難視為定論。就不佞之意，凡科學上應用之文字，無論其為實質與否，皆當歸入文字范圍。即胡陳錢三君及不佞今茲所草論文之文，亦系文字而非文學。以文學本身亦為各種科學之一。吾儕處
于客觀之地位以討論之，不宜誤賓以為主。此外，他種科學，更不宜破此定例以侵略文學之范圍。吾國舊時科學書，大部并藝術為一談。幼時初習算學，一部九數通考，不半月即已畢業。而開首一段河圖洛書說，及周髀圖說，直至三年之后始能了解。此外作醫書者，雖立論極淺，亦必引證內經及內經之說，務使他人不能明白為快。蠶桑之書，本取其婦孺多解，而作者必用古文筆法。卜策之書，本為瞽者留一敢飯地（星學家自言如此），而必參入似通非通之易理以自重。諸如此類，無非賣才使氣，欺人自欺。吾國原有學術之所以不能發達與普及，實此等自命淵博之假名上有以致之。近自西洋物質文明，稍稍輸入中國，凡迻譯東西科學書籍者，都已不復有此惡習。而嚴復所撰英文漢話，雖全書取材，悉系彼邦至粗淺之文法，乃竟以文筆之古拙生澀，見稱于世。若取此書以為教材，是非使學徒先習十數年國文，即不許其研究英文，試問天下有是理乎。
余決非盲從西洋學說之人。此節所引文學用處之規定，其Positive一字，實以"Philosophical Literature"已成為彼邦文學中之一種。而哲學又為諸種科學之一，放必于"科學"之上冠以"實質"，方不至于互相抵觸。其實哲學本身，既包有高深玄妙之理想，行文當力求淺顯，使讀者一望即知其意旨所在。此余所以主張無論何種科學皆當歸入文字范圍，而不當羼入文學范圍也。至于新聞紙之通信，（如普通紀事可用文字，描寫人情風俗
當用文學。）政教實業之評論，（如發表意見用文字，推測其安危禍福用文學。）官署之文牘告令，（文牘告令，什九宜用文字而不宜用文學。錢君所指清代州縣喜用濫惡之四六，以判婚姻訟事，與某處誥誡文，有"偶合之烏"、"害群之馬"、"血蚨"、"飛蝗"等字樣，即是濫用文學之弊。然如普法之戰，拿破侖三世致普魯土維廉大帝之宣戰書"Sire my Brother--Not having been able to die in the midst of my troops，it only remains for me to place my sword in the hands of Your Majesty．I am Your Majesty's good brother， Napoleon．"未嘗不可視為希世奇文。維廉復書中"Regretting the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we meet，I accept the sword of Your Majesty"之句，便覺黯然無色，故于適當之外，文聯中亦未嘗絕對不可用文學也。）私人之日記信札，（此二種均直用文字。然如游歷時之日記，即不得不于有關系之處，涉及文學。至于信札，則不特前清幕府中所用四六濫調當廢。即自命文士者所作小簡派文學，亦大可不做。惟在必要時，如美儒富蘭克令B．Franklin之與英議員司屈拉亨Strayan絕交，英儒約翰生S．Johnson之不愿受極司菲爾伯爵Lord Chesterfield之推譽，則不得不酌用文學工夫。）雖不能明定其屬于文字范圍，或文學范圍，要惟得已則已。不濫用文學，以侵害文字，斯為近理耳。其必須列入文學范圍者，推詩歌戲曲、小說雜文、歷史傳記，三種而已。（以歷史傳記列入文學，僅吾國及各
國之慣例而言，其實此二種均為具體的科學，仍以列入文字為是。）酬世之文，（如頌辭、壽序、祭文、挽聯、墓志之屬。）一時雖不能盡廢，將來崇實主義發達后，此種文學廢物，必在自然淘汰之列。故進一步言之，凡可視為文學上有永久存在之資格與價值者，只詩歌戲曲、小說雜文二種也。
第二問題此問題之要旨，即在辨明文學與文字之作法之異同。茲就鄙見所及，分列三事如次：
（一）作文字當講文法，在必要之處，當兼講論理學。作文學當講文法，且處處當講論理學與修辭學。惟酌量情形，在適宜之處，論理學或較輕于修辭學。
（二）文字為無精神之物，非無精神也。精神在其所記之事物，而不在文字之本身也。故作文字如記帳，只須應有盡有，將所記之事物，—一記完便了，不必矯揉造作、自為增損。文學為有精神之物，其精神即發生于作者腦海之中。故必須作者能運用其精神，使自己之意識、情感、懷抱，—一藏納于文中。而后所為之文，始有真正之價值，始能穩立于文學界中而不搖。否則精神既失，措辭雖工，亦不過說上一大番空話，實未曾做得半句文章也。（以上兩端為永久的。）
（三）錢君以輸入東洋派之新名詞，歸功于梁任公，推之為創造新文學之一人。愚以為世界事物目繁，舊有文字與名詞既不敷用，則自造新名詞及輸入外國名詞，誠屬勢不可免。然新名詞未必盡通，（如“手續”“場合”之類。）亦未必吾國竟無適當代用之字。（如“目的”“職工”之類。）若在文字范圍中，取其行文便利，而又為人人所習見，固不妨酌量采用。若在文字范圍，則用筆以漂亮雅潔為主，雜入累贅費解之新名詞，其討厭必與濫用古典相同。（西洋文學中，亦鮮有采用學術名詞者。）然亦未必盡不可用，倘用其意義通順者，而又無害于文筆漂亮雅潔，固不必絕對禁止也。（此為暫時的。使將來文學界中，能自造適當之新字或新名詞以代之，此條即可廢除不用。）
散文之當改良者三此后專論文學，不論文字。所謂散文，亦文學的散文，而非文字的散文。
第一曰破除迷信嘗謂吾輩做事，當處處不忘有一個我。作文亦然。如不顧自己，只是學著古人，便是古人的子孫。如學今人，便是今人的奴隸。若欲不做他人之子孫與奴隸，非從破除迷信做起不可。此破除迷信四字，似與胡君第二項“不摹仿古人”之說相同。其實卻較胡君更進一層。胡君僅謂古人之文不當摹仿，余則謂非將古人作文之死格式推翻，新文學
決不能脫離老文學之窠臼。古人所作論文大都死守“起承轉合”四字，與八股家“烏龜頭”“蝴蝶夾”等名詞，同一字不可破。故學究授人作文，偶見新翻花樣之課卷，必大聲呵之，斥為不合章法。不知言為心聲，文為言之代表。吾輩心靈所至，盡可隨意發揮。萬不宜以至靈活之一物，受此至無謂之死格式之束縛。至于吾國舊有之小說文學，程度尤極幼稚，直處于“Once upon a time，there "之童話時代。試觀其文言小說，無不以"某生、某處人，"開場。白話小說，無不從"某朝某府某村某員外"說起。而其結果，又不外"夫婦團圓"、"妻妾榮封"、"白日升天"、"不知所終"數種。《紅樓》《水滸》，能稍稍破其謬見矣。而不學無術者，又嫌其不全而續之。是可知西人所崇尚之"Half-told Tales"之文學境界，固未嘗為國人所夢見。吾輩欲建造新文學之基礎，不得不首先打破此崇拜舊時文體之迷信，使文學的形式上速放一異彩也。（近見曾國藩《古文四象》一書，以太陽、太陰、少陽、少陰之說論文，尤屬荒謬已極。此等迷信上古神話之怪物，胡不竟向埃及金字塔中作木乃伊去也。）
第二曰文言白話可處于對待的地位何以故？曰，以二者各有所長、各有不相及處，未能偏廢故。胡陳二君之重視“白話為文學之正宗”，錢君之稱“白話為文章之進化”。不佞固深信不疑，未嘗稍懷異議。但就平日譯述之經驗言之，往往同一語句，用文言則一語即明，用白
話則二三句猶不能了解。（此等處甚多，不必舉例。）是白話不如文言也。然亦有同是一句，用文言竭力做之，終覺其呆板無趣，一改白話，即有神情流露，“呼之欲出”之妙。（如人人習知之“行不得也哥哥”，“好教我左右做人難”等句。）又文言不如白話也。今既認定白話為文學之正宗與文章之進化，則將來之期望，非做到“言文合一”，或“廢文言而用白話”之地位不止。此種地位，既非一蹴可見，則吾輩目下應為之事，惟有列文言與白話于對待之地，而同時于兩方面力求進行之策。進行之策如何？曰，于文言一方面，則力求其淺顯使與白話相近。（如“此是何物”與“這是什么”相近，此王亮疇先生語。）于白話一方面，除、竭力發達其固有之優點外，更當使其吸收文言所具之優點，至文言之優點，盡為白話所具，則文言必歸于淘汰，而文學之名詞，遂為白話所獨據，固不僅正宗而已也。或謂白話為一種俚俗粗鄙之文字，即充分進步，至于施曹之地，亦未必竟能取縝密高雅之文言而代之。吾謂白話自有其縝密高雅處，施曹之文，亦僅能稱雄于施曹之世。吾人自此以往，但能破除輕視白話之謬見，即以前此研究文言之工夫研究白話，雖成效之遲速不可期，而吾背意想中之白話新文學，恐尚非施曹所能夢見。
第三曰不用不通之文胡君既辟用典之不通，錢君復斥以僻字代常用之字為不妥，文學上之障礙物，已掃除大半矣。而不通之字，亦在必須掃除之列。夫虛字實用字虛用之法，不特
吾國文學中所習見，即西文中，亦往往以noun，adjective，，verb，三類字互相通用。今欲廢除此種用法，固屬絕對不可能。而用之合宜與否，與讀者果能明白與否，亦不可不辨。曾國藩致李鴻裔書，論此甚詳。所引"春風風人、夏雨雨人"、"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諸句，意義甚明，新文學中仍可沿用。其"春朝朝日、秋夕夕月"句中，朝夕二字作"祭"字解，已稍稍晦矣。至如商頌"下國駿龐"周頌"駿發爾私"之駿字均作"大"字解，與武成"侯衛駿奔"、管子"弟子駿作"之駿字均作"速"字解，其拙劣不通，實無讓于用典。近人某氏譯西文小說，有"其女珠，其母下之"之句。以珠字"胞珠"，轉作"孕"字解。以下字作"墮胎"解。吾恐無論何人，必不能不觀上下文而能明白其意者。是此種不通之字，較諸"附驥"、"續貂"、"借箸"、"越俎"等通用之典，尤為費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