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紅色文化創建中的三重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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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與中國共產黨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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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煜

［摘 要］紅色文化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寶貴財富。追溯紅色文化創建中的具體實踐、時代價值、重大意義，是新時

代中國共產黨人堅定文化自信的歷史依據。同時，深入貫徹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對于“建立不忘初

心、牢記使命的制度”有著積極的傳承借鑒作用。

［關鍵詞］紅色文化；歷史創建；實踐轉化

紅色文化作為革命文化的形態表征與社會主義先

進文化的重要源泉，是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指導

下，在領導中國人民謀求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

強、人民幸福的偉大斗爭中，創造性繼承、創新性發展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所形成的先進文化。自1921年以來，

紅色文化的創建與中國共產黨的繁榮壯大、中華民族的

獨立解放、新中國的建設發展并肩而立，同軌并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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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論關于“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思想深深震撼了

中國思想界。隨后，1898年戊戌變法，1911年辛亥革

命，276年的大清王朝在十余年間頃刻覆滅。然大清雖

倒，但民族振興依然任重道遠，于是以改造國民性為旨

歸的新文化運動便隨之展開。盡管中國人已經開始認識

到思想文化變革在歷史轉型中的現實作用和意義，但彼

時中西方的態度卻是截然不同的，西方是以確認文化的

主體性來開啟現代化轉型；而中國則相反，是從西學中

尋求“答案”。

但殊途同歸，中西方近代社會的轉型變革都繞不

開“文化價值觀”的轉換問題。歷史證明，任何國家、

社會的轉型都會面對觀念變革與文化創新問題。“哲學

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

界。”

①

文化思想是人們認識時代，改變社會的精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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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以民族獨立、人民幸福為價值先

導，將拯救中華近代社會危機為最終指向。中國共產黨

引領創建紅色文化絕非就文化談文化，而是為了“喚起

民眾千百萬”共同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事業奮斗，即

把“認同問題”與中國現實矛盾的解決融合為一個整體

推進。

正如1942年的“劉少奇之問”。在抗日戰爭最艱苦

的1942年，沂蒙根據地被敵人封鎖、蠶食、壓縮，劉少

奇晝夜調研后曾問山東分局：為什么沒有取得對敵斗爭

的優勢？為什么沒有樹立起基本群眾的優勢？為什么群

眾沒有真正發動起來？時任山東省軍區政治部主任的肖

華記下了劉少奇的“按語”：黨是無產階級，是群

眾的兒子……所以，我們的黨無論在任何時間任何地方

都是要與勞動群眾結合起來，依靠自己的群眾……我們

脫離了母親——群眾，就會同希臘神話中的安泰一樣，

隨時可被人勒死。

這一問一答，始終圍繞著黨群關系的核心問題：人

民群眾的利益問題而展開。實現基層動員，從形式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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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由精神力量變為物質力量，發揮出改天換地的無盡

力量的。馬克思主義認為，“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

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

⑦

利益，尤其是實現、維護人

民群眾的現實利益，是紅色文化創建、發展、傳承的基

礎。延安精神、沂蒙精神、西柏坡精神等所展現出的

“革命實踐”，無不以人民利益為基礎，以實現維護最

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目標。“天下大勢，浩浩湯湯，

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大勢謂何？人民群眾對于美好

世界的向往矣。

馬克思指出：“群眾給歷史規定了它的‘任務’

和它的‘活動’。”

⑧

“歷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隨著

歷史活動的深入，必將是群眾隊伍的擴大。”

⑨

歷史的

現實規定性既來自外部客觀因素的制約，又出自歷史主

體的自覺意識，兩相結合才能“創造歷史”。正是在這

個意義上，歷史是由人民創造的，正是人民通過“革命

實踐”實現的。由上可知，紅色文化在創建過程中立足

“人民立場”的基本價值，把“為人民求解放、謀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