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交通史研究一百年

中國 傳統史學中長期以來并沒有 交通 史的地位。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司馬遷那號稱

百科全書式的巨著《史記》，以及班固的《漢書》，都有記載 社會 生活重要 內容 的 專篇—

—‘書’和‘志’，交通非但不能單獨成篇，各志書中所涉及的相關內容也不多 。劉向、劉

歆父子所編撰的中國第一部目錄學著作《七略》，其中也沒有交通這一類目 ，因為那時確實

沒有這方面的著述。兩晉司馬彪所撰的《續漢書》創設了《輿服志》， 有了記載車輛的內容，

與交通史有密切關系，可惜志書的用意是在闡明禮制，雖然羅列 了不少車的名目，卻反映不

出交通運輸的真實面貌。不但是秦漢 時代 ，整個中國古代的 知識體系中，交通始終沒有獨

立地位。這從清代一萬卷的大類書《古今圖書集成》的分 類中就可看出。”(趙瑞民：《采銅

于山，熔煉新篇——讀＜秦漢交通史稿＞＝，《中國 書評》總第3期，1995年＝在正史的結

構中，只有《輿服志》、《車服志》等涉及交通等 級制度。而二十五史中，北宋時將司馬彪《續

漢書·輿服志》配入《后漢書》，此外， 如《晉書·輿服志》、《南齊書·輿服志》、《新唐書·車

服志》、《宋史·輿服志》 、《遼史·儀衛志·輿服》、《金史·輿服志》(注：《新唐書·儀衛

志》、《宋史· 儀衛志》和《金史·儀衛志》等也有涉及交通等級制度方面的內容。)、《元史·輿

服志》、《明史·輿服志》等，只有9部史書有記述相關內容的“志”。可知以“輿服 ”、“車

服”制度勾畫的“交通史”，也是片斷不完整的。 《清史稿》則于承襲《輿服志》而外，

又始創《交通志》體例。其內容為《交通志一 ·鐵路》、《交通志二·輪船》、《交通志三·電

報》、《交通志四·郵政》。《清史 稿》的編寫，從1914年至1927年。其《交通志》的設置，

體現了20世紀新的 歷史 觀和文 化觀對中國史學界的 影響 。不過我們看到，“鐵路”、“輪

船”、“電報”、“郵政” 諸類別，都是新的交通形式。而傳統交通形式或于《輿服志》有所透

露，而大部分有關 交通狀況的信息，并沒有受到應有的注意。但是，交通史，包括交通 發

展 的歷史以及歷 史上的交通狀況和交通的歷史作用，畢竟已經開始引起學界關注。 進

入20世紀之后的一百年，中國交通史的 研究 由創始而繁榮，治交通史的學者歷經艱 苦的

耕耘，也取得了豐饒的收獲。 一 正如梁啟超

在《中國歷史研究法》(商務印書館，1930年)中討論“史之意義及其范圍 ”時所說：“舊史

因專供特殊階級誦讀故，目的偏重 政治 ，而政治又偏重中樞，遂致吾 儕所認為極重要之史

跡，有時反闕不載。”正是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傳統史學體系開 始動搖。20世紀20年代

初問世的王倬《交通史》(商務印書館，1923年)，篇幅不過6萬 余字，分“古代交通史”、

“中世交通史”、“近世交通史”三編，各編均列有“中國 ”、“各國”、“綜論”三章。全書以

70%的篇幅論述中國歷代交通，因而就中國交通 史研究而言，可以稱作我們看到的最早的著

作。此后不久，又有袁德宣《交通史略》( 北京交通叢報社長沙鐵路協會，1928年)出版。

這兩部專著雖然內容過于簡單，仍然顯 示出中國史學在新的歷史階段的新氣象。交通史作為

史學新領域的最初開辟，表現出史 家視野有所開闊，觀念有所革新。 白壽彝著《中國交

通史》(商務印書館，1937年)作為《中國文化史叢書》中的一種， 是第一部較全面地綜合

研究中國歷代交通史的學術專著。全書分五篇，分述先秦時代、 秦漢時代、隋唐宋時代、元

明清時代及 現代 中國之交通，對于交通路線、交通設施、交 通工具、交通管理制度均有考

述。這部著作出版兩年后就有日譯本刊行東洋，在中國更 多次印行，發生了重要的學術影響。

中國交通史作為一個學科分支，因此正式奠立。 此后數十年，中國交通史研究取得了比

較顯著的進步。不過，在王倬、袁德宣、白壽 彝之后，除了幾種有通俗性普及性特征的交通

史讀物外，少有以“交通史”命題的綜述 歷代交通發展的專著問世。30年代交通部鐵道部

交通史編纂委員會編撰出版的《交通史 路政篇》(1935年)、《交通史航政篇》(1935年)、《交

通史郵政篇》(1935年)、《交通 史電政篇》(1936年)、《交通史總務篇》(1936年)等，實際

上主要都是部門交通史，而 所論說 分析 的交通史的年限階段亦偏于晚近。同樣可以歸入部

門交通史范疇的研究成果 ，又有多種中國公路史、中國鐵路史、中國航運史、中國運河史等

研究專著。除了部門 交通史之外，斷代交通史、區域交通史也得以創生和發展。這一現象，

反映交通史研究 已經跨過粗略籠統進行歷史 總結 的“概說”的階段，治交通史的學者已經

注重以更深入 的研究力求較為精確地描述交通歷史發展的全景。 交通史的斷代研究和分

區研究，即取某一時間階段或空間范圍為限定對象的交通史研 究，是綜合的交通史研究的基

礎。 作為交通史斷代研究的成果，嚴耕望自謂“耗時四十年，文繁兩百萬”的巨制《唐

代 交通圖考》(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83，1985年)，堪稱具有經典意義的名著。其 成

就在于以所論證的若干史實，描繪出了唐代交通的完整圖景，其中多有極其重要的發 現，然

而又絕不僅僅是羅列有關交通的史料而已，對于交通與政治、 經濟 、軍事、文化 的關系亦

有透徹的論述。 《唐代交通圖考》是規模與價值均有空前之意義的交通史巨著。嚴耕望

總結其研究所 獲超出事先所能相像者，列舉10例：1.“如松潘高原，向視為荒蕪絕境，人

跡罕到；乃 其實，自漢末至南北朝以來，岷嶺、松潘草原即為西北河湟青海地區南通長江流

域之一 要道。”2.“唐蕃兵爭之核心在河湟青海地區，蓋地形所限，兩國交通惟此為坦途也。

故唐人于此極力經營，州軍鎮戍星羅弈布，前人皆蒙然莫辨。經此詳考，當時唐蕃兵爭 之形

勢，使臣商貿之進出，皆得按圖指證。”3.“涼州(近武威)境域，兩宋以來，久陷 荒殘，但

于唐世，實為繁榮大都會之一，驛道兩線東達長安，亦斑斑可考。其西所謂河 西走廊，遠通

西域。其道雖早有經營，但前人于此仍多茫然，岑仲勉云‘漢唐在玉門以 西未見驛傳之記載。’

(注：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證》，中華書局，1962年，第3頁。 )此非一人之見也。乃其實，

唐代驛傳之推行遠達安西(今庫車)、北庭(今孚遠)以西諸 屬國，唐代史志與唐人詩篇累累可

考。而近代敦煌、吐魯番出土文書所見，瓜州常樂( 今安西縣西)西通沙州(今敦煌)有南北兩

道，及北通伊州(今哈密)大磧道，館驛名稱里 距皆一一詳明；西州(今吐魯番東七十里阿斯

塔那南五里e89°40′·n42°50′)東西道 上館驛名稱可知者亦數逾十五，且北朝已置驛，

不始于唐。”4.“長安北通河上三驛道 ，分達靈(今靈武南)、豐(今狼山、晏江間約n41°·e107°

41′—50′)、勝(今托克托 西黃河南十二連城e111°·n40°13′)三州，豐州驛使通傳長

安不過四日余，亦近中古 驛傳快捷之能事。而河上重鎮之天德軍(約e109°·n41°之西北，

進烏梁素海東北水濱 )，其地望久不能詳，近亦準確知之。且賈耽所記天德軍東通云中(今歸

綏、托克托間) 之塞外道，為自古用兵之要，后人無能明之者，亦得據今圖，考故事，一一

證之。”5. “唐與回紇邦交常睦，有豐州高闕(今狼山口e107°25′·n41°20′，或石蘭計

口e107 °30′·n40°20′)、甘州居延海(約e103°30′·n42°30′)、庭州特羅堡子(今

北塔 山南，約e90°30′·n45°稍南地區)三道相通。此三道今雖不能詳，但大要途程可曉 。

且回紇入唐先取鸊鵜泉入高闕至豐州，南下靈、夏(今白城子e108°50′·n38 °)，后避吐

蕃之逼，使臣商旅乃由高闕東行繞經天德、振武(今歸綏、呼和浩特)，取 太原入長安，迂回

千余里，是亦非研究者所能相像。”6.“東北邊塞，居庸(今關)、古 北(今古北口)、盧龍(東

晉至唐道出青陘，蓋今青山口e118°35′·n40°25′)、渝關( 今山海關)四道并出，而取

途不詳，今得歷歷指證。”7.“飛狐(e114°35′·n39°35 ′)之險，久著史冊，而關隘之要，

因時代而轉移，中古北魏前期，尤為入塞第一要道 ，南北通使，君主南巡，皆所取途，朔代

之雁門反居其次，此寓有經濟、歷史、地理之 意義，非一般讀史者所能相像得之。”8.“劍

南邊區，諸道并出，而通南詔之青溪、石 門兩道為著，此《蠻書》已著錄者，前人考研，頗

失粗疏，今皆詳為比證，事乃大明。 ”9.“云南通安南交州之陸道，前人論者多家，皆以今

紅河線當之；實則取葉榆河谷， 今盤龍江。”以上所說，都是邊區交通形勢，關于內地交通，

又有10.“長安、洛陽為 西東兩都，交通至繁，沿途館驛相次，榆柳蔭翳，軒騎翩翩，鈴鐸

應和，固唐代之第一 大驛道也。以云途程，必謂大抵與今隴海路相當，而實不然。自崤山以

東，南取永寧( 今洛寧東北、三鄉鎮西北)，東循洛水，與今道異，與漢以澠池、新安道為主

者亦異。 而兩都間計程八百余里，置驛三十四五，今考其名號尚十得八九。他如長安太原道、

洛 陽太原道、藍田武關道、駱谷道、褒斜道、金牛道、荊襄道、太行東麓走廓道等，館驛 名

稱亦頗有可考者。凡此館驛多出于詩人之吟詠，而可考位其今地，亦出相像之外也。 ”嚴耕

望還寫道：“此外如褒斜、陰平諸道之名實，洛南三關、太行八陘之通塞，黃河 關津之建置，

永濟通渠之流程，三峽水運之興盛，大堤商貿之繁榮，渤海海運之發達， 河套、代北水運之

績效，以及東南沿海海運之萌芽，諸如此類殆難盡列。”(《唐代交 通圖考》第1冊，第3—

5頁)。 《唐代交通圖考》是20世紀中國交通史研究的最突出成果，也是這一領域最值

得稱羨 的學術成就，就對于以后中國交通史研究的影響而言，也成為學者公認的典范。“此

書 已出版之五冊，每冊有若干篇，每篇研究一交通路線或一地區之交通路線。不但研究驛 道，

次要之道路亦在研究之列。”誠如有的學者所說，“文中詳考道路之里程、沿途地 理形勢、物

產、所經過之城市、鄉村、關隘、橋梁、驛站、寺廟等，甚至某處路旁有一 奇特之大樹，亦

根據資料描述。并附論與該道路有關之歷史事件。”(廖伯源：《嚴耕 望傳》，《國史擬傳》第

7輯，1998年6月)對于這部前后歷時半個世紀的大規模研究的 最終成果，學界以其工作條

件和工作質量的對比，稱作“一個難以相像的奇跡”，以其 豐厚的學術內涵，譽為“傳之久

遠的大著作”(余英時：《中國史學界的樸實楷模—— 敬悼嚴耕望學長》，《充實而有光輝——

嚴耕望紀念集》，(臺北)稻禾出版社，1997年 )。《唐代交通圖考》的著述，對于有關資料的

發掘采用，有“竭澤而漁”的稱譽。作 者曾經自認為此書是其“生平功力最深、論辯最繁之

述作”，“諸凡正史、通鑒、政書 、地書、別史、雜史、詩文、碑刻、佛藏、 科技 、雜著、

類纂諸書，及考古資料，凡涉 及中古交通，不論片紙巨篇，搜錄詳密。”但是即使如此，嚴

耕望依然誠懇地表示，“ 然 問題 不得其解者仍甚多，學術求精，固無際涯!如有同好，盼共

商榷。”(《唐代交通 圖考》第1冊，第2—3頁) 中國交通史是一門新興的學問，許多方

面的研究尚屬于拓荒階段，因而學者的辯議， 新論的琢磨，都顯得尤為重要。即使如嚴耕望

《唐代交通圖考》這樣堪稱20世紀中國交 通史研究之豐碑的學術名著，因多種原因，其中

也不無瑕疵。而關于作者本人對其中某 些結論受到批評時所表示的態度，又更有令人感動的

故事。 嚴耕望的一些研究成果在《唐代交通圖考》出版前曾以論文形式發表，大陸學者

對其 中若干論點曾提出商榷意見。如李之勤《柳宗元的＜館驛使壁記＞與唐代長安城附近的

驛 道和驛館＝(《西北歷史資料》1984年第1期)、知勤、肖珍《唐代儻駱道上的幾個驛館 》

《(《人文雜志》1984年第4期)、《唐代藍武道上的七盤嶺與韓公堆》(《西北歷史研 究》

1987年號，三秦出版社，1989年)、《唐敬宗寶歷年間裴度重修的斜谷道及其所置 驛館》(《中

國歷史地 理論 叢》1990年第3期)，以及辛德勇《隋唐時期長安附近的陸路 交通》(《中

國歷史地理論叢》1988年4輯)等論文都對嚴耕望的有關結論提出異議。由 于當時兩岸學者

學術交流條件方面的原因，學術對話受到限制。 據劉健明回憶，1995年9月，中國唐史

學會在武漢召開第6屆年會，藍勇提交的論文涉 及對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第四卷《山劍

滇黔區》的評論。論文“肯定《圖考》為中 國歷史交通地理的經典之作，但指出有五處地方

可以商榷”：1.《唐代交通圖考》認為 唐代牛尾驛是今永川長江邊的水驛，但藍勇認為是深

處今永川內腹郵亭鋪的一陸驛；2. 《唐代交通圖考》認為唐代金牛道稅人場在今劍閣縣南，

但藍勇認為應在廣元市南劍閣 縣北的石洞溝與大朝間；3.《唐代交通圖考》認為唐代開邊縣

在今宜賓縣安邊鄉，藍勇 認為應在今云南水富縣治大灘附近；4.《唐代交通圖考》認為唐代

白崖城不在今紅崖， 而在白崖，藍勇認為在今彌渡壩子(又稱紅崖平原，即明代的白崖)，白

崖包括紅崖平原 和白崖西北；5.《唐代交通圖考》認為秦漢至今，四川通云南的主要通道是

石門道和清 溪道，藍勇認為明代以來烏撤入蜀道的地位更重要。藍勇因有機會遍游中國西南

部， 他的論據主要是通過實地考察和 文獻 結合而提出的。藍勇的論文在最后還提出嚴耕望

從 事唐代交通研究的不利因素有如下3種：1.“長期以來大陸與港臺的學術交流不暢，雙 方

多處于一種閉門造車的狀態。特別是港臺學者往往對大陸學者的已有成果不夠了解， 尤其是

對大陸不斷出現的考古資料運用不夠”“在嚴耕望對唐代西南交通論著中幾乎 沒有對考古資，

料的運用，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2.“由于交流條件的限制，很長一 段時間內港臺學者

不可能深入內地進行大量的徒步實地考察，這也是港臺歷史地理研究 多停留于紙上談兵的原

因。”3.“由于條件限制，嚴耕望主要 參考 的地圖為美國operat ional naviqation chart

h-ll、《申報館中國分省地圖》、《國防研究院地圖》、《 黎明公司中華民國全圖》，這些地圖不

論是從比例尺大小、地名陳舊程度，還是標繪的 繁簡程度和準確程度來說都是與50年代以

來大陸編繪的各種地圖存在差距，這也一定程 度上影響了其歷史交通地理的研究。”(藍勇：

《＜唐代交通圖考＞第四卷＜山劍滇黔區＞ ＝，《唐研究》第2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年；《＜唐代交通圖考＞第四卷＜山劍滇黔 區＞品評＝，《古代交通生態研究與實地考察》，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 劉健明將藍勇的論文寄交嚴耕望后，不久就收到回信。其中

寫道：“藍的評語多能中 肯，值得參考。我寫圖考本自知道只能就古代文獻作一番仔細的整

理研究，而不能親履 各地勘察為憾!這樣自必發生一些偏差，但這也是莫可奈何的事，因為

一個人的精力時 間都很有限，縱然能有機會走遍全國，而一個人之力也是不可能的，必得有

公家或大的 團體來支持，組合一個團體做工作，而這些在我都談不到，只能獨力奮斗，盡我

所能而 已。海外與大陸國內隔絕，能看到國內人著作本極有限，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所以

這 些弱點不難想像，即以藍所提到的三泉縣與牛尾驛，我寫作當時本已懷疑，但為資料所 限，

又不能親履其地看看，自是無可如何。其實這類例子一定還相當不少，好在學問本 不是一個

人的事，每個人只能盡其在我，盡可能做出自己的成績，以供大家參考，再做 進一步的工作。

你如與藍通信，請代我謝謝他，并告訴他，若能就拙作再作一番補正工 夫，那是最好。”這

是嚴耕望致劉健明的最后一封信，引錄者以為“信件異常珍貴”( 劉健明：《筆耕室受教記》，

《充實而有光輝——嚴耕望紀念集》，(臺北)稻禾出版社 ，1997年)，知道信中內容的學者，

無疑都會心生同感。從中我們不僅可以領會對待學 術探討和學術爭論的正確態度，體味到一

種健康親和的學術空氣，也可以看到中國交通 史研究學者相互繼承，代有推進的學術形勢。

斷代交通史研究的成果，還有譚宗義《漢代國內陸路交通考》(香港新亞研究所，1967 年)，

王子今《秦漢交通史稿》(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陶希圣《唐代之交通 》((臺北)

食貨出版社，1969年)等。 在交通史學界影響相當大的全漢升的名著《唐宋帝國與運河》

(商務印書館，1944年) ，以交通對于經濟的作用作為論述的主線。作者因宋代經濟史研究

的突出成就，被看作 這一學術領域的開創者。當時漕運對于經濟的意義，受到了充分的肯定。

潘鏞《隋唐時 期的運河和漕運》(三秦出版社，1987年)，鮑彥邦《明代漕運研究》(暨南大

學出版社 ，1995年)，彭云鶴《明清漕運史》(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年)，李文治《清

代漕 運》(中華書局，1995年)等學術專著，也都對交通作為經濟發展的重要條件乃至政治

權 力的重要支撐的意義，進行了全面深刻的研究。有關漕運的研究有較為集中的成果， 體

現出對這種交通形式的歷史作用的特殊重視。 如嚴耕望所說，交通現象往往“寓有經濟、

歷史、地理之意義”。有的中國交通史研 究專著則并不局限于交通于經濟和政治的作用的研

究，而比較重視交通的文化作用，這 樣研究角度，或許是值得肯定的。 作為區域交通史

研究的學術專著，陳小平《唐蕃古道》(三秦出版社，1989年)，藍勇 《四川古代交通路線

史》(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89年)，黎小龍等《交通貿易與西南 開發》(西南師范大學出

版社，1994年)，陸韌《云南對外交通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 997年)等，都值得重視。作

為一種特殊的區域交通史研究成果，楊聰編著《中國少數民 族地區交通運輸史略》(人民交

通出版社，1991年)一書具有值得肯定的價值。在少數民 族聚居的地區，往往山川阻隔，交

通不便。在特殊的交通條件的作用下，也形成了特殊 的文化條件。楊著匯集了云南、廣西、

貴州、四川南部彝族地區、西藏、新疆、青海、 甘肅、寧夏、內蒙古等地區交通史研究的收

獲，進行了有開拓意義的工作，只是論述各 地區古代交通的部分，內容比較簡略。 上述

中國交通史研究專著中，陳小平、藍勇、王子今的成果，是以文獻資料和考古資 料相結合，

又借助實地考察的收獲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