薊聚落起源與薊城興起

中國歷史地理論叢NO.1,1998

薊聚落起源與薊城興起

韓 光 輝

??

提 要

近年來學術界圍繞薊城興起與發展問題展

開了熱烈的討論,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燕與薊二城關

系的歧異認識。本文在已有工作的基礎上,充分利用古代

文獻和考古發現,從薊與薊城、燕與燕都、燕都薊城及薊

城興起的地理條件等方面闡述了燕薊二城關系的一孔之

見。

關鍵詞

聚落起源 城市興起 薊城 燕都

北京自見諸文獻記載的“薊”開始,距今也已三千余年的歷史,

北京及其早期城市薊實為中國乃至世界上歷史最為悠久的城市之

一。因而關心薊城起源及期早期發展的中外學者不乏其人。但由

于古代文獻記錄和考古成果的某種局限,又使該問題的探索甚為

棘手,以致眾說紛紜。筆者愿意就此陳述己見,以就教于方家。

一 薊城出現前的原始聚落薊

人類社會進步的歷史表明,聚落是城市形成與發展的物質基

礎,而城市又是聚落發展的結果。但并不是所有的聚落都可以成長

??國家社科八五重點項目研究成果(92

A

25005)。

?111?

為城市。只有那些擁有特定政治、經濟、文化背景及優越的交通條

件的聚落,才有可能成長為城市;即古代城市的興起和發展,與人

類政治、經濟活動的方式和生產力發展的水平及交通區位息息相

關。而原始聚落的出現、興起又與早期農業活動和人類定居緊相關

聯。新石器時代的考古文化也普遍地證實了這一點。在北京地區

最有代表性的遺址是北埝頭,在那里出現的十座半地穴式房址,距

今6500至6000年,是目前在北京地區發現的最早的典型原始聚

落。其次,在昌平雪山二期文化遺址中也發現了三座半地穴式房

址,距今4000年,則屬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原始聚落。

前者與西安半坡聚落遺址同屬于新石器時代中期,比半坡聚

落稍晚。其差異只是在于遺址出的房址多少,規模大小及有無圍溝

上。一般認為,西安半坡聚落已擁有了有力的防衛設施和內部功能

分區、及一定規模的制陶手工業、建筑業和農業,可視為早期城市

的芻型。而距今8000至7500年的內蒙古敖漢旗境興隆洼聚落遺

址的發現,則使我國北方地區原始聚落興起的時間已上推到七八

千年以前,而且亦有大型圍溝環繞。因而興隆洼聚落遺址成為我國

目前發現的最早也最完整的原始聚落。由此可以推測,作為薊城前

身的原始聚落至遲也應該產生于6000年以前,即北埝頭原始聚落

出現的時期。

根據早期人類活動的地域分布及其環境特征,北京地區早期

聚落均應該象北埝頭遺址一樣出現在有良好水源條件的高亢黃土

地上,即河流二段階地、山前洪積沖積扇及山前臺地上。這里便于

原始農業、挖土制陶及聚族定居的發生和發展。而不同地區之間的

經濟交流和文化傳播自然沿著貫穿這些地方的交通線進行,進而

又推動了道路沿線聚落的發展、形成較大型的聚落。這種較大聚落

同時又應該是部族首領的居地;部族首領在這里組織農業勞動、手

工生產、房舍營造及產品交換等。因此,最先出現的原始聚落也最

有條件和可能形成較大的聚落。在北京地區這樣的聚落應該位于

北京小平原周邊的山麓洪積沖積扇上或臺地上,并位于或靠近區

?112?

際交通線。根據目前考古發現,除平谷盆地北沿之外,昌平雪山遺

址所在臺地及永定河洪積沖積扇應該最有條件形成北京地區最早

且規模最大的聚落。昌平雪山遺址除一、二期新石器時代的文化之

外,還有屬于青銅時代的三期文化即“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存。三期

文化雖明顯不同于一二期文化,但也足以說明,雪山遺址在北京地

區古文化發展進程中的重要性。

古老薊城與當今北京所在的永定河洪積沖積扇上,至今未能

發現新石器時代、銅器時代乃至商周早期重要文化遺存,但絕不能

因此而否定早期重要文化遺存的存在。其未能發現的原因主要是

由于:一、北京地區地質運動和永定河河性共同導致的河流改道泛

濫及泥沙沉積對遺址的沖蝕與淹埋,戰國文化層在宣武區被埋藏

地表以下7米處,距今僅七八百年的金中都城水門被淤埋在五六

米以下的事實,應是很好的說明。二、自古以來北京地區的開發強

度是毗鄰其他地區所無法比擬的;這種開發及城市拓展帶來的遺

址破壞又是難于想象的。

根據“薊城”前史研究的成果,薊的來源與黃帝部落的經濟

??

活動密切相關。按照古文字學的解釋,“薊”字的構成,從草即從術,

術在古代即粘稻;從刀又從魚,系一兼營農業與漁業的早期族稱。

按古代文獻的記載,北京及附近地區的早期居民主要是黃帝之子

禺京之后,也就是兼營稻作和漁業的薊族。薊族長期生聚中心的丘

崗也就獲得了“薊丘”的名稱。這是一個部族名與地物名相結合的

地名,符合我國古代地物“名從主人”的命名規律。薊族首領生息的

聚落自然也就稱作“薊”了。這就是薊城興起之前的原始聚落。

至于原始聚落薊的地望卻是難于確指的難題:這主要是由于

口語或傳說地名在轉變為文字地名的過程中未能明確記錄下來。

目前只能根據古史傳說及考古資料進行推測。黃帝是傳說中中原

各族的共同祖先,生當新石器時代中晚期之交,距今約5000年上

??李江淅《薊城前史初探》、《京華舊事存真》第二輯,1992年。

?113?

下,大致相當昌平雪山遺址一期文化之末。當時,他得到各部落的

擁戴,在阪泉戰敗炎帝,又在涿鹿擊殺蚩尤,成為部落聯盟的首領,

就發生在北京附近地區。因此,北京地區至今還保留著若干黃帝史

跡傳說,絕不是偶然的。聯系前述雪山一期文化尤其二期文化與周

邊地區密切的文化聯系及其交匯融合的物質文化面貌,黃帝及其

子禺京和禺京后裔最初生息繁衍中心當在雪山臺地上,這個臺地

當是最早的薊丘,在此形成的原始聚落或即稱作薊;并以此為中心

形成了一個地方性奴隸制小國薊。至殷商時期臣禹于商朝,為一賓

服方國,其弱小可以想見。劉玉奎《新增都門紀略》稱都城以北百余

里有“薊丘”,當即雪山文化所在之臺地。其應有所本。

按照盤庚遷殷之前,商人“不常厥邑”的遷徙習俗,當亦影響到

其北方屬國薊,或者薊人原本也是一個經常遷徙的部族。古史傳說

及近年來考古發現均已表明,黃帝本人的活動地域及其后裔建立

的奴隸制方國薊都均曾發生過遷徙與轉移,因而在河北涿鹿、在北

京平谷均有黃帝史跡和傳說,古代在北京城西和昌平西部均有薊

丘地名,在北京西郊又有薊水等。這些史跡顯然都與早期薊人主要

活動地域有關。根據在北京地區發現的夏商時代文化遺存的文化

面貌推測,雪山三期“夏家店下層文化”,平谷劉家河商代遺址(不

排除該時期還有其他類似遺址存在)應是夏商時期薊人活動中心

或即薊都所在地的文化遺存;商代中期以后,薊人活動的中心開始

轉移到永定河洪積沖積扇上來,并在這里形成了薊丘、薊水等地

名。地名隨主人遷移在中國古代是常見的社會人文現象,也是“名

從主人”地名命名規律的組成部分。雪山、劉家河與后來薊城所在

地的文化遺存均位于海拔50米至100米等高線之間的山麓洪積

沖積平原或山前臺地上,屬早期人類活動的主要地域范圍,同時又

位于交通道路上。其中平谷劉家河恰恰位于早期自中原經薊地通

往東北平原的交通路線上,這條路線東出山地入盧龍道;雪山及后

來的薊丘所在地方則均位于太行山東麓南北大路北段不同時期通

往蒙古高原和松遼平原的道路分歧點上,因而贏得了不同時期交

?114?

通樞紐的地位,從而推動了這些地方聚落的發展。其中又以后來長

期延續且定向穩定發展的聚落最終形成區域中心城市。因此,在薊

城出現之前,聚落薊即已形成并曾遷徙過。由此可見,在周初武王

封黃帝之后于薊以前,“薊”這個聚落不僅存在,且是薊的國都。作

為方國國都同樣應該具備了早期城市的功能。如此說來,薊城的早

期歷史至少還應上溯到商代薊都時期。經過商代數百年的發展,才

為武王滅商之后封黃帝后裔于薊奠定了基礎。因此,筆者不贊同那

種將武王克商封黃帝之后于薊的年代作為薊城建城之始的論點,

更不贊同至公元1995年薊城建城3040年的結論。理由有兩點:

一、薊無論在周還是在商均是方國都城,何以在周為城,在商則不

為城?主薊在周為城在商不為城者顯然出于主觀臆斷,并無科學依

據;二、武王克商并封黃帝之后于薊的年代目前仍然眾說紛紜,莫

衷一是。截止本世紀80年代中外學者關于武王滅商年代的探討已

有20余種說法,取其一而定論之,亦不妥當。

二 周初分封及燕都薊城

按《呂氏春秋》,周克商之初,“封國四百,服國八百”。可見當時

封國之多。事實上,周初封國按其性質又可分為兩種類型:一是《荀

子?君道》,為“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的封

??

。這七十一國除褒封之周宗國,其作用是“封建親戚,以藩屏周”

室五十三人即五十三國外,還有周室的親戚和勛臣,因而是周初分

封之主要國家,其中包括周公之魯、昭公之燕及太公之齊國等,均

為一方公侯大國。二是追思先圣王而褒封其后裔的封國,其作用在

“興滅國、繼絕嗣”,即所謂“褒封先圣王”,籠絡先王之后裔。按《史

記?周本紀》,武王克商,封諸侯,乃封“黃帝之后于祝,帝堯之后于

??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按《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并建母弟,以藩屏

周”,意思相同。

?115?

薊,……封召公于燕”,祝、薊二國即為后者,燕則為前者。但薊、

燕二封國均在今北京地區內,且薊又有著直接的承繼關系。這里須

指出的是,封帝堯之后于薊與《史記?樂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

下車,而封黃帝之后于薊”的受封者似乎不同,其實按《史記?五帝

本紀》,帝堯實乃黃帝玄孫,雖然兩處文字記述不一,但實際上是一

回事。至于上文所引封黃帝之后于祝則是另一支系受封,是另一回

事。按《帝王世紀》,“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帝堯祁姓為

其中之一,封于祝者當是黃帝旁系后裔無疑。

上述文獻記錄和北京地區有關黃帝的早期傳說與史跡及薊的

來源均有力地旁證了周武王封黃帝之后于祝,是無庸置疑的史實。

因考古發掘未能發現其代表性遺址和文化遺物而否定薊(城)的存

在,顯然疑古太甚,不足取法。其早期文化面貌未得揭示的原因一

如前述。只是薊作為“賓服”之國,在周初依然是弱小方國;按照商

周時期嚴格爵秩等級制度,西周薊都沿用商代薊都顯然仍是一小

??

。城。按周代禮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孔

疏:“王城方九里,長五百四十雉;小城方七里,長四百二十雉;侯伯

城方五里,長三百雉;子男城方三里,長一百八十雉”。此外,公侯伯

子男城又各有大中小都之別。其中,男之大都長百雉,中都長三十

??

計算,西周男六雉,小都長二十雉。按古代“一雉之墻長三丈”

中都方長為一百零八丈,約合當今213米(周尺一尺合今19.7厘

米),周長50余米,與在湖北黃陂發現的商代中期的方國都城盤龍

城規模相接近。盤龍城南北長約290米,東西寬約260米,周長一

千余米。同樣作為殷商方國薊的都城,其規模應該從盤龍城得到印

證,即商代中晚期的薊城方圓應在一千米上下。

!

,“在西周“小不得僭大,賤不得逾貴”衣服有制,宮室有度,

??

??

!《漢書》卷九一《貨殖傳》。

《左傳》隱公元年。

傅筑夫《中國經濟史論叢》(上),三聯書店1980年版。

《左傳》隱公元年杜預注。

?116?

??

的王制之下,“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儀)”賓服”之國薊

的都城不可能逾制,也不可能上升為公侯伯甚或子城地位;戰國時

期趙奢所謂“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

??

,也說明西周時期除少數公侯伯都城規模雖眾,無過三千家者”

較大之外,子男之國都城規模普遍甚小的事實。薊城顯然不會例

外。早期薊城規模狹小易被改造破壞亦未嘗不是考古學至今未發

現甚至將來亦難發現商周時期城址的重要原因。

曰

薊之外,商代還在北京地區南部形成了在甲骨文中稱作“女”

曰曰曰

的另一個方國。甲骨文中常見的“女來”卜辭及’婦女”等均說明女

是比薊與殷商王朝關系更為密切的殷商王朝北方屬國。概因其與

商朝關系過從甚密,在武王滅商過程中即被滅掉了;因而有“及武

的說法。由此可知,燕與肅王克商,……肅慎、燕、亳,吾北土也”

曰

慎、亳均是武王滅商從商人統治下拓展的疆土。此處的燕即女,又

作偃或偃,因偃與燕音義在古代均相同,故《史記》、《春秋》、《左傳》

等早期史傳著作均記作燕。在房山琉璃河商周遺址出土的青銅

與青銅內有內容完全相同的銘文,均記錄著周王褒揚太保召公、

冊封燕侯及授民封疆的內容。其中,“令克侯于燕”,不僅證實了《史

記》有關召公受封于燕記載的正確,而且說明商屬燕國存在及周初

燕國已被滅亡的事實。同時,琉璃河董家林古城北墻東端和東墻

!

北端有兩處城基夯土被西周墓葬所打破,尤其東墻北段城基夯土

被出土有形制與安陽殷墟晚期相同的陶簋墓葬所打破的事實說

?

明,城墻的始建年代應在商末或稍早一些,商代至少是商代晚期燕

國都城就在此地。《史記?燕召公世家》“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于

北燕”,實際上就是封于此地,故仍稱作燕,琉璃河商周遺址的發現

??

??

!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荀子?王制》。

《戰國策?趙策》。

《左傳》昭公九年。

在同一銘文記錄的授民封疆內容中包括人土眾在內。

?117?

早已證實了這一點。但仍有兩點須指出:一、按琉璃河遺址出土的

曰

周初青銅器長篇銘文,召公封燕屬民和封域除商代國之外,還

女

有羌、馬、、微、克等其他九個國族,因而疆域遠較薊大,故是為方

伯之國,即《尚書》所說“孟侯”之國,亦即鎮撫一方的諸侯之長國。

曰

二、實封的第一代燕侯稱女侯不是召公,而是召公元子克或又稱

癸者,青銅器長篇銘文可證;同時實封時間也不在武王滅紂之時。

《史記?周本紀》與《燕召公世家》將封召公于燕或稱北燕的時間系

于武王滅商應該是對的。因為戰爭勝利之后論功封賞是古代王者

慶功之常例。問題是商紂雖被推翻,但東方殷民勢力仍甚大,為防

范與鎮壓殷民反抗,整頓當時社會,武王留周、召、太公于身邊輔佐

朝政顯然比派他們去一方鎮守更重要,因而他們均未就國。武王克

商后七年病死,幼子成王即位,周公監國或稱代行天子事,同時分

封而已就國的管、蔡、霍三叔流言反周公,煽動武庚及東方殷商舊

貴族叛亂,因有周公、成王東征南伐之舉。周公旋師返政于成王,受

命營建洛邑,而召公代為首輔,因又有召公統兵北伐,“日辟國百

??

,平息了北方殷民及殷屬各國族的叛亂包括燕人叛亂。時在里”

成王十年之后。撫定北方,穩定周初統治,召公居首功,因而在周王

冊封燕侯的青銅器銘文開首就頌揚召公,“王曰:太保,佳乃明,乃

享于乃辟。余大對乃享,令克侯于燕”。太保是成王時召公的官

職,可知此處的王是周成王;成王褒揚召公賢能忠誠,除繼續留任

太保輔佐周王外,承認武王的冊封并令召公兼任燕侯之爵,但由元

子克就國。事應在成王十五年前后。由此可佐證武王封召公于北

燕不誤,但未就國。可以進一步證實這一史實的最有力的證據是在

琉璃河遺址中出土的“堇鼎”所鑄26個字的銘文:

偃侯命堇饌太保于宗周。庚申,太保賞貝,用作太子

癸寶鬻。

阝尊

這里的 侯就是代召公就封的第一代燕國國君,宗周即西周

??《詩?召文》。

?118?

都城鎬京,在今西安市西:故該銘文記述了堇這個人奉偃侯之命,

前往宗周鎬京向太保召公貢獻食物,而受到太保賞賜的事。由此也

可見,召公受封后并未就國,而留在周都輔弼王室,與《史記?燕召

公世家》記載一致。

燕都故城遺址就在房山琉璃河董家林,已被考古學所證實。只

是其南部已被圣水(大石河)沖毀,但從其殘存部分來看,是一東西

長約3.5千米的大城。這就是自昭公元子受封至遷都臨易之前的

燕國都城,作為燕都的歷史長達約三百年。若從周初就封為封國都

城的角度考察,燕都稍晚于薊約20余年;若從燕都繼承了商代方

國女國都城舊址來看,其歷史同樣也不應該是3040年。

曰

臨易位于易縣東南易水之濱,故名。按《世本》“桓侯徙臨易”、

桓侯于公元前697年至691年在位,應在此數年間徙都。其原因應

該是“山戎病燕”。按《史記?燕召公世家》,“燕外迫蠻貉,內錯齊

晉,崎嶇強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考當時燕國地緣政治

形勢,主要威脅應來自蠻貉即春秋時期逐漸強大起來的山戎族的

南下。從在灤平,延慶等地考古發現的春秋時期山戎墓葬文化內涵

來看,春秋初期山戎已進入奴隸社會,廣泛使用了銅器,生產力有

了明顯提高。尤其是直刃匕首式青銅短劍、銅戈、銅鏃、銅馬具的較

多發現表明,山戎是長騎射善攻掠的部落。由《左傳》、《史記》、《國

語》、《管子》等古代文獻常記載有山戎入關侵燕、甚至“山戎越燕伐

齊”的史實,位于燕國以北,首當其沖的弱小薊國已先期滅于山戎

南進,薊城亦被攻破。唇亡齒寒,燕遂成為山戎攻掠的直接對象。由

上述“幾滅者數”及召公以下九世至惠侯,燕之世系失截,可見燕國

在林立諸侯中政局不穩的事實。燕國正是迫于山戎等事侵擾的壓

力遷都臨易的。

燕國由臨易遷都于薊的時間應依齊桓公伐山戎,擴清燕地北

部邊疆的重大事件為據,予以判斷。齊桓公二十三年(燕莊公二十

八年,公元前663年),山戎再次伐燕,莊公告急于齊。為雪“山戎越

燕伐齊”之恥,也為爭取霸主地位,“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

?119?

??

。竹而還”孤竹古國名,在今河北盧龍一帶。按《國語?齊語》、《管

子?大匡》、《管子?封禪》等記載,桓公伐山戎,還征服了孤竹、令

??

,“支(離支)、屠阿等部族,使“山戎走”九夷始聽,海濱諸侯莫不

。來服”桓公北伐山戎的勝利,徹底摧垮了山戎族的軍事實力,甚

至直到戰國時期,燕北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為君長,往往而聚

!

,仍處于分裂散居狀態,從而解除了長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

達數百年的山戎不斷南下侵掠的武力威脅。當時,燕莊公感激齊桓

公救援之恩,以天子之禮送桓公返齊境,因有桓公開溝割燕莊公所

?

的歷史事至之齊地予燕及燕君從命“復修召公之政,納貢于周”

件。由此亦可見,齊桓公北伐山戎對燕國意義之巨大;從而也為燕

國遷都于薊并北向發展奠定了基礎。

燕莊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58年)死,子襄公立。襄公在位40

年(公元前657年至前618年)。按《韓非子?有度》“燕襄王(按當

為襄公)以河為境,以薊為國”的記載,燕國遷都于薊當在襄公在位

期間。“以河為境”,當時黃河下游歧分二支,在桓公割讓齊地之后,

實以流經今河北滄州的南支下游為界;“以薊為國”即以薊城為國

都。由此看來,臨易作為燕國都城不足半個世紀;而自遷都于薊至

燕滅于秦,薊城作為燕國都城長達四百余年。因此,薊城自古即有

燕都之稱。

自薊國滅亡至燕襄公遷都于薊,由于山戎時而南下抄掠及城

市自身殘破,原作為薊國都城的薊衰落了大約一二百年的時間。襄

#

,地位重要的方伯燕國,自公時以河為境,“有燕者重,無燕者輕”

??

《史記》卷三二《齊太公世家》,按《史記?燕召公世家》,事在燕莊公

二十七年,即前664年。

??

《史記》卷一一○《匈奴列傳》。

《管子?小匡》。

!

《史記》卷一一○《匈奴列傳》。

?

《史記》卷三二《齊太公世家》。

#《韓非子》卷二《有度》。

?120?

然不會直接沿用已衰落了的薊都小城。燕國遷都于薊無非有兩種

可能;一是平夷已殘破的薊都舊城,拓展重建;二是另遷城址、規劃

新建。其中前者可能性最大。這可以由考古學提供的證據證實。

首先是在廣安門外橋南約700米處,護城河西岸的考古遺址

中發現了戰國與戰國以前的文化遺跡,包括細繩紋陶片、碎繩紋

磚、陶鬲腿、饕餮紋殘半瓦當等,其中后者被公認為燕國宮殿常用

構件,其為戰國遺物似無可疑。其它古陶等件,年代最早接近于西

周時代。

??

此外,在宣武區條帚胡同地表以下7米處發現的戰國文化層、

出土方折式“偃”字刀幣10枚,伴出古代建筑構件饕餮紋半瓦當二

件及很多細繩紋陶片。

??

其次,在北京城區西南部陸續發現了為數不少的春秋戰國至

西漢時期的陶井。1956年發現151座,其中戰國36座,漢代115

座,以宣武門到和平門一帶最密集,計達130座;1965年發現65

座,僅由內城西南角經宣武門至和平門一線就發現55座,其中西

漢早期陶井29座。這些配合工程建設項目的發現,雖然帶有空

間分布上的局限,但仍可以透視出陶井分布的范圍大約就是春秋

戰國至秦漢時期薊城城址所在。

再其次,在宣武門至和平門以南,在永定門火車站、天壇、陶然

亭、蒲黃榆、寶華里、定安里一帶,不斷發現數量甚多的戰國至漢代

的小型墓葬。其中1973年在法源寺附近、1974年在白紙坊以北發

現了兩處戰國墓群,1977年在西單白廟胡同路南發現了西漢墓

等。墓群與上述陶井及建筑構件一起為探索春秋戰國至漢代薊城

??

??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版。

趙正之《北京廣安門外發現戰國和戰國前的遺址》,《文物考古資料》

1957年第7期。

北京市文物管理處《北京又發現燕饕餮文半瓦當》,《考古》1980年

第2期。

?121?

城址提供了可靠線索。

??

依據上述考古資料提供的線索可以得到如下兩點推測:

其一,西周薊都及春秋戰國燕都均位于宣武門、和平門及白云

觀東西一線的南北兩側,其中西周薊都小城就位于廣安門外護城

河一線東西兩側;而燕國遷都于薊,則在此基礎上向北向東開拓,

形成一個東西長南北寬的大城,其形制可由戰國時期規劃建設的

燕下都武陽城得到印證,但其規模應比武陽城小,稱當武陽城面積

的三分之二。武陽城是一個東西長約8千米,南北寬約4千米,而

內部以南北向城墻分隔為東西兩城的大城。其中東城為宮殿區,此

外還有作坊區、居民區和墓葬區等功能分區。而燕都薊城的平面布

局與此相反。其西部較為高亢,又臨近西湖水源,無疑是宮殿所在;

東部則以居民區、墓葬區為主。而商代中朝以后的薊城亦應在廣安

門外以南地區,被西周之薊都所沿用。

其二,西周薊都可能有陪都存在,其陪都當在薊都西北,即人

們常說的廣安門以西、八寶山至石景山以北地區,薊人以此作為避

開并抵御山戎南下侵掠的緩沖設施。這也正是燕國遷都之后建置

寧臺、元英、歷室諸宮,并曾儲放樂毅破齊收回的燕國“故鼎”及奪

取的齊國器物的地方,即所謂“齊器設于寧臺,大呂陳于元英,故鼎

??

。考其方位,大致在今石景山區模式口至金頂山一反乎歷室”

帶。1974年在白云觀以西對《水經注》所說“薊丘”進行的考古發

掘,發現一處古城西北角北城墻基下壓著三座東漢墓葬,證明該段

古城(墻)始建年代應晚于東漢,其不可能是春秋戰國至西漢時代

的薊城(城墻)。這一結論極其重要。它至少說明古代薊城在東漢

!

之后曾發生過城址的局地變化。事實也正是如此。魏晉時遭水患

破壞的薊城東部被放棄,僅保留西部而城墻略有拓展,遂形成魏晉

??

??

!《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版。

《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版。

《史記》卷八○《樂毅列傳》。

常征《辨薊丘》,《中國古都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22?

至隋唐時期的薊城。

綜上所述,周初武王滅商在今北京地區分封了兩個性質不同

的諸侯國薊和燕。薊封于前,是殷商北方屬國周初受封的延續,又

是“興滅國、繼絕世”的產物,因而決定了薊國的“賓服”與弱小地

位。其都城承殷商時舊都,方圓約在千米左右,就位于今廣安門外

以南地區;另有陪都或稱副都,是避開與抵御山戎南進抄掠的設

施,位于今石景山模式口與金頂山一帶。燕實封于后,就國的第一

代燕侯是召公太子而非召公本人。燕與薊不同,是“封建親戚,以藩

屏周”的方伯大國,其初都于今房山區琉璃河古城達三百年,后因

山戎侵掠一度遷都于臨易,不數十年又遷都于先已亡于山戎的薊

國都城薊。這是一個沿用商代與周初薊城舊址并向北向東開拓的

大城,北城墻大致位于西長安街一線,南城墻則在法源寺東西一線

以北,東城墻則在前門大街一線,西城墻則在白云觀東側南北一

??

線。城中偏西部應有南北向城墻將全城分作東西兩部分,其中東部

主要是居民區和墓葬區,而西部則主要是宮殿區與作坊區。這個大

城自春秋燕國遷都于此一直沿用到東漢時期,歷時八百余年。而后

于薊城建起的燕下都作為燕國陪都幾與戰國時期相終始。

燕都薊城來源演變的線索已甚明確,即春秋戰國時期的燕都

薊城是古代薊國都城薊的延續與發展,而不是燕都燕城即琉璃河

古城的延續和發展;近年來有論者硬將相距40余千米的兩城扯在

一起,甚至認為琉璃河古城的發現使北京建城的歷史上推到3000

年前的西周初年。事實上,按照歷史文獻的記載,自古老的薊都開

始,北京建城的歷史亦已上溯到3000年前。論者在這里實際是犯

了移花接木,而又否認木客觀存在的錯誤。按其根源在于:一、將遷

都視為遷城或謂城址轉移,是一常識性錯誤。按論者邏輯,明成祖

自南京遷都于北京,南京則可視為北京的前身,進而在城市發展史

上可視為一座城市;民國十七年(1928年)國民黨政府遷都南京,

??《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版。

?123?

北京又可視為南京的前身。其間的荒唐自不待言。二、無視“燕、薊

二國俱武王立,因燕山、薊丘為名,……薊微燕盛,乃并薊居之,薊

??

和前述“名遂絕”武王克商,……肅慎、燕、亳,吾北土也”的文獻

記載及琉璃河出土青銅器銘文關于授民封疆、召公所屬十國族均

不含薊的事實,也無視未來薊城考古深入可能帶來的新發現;而只

依目前的考古發現過早下結論,亦未免有些操之過急。這就某些論

者而言不能不算作一種職業病。仍需指出的是,對“薊微燕盛,乃并

薊居之,薊名遂絕”的理解應如前所述,即滅亡薊國者是山戎而非

燕國。三、論證城市起源,理論依據和歷史事實無疑均是重要的。哲

學家認為,目前中國某些學術領域處于一個理論淺薄期,實踐豐

富,但缺乏理論;一味實踐,忽視理論。薊城的論證恰恰反映了這一

弊端。因而建議有關的專家學者注意城市理論的學習和修養,正確

認識國都遷移與城址遷移的本質差異,并大力豐富自己的工作實

踐,以便為客觀認識和科學論證燕與薊城及其與北京的關系奠定

基礎。

薊城先后作為周代封國薊與燕的都城延續了至少800余年,

若考慮到商代中期以后的薊都時期,薊城在先秦時期的發展達一

千余年。是什么原因或地理和社會文化因素導致薊的早期發展和

日后的繁榮?也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三 薊城興起與發展的地理和社會基礎

??

1.G.泰勒代表的北京原始城址起源的不可知論

G

.泰勒(1880—1963年),負有國際聲望的澳大利亞地理學

家,曾先后在悉尼大學、美國芝加哥大學和加拿大多倫多大學任

??

??

《史記》卷五《周本紀》。

參考了侯仁之教授的若干觀點,見《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上

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24?

教,他堅持地理學的統一性,強調自然環境對人類的影響。1942年

當選為美國地理學會會長。就在他當選作就職演說時,根據實地考

察和研究心得,報告了關于北京早期城址選擇與城市起源的下述

看法:

他認為:“要指明北京所以凌罵于黃河沖積平原的絕大部分城

市之上的任何環境因素,是困難的。本來可以期待北方的主要城

市,或者是在大平原的中心,或者是靠近主要的河流,或者是在沿

海的一個良好港口上發展起來。但是這樣的條件,北京都不具備”。

“看來在北京城址的選擇上,顯然包含有許多“人”的因素。在

古代,巫師們認為這一城址是特別吉利的”,“大約早在公元前723

年(按燕穆公六年),由于巫述上和政治上的原因,導致了這個城市

的誕生。當時薊是燕國的首都。以此為起點,似乎再沒有其他城市

相與頡頏”。“必須承認,北京城址的選擇,不是由于任何明顯的環

??

。境上的因素……”

顯而易見,泰勒教授的演講,以不可知論取代了北京城市起源

和興起擁有特定環境、社會基礎及歷史文化背景的客觀事實。

用今天新發現的資料與研究成果批評泰勒教授的上述觀點不

免有偏頗之處,但為了科學地說明北京早期城市起源和興起的環

境條件與地理基礎,也不能不客觀地剖析其錯誤,并揭示其錯誤發

生的根源。

事實上,泰勒的觀點至少發生了四點錯誤:一:以西方資本主

義城市興起的環境條件衡量興起和發展植根于東方上古時代經濟

條件下的北京,顯然不妥當;二、全面否認北京早期城市興起與發

展擁有自己獨特的優越地理基礎,無視自有人類活動以來這里就

是人類連續發展與頻繁交往的重要舞臺和場所,也不妥當;三、將

北京早期城址的選擇歸結為人的主觀因素即巫師們的認識,更為

不妥;四、將薊城誕生興起定在公元前723年,也是錯誤的。其實泰

??

城市地理學》(英)26—29。.泰勒《

PG

?125?

教,他堅持地理學的統一性,強調自然環境對人類的影響。1942年

當選為美國地理學會會長。就在他當選作就職演說時,根據實地考

察和研究心得,報告了關于北京早期城址選擇與城市起源的下述

看法:

他認為:“要指明北京所以凌罵于黃河沖積平原的絕大部分城

市之上的任何環境因素,是困難的。本來可以期待北方的主要城

市,或者是在大平原的中心,或者是靠近主要的河流,或者是在沿

海的一個良好港口上發展起來。但是這樣的條件,北京都不具備”。

“看來在北京城址的選擇上,顯然包含有許多“人”的因素。在

古代,巫師們認為這一城址是特別吉利的”,“大約早在公元前723

年(按燕穆公六年),由于巫述上和政治上的原因,導致了這個城市

的誕生。當時薊是燕國的首都。以此為起點,似乎再沒有其他城市

相與頡頏”。“必須承認,北京城址的選擇,不是由于任何明顯的環

??

。境上的因素……”

顯而易見,泰勒教授的演講,以不可知論取代了北京城市起源

和興起擁有特定環境、社會基礎及歷史文化背景的客觀事實。

用今天新發現的資料與研究成果批評泰勒教授的上述觀點不

免有偏頗之處,但為了科學地說明北京早期城市起源和興起的環

境條件與地理基礎,也不能不客觀地剖析其錯誤,并揭示其錯誤發

生的根源。

事實上,泰勒的觀點至少發生了四點錯誤:一:以西方資本主

義城市興起的環境條件衡量興起和發展植根于東方上古時代經濟

條件下的北京,顯然不妥當;二、全面否認北京早期城市興起與發

展擁有自己獨特的優越地理基礎,無視自有人類活動以來這里就

是人類連續發展與頻繁交往的重要舞臺和場所,也不妥當;三、將

北京早期城址的選擇歸結為人的主觀因素即巫師們的認識,更為

不妥;四、將薊城誕生興起定在公元前723年,也是錯誤的。其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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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理學》(英)26—29。.泰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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