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與實踐的辯證關系

2023年12月7日發(作者：安全活動教案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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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理論，人們往往簡單化地從“解釋世界”的視域把它理解和表述為“各種知識體系”，而沒有從“改變世界”的視域把它理解和表述為“規范人們思想和行為的概念系統”。因此，推進實踐發展和實現理論創新都迫切需要重新探討理論及其與實踐的辯證關系。

理論的三重內涵及其功能

任何一種真正的理論，都具有三重基本內涵：其一，它以概念的邏輯體系的形式為人們提供歷史地發展著的世界圖景，從而規范人們對世界的自我理解和相互理解；其二，它以思維邏輯和概念框架的形式為人們提供歷史地發展著的思維方式，從而規范人們如何去把握、描述和解釋世界；其三，它以理論所具有的普遍性、規律性和理想性為人們提供歷史地發展著的價值觀念，從而規范人們的思想與行為。理論的三重內涵表明：理論不僅是解釋性的，而且是規范性的；理論不僅是實踐性的，而且是超實踐性的。

首先，理論為人們提供時代水平的世界圖景，從而規范人們對世界的理解和對世界的改造。

現代科學和現代哲學告訴人們：“觀察負載理論”，“觀察滲透理論”，“沒有中性的觀察”。人們所“看”到的世界，是經過理論中介的世界，而不是以“白板”的頭腦“反映”的世界；是鐫刻著理論的歷史性內容的世界，而不是與理論的歷史發展無關的自在的世界。

這里的關鍵問題在于，人是歷史文化的存在，而不是非歷史非文化的存在，人們作為現實的（而不是抽象的）存在，不僅具有生物學意義上的遺傳性的獲得，更具有社會學意義上的獲得性的遺傳，即個人被歷史文化所占有，并從而成為歷史性的文化存在。正是歷史文化為我們提供變化著的、發展著的世界圖景，正是歷史文化規范著我們對世界的理解。我們經常強調“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然而卻常常從消極、被動、直觀的反映論出發（這同樣是“觀察滲透理論”），把這些根本性要求簡單化、庸俗化地歸結為認真的“看”和仔細的“聽”，而很少反思理論對觀察的規范作用，甚至把理論與觀察對立起來。理論與觀察、理論與現實、理論與實踐的辯證關系，在關于理論的反思中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

其次，理論為人們提供科學的思維方式，從而規范人們的思維邏輯和思維方法。

“觀察滲透理論”，這不僅是說觀察受到作為知識體系的理論的制約，而且是說觀察受到作為思維方式的理論的規范。它規范著觀察和實踐的主體怎樣思考觀察對象和如何進行實踐活動。列寧曾經說過：“辯證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數目永遠增加著的）認識，其中包含著無數的各式各樣觀察現實、接近現實的成分??”（列寧：《哲學筆記》，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11頁）人類正是憑借這些“方面的數目永遠增加著的”認識成分，歷史地擴展和深化對世界的認識，從而歷史地變革和更新自己的世界圖景。而認識成分的增加，則根源于科學理論的發展。

科學理論的進步，主要表現在下述幾個方面：學科門類的增加；各門科學的發展；學科之間的相互滲透；科學的劃時代發現及其引發的科學革命；哲學對自己時代的科學精神的理論表征。正是在科學理論進步諸方面的交互作用和綜合結果中，實現了人類思維方式的歷史性變革。當代人類用以把握世界的認識系統，是一個由眾多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的認識成分按照一定的層次結構組成的、不斷擴展和深化的有機整體。離開當代科學理論所提供的認識系統和思維方式，就無法構成當代水平的科學世界圖景。而離開這樣的科學世界圖景，又如何形成規范人的思想與行為的科學的“世界觀”？ 再次，理論為人們提供具有時代內涵的價值規范，從而塑造和引導人們的價值觀念和價值追求。每個時代和每個社會都不可避免地具有相互抵牾的價值沖突。這種價值沖突，既表現為“我們到底要什么”的社會價值規范和價值導向與“我到底要什么”的個人價值取向和價值認同的沖突，又表現為該社會的相互矛盾的價值規范和價值導向的沖突以及個人之間的相互矛盾的價值取向和認同的沖突。

從表層看，個人的價值取向和價值認同具有極大的主觀性、任意性和隨機性；從深層看，個人的價值取向總是“取向”某種社會的價值導向，個人的價值認同總是“認同”某種社會的價值規范。因此，在現實的價值矛盾中，社會的價值導向和價值規范居于主導的和支配的地位。人們想什么和不想什么，怎么想和不怎么想，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怎么做和不怎么做，從根本上說，取決于社會的價值導向和價值規范。而社會的價值導向和價值規范之所以具有“導向”和“規范”的作用，首先在于這種“導向”和“規范”的理論性。它以“價值范式”的方式給出系統化的人類生活的價值坐標，確立價值坐標的正、負向度，提出價值評價的標準及其解釋原則，因而對個人的價值判斷、價值選擇和價值理想等等具有“導向”和“規范”的作用。

馬克思主義理論所提供的價值坐標，其正向度是人類的解放和每個人的全面發展，其負向度則是馬克思所說的人在各種“神圣形象”和“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異化”。因此，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價值目標和價值導向，不僅要求人類從人對人的“依附性”中解放出來，而且要求人類從人對物的“依賴性”中解放出來。盛行于當代的各種各樣的科學主義思潮、人本主義思潮以及后現代主義思潮，也無不具有價值導向和價值規范的作用。從總體上看，這些思潮的價值指向，不僅是“消解”馬克思所說的人在各種“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異化”，而且也是“消解”價值坐標上的價值尺度，因而形成了相對主義的和虛無主義的價值導向，并造成了彌漫于整個社會的“存在主義的焦慮”。這種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的理論思潮和社會思潮，在當代的中國也是不容忽視的。所謂“中止對立的是非判斷”、“封閉一切的價值通道”、“從情感的零度開始”的理論思潮，與“恥言理想，蔑視道德，拒斥傳統，躲避崇高，不要規則，怎么都行”的社會思潮相互呼應，使人們感受到一種“信仰失落”、“形上迷失”和“意義危機”的迷惘與困倦。當今的時代迫切需要“價值范式”的理論重建。

理論的三重內涵表明，理論不僅具有解釋功能，而且在實踐的意義上具有規范功能、批判功能和引導功能。因此，需要我們從理論的基本內涵及其功能重新探索理論與實踐的辯證關系。

理論與實踐的辯證關系

關于理論與實踐的關系，我們經常強調的是理論對實踐的“依賴”，卻往往忽視理論對實踐的“超越”，并因而在強化實踐意識的同時卻弱化了理論意識。

源于實踐的理論，并不僅僅是對實踐經驗的概括和總結，更重要的是對實踐活動、實踐經驗和實踐成果的批判性反思、規范性矯正和理想性引導。這就是理論對實踐的超越。伽達默爾說：“一切實踐的最終含義就是超越實踐本身”（伽達默爾：《贊美理論》，三聯書店1988年版，第46頁）。這個論斷是意味深長的，值得深思的。實踐活動作為追求自己的目的的人類歷史過程，人類的歷史發展過程也就是實踐活動的自我超越，即歷史地否定已有的實踐方式、實踐經驗和實踐成果，又歷史地創造新的實踐方式、實踐經驗和實踐成果。在實踐自我超越的歷史過程中，理論首先是作為實踐活動中的新的世界圖景、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和目的性要求而構成實踐活動的內在否定性。這種內在否定性就是理論對實踐的理想性引導。正因如此，伽達默爾又說，“理論就是實踐的反義詞”（同上，第21頁）。

理論作為實踐的“反義詞”，并不僅僅在于理論的“觀念性”和實踐的“物質性”，更在于理論的“理想性”和實踐的“現實性”。人是現實性的存在，但人又總是不滿足于自己存在的現實，而總是要求把現實變成更加理想的現實。理論正是以其理想性的世界圖景和理想性的目地性要求而超越于實踐，并促進實踐的自我超越。

理論對現實的超越，還在于它以自身與現實的“間距性”而批判性地反思實踐活動和規范性地矯正實踐活動。人類的任何一種實踐活動都具有“二律背反”的性質，并因而表現出正、負“雙重效應”。無論是當代人類所面對的“全球問題”，還是市場經濟所形成的“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都表現出了實踐活動的二重性。因此，實踐需要理論的“反駁”，即理論地批判反思實踐活動并促進實踐活動的自我超越。

理論之所以能夠“反駁”實踐并促成實踐的自我超越，是因為理論自身具有三重特性：其一，理論具有“向上的兼容性”，即理論是人類認識史的積淀和結晶，因而它能夠以“建立在通曉思維的歷史和成就的基礎上的理論思維”去反觀現實的實踐活動；其二，理論具有“時代的容涵性”，即理論是“思想中的時代”，因而它能夠以對時代的普遍性、本質性和規律性的把握去批判地反思實踐活動和規范地矯正實踐活動；其三，理論具有“概念的體系性”，即理論是概念的邏輯系統，因而它能夠在概念的相互規定和相互理解中全面地觀照實踐活動，并引導實踐活動實現自我超越。

理論對實踐的超越，更重要的是在于它能夠把握到實踐的“規律”，從而像馬克思所說的那樣，“縮短”并且“減輕”實踐過程中的“陣痛”。實踐總是以“片面性”的形式而實現自己的發展，即總是以付出某種“代價”為前提而實現自己的發展。由此便不可避免地造成實踐過程中的，特別是社會變革過程中的“陣痛”。理論的價值，就在于它能夠以其對實踐活動的規律性認識而“縮短”并且“減輕”這種“陣痛”，促進實踐的自我超越。

理論不僅規范和引導人們“做什么”，而且規范和引導人們“不做什么”。人們總是以某種理論、觀念去觀察現實，并用這種理論、觀念規范自己所要解決的問題，以及解決問題的途徑與方式。馬克思說：“光是思想力求成為現實是不夠的，現實本身應當力求趨向思想”。（《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要求我們面向現實，深入實際，切實解決問題，又要求我們樹立科學的發展觀，用科學發展觀去觀察現實和解決現實問題。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過程中，必須用科學發展觀推進符合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的實踐，推進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的實踐。

毫無疑問，如果夸大理論的社會功能，甚至把理論的作用夸大為改變實踐活動的規律，其結果只能是“假作真時真亦假”，使理論的信譽掃地，從而使理論泠漠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心理；反之，如果貶低理論的社會功能，甚至把理論視為“務虛”的玄思，其結果也必然造成“無為有處有還無”，使實踐活動變成盲目的實踐，以至于“延長”和“加劇”實踐過程中的“陣痛”。深切地反思理論與實踐的辯證關系，是在當代推進實踐發展和理論創新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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