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曾拍一部電影講述抓捕蘇聯間諜

2023年12月21日發(作者：常用祝福語)

中國曾拍一部電影講述抓捕蘇聯間諜(圖)

中國鑒于中蘇關系的變化，出于反修防修和時刻準備與蘇聯打仗的政治需要，在60-70年代末，拍攝了一系列反蘇影片，如1969 年3月中蘇爆發珍寶島沖突以后，中央新聞電影紀錄片廠便攝制完成了紀錄片《新沙皇反華暴行》，意在揭露蘇聯在烏蘇里江、黑龍江上進行的反華挑釁，該片于1969年4月19日起在北京和全國各地陸續放映。

中蘇意識形態之爭，始于赫魯曉夫上臺，特別是1956年蘇共召開20大以后，國際社會主義陣營發生劇烈動蕩，此后，中蘇逐漸關系惡化，直到1989年5月15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蘇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應邀造訪北京，16日，鄧小平與戈爾巴喬夫宣布中蘇兩國關系實現正常化。鄧小平在會見戈爾巴喬夫時曾說，結束過去，開辟未來。未來自不待言，而過去，卻有太多鮮為人知的故事，中蘇反特電影大戰，就是其中一個，說來頗為有趣。中國鑒于中蘇關系的變化，出于反修防修和時刻準備與蘇聯打仗的政治需要，在60-70年代末，拍攝了一系列反蘇影片，如1969 年3月中蘇爆發珍寶島沖突以后，中央新聞電影紀錄片廠便攝制完成了紀錄片《新沙皇反華暴行》，意在揭露蘇聯在烏蘇里江、黑龍江上進行的反華挑釁，該片于1969年4月19日起在北京和全國各地陸續放映。

1977年，長春電影制片廠拍攝了反特故事片《熊跡》。這部電影，是根據1974年北京公安機關在西壩河地區破獲的一起蘇聯間諜案改編的，案中有個細節，即當年被我公安機關抓獲中國特務，竟然就在我家不遠的白石橋橋洞里，與蘇聯駐華大使館的外交官接頭，后來他們雙雙被抓獲，蘇聯使館官員也被驅逐出境。《熊跡》的結尾是這樣的，中國特務周英杰被擒，潛伏特務“紫貂”姚秉章死有余辜，蘇聯間諜謝爾丘克、沃洛諾夫被驅逐出境。同一年，北京電影制片廠攝制了反特電影《黑三角》，它通過偵破和截獲“110號人防工程”機密情報密碼的故事，展示了中國安全部門與國外間諜的較量，片中提到的國外特務機關，暗指當時中國頭號敵人蘇聯。1978年，上海電影制片廠推出反特電影《東港諜影》，這部電影圍繞敵特企圖竊取中國新型軍艦“東港”號的圖紙展開，境外的博弈對手明顯指的是蘇聯，就連片中的道具“不銹鋼熊”和外國敵特的名字“伊凡諾夫”都是蘇聯慣用的。1979年，中國反蘇電影創作升級，上海電影制片廠推出抗俄戰爭片《傲蕾·一蘭》，講述17世紀中葉，達斡爾少女傲蕾·一蘭抵御俄寇，為保衛故鄉與東征俄軍殊死斗爭。這部電影明顯在警告蘇聯，中華民族自古以來，都有誓與俄寇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時隔三十多年，俄羅斯老電影人說起這部電影，依舊覺得它氣勢奪人。

1980年，北京電影制片廠攝制的反特片《戴手銬的旅客》，

講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境內外敵對勢力企圖盜竊國產導彈A—1號燃料樣品的故事。影片表面上描寫的是偵察員劉杰被誣陷和流亡的過程，以及與他與真兇蘇哲的斗智斗勇，實際上影片暗示，最終對導彈A—1號燃料樣品感興趣的還是海外敵特，即蘇聯。30多年后，原蘇聯電視臺的老導演謝爾蓋說，他看過《戴手銬的旅客》，認為那是中國反蘇偵探電影的高峰之作，該片雖未指名道姓說蘇聯欲盜竊中國機密，但在那個時代，中蘇兩國觀眾心里都明白，這部電影中所說境外敵對勢力是誰。

70-80年代在蘇聯，還有一個人，也很關注中國的反蘇電影，他既不是導演，也不是演員，而是蘇聯克格勃主席安德羅波夫（Юрий Андропов，1914-1984）。原來，北京蘇聯大使館克格勃人員，向安德羅波夫報告了中國70-80年代的反蘇電影情況，他聽后，忽然心生一計，他思忖到，中國可以利用電影“反修防修”，我為啥不利用蘇聯電影“抓中國間諜”，為國家安全工作錦上添花？他想道，此舉說不定還會幫他問鼎克里姆林宮最高權力的寶座呢。

安德羅波夫說干就干，他通過蘇聯駐北京大使館想方設法調取了《熊跡》和《東港諜影》等幾部電影的拷貝，在克格勃總部盧比揚卡總部大樓里細細研究，還請來蘇聯電影專家一起分析，結論是，中國電影人反蘇聯電影水平甚高，而且數量上已遠超蘇聯拍攝的反華影片。安德羅波夫說，蘇聯1974

年拍攝的二戰偵探片《春天的十七個瞬間》（Семнадцать

мгновений весны）以及1975年蘇日合拍，獲得奧斯卡外語片獎的反華影片《德爾蘇·烏扎拉》（Дерсу Узала）都不如《熊跡》和《東港諜影》有政治高度，安德羅波夫說：“我想，連中國家庭婦女看了這些電影，都知道該怎么抓間諜。”總之，中國反特電影給安德羅波夫很大啟示。

1980年12月12日，安德羅波夫在蘇共中央政治局做了代號為“2611-А”的國家安全工作報告，他說，克格勃破獲多起中國間諜案，起獲大量相關證據，還將犯罪現場拍成了影像資料，其中包括蘇聯籍中國間諜的活動記錄。安德羅波夫提議，鑒于克格勃已經整理出一套完整的中國間諜材料，他準備挑選一部分公布于眾，配合蘇聯的反華宣傳。安德羅波夫強調，國家應投資拍攝一批抓捕中國間諜的故事片和紀錄片，在蘇聯公開放映，藉此培養蘇聯公民的國家安全意識和愛國主義觀念。

安德羅波夫的提議很快得到蘇共中央的贊同和支持。 12月15日，經蘇共中央總書記勃列日涅夫（Леонид Брежнев，1906-1982）批準，蘇共中央秘書處通過了 “關于利用被揭露的中國間諜素材拍攝特別影片”的秘密決議。蘇共中央秘書處隨后委托蘇聯廣播電視委員會（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комитет СМ СССР по телевидению и радиовещанию）操辦此事。

蘇共中央批復之后，安德羅波夫迅速跟進，甚至利用職權，直接插手廣播電視委員會工作。他對廣播電視委員會負責人說，為了配合宣傳國際形勢和蘇聯的外交政策，即將拍攝的反華偵探片影片，不要立即在蘇聯放映，而要優先照顧社會主義兄弟國家，這樣既可遏制中國，也可對兄弟國家彰顯克格勃熊威，對不聽話的國家，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安德羅波夫還指示說，反華偵探電影，在蘇聯的放映時機，要與宣傳克格勃對華反間工作成效同步。安德羅波夫甚至公開說，蘇聯電影，就是要為國家安全工作搖旗吶喊。他還親自指示蘇聯電影創作集體，杜撰中國特工在西伯利亞收買蘇聯人從事間諜的故事，為開拍電影做具體準備。

話說1980年，恰是蘇聯偵探電影走向高峰的年份，一大批經典電影作品問世，創下不錯的票房，很多流傳至今，堪稱蘇聯電影精品，如《家庭圈子》（ Семейный круг）、《老酋長的指環》（ Кольцо старого шейха）、《奧卡列娃六號》（Огарева, 6）、《偵察》（Расследование）、《兩次長鳴在霧中》（ Два долгих гудка в тумане）、《個人》（Частное

лицо）、《三日思考》（ Три дня на размышление）等等，但卻沒有一部是反華電影。

當年，蘇聯中央電視臺為培養蘇聯百姓的安全意識，開辦了一檔每周紀實節目，鼓吹克格勃如何偵破歐歐美間諜案，宣揚蘇聯偵察員功勛，也從未涉及所謂中國間諜事件。安德羅

波夫為了撈取更多政治資本，決意改變蘇聯影視的基調，添加反華內容。他先想到的題材，是那時中蘇在阿富汗、安哥拉及越南的公開對抗，但由于各種原因，這些都未能列入選題。

有一天，安德羅波夫突然想到，1978年夏天發生在蘇中邊境線上的一個事件，他覺得這個故事，倒是可以讓影視界做做文章。

事情是這樣的，1978年夏日的黃昏，一列蘇聯火車行駛在中蘇邊界，蘇聯一側的達利涅欽斯克地區，就在火車靠近中國邊境時，突然，有人縱身跳下車，撒腿疾跑，瞬間穿越了邊防隔離帶，一頭扎進烏蘇里江，朝著中國一側游去。列車長報警后，一隊蘇聯邊防軍牽著警犬迅速趕到，邊防軍指揮官下令，要活捉越境者，即使他跑到中國一側，也要不惜代價，前去捉回。蘇軍邊防軍窮追不舍，追至烏蘇里江中國一側的江岸上，僅發現一堆脫下來的濕衣服，越境者不見了蹤影。于是，蘇聯邊防軍繼續朝中國縱深追擊搜尋，邊追邊對空鳴槍，他們追出了幾公里，依舊不見越境者人影。邊防軍指揮官便下令，抓幾位中國村民帶回蘇聯，日后與中方交換越境者。蘇軍強擄村民出境，村民不從，蘇軍指揮官竟然開槍擊傷村民兩人，后見中國邊防軍聞聲趕來，才帶隊悻悻逃回蘇聯一側。

當時，在莫斯科坐鎮指揮此事的，正是安德羅波夫。他一聽

蘇軍開槍擊傷了村民，便大呼不妙，一面急命邊防軍撤回，一面向蘇共中央匯報，建議主動向中方做出解釋。但為時已晚，中方反應極為迅速，將此事做足了文章。中方首先公開抗議蘇軍入侵和槍擊平民，然后再將抗議信提交聯合國安理會，把事件真相公布世界，還在國內舉辦了蘇聯侵略者展覽會，展示了蘇聯邊防軍遺留的沖鋒槍彈殼，受傷的村民也出面現身說法。此事搞得安德羅波夫尷尬之極，最后，蘇聯政府不得不向中國道歉，賠償村民損失。安德羅波夫曾請求中方交回越境者，可中方對他的請求理都沒理。安德羅波夫因此受了不小刺激，他一直憋在心里，想找機會出氣，直到1980年12月15日，勃列日涅夫批準他拍攝反華電影，他才精神一振，覺得機會來了。1981年，他指示并監督蘇聯莫斯科電影制片廠的“銀幕”（Экран）創作室，根據1978年夏天蘇軍越境事件，拍攝了反華間諜紀錄電影《郭秀山的自白》（Признание Го Сю Шаня），但狡猾的安德羅波夫為了避嫌，特意在片頭字幕標明，影片的素材由蘇聯哈薩克斯坦共和國的克格勃機構提供。然而，1981年，《郭秀山的自白》在蘇聯電視臺播放時，其效果并未達到安德羅波夫的預期，蘇聯遠東地區，不僅沒有掀起大規模抓捕中國間諜的熱潮，而且沒過多久此片便遭冷遇，很快觀眾就淡忘了它。此事令安德羅波夫很不開心，加之積郁成疾，他后來雖做了蘇共中央總書記，卻不能善終，最后竟死在任期內。不久，中蘇關

系正常化開始醞釀，兩國再也不拍抓間諜的電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