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城

2023年12月25日發(作者：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

一 哪些因素醞釀了《邊城》

《邊城》最初連載于《國聞周報》第十一卷第一至四期（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至二十一日）、第十至十六期（三月十二日至四月二十三日），一九三四年由上海生活書店初版，一九四三年九月開明書店出版改訂本。《沈從文全集》據開明書店改訂本編入。

"邊城"寫的是湘西邊境靠近川東的小城茶峒，不是沈從文的家鄉小城鳳凰。沈從文二十歲時隨部隊移防川東，經過這里，見過用木頭編成的渡筏，他在《從文自傳》里特意提到這種渡筏，"那些渡筏的印象，十年后還在我的記憶里，極其鮮明占據了一個位置。（《邊城》即由此寫成。）" 括號里的話，當是自傳校改的時候加上去的。沈從文一生見過許許多多的船，但那樣的渡船，他跟汪曾祺說，平生只看見過一次，就是在茶峒附近的棉花坡。

寫作《邊城》的緣起，首先得追溯到作者在茶峒這個地方的經驗。"民十隨部隊入川，由茶峒過路，住宿二日，曾從有馬糞城門口至城中二次，駐防一小廟中，至河街小船上玩數次。開拔日微雨，約四里始過渡，聞杜鵑極悲哀。是日翻上棉花坡，約高上二十五里，半路見路劫致死者數人。山頂堡砦已焚毀多日。"這些話，是作者一九四八年題寫在《邊城》初版樣書上的一段文字的開頭部分，這段文字作為《新題記》，遵照作者生前的要求，編入全集。

《邊城》原有《題記》，但多數時候不被重視；一些作品選本在選《邊城》的時候也只有正文，不選《題記》。《新題記》收入全集前沒發表過，卻含有關于《邊城》創作的重要信息。

在上面那段話后，《新題記》接著寫："民二十二至青島嶗山北九水路上，見村中有死者家人'報廟'行列，一小女孩奉靈幡引路。因與兆和約，將寫一故事引入所見。"此番情景，《水云》第四節有過交代："故事上的人物，一面從一年前在青島嶗山北九水旁所見的一個鄉村女子，取得生活的必然，一面就用身邊黑臉長眉新婦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素樸良善式樣。一切充滿了善，充滿了完美高尚的希望，然而到處是不湊巧。

既然是不湊巧，因之素樸的良善與單純的希望終難免產生悲劇。"

這個印象一定是非常深刻的，在未曾完稿的自傳的一章《關于西南漆器及其他》中，他又有描述："還是一次去嶗山玩時，路過一小鄉村中，碰到人家有老者死亡，報廟招魂當中一個小女兒的哭泣，形成《邊城》寫作的幻念。記得當時即向面前的朋友許下愿心：'我懂得這個有喪事女孩子的歡樂和痛苦，正和懂得你的純厚與愛好一樣多一樣深切。我要把她的不幸，和你為人的善良部分結合起來，好好用一個故事重現，作為我給你一件禮物。你信不信？"

《湘行散記·老伴》回憶起作者剛當小兵時在瀘溪縣的一些事情，那時的伙伴中有一個叫"儺佑"，看中了城街上絨線鋪的女孩子，"那

女孩子名叫'翠翠'，我寫《邊城》故事時，弄渡船的外孫女，明慧溫柔的品性，就從那絨線鋪小女孩脫胎而來。"十多年后重游故地，來到絨線鋪前，一個叫小翠的女孩辮發上纏著一縷白絨線，她媽媽翠翠剛死了不久。"我被'時間'意識猛烈的摑了一巴掌"。

《新題記》又接著說："九月至平結婚，即在達子營住處小院中，用小方桌在樹蔭下寫第一章。在《國聞周報》發表。入冬返湘看望母親，來回四十天，在家鄉三天，回到北平續寫。二十三年母親死去，書出版時心中充滿悲傷。"

值得注意的是，《邊城》的寫作過程，因為中間插入回鄉看望病危的母親而中斷。在返湘前，沈從文剛結了婚，既有世俗的名譽，又獲得了夢寐以求的愛情。達子營新居還來了一位年輕的客人巴金，沈從文把書房讓給客人創作《雷》和《電》的前半部分，自己則在院中小方桌上，"一面讓細碎陽光曬在紙上，一面也將我某種受壓抑的夢寫在紙上。""我準備創造一點純粹的詩，與生活不相粘附的詩。" 可是，母親的病危使這溫馨幸福的氛圍不得持續。沈從文一九三四年一月七日啟程返鄉，這是他離鄉十年來第一次回湘西；回到北平不久，就收到大哥信，得知母親二月十三日病故，喪事也辦了。續寫《邊城》是在這樣的事情發生后進行的。到四月十九日，《邊城》寫完，四月二十四日寫成《題記》。

《新題記》最后總結說："二十年來生者多已成塵成土，死者在生人記憶中亦淡如煙霧，惟書中人與個人生命成一希奇結合，儼若可以不死，其實作品能不死，當為其中有幾個人在個人生命中影響，和幾種印象在個人生命中影響。"

以三百多字的《新題記》為主要線索，綜合其他文本，大致可以探知是哪些人事、哪些因由，合在一起發酵、醞釀了《邊城》。之所以要費力這樣做，不是為了"考證"《邊城》的現實來源，更不想把它"坐實"；同時也不是為了說明小說創作的方法，魯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說來》里說，他寫人物，"往往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個拼湊起來的腳色。" 《邊城》的寫作也可以證明這一點，但這不是我們關心的重點。

我們要關心的是，這些發酵、醞釀了《邊城》的因素的性質：這些性質滲透進作品，在作品中起著微妙而重要的作用。因而，對這些因素的性質的理解，也極大地影響著對作品本身的理解。

"聞杜鵑極悲哀"，"見路劫致死者數人。山頂堡砦已焚毀多日"；碰見老者死亡，小女兒報廟招魂哭泣，想到把"不幸"和為人的"善良"結合起來，"好好用一個故事重現"；當年的"翠翠"已死，"小翠"又長成母親的模樣；"將我某種受壓抑的夢寫在紙上"，"創造一點純粹的詩"；"母親死去，書出版時心中充滿悲傷。"--用不著概括，這些經驗、記憶、情緒和思想的性質，就已經形成集中而強烈的感受了。

《沈從文九講》 張新穎 / 中華書局 / 2015

二 翠翠和翠翠生活的世界

單就情節來說，《邊城》寫的是翠翠的故事；翠翠的故事后面，隱現著翠翠父母的故事。

翠翠的故事很簡單：茶峒山城一里外的小溪邊，看渡船的老船夫和外孫女翠翠相依為命；茶峒城里船總順順的兩個兒子，大老天保和二老儺送，都看上了翠翠。翠翠愛二老儺送，不愛大老天保。天保失望之下駕船離家，失事淹死；儺送因為哥哥的死在心里結了疙瘩，也駕船出外了。雷雨之夜，老船夫死了，就剩下翠翠一個人。翠翠心里想著的那個人，也許永遠不回來了，也許"明天"回來。

剛開始，你不會想到翠翠的故事最終發展到這么哀傷的地步。

作者一落筆寫翠翠，就是美而動人的："翠翠在風日里長養著，故把皮膚變得黑黑的，觸目為青山綠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長養她且教育她，為人天真活潑，處處儼然如一只小獸物。人又那么乖，如山頭黃麂一樣，從不想到殘忍事情，從不發愁，從不動氣。平時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對她有所注意時，便把光光的眼睛瞅著那陌生人，作成隨時皆可舉步逃入深山的神氣，但明白了面前的人無機心后，就又從從容容的在水邊玩耍了。" 美麗可愛的少女形象，在文學里并不能算少，但翠翠的美和動人，卻有些不同。

作者突出的是她的"自然性"，或者你就是把她稱為"自然人"也無妨--作者甚至把她寫成自然里的小動物。"自然既長養她且教育她"，那就是說，她從里到外，都得自于這青山綠水的自然，與之和諧一致。"教育"是沈從文喜歡用的一個詞，他用這個詞的時候，常常說的是人從自然現象和人事經驗中的學習所得，區別于我們通常說的從書本、學校、知識系統里接受文化的行為。

他說"自然教育她"，就是肯定她精神上熏染和浸透了"自然的文化"；但從"文明社會"的"文化"觀來看，未嘗不可以把她說成無知無識，心智未開：如若她見了人有"機心"，不是就要舉步逃入深山么？知識和心智發展出"機心"，就是"文化"走向狹隘的標志了。如果我們說一個"自然人"沒有"文化"，那是因為我們的"文化"概念太小了，限制了我們的視野和判斷。今天的"文明社會"不是在努力學習"自然的文化"、學習與自然和諧相處，卻也未必就學得好嗎？

我們以翠翠為圓心，來看她生活世界的周圍。最中心的生活當然是她和老船夫在溪邊渡口的日常光景：

風日清和的天氣，無人過渡，鎮日長閑，祖父同翠翠便坐在門前大巖石上曬太陽。或把一段木頭從高處向水中拋去，嗾使身邊黃狗從巖石高處躍下，把木頭銜回來。或翠翠與黃狗皆張著耳朵，聽祖父說些城中多年以前的戰爭故事。或祖父同翠翠兩人，各把小竹作成的豎笛，逗在嘴邊吹著迎親送女的曲子。過渡人來了，老船夫放下了竹管，

獨自跟到船邊去，橫溪渡人，在巖上的一個，見船開動時，于是銳聲喊著：

"爺爺，爺爺，你聽我吹--你唱！"

爺爺到溪中央便很快樂的唱起來，啞啞的聲音同竹管聲，振蕩在寂靜空氣里，溪中仿佛也熱鬧了些。實則歌聲的來復，反而使一切更寂靜。

翠翠與老船夫共享這寂靜安閑的生活，但老船夫和翠翠卻不同。可以把翠翠叫作"自然人"，卻不能這樣叫老船夫，因為"教育"老船夫的，除了自然，還有人事。他和翠翠在同樣的山水里，卻比翠翠多了人世的閱歷和滄桑的經驗。這是其一；其二，同時也因為閱歷和經驗，他所感受的自然，也不像翠翠那樣單純明朗，而多了些復雜和沉重的成分以及莫可名狀的感受。

比這個生活圓圈更大的，就是茶峒山城的生活了。在這個世界里出現了船總順順和他的兩個兒子天保、儺送，出現了端午節劃船比賽，出現了茶峒日常的人事和普通的場景。茶峒的風土人情，并不像我們在一般小說里看到的那樣，僅是作為故事的"背景"來寫的，它本身就是小說要著力描述的重點和中心，它和故事出現在同一個層面，而不是"附屬"或"陪襯"在故事的后面。這就是為什么上面說《邊城》寫的是翠翠的故事時，前面要加個限制，"單就情節來說"。小說的名字叫《邊城》，如果換成"翠翠的故事"，就簡單了許多，單薄了許多。"

邊城"不只是一個地理環境，它還是一種不同的文化、一種不同的價值的象征。寫《邊城》，就是寫"中國另外一個地方另外一點事情"。

"邊城"不是為了翠翠才存在的，"邊城"是和翠翠一道出現在作品里，共同成就了這個作品，因而也共同確立了各自在文學中的存在的。甚至也可以說，翠翠是"邊城"的一個點、一條線、一支動人的曲子，或者說，翠翠是"邊城"的一個例子，一個代表。沈從文作品里的景物描寫，風土敘述，人情刻畫，往往不是"背景"而是"前景"，不是"陪襯"而是"主體"，這是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并不限于《邊城》。

流經"邊城"的河叫酉水，"兩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紙的細竹，長年作深翠顏色，迫人眼目。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時只需注意，凡有桃花處必有人家，凡有人家處必可沽酒。夏天則曬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袴，可以作為人家所在的旗幟。秋冬來時，人家房屋在懸崖上的，濱水的，無不朗然入目。黃泥的墻，烏黑的瓦，位置則永遠那么妥貼，且與四圍環境極其調和，使人迎面得到的印象，實在非常愉快。"

邊地風俗淳樸，淳樸到作妓女，"也永遠那么渾厚"。沈從文選擇寫妓女來突出邊地人情，實在有挑戰世俗社會價值的意思，但這挑戰，換個人來處理，就極有可能處理得突兀、僵硬，而在沈從文寫來，卻非常自然，自然到讓人覺得，在這個地方作妓女就一定是這個樣子。他寫妓女多靠商人維持生活，恩情所結，卻多在水手。寫妓女和水手的感情，簡直就是寫一種奇特而樸素的愛情。"感情好的，別離時互

相咬著嘴唇咬著脖頸發了誓，約好了'分手后各人皆不許胡鬧'；四十天或五十天，在船上浮著的那一個，同在岸上蹲著的這一個，便皆呆著打發這一堆日子，盡把自己的心緊緊縛定遠遠的一個人。尤其是婦人，情感真摯癡到無可形容，男子過了約定時間不回來，做夢時，就總常常夢船攏了岸，那一個人搖搖蕩蕩的從船板到了岸上，直向身邊跑來。或日中有了疑心，則夢里必見那個男子在桅子上向另一方面唱歌，卻不理會自己。性格弱一點的，接著就在夢里投河吞鴉片煙，性格強一點的，便手執菜刀，直向那水手奔去。"

這里可以見出沈從文敘述的一個典型而重要的特征。他寫的不是某一個具體的妓女和水手，也不是具體的某時某刻的場景，他寫的是復數，是常態，但奇妙的是，這對于復數和常態的敘述卻異常逼真。不同于一般對復數人物和常態情景敘述的平板和面目模糊，沈從文的敘述，能以非常生動鮮活的細節和特殊性處理，達到復數人物和常態情景的具體性。這樣的敘述特征，在沈從文的許多作品里都能見到。在這里他通過寫復數妓女的常態生活而見山城的風俗人情，也見一種不同的道德、價值和文化。"短期的包定，長期的嫁娶，一時間的關門，這些關于一個女人身體上的交易，由于民情的淳樸，身當其事的不覺得如何下流可恥，旁觀者也就從不用讀書人的觀念，加以指摘與輕視。這些人既重義輕利，又能守信自約，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較之知羞恥的城市中人還更可信任。" 敘述的話頭一轉，"挑釁"般地扯出"讀書人的觀念"、"城市中人"來，可不是無端起事：即使我們姑且承

認沈從文的《邊城》是他用文字造的一個桃花源，那這個桃花源，也不是用來做逃避的去處的，它具有積極的反叛性。

它要"挑釁"和反叛的世界，在翠翠的生活世界之外。翠翠生活世界的圓周，最大就只是"邊城"的世界。

三 這個世界，有它的悲哀

這個風景如畫、人情美好的世界，有它的悲哀。這個悲哀可從人事上說，也可從自然上說。說到最后，人事上的悲哀和自然上的悲哀可以歸一。

在小說的第一章，作者就交待了翠翠母親的故事：她和一個唱歌相熟后有了私情，服毒自殺，她在生下孩子之后也追隨赴死。到第七章，翠翠母親的故事第二次出現。第一次出現是敘述者直接對著讀者講的，不經過小說中的人物；第二次是出現在老船夫的意識和思想里，他眼看著翠翠越來越像母親，心里就不免記起舊事。到第十一章，第三次出現，這是老船夫以為明白翠翠的心事的時候，"便把眼睛向遠處望去，在空霧里望見了十六年前翠翠的母親，老船夫心中異常柔和了。輕輕的自言自語說：'每一只船總要有個碼頭，每一只雀兒得有個窠。'他同時想起那個可憐的母親過去的事情，心中有了一點隱痛，卻勉強笑著。"他告訴翠翠大老托人來做媒，"翠翠不作聲，心中只想哭，可是也無理由可哭。

祖父還是再說下去，便引到死過了的母親來。老人話說了一陣，沉默了。翠翠悄悄把頭撂過一些，見祖父眼中業已釀了一汪眼淚。翠翠又驚又怕，怯生生的說：'爺爺，你怎么的？'" 第四次、第五次是緊接著出現在第十二章、十三章里，三章的連續出現，而且一次比一次清晰地指向某個似乎難以逃開的陰影。第十二章，老船夫隱約覺得翠翠愛二老不愛大老，"再想下去便是……想到了這里時，他笑了，為了害怕而勉強笑了。其實他有點憂愁，因為他忽然覺得翠翠一切全像那個母親，而且隱隱約約便感覺到這母女二人共通的命運。"

說到"共通的命運"這地步，對老船夫來說，不詳和悲哀的感覺其實已經全部出來了。那么翠翠呢？在第十一章，老船夫和翠翠說起她母親的事，但接下來只寫了翠翠對祖父流淚的驚怕；第十三章，才有了翠翠對母親故事的感受。一方面是，祖父"說了些那個可憐母親的乖巧處，同時且說到那可憐母親性格強硬處，使翠翠聽來神往傾心。"更有一方面是，"翠翠抱膝坐在月光下，傍著祖父身邊，問了許多關于那個可憐母親的故事。間或吁一口氣，似乎心中壓上了些分量沉重的東西，想挪移得遠一點，才吁著這種氣，可是卻無從把那種東西移開。"

敘述到這個地方，翠翠母親的故事在小說中的存在，就一步一步地推進到最高程度了。一開始，它只存在于敘述者"客觀"的敘述中；第二步，它出現在老船夫的心里，并在他的心里逐漸強化，越來越占有位置，直至達到對命運的預感；第三步，它到了翠翠的心里，成為

壓迫著她的無從挪移的沉重的東西。由于年少懵懂，翠翠對它的感知不可能與老船夫的感知等同，但是它既然已經成為翠翠無法移開的東西，就會一直等著她明白的一天。寫到這種程度，就沒有必要再寫了，所以接下來一直到第二十章老船夫死去，都沒有再提翠翠母親的故事。最后的第二十一章，楊兵馬跟翠翠說到她的父母，而且說到老船夫的事，說到圍繞著翠翠所發生的一切翠翠先前不知道的種種，凡是以前不明白的，這會兒全明白了。明白了，也就長大了。明白了什么呢？我們一開始把翠翠叫做"自然人"，她受的"教育"是自然的"教育"；現在，我們得說，她受到了人事的"教育"，這其中，一定包含著對命運的感知。

小說中幾次提到杜鵑，似乎都不引人注意。但既然沈從文多年后仍然記得年輕時過茶峒"聞杜鵑極悲哀"，我們不妨來看看小說中杜鵑出現在何種情境中。第十一章，老船夫想到翠翠母親心中隱痛卻勉強笑著時，翠翠正從山中黃鳥杜鵑叫聲里，以及其他聲音里，想到各種事情，其時來做媒的人剛走。第十三章，黃昏時，別的鳥都休息了，"只杜鵑叫個不息。""翠翠看著天上的紅云，聽著渡口飄鄉生意人的雜亂聲音，心中有些兒薄薄的凄涼。"杜鵑的叫聲和凄涼的感覺連在一起了，"于是，這日子成為痛苦的東西了。翠翠覺得好像缺少了什么。好像眼見到這個日子過去了，想要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祖父不知道翠翠這時候的心境，只顧擺渡，翠翠忽然哭起來，"很覺得悲傷"，此時，"杜鵑又叫了。" 杜鵑的叫聲引起悲哀和傷感，

這當然不是沈從文的"發明"，但沈從文把它寫進這么一個仿佛永遠妥貼和諧的環境里，寫進一個剛剛開始接觸一點人生上事情的少女的感受和意識里，就不是重復文學濫調，而是他個人心思的文學表達了。

我在這一講開始的部分，引述過沈從文關于《邊城》的這么幾句話："一切充滿了善，充滿了完美高尚的希望，然而到處是不湊巧。既然是不湊巧，因之素樸的良善與單純的希望終難免產生悲劇。"本來，這似乎是個容易圓滿起來的故事，翠翠和二老彼此喜歡，如果一開始就直接表達出來了，好像沒有誰會反對；但偏偏是，兩人的心思，要經過許多的環節和曲折才流露出來，這中間，就牽連進許多的人與事。老船夫最為操心，反被認為為人彎彎曲曲；大老因為跟二老用唱歌的方式競爭無望，就離家跟船去了，名字取老天保佑意思的他卻失事而死；哥哥死了，二老的歌也不唱了，翠翠只在夢里朦朦朧朧聽過一回，第二天要真真實實地聽，卻沒等來。因不湊巧而誤會，結疙瘩，結果只好是悲劇。

為什么在人事的安排上，從翠翠父母的事到翠翠的事，都那么不能如人意呢？這個問題，老船夫很深地想過。"祖父是一個在自然里活了七十年的人，但在人事上的自然現象，就有了些不能安排處。"翠翠母親從認識那個兵到丟開老的和小的，陪那個兵死去，"這些事從老船夫說來誰也無罪過，只應'天'去負責。翠翠的祖父口中不怨天，心中卻不能完全同意這種不幸的安排。"

"天"這個概念，在《邊城》這部作品中非常重要。"天"不是自然，在沈從文的思想里，自然和人事是并列在同一個層面的兩種現象，人可以在自然中"長養"、接受自然的"教育"，也可以在人事中歷練、接受人事的"教育"，"天"卻是籠罩自然和人事的東西，它有意志、有力量安排人事，干預人間。更重要的是，"天"的意志并不在乎人的意愿。即所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在眾多關于《邊城》的評論中，沈從文似乎只首肯過劉西渭（李健吾）的一篇，這篇文章里有這么一段："作者的人物雖說全部良善，本身卻含有悲劇的成分。唯其良善，我們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分量。這種悲哀，不僅僅由于情節的演進，而是自來帶在人物的氣質里的。自然越是平靜，'自然人'越顯得悲哀：一個更大的命運影罩住他們的生存。這幾乎是自然一個永久的原則：悲哀。"

這一段話，每一句是一層意思，所有的意思又交織在一起，仔細想起來很復雜。如果人物本身就含有悲劇成分，那么悲劇就不是--或者至少不完全是--在事情的發展變化過程中產生的，也就是說，即使能夠改變事情發展變化的過程，也未必就能夠避免悲劇；人物自來的氣質里就有悲哀，那是因為，自來就有一個籠罩著他們的命運；可是悲哀為什么會是自然"永久的原則"呢？

如果反過來，用小說的敘述為這段評論做個"注釋"的話，這樣一個簡單的情境就夠了：在第二章，描述茶峒地勢，憑水依山筑城，河

街房子莫不設有吊腳樓，"某一年水若來得特別猛一些，沿河吊腳樓，必有一處兩處為大水沖去，大家皆在城上頭呆望。受損失的也同樣呆望著，對于所受的損失仿佛無話可說，與在自然安排下，眼見其他無可挽救的不幸來時相似。" "無可挽救的不幸"之所以"無可挽救"，是因為它出自高于人事能力的意志，"邊城"人對此只能"無話可說"，"呆望著"。他們"呆望"不幸，也即是對天地不仁的無可奈何的體會、默認和領受，"呆望"的神情，也因為體會、默認和領受而可以說是自身悲劇成分和自來悲哀氣質的外現。

自身悲劇成分和自來悲哀氣質既然是把天地不仁"內化"為個人命運的結果，那么，天地不仁在這里就不是一種表面的感慨，一種責任的推諉，一種無知無識的愚昧，一種知識和邏輯的推論。這個世界有它的悲哀，這個世界自來就帶著悲哀的氣質在體會、默認和領受。

四 用文字包裹傷痕，在困難中微笑

一九三六年，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從文小說習作選》，《習作選集代序》里談到《邊城》，說："這作品原本近于一個小房子的設計，用少料，占地少，希望她既經濟而又不缺少空氣和陽光。我要表現的本是一種'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領導讀者去桃源旅行，卻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個小城小市中幾個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牽連在一處時，各人應有的一分哀樂，為人類'愛'字作一度恰如

其分的說明。"在這段解釋的前面，有這樣"指責"讀者的話："我作品能夠在市場上流行，實際上近于買櫝還珠，你們能欣賞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蘊藏的熱情卻忽略了，你們能欣賞我文字的樸實，照例那作品背后隱伏的悲痛也忽略了。" 那么，作者在作品背后隱藏的，到底是什么呢？

一九四九年，沈從文在命運的轉折處寫下了一些回顧人生經驗的自白性文字，生前都沒有發表。其中《關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提到《邊城》時說，"不幸得很是直到二十四年，才有個劉西渭先生，能從《邊城》和其他《三三》等短篇中，看出詩的抒情與年青生活心受傷后的痛楚，交織在文字與形式里，如何見出畫面并音樂效果。"又說，"這個作品原來是那么情緒復雜背景鮮明中完成的。過去的失業，生活中的壓抑、痛苦，以及音樂和圖畫吸入生命總量，形成的素樸激情，旋律和節度，都融匯而為一道長流，傾注入作品模式中，得到一回完全的鑄造。" 這就說得比較清楚了，原來這個美麗精致的作品里面，融匯了作者個人"年青生活心受傷后的痛楚"，"過去的失業，生活中的壓抑、痛苦"。

敘述得更清楚的，是同時期這一類文字里面的《一個人的自白》。自白分析了個人從小由于家道中落和體質孱弱等而形成的內向型性格，其特征是"脆弱，羞怯，孤獨，玩野而富于幻想"，"與自然景物易親近，卻拙于人與人之間的適應。"生活中所受的屈辱，無從抵抗和報復，"即堆積于小小生命中深處，支配到生命，形成一種生

命動力來源"，影響到以后。年紀稍長，在部隊中只看到一片殺戮，"說現實，我接觸的實在太可怕了。""一面是生活屈辱，一面是環境可怕，唯一能救助我的，僅有一點舊小說，和鄉村簡單生活和自然景物，小小的農家水磨拜訪，掘藥，捉鳥，捕魚，獵狐等等小事，沖淡了現實生活一面。這兩者卻同樣影響到將來的生命或工作，這就是在我作品中對平靜鄉村人民生命的理解基礎。""也因此，在十年后作品中出現的一切鄉下人，即或娼妓，品性無不十分善良，為的是我所見到的那個階層，本來全是善良的。與外人的關系，甚至于近乎'家庭'的。

因為正需要家時，我已沒有家，什么時候由軍營走入一個鄉村土娼家坐坐，怯怯的坐在一旁，看那些人做做家務事，或幫她們燒燒火，切切菜，在當時，對我正是一種如何安恬與舒適。我需要的也就只是那么一點點溫暖，屬于人情的本來。我得到可說已十分富饒，它把另外一種生活完全沖淡了，調和了。這點印象既在生命成熟時保留下來，到后自然便占了我作品主要題旨，由《丈夫》、《邊城》都可見出。里面自然浸潤有悲哀，痛苦，在困難中的微笑，到處有'我'！但是一切都用和平掩蓋了，因為這也有傷處。心身多方面的困苦與屈辱烙印，是去不掉的。因為無從變為仇恨，必然是將傷痕包裹起來，用文字包裹起來，不許外露。"

《邊城》創作于沈從文個人生活的幸福時期，但是作者生命經驗的連續性和不可分割性卻會使生活的分期無效。當我們一開始討論是哪些因素醞釀了《邊城》的時候，就沒有把這部作品的形成孤立封閉

在某一段時期內；但一開始我們還沒有直接指向作者本人的生活痛苦。現在我們應該深切地感受到了，原來《邊城》這樣的作品蘊藏了作者以往的生命經驗，是包裹了傷痕的文字，是在困難中的微笑。"一切都在'微笑'中擔當下來了。……這微笑有生活全部屈辱痛苦的印記。有對生命或人生無比深刻的悲憫。有否定。有承認。有《舊約》中殉教者被凈化后的眼淚。"

"微笑"擔當了什么？由自然美、人性美和人情美構成的沈從文小說世界的"微笑"面容，擔當了什么？如果不看到這一點，單說沈從文的景物描寫如何如何美，人情風俗又如何如何淳樸，就把沈從文小說中的自然和人情看得太簡單了。"微笑"背后不僅有一個人連續性的生活史，而且有一個人借助自然和人性、人情的力量來救助自己、糾正自己、發展自己的頑強的生命意志，靠了這樣的力量和生命意志，他沒有讓因屈辱而生的狹隘的自私、仇恨和報復心生長，也是靠了這樣的力量和生命意志，他支撐自己應對現實和絕望，同時也靠這樣的力量和生命意志，來成就自己"微笑"的文學。

"微笑"的文學對于作者個人有這樣的擔當，如果把這種擔當從作者個人擴大到更廣闊的范圍呢？沈從文在《題記》里說到"民族復興大業"，并非只是隨便說說的大話，也不是理論的預設，他是從個人的生命經驗和文學之間的緊密關聯出發而引生這種思想的，這種思想與蘊藏在清新樸實的文字后面的"熱情"滲透、交織在一起。由此，我們或許可以理解《題記》最后的話："我的讀者應是有理性，而這

點理性便基于對中國現社會變動有所關心，認識這個民族的過去偉大處與目前墮落處，各在那里很寂寞的從事于民族復興大業的人。這作品或者只能給他們一點懷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給他們一次苦笑，或者又將給他們一個噩夢，但同時說不定，也許尚能給他們一種勇氣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