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邊城》細讀

2023年12月25日發(作者：挖掘機租賃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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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從文《邊城》細讀

作者：金 理

來源：《語文教學與研究(教研天地)》2006年第09期

沈從文出生于湖南鳳凰縣，地處湘、川、鄂、黔四省交界，又是苗、侗、土家等少數民族聚居之所。1923年，他帶著湘西明秀山水鑄就的自然靈性和少數民族血統中積淀的沉痛隱憂的獨特氣質，只身來到北京。手上沒有文憑，囊中空空如洗，生活的困窘以及都市人自以為是的優越感，無不讓沈從文體會到一種深刻的心理壓力和被排斥感。這一心理壓力和被排斥感一方面促使他對都市人的性情、趣味進行猛烈抨擊，另一方面又是一種反作用，越是被排斥，越是想進入，他非常羨慕、渴望進入現代社會和文壇主流。城市對他的輕慢更激起他向別處尋找精神支柱的沖動，而正是在湘西的民間天地中，他發現了迥然有異而又足以與都市價值標準相抗衡的精神支柱。“我實在是個鄉下人。說鄉下人我毫無驕傲，也不在自貶，鄉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遠是鄉巴佬的性情、愛憎和哀樂，自有它獨特的式樣，與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頑固、愛土地，也不缺少機警，卻不甚懂詭詐。他對一切事照例十分認真，似乎太認真了，這認真處某一時就不免成為?傻頭傻腦?”（《代序》）。這樣執拗的身份認同，主要正是源于以鄉土對抗都市的隱秘心理。從這一心理動因出發，他在創作中著力渲染湘西農村的血性、野蠻，來刺激、沖擊城里人生命力的萎縮和人性的偽飾。

1923年，這個在特殊的地理、歷史和現實中成長起來的青年人，闖蕩進了北京。第二年，沈從文開始發表作品，1927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說集《蜜柑》。1932年，時在青島大學教書的沈從文利用暑假寫出了《從文自傳》，這一年他剛過三十歲。這部作品的重要性不僅在于它本身即是優秀的散文，更重要的是它具有超越文學的意義：借助自傳的寫作，沈從文從過去的經驗中重新“發現”了使自我區別于他人的特別因素，通過對紛繁經驗的重新組織和敘述，這個自我的形成和特質就變得顯豁和明朗起來。《從文自傳》沿途追索自己生命的來歷，完成自我的確認；而這樣一個自我的確立，為已經可以觸摸到的未來作好了準備。此前沈從文寫作十年，雖然發表了數量龐大的作品，其中也有《柏子》、《蕭蕭》、《丈夫》等優秀的短篇小說，但就整體而言，他的創作仍處在探索階段。但《從文自傳》的完成，使他達到了另一個境界。確立了自我之后，最能代表個人特色的作品就呼之欲出了。

為了將《邊城》置放在沈從文整體的文學背景中加以研讀，我們先從他的兩篇小說談起。

《柏子》的故事很簡單：年輕的水手，行船了一段時間，終于泊到一處碼頭，“日里爬桅子唱歌，不知疲倦；到夜來，還依然不知道疲倦”，走過跳板上岸，“目的是河街小樓紅紅的燈光，燈光下有使柏子心開一朵花的東西存在”，而燈光下的婦人也正翹首以待，于是，“他們把自己沉浸在這歡樂空氣中，忘了世界也忘了自己的過去與未來”……沈從文在這里的用筆是恣肆的，恰如故事中人物的粗獷熱辣。柏子和婦人不像城里人在表達感情時曲折細膩，“粗鹵得同一只小公牛一樣”；但是再看下面的對話與念想，你就能在粗獷歡會的背后窺見人性的單純與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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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子吸了一口煙，又說，?我問你，昨日有人來？?

?來你媽！別人早就等你，我算到日子，我還算到你這尸……?

?老子若是真在青浪灘上泡壞了，你才樂！?

?是，我才樂！?婦人說著便稍稍生了氣。

柏子是正要婦人生氣才歡喜的。”

“婦人的笑，婦人的動，也死死的像螞蟥一樣釘在心上。這就夠了。他的所得抵得過一個月的一切勞苦，抵得過船只來去路上的風雨太陽……”

一朝歡娛竟然要等上一個月甚至更長時間的“勞苦”與“風雨太陽”，那么這份歡娛的背后未見得不隱伏著憂痛；然而反過來想，正是在這樣憂痛隱伏中的愛戀與相思，才更見出真率與淳樸。小說一開篇渲染熱鬧的勞動與歌唱場面，同水手與婦人的歡愛一樣，這正是他們在“勞苦”與“風雨太陽”的桎梏下生命力的蒸騰。

柏子們“忘了世界也忘了自己的過去與未來”、“也不知道可憐自己”，從表面上看可以視作對自我生存方式缺乏反省的麻木；也可以說這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最加鞭撻的封建殘余。然而重要的是沈從文沒有就此滑入精神悲劇等待啟蒙的模式，他沒有高高在上持道德批判與理性啟蒙的立場，他了解這種生存方式的委屈與困難，他也看到其中人性的溫厚與美善。所以沈從文更能體貼鄉土中國日常生活中的款曲委婉。《柏子》中有一處交待：“落著雨，刮著風”，“雨聲風聲”，“江波吼哮”，“船只縱互相牽連互相依靠，也簸動不止”，然而對于船上的人來說，“這一種情景是常有的。坐船人對此決不奇怪，不歡喜，不厭惡，因為凡是在船上生活，這些平常人的愛憎便不及在心上滋生了”。沈從文在為柏子這樣的人物畫像時，其實正和他筆下的人物一處生息著，他自己也是“坐船人”，“在船上生活”著。

沈從文在展示“鄉下人”精神特征時的寄托，在與《八駿圖》這類小說的并置中，可以得到進一步的顯豁。所謂“八駿”，是指客居青島大學的達士先生連同他周圍的七位教授。小說通過達士先生的視角，揭開七位教授虛假、萎靡、孱弱、陰暗的面貌：看似家庭美滿的教授在“蚊帳里掛一幅半裸體的香煙廣告美女畫”，自稱“老人”的教授在心中晃著“苗條圓熟的女孩子影子”……最妙的是結尾處，達士先生身受海灘上神秘女子的魅惑，向未婚妻撒謊推遲歸期，顯然達士先生自己也在小說敘事者解剖的范圍內。全篇精巧而銳利的諷刺，直指現代文明與城市文化培育出的精神貴族、知識精英，他們被社會與道德緊緊捆綁，自然本性被壓制，終于人格分裂。兩相比照，如柏子一般在湘西世界的光影聲色中自然舒展的人性狀態，當然顯得活潑、自由、健康而明朗。小說最后寫：“自命為醫治人類靈魂的醫生，的確已害了一點兒很蹊蹺的病。這病離開海，不易痊愈的，應當用海來治療。”海的本質是沈從文素來鐘愛的水，它與自然、人性本源相聯系，“被閹割過的寺宦觀念”，“應當用海來治療”。在這一意義上，蘇雪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