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歷史上的幾位山東巡撫

2023年12月28日發(作者：一次成功的經歷)

清代歷史上的幾位山東巡撫

自康熙五年（1666年），巡撫周有德開始入住珍珠泉大院以來，清代總共有一百一十余位巡撫在這里居住過，但其中在濟南近代史和珍珠泉大院建筑史上有一定影響的代表人物有以下13人，分別是：周有德、佛倫、國泰、畢沅、鐵保、閻敬銘、丁寶楨、周恒祺、張曜、毓賢、袁世凱、周馥、孫寶琦。

周有德興建山東巡撫院署

清王朝建國后，將山東政治、軍事中心由青州移至濟南，在濟南設置了山東巡撫院署衙門。按照清朝建制，各省巡撫例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銜，故巡撫衙門又稱為“撫院”。

山東巡撫院署衙門最初設在濟南府城西南隅，不幸的是，清康熙初年的一場無情的大火將它焚毀殆盡。于是，籌建新的巡撫院便提到了新任巡撫的議事日上。

周有德（？～1680），字彝初，清漢軍鑲紅旗人，順治二年（1645年）自貢生授弘文院編修。順治五年（1648年）十一月，周有德跟隨英親王阿濟格討伐叛軍將領姜瓖，回京后被升為侍讀學士。康熙元年（1662年），被封為國史院侍讀學士，后又被提拔為弘文院學士。康熙二年（1663年），出任清朝山東第九任巡撫。隨后于康熙三年（1664年），因獲逃人（指逃亡奴隸）被加封工部侍郎。周有德在魯任職不足5年，期間他迭疏請寬登、萊、青3府海禁、以德州駐防兵舊給民地仍還于民、蠲免逋賦、賑濟災民，為飽受明末清初戰亂之災的山東社會經濟之恢復和發展做出了貢獻。

清代初年，連年的戰亂給山東的社會經濟帶來了極大的破壞，嚴重影響到清朝廷的財政收入，也必然影響到清官府對山東統治的穩定。因此，新任山東巡撫的周有德在上任之始，必然要責無旁貸

地承擔起采取措施恢復經濟，以求穩定山東局勢的重任。根據清朝廷下發的“招誘流亡，獎勵墾荒”的詔諭，周有德根據山東地區的實際情況，立即下令招撫流民，鼓勵無地或少地的農民開墾無主荒地和明代廢棄的藩地，并對開墾荒地者給予諸如墾荒歸己、3年不征賦稅、官貸牛種資金等等優惠政策，激發了農民墾荒的積極性，僅在康熙四年（1665年）一年中，整個山東就開墾荒地達三千三百三十余頃。

周有德任職期間，十分注意體察民情，關心百姓疾苦。康熙四年（1665年），濟南、兗州、東昌、青州、登州、萊州6府發生特大旱災，其中濟南、兗州、東昌、青州4府麥田更是顆粒無收。周有德對上述地區的災情如實上報朝廷，建議根據各府不同的受災情況采取不同的賑濟措施。對受災嚴重的上述4府，除蠲免本年度應征錢糧外，還應賑濟庫銀6萬兩，臨清倉米麥4萬擔、德州倉米麥2萬石，并悉數運往4府區，適時發放，以助災民渡過難關。對于受災較輕的登州、萊州2府，只免除本年度應征錢糧。康熙帝采納了他的建議。上述地區的災情得到控制，災民生活得以安置，致使社會未出現動蕩，秩序井然。

周有德在山東巡撫任內，對珍珠泉大院建筑史上作出的最大貢獻便是在珍珠泉原德王府舊址上興建了新的山東巡撫院署。

康熙五年（1666年），周有德組織饑民數千人“以工代賑”，利用已荒廢的珍珠泉原德王府舊址，開始興建新的山東巡撫衙門院署。有鑒于前明在青州設置的富麗堂皇之衡王府在清順治三年（1646年）被抄沒，周有德修建巡撫院署時自然會想到轄區內破敗的衡王府。于是命令有關官員前往150公里外的青州府，拆掉衡王府大殿，把所有能用的木材石料、裝飾品，連同衡王故宮的名花異

石悉數遷至濟南，加以利用。

新建的巡撫衙署比原德王府縮小了范圍，面積與現在的珍珠泉大院大致相同，但所占面積仍達一百一十多畝。除將原德王府承運殿改為清巡撫院署大堂，以為施政、斷獄之場所外，仍保持了原王府當年的泉石花木之盛，沿用德王府時代如“宮門口”之類舊式的名稱。

新設的巡撫官舍修建在珍珠泉北面，系平掉舊德王府的假山筑建而成，其西邊栽有巨竹，再西建有5間大廈，向南便是方廣畝余、水深且清的珍珠泉。在珍珠泉池中修建了戲臺，可供演出戲劇，其旁兩廊以作宴客之用。泉水北流，繞過新修的官舍，與濯纓湖水相連，水勢汪洋，當時稱其為“海子”。一葉扁舟不出垣墻就可飲酒賞月。“海子”水仍自后墻流人大明湖。以后，巡撫衙署內又修建了水榭、平臺、畫橋、石閘、假山、水亭及蕉軒、射圃等景觀。

新建成的山東巡撫衙署大門為3間，飛檐斗拱，琉璃瓦頂，流光溢彩，富麗堂皇。門前建有一座磚砌的高大的影壁，東西各開一門，分別稱為東、西轅門。此后，由于康熙、乾隆皇帝曾在這里“駐蹕”，從巡撫衙門大門出入過，故而大門長閉不開，不允許別人行走，于是巡撫及以下大小官員均只能從東角門進出衙署。大門影壁前面另有一座木質的紅漆牌坊，上面有“齊魯總制”4個楷書金字。

自清初以至清末二百多年間，巡撫院署大院的房舍雖然有增減，但其總體規模和主要建筑基本保持未變。只是到了辛亥革命后，這里一度成為奉系軍閥張宗昌的督辦公署，牌坊東西兩邊的通道兩旁長期以來為出售鍋貼、煎包、米飯、面條之類的小飯鋪所占

據，張宗昌覺得有礙他的出入，下令拆除所有飯鋪并驅除來往的商販。到了韓復榘主魯時期，他下令把影壁和牌坊統統拆掉，同時展寬馬路，始才成為現今珍珠泉大院門前這種類似小廣場的樣子。

“佛倫鎖蛟”的傳說和巡撫佛倫

舊時，在濟南民間一直有一個“佛倫鎖蛟”的傳說在流傳。說的是清朝初年，濟南府有一名叫做佛倫的學子，他聰明善良，上進好學。他有位小友名叫李生。李生生性頑皮，不愛讀書，但水性卻十分了得。一次，兩人同去小河中游水，李生忽然潛入水中，不一會摸出一個晶瑩閃光的蛋來。佛倫正欲拿來賞玩，不料卻讓李生用牙磕破蛋殼，把蛋囫圇圇地喝了下去。數日后，李生覺得心里發燒，皮膚作癢，慢慢地身上長出了鱗甲，竟然變成了一條蛟，整日價在水中興風作浪，用大水淹沒田地，禍害百姓。幾年之后，佛倫要進京趕考。臨行前，李生恢復人形相送，佛倫好言相勸，不要繼續做壞事。李生聽后惱羞成怒，厲聲說道：“你進京考中作了官，別再回來。只要你回來，我就發大水淹你！”佛倫后來果然考中進士，并被升放山東巡撫，回到濟南。

佛倫回到濟南后，一連3天未見李生的動靜，心想可能是李生一時說的氣話。轉眼到了盛夏季節。一天，濃云密布，電閃雷鳴，瓢潑大雨從天而降，舜井的水上漲外溢，順著街道直奔珍珠泉畔的巡撫衙門，蛟龍也隨著大水而至。巡撫衙門眼看就被淹沒了，佛倫只好站出來懇求李生：只要把水退了回去，不傷害老百姓的生命財產，怎么處置他佛倫都行。蛟龍不答應。于是，佛倫跳入水中，與蛟龍相搏在一起。此時，他忽然想起了臨上任前，法師張道士授予他的小鐵鏈和三寸小寶劍，急忙將這兩件法寶祭出，只聽空中一聲巨響，小鐵鏈霎時間變成了一根碗口般粗的大鐵鏈，以迅雷不及掩

耳之勢牢牢地套在蛟龍的脖子上。那小寶劍則變成一把5尺利劍，直刺蛟龍。李生見狀，只得跪地求饒。佛倫念及幼時的那段情誼，不忍傷害他的性命，說道：“這次可以不殺你，但為了防止你今后繼續作惡，必須把你鎖在舜井底下。”佛倫話剛出口，寶劍就穿入鐵鎖孔，牽著蛟龍要走。蛟龍苦苦哀告道：“何時能把我放出來？”佛倫說：“等到鐵樹開花！”可是，在以后的歲月里，鐵樹一直就沒開花，所以那條蛟龍至今仍被鎖在舜井之中。

當然，這只是濟南民間流傳的一個故事。其實，在清代康熙年間，確實有一位叫做佛倫的人，他在山東作了3年的巡撫。

佛倫（？～1701），姓舒穆祿氏，滿洲正白旗人。初由筆帖式遷兵部主事。康熙十五年（1676年），遷詹事府中允，尋遷工部郎中，歷少詹事。康熙十八年（1679年），擢內閣學士，充經筵講官。適值鎮守云南的平西王吳三桂叛亂，吳軍占據云南、貴州，康熙帝詔令佛倫總理糧餉，通鎮遠運道，旋兼理四川糧餉。事平，遷刑部侍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調兵部侍郎，尋遷左都御史，擢工部尚書。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佛倫接替因結黨營私、朋比為奸，被朝廷革職的錢鈺，任山東巡撫，至三十一年（1692年）離開山東，擢升為川陜總督，官至禮部尚書、內閣大學士。

當佛倫調離山東時，曾受到濟南老百姓的熱情挽留。佛倫在山東究竟有何政績受到濟南老百姓如此的禮遇？

佛倫在清康熙《濟南府志》序文中曾寫道“己巳冬（即康熙二十八年），余奉天子命來撫東邦，既抵官，問吏民疾苦，聆其風謠”。史書記載，佛倫到濟南任職僅7個月，便在調查研究中發現當時所實行的賦役制度嚴重不公，百姓負擔甚重。于是在康熙二十

九年（1690年）六月十六日上疏言“該省累民之事，首在賦役不均，凡紳衿貢監戶下均免雜役，富豪之家田連阡陌而不出差徭，以致全由百姓負擔。請以后紳衿等與民人一樣，按田畝賦役照例當差，不免役。有旨準其所請，并命其他各省督撫確議具奏。”恰值這年秋天，山東全省農業獲得罕見的大豐收，清朝廷遂于“康熙二十九年九月初六日，從山東巡撫佛倫疏奏，該省今年正賦豁免，秋成豐收，紳衿人民愿于每畝收獲一石者捐出三合，以備積貯，計全省可得二十五萬馀石。”

佛倫在巡撫任上，還在打擊豪強、懲辦貪污、肅靜地方諸方面做出了成績，尤其在整頓市場秩序上用力最甚。他重申“禁把持行市”，反對欺行霸市，剝削百姓：“查牙雜稅銀《全書》原有定額，今聞各屬市集多有豪劣捏寫鬼名，鉆刺牌面押帖，或令子弟家仆充當，或招無賴光棍代應，而豪劣坐地分肥；無論何項物價俱列行頭，有一行而分為數人，混收濫索，指一科十，應納課銀一兩者科斂數十兩不止；至于米麥糧食重索斗錢，小民買賣無不受其剝削??嗣后除外來貨物舊例設有牙行者留用外，其馀盡行革除，并不許勢豪、矜役、官仆捏名應充，攪擾集鎮。”

佛倫在任期間，曾幫助長清等地人民鑿井取水，因此得了一個“勤政愛民”的美名。在清道光《長清縣志》中曾記載著這樣一件事：在離長清縣城二十五里處，有一個地方叫做“炒米店”。此地自古缺水，因無水煮飯，常炒米為食，故而其村名稱為“炒米店”。清代康熙年間，山東巡撫佛倫巡視民情經此，知百姓苦于缺水，決心在此打一眼井，為百姓解決吃水問題。于是命“精于堪輿”的濟南戴知府勘察水源，確定好井位，組織民工打井，日夜不停。井尚未打完，佛倫擢升川陜總督上任去了，新任巡撫桑額根據

佛倫的意愿繼續組織打井。可是鑿下幾丈深仍不見水，大家很失望，知縣巴朝柱焦急萬分，當眾宣布說：“誰從井內運出一筐石渣，就給他一筐銅錢。”這法很靈，井筒很快鑿到十二丈深（約36米），可是仍不見水。戴知府很納悶，親自垂繩下井觀察。下垂到半截時，就聽到井壁內有流水聲，他用筆在有水聲的井壁上作了記號，命民工在有記號的地方開鑿。很快清水就從鑿開的井壁上涌出來，霎時井水深五六丈，從此解決了炒米店人吃水問題。人們為感謝佛倫，就把這眼井叫做“佛公井”。

佛倫在有生之年，濟南民眾為表達對這位“勤政愛民”的巡撫的敬意，曾在西關神堂巷（后改稱“盛唐巷”）為他建了生祠，請著名詩人田雯為其撰寫了碑記。他去世之后，其祖孫阿林保在任山東鹽運使時，又于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在大明湖北岸修建鐵公祠的同時，修建了佛倫的祠堂，并由當時的學政、著名文學家翁方綱撰寫碑文。盡管大明湖畔的佛公祠及佛倫的生祠今已不存，但他為趵突泉題寫的“突達時涌”石刻至今仍豎嵌在趵突泉公園內娥英祠西側北墻上，這也是對他當年為濟南百姓做的那些好事的一種紀念吧。

貪贓巡撫國泰

在清朝乾隆年間，曾發生過多起貪污大案，而山東巡撫國泰貪贓枉法一案，涉及朝廷命官、地方大員三十余人，震驚朝野，轟動一時。國泰亦因貪贓枉法臭名昭著，被濟南百姓所唾罵。

國泰，姓富察氏，滿族鑲白旗人。監生出身，襲刑部郎中，放任山東布政使，因善于逢迎行賄，又結交朝中寵臣和遭珅，遂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升任山東巡撫。

國泰本為一紈绔子弟，其父文綬曾任陜甘總督，故而國泰自幼

便生長在錦衣玉食的富家之中，養成了飛揚跋扈、不可一世的性格，清人洪亮吉在《跋簡州知州毛大瀛所致書及紀事詩后》一文說“國（泰）性暴戾，妻子仆隸皆若一日不可共居。”“國（泰）盛怒時，或至撲妻子，刃仆隸。”就這樣一個連其妻子、隨身奴仆都到了不能與他共居一日之地步的人，卻堂而皇之地坐上了“山東巡撫”這把金交椅。

國泰就任山東巡撫后，很快便和大學士于敏中之弟、山東布政使于易簡勾結在一起，借納貢之名，橫征暴斂。史載“國泰紈绔子，婪索諸屬吏，征賂諸州縣，數輒至千萬”，致使官民深受其害，山東各州縣倉庫虧空。國泰的所作所為，引起眾多非議。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春，御史錢灃上疏彈劾國泰與于易簡。錢灃奏報：國泰貪縱營私，勒索屬員，遇有升調，惟視行賄多寡而定，以致歷城等州縣虧空或八九萬兩或六七萬兩之多。布政使于易簡亦縱情攫取賄銀，與國泰相等。錢灃的上疏，一時震驚朝野。

乾隆皇帝弘歷在接到御史錢灃的上疏的當天，立刻指派尚書和珅及左都御史劉墉、工部右侍郎諾穆親為欽差大臣，馳驛前往山東“秉公據實查辦”；隨后，弘歷又對軍機大臣下諭，提出了查審國泰一案的方針和辦法，由六百里加急將諭旨傳至和珅等人。同時，責令由山東按察使升任湖南布政使的葉佩蓀，將在山東任內時之“所有見聞，國泰等如何貪縱營私之處，逐一據實迅奏”。（見《清高宗實錄》）。

和珅、劉墉、諾穆親3位欽差大臣及御史錢灃接圣旨后，隨即離京前往濟南。據清人錢泳《履園詩話》記載：“當是時，和坤柄國，而國泰素奔走其門下者，人皆為先生（錢灃）危。及抵山東境，而和已早授意于國泰彌縫。惟劉墉深知其弊，常與先生密

商。”事態的發展正如《履園詩話》所述，和珅在前往濟南的途中，就將情況秘密通知國泰。國泰趕忙向商人勒借銀兩，補充庫銀數量，掩蓋虧空情形。和珅一行到達濟南后，立即前往歷城縣盤查倉庫。在盤查庫銀時，和珅只抽視了幾十封銀，便認定數量和冊籍所載相符，沒有虧空，下令返回住處。但御史錢灃提議暫時將倉庫封存。原來，錢灃在差役們抽銀驗視時，發現驗證的銀子銀色不對。回到住處后，錢灃立即派人訪問偵查，了解到是巡撫勒借商人銀子，冒充官銀放入庫中。于是，錢灃便四處宣告，如果商人們不將被借銀數呈告官府，請求歸還，便將其銀沒收。第二天，3位欽差與錢灃一行，再到銀庫，打開庫門，查驗銀的顏色和每錠銀的數量，確實不對。這時，商人紛紛呈稟銀子被借的緣故和數量，將銀兩領回，從而查清了歷城縣虧空帑銀四萬兩的真相。國泰、于易簡也只好承認了勒索屬員的罪行。至此，和珅已毫無辦法，只好向朝廷據實奏報。

乾隆覽奏后大怒，連下四道上諭，宣布：國泰處以斬監候，秋后處決；押解于易簡至京面審；革國泰、于易簡等人官職。六月初，新上任的山東巡撫明興奏稱，通察山東各州縣倉庫，共虧空帑銀200萬兩，皆國泰、于易簡在任之時所為，已補銀五十余萬兩，余下欠銀于明年年底以前補齊。乾隆允準其奏，勒令國泰、于易簡二人于獄中自盡。一大批與此有牽連的官吏也紛紛免職，百姓為之大快。至于和坤通風報信之事，皇帝也就未予深究。至此，山東巡撫國泰貪贓枉法一案落下大幕。

然而，像國泰這樣一個巨貪，其貪污的銀兩究竟藏匿何處呢？清代文學家洪亮吉在上述《跋簡州知州毛大瀛所致書及紀事詩后》一文中道出了其中的秘密：國泰所貪銀兩，除“乘夜運入司庫及運

司首府首縣各庫，以補缺項”外，“然存金尚累累，公廨旁有珍珠泉，深丈許，遂異至泉側沉之。后撫臣明興浚池，尚得金數十萬。”原來，國泰怕撫署中的“積金”被欽差們查出，倉皇之中把它們統統沉匿到了撫署院中的珍珠泉池底，以致新任山東巡撫明興在疏浚泉池時，竟然挖出白銀數十萬兩之多。

狀元巡撫畢沅

在清代百余位山東巡撫中，唯一具有“狀元”頭銜的巡撫便是畢沅。

畢沅（1730～1797），字纕蘅，號秋帆。自號靈巖山人。江南鎮洋（今江蘇太倉市）人。乾隆十八年（1753年），23歲的畢沅考中順天府鄉試舉人。但是，后來兩次參加“春闈”會試，卻均名落孫山。畢沅早年喪父，家庭生活較困難，無法一門心思專事讀書科舉之業，于是依從舉人揀選制度，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謀得了一個內閣中書之職，負責撰擬、結寫詔令。不久，又調任為素有“小軍機”之稱的軍機處值班章京，負責繕寫諭旨、記載檔案、查核奏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三月，畢沅參加會試。會試分三場，初九、十二、十五日各一場。四月發榜，畢沅榜上有名。能否登科，還得看四月二十六日的殿試。殿試時間為一白晝，未能完卷者，列入三甲之末。凡會試中選的人，都不敢松氣，馬上緊張地準備，以期考中。就在會試揭榜、殿試考核的前一天晚上，畢沅與同年諸重光、童鳳三一起在軍機處值班。諸、童二人知曉畢沅平素老實好欺，便對他說：“今夜必須由纕蘅兄來值守。”畢沅問其原因，他們說：“纕蘅兄是個聰明人，這其中的道理其實不說你也清楚。我倆的書法比你好，明天放榜倘若中試，還要去爭取殿試鼎甲，所以要做些準備。而你的書法不行，即使明天榜上有名，殿試

也最多不過考個三甲末名進士，難道你還敢有什么分外之想嗎！？”說完，兩人拂袖而去，徑自回屋休息。畢沅無可奈何，只好待在值班房值連班。

沒過多久，朝廷將一份朱批奏折發到軍機處值班房。夜深人靜，畢沅閑坐無事，便打開閱讀起來，原來是陜甘總督黃廷桂關于新疆屯田的一份奏議，上面有乾隆皇帝的御批。畢沅對此頗感興趣，從頭到尾，反反復復讀了幾遍。第二天，殿試發策有“興屯田”的考題，畢沅暗自驚喜，因為昨晚他所看的正好是有關新疆屯田事宜的奏折。他的對策胸有成竹，得心應手，洋洋灑灑數千言，氣勢磅礴，切中要害，加之他“儀冠秀偉，進止有度”，乾隆皇帝十分滿意，當場決定點為一甲第一名進士——狀元！而諸重光為榜眼，童鳳三則列為二甲第十一名進士。此事后來慢慢傳開，一時在士林傳為趣話。

畢沅中狀元后，按照慣例被授予翰林院修撰。從此，他的仕途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然而，畢沅也像清代其他科舉出身的官吏一樣，雖然滿腹經綸，文采斐然，但往往在仕途上蹭蹬，一波三折。狀元及第后不久，畢沅就擢升為侍讀、左庶子、外放甘肅鞏秦道。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擢升陜西按察使。后累任陜西布政使、陜西巡撫。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聞甘肅爭立新教，相互仇殺。由于畢沅能調度軍事，妥貼行事，賞一品頂戴。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畢沅因巧飾積弊而被降為三品。次年復職。乾隆五十年（1785年），畢沅調任河南巡撫。次年，山西富戶趁河南受災而折地放債，貧民失所。奏報后，諭以原價贖回。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晉升湖廣總督。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帝寵臣和珅四十壽辰，畢沅討好巴結，賦詩四道相贈。乾隆五十九年（1794

年），湖北竹谿縣白蓮教教徒王占魁等傳習“邪教”，并與前來查辦的官役發生沖突，致死差役，畢沅因一時疏忽未將差役被毆死案及時上奏，被降為山東巡撫，摘去花翎，罰交湖廣總督“養廉銀”（正俸之外按官職高低另給的銀兩）五年，山東巡撫“養廉銀”三年。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十一月，畢沅抵達濟南，就任山東巡撫。據史書記載，這一年山東境內雨水連綿不斷，運河泛濫成災，大水淹至臨清、德州、東昌、館陶、冠縣等十州縣，使山東的抗災形勢十分嚴峻。心情十分焦慮的畢沅早已無暇以閑適的心境觀瞻眼前的景色，急忙擬定奏疏，向朝廷奏報魯省的災情，不久乾隆皇帝蠲免了德州、臨清二衛及其他八州縣的秋糧，并加倍賑恤。畢沅亦親赴災區督辦放賑，使災民生活暫時得到安頓。為了抑制災區糧商趁機囤積居奇，抬高糧價，畢沅還籌集款項，遴選人員到沿河豐收地區收購糧食，并由水路運至受災地區存貯，以備來年平抑糧價之用。

在任職山東巡撫期間，畢沅還會同河東河道總督李奉翰、直隸永定河道員羅煐對東昌府至臨清段的河道進行了治理，使本省漕船得以“趲挽出閘，無誤定限”，又可以使“南糧北上，湍行無滯”。隨后畢沅親自從東昌府沿運河赴濟寧，一路查看運河疏通情況，各大小河道官員見巡撫親自巡視，無不悉心治理。運河河道經過疏通后，京杭大運河濟寧至臨清一段漕運得以暢行無阻。

面對著明湖綺麗的景色，不由地勾起了詩人對故鄉的無限懷念，情不自禁地在詩中流露出重回江南故鄉居住的夙愿。但這一夙愿卻始終未能實現。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畢沅離開濟南，重新出任湖廣總督，后于嘉慶元年（1796年）七月，病死辰州軍營

中，享年67歲。

畢沅以狀元入仕，為官鞠躬盡瘁，為人寬厚誠懇。作為學者，在做官從政之暇，仍潛心研攻經史，筆耕不輟，“鉛槧未嘗去手”。他所研究的領域既包括經史，又旁及語文學、地理學、考古學、金石學諸多方面，其主要著作有《資治通鑒續編》220卷、《經典文字辨證》5卷、《釋名疏證》8卷、《〈釋名疏證〉補遺》1卷、《山海經新校正》18卷、《晉書地理志新補正》5卷、《墨子》15卷、《關中勝跡圖志》32卷、《中州金石記》8卷、《經訓堂叢書》167卷、《靈巖山人詩集》40卷等。而其中重中之重當屬《資治通鑒續編》。

《資治通鑒續編》是仿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鑒》體例編寫的一部較完備的宋遼金元編年史。它上承《資治通鑒》，起自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迄于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以編年體形式記載宋、遼、金、元的歷史，前后409年。《續資治通鑒》取材宏博，考證謹嚴，編排合理，總引資料達三百余種，糾正了以往宋史專著詳北宋略南宋的偏頗，還增加了少數民族的資料。近代著名學者梁啟超對該書評價極高，以為有畢《鑒》則各家續《鑒》皆可廢也。

還有一點值得提及的，畢沅在山東巡撫任內，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與學正阮元商議修纂《山左金石志》，并親定義例，但因奉命補授湖廣總督，未能終篇。離職前畢沅還囑咐阮元繼成其事，不可半途而廢。后阮元纂成《山左金石志》二十四卷問世。是書對山東地區所存歷代鐘鼎碑碣做了較詳盡的記載，并對其文字有所考釋。由于該志為有史以來首部系統總結山東金石文字成果的專

志，故而有著極其重要的參考價值。它不僅可用來考訂古文字之源流變化，更為重要的是可以訂正補充史書之訛闕。

傳奇巡撫閻敬銘

在清代山東巡撫中，閻敬銘是一位具有傳奇色彩的人物，《清史稿》上說他“狀貌短小，二目一高一低，恂恂如鄉老”，但他為官剛正廉潔、不畏權貴，辦事一絲不茍、兢兢業業。“其貌不揚，心雄萬夫”八字是對他有知遇之恩的晚清重臣胡林翼保舉他時的考語。由于他是中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理財專家，故而在光緒年間有“救時宰相”之譽稱。

閻敬銘（1817～1892）字丹初，陜西朝邑人（今陜西大荔縣）。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改戶部主事。官至戶部尚書、軍機大臣、東閣大學士。卒后贈太子少保，謚“文介”。

從同治元年（1862年），到同治六年（1867年），閻敬銘任職山東巡撫長達6年之久。

在閻敬銘任職山東巡撫期間，山東境內各種形式的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形勢十分嚴峻。閻敬銘協助鎮壓了宋景詩領導的黑旗起義軍、捻軍起義等，為穩定當時山東的局勢做出了一定貢獻。

山東冠縣人宋景詩領導的黑旗起義軍是晚清魯西地區一次規模較大的農民起義軍。這支起義軍自咸豐十一年（1861年）三月舉起義旗，到同治二年（1863年）南投皖北捻軍，一直是山東地區規模很大的反清武裝，其隊伍達數萬人，曾先后攻占13座縣城，威震魯西、直（隸）南地區，給腐朽的清官府以沉重的打擊。后來由于叛徒出賣和力量懸殊不斷遭到挫折，宋景詩為保存實力曾一度被迫投降清軍。同治二年（1863）初，宋景詩率部輾轉回到臨清，脫離清

軍，招募兵勇千余名，再次舉行起義。清官府急調各路大軍圍剿宋景詩黑旗軍。是年六月，閻敬銘派呼震、丁寶楨，以及直隸總督劉長佑所部數萬清兵，云集東昌府附近鎮壓黑旗軍。宋景詩率部于堂邑、莘縣、臨清一帶奮力反擊，曾大敗劉長佑、丁寶楨，打得清軍十分狼狽。后在閻敬銘嚴密的軍事部署下，逼使黑旗軍四處逃遁，失去固定的軍事據點，兵力分散。在清軍的強大攻勢下，黑旗起義軍最終被鎮壓下去。

閻敬銘任山東巡撫后，在濟南辦的一件大事便是將咸豐年間山東巡撫譚廷襄留在濟南的土圩子改成了石頭墻體。原來，明清時期的濟南城既有城墻，又有圩子墻。圩子墻始建于清咸豐十年（1860年）。這一年，捻軍北伐，時任山東巡撫的譚廷襄為防捻軍北上，奉旨在濟南舊城之外修筑起一道土圍子，并于次年（1861年）完工。這道圩子墻從東繞南至西三面（因北面為大明湖及城外水鄉地帶，有險可守未建）周長四十里，使濟南城擴大了一倍。同治四年（1865年），捻軍再次北來，殺死清軍統帥僧格林沁，濟南發生恐慌，在山東巡撫閻敬銘的支持下，官紳們籌金加固城池，于同治四年至六年（1865～1867年）將土圩子墻改筑為石圩子墻。據匡源《新筑石圩碑記》記載：濟南圩子墻“以城北多水，缺其一門，減土圩之三，自東北而西北，共計三千六百七十丈（清營造尺），高一丈二尺，基厚一丈五尺，頂厚一丈。為垛三千三百有奇，門七，曰岱安、曰永固、曰永靖、曰永綏、曰永鎮、曰濟安、曰海晏。炮臺十四。”石圩子墻修好后，濟南遂成為兵書上所謂“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的堅城。

閻敬銘一生“質樸，以廉潔自矯厲”。他做官多年，一直穿一件布袍，不管周圍人如何評論，他都毫不在乎，以致出門在外，人

們竟不知他是朝廷大員。據清代文學家李伯元《南亭筆記》卷六記載：“閻巡撫山東時，以儉約著。嘗使其夫人紡績于大堂之后，僚屬詣謁者，惟聞暖閣旁機聲軋軋而已。嘗冬月衣一絮袍，出示僚屬曰：‘此賤內手彈者也。’僚屬無不嘆服”民國李詳在《藥裹慵談》中也記述了閻敬銘倡導生活儉樸的品德：閻“官山東巡撫日，躬御布袍，著靴，下緞上布。州縣及候補人員，衣服有鮮明者，必遭訶斥，或則撤任，或則停委。人皆相習為偽，衣冠敝陋。懷胡餅坐官廳啖之，公密訪得，至加優保。有齊河縣某，御狐袍謁見，公盛怒云：“汝何得如此？想是百姓脂膏。且汝獨不聞吾有條教榜示官廳否？”某令故為觳觫狀云：“誠負罪，但卑職此袍價視羊皮廉。省中比承大人之示，同寅皆爭購羊皮褂。狐皮驟落，故卑職以賤價具此。凡今之寅僚，出御羊皮，入御狐貂，但以取悅上臺，其心殊不可問，卑職不敢附和。”公色霽謝之，列諸薦章，數年由直隸州擢知府去。”

閻敬銘曾為山東蓬萊的蓬萊閣手書一副楹聯：“攻錯若石，同具丹心扶社稷；江山如畫，全憑赤手挽乾坤”。聯語大氣磅礴，其赤誠之心溢于言表。同治六年（1867年）二月閻敬銘離任后，濟南百姓在大明湖南岸修建了一座閻公祠，以表崇敬。由于該祠堂系民間集資修建而非官府所為，故而建成后不久即成為廢祠。1913年，著名教育家鞠思敏在廢址上創辦了民國時期濟南著名的私立中學——正誼中學。

美食名家丁宮保

在中國近代史上，丁寶楨與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沈葆楨等人同為“中興名臣”。丁寶楨（1820～1886），字稚璜，貴州平遠（今貴州織金縣）人。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舉

人，咸豐三年（1853年）中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自此步入仕途。咸豐十年（1860年）授湖南岳州府知府，不久調任長沙府知府；同治二年（1863年）任山東按察使，次年遷布政使；同治六年（1867年）升任山東巡撫；光緒二年（1876年）擢升為四川總督。光緒十二年（1886年）在成都逝世。著有《丁文誠公奏稿》、《丁文誠公遺集》等。

丁寶楨像

丁寶楨在山東做了近10年的巡撫。在任時，他面對內憂外患、國勢日蹙、政治黑暗、亂象迭起的社會現實，始終以救國救民為己

任，治理黃河，為民除患；興修水利，株殺患逆，整頓吏治，興辦洋務，體恤民困。時人對丁寶楨的清風亮節推崇備至，贊其操守“清絕一世”；后人為其作傳時評價他“至今言吏治者，常與沈葆楨并稱，尤勵清操”，為百姓稱道，這在晚清封建官僚中是少見的。

丁寶楨在任山東巡撫期間，他的最為著名的政績，莫過于“智殺權監安德海”這件事兒。這個故事自清末民初以來，一直在濟南民間廣為流傳著。

老濟南們都知曉，在濟南共青團路中段路北，五龍潭公園的西側，有一座關帝廟，廟宇院內有一處叫做“西蜜脂泉”的名泉。不知你是否知曉，這處泉池為何稱名為“蜜脂”泉呢？據老一輩的濟南人說，此泉池原來叫“密旨泉”，后來隨著時間的流逝，人們誤把“密旨”訛傳為“蜜脂”故而“密旨泉”就訛稱為“西蜜脂泉”了。至于稱名“密旨泉”的緣由，說起來話就長了。

話說清同治初年，當時朝廷因同治皇帝年幼，便由慈安與慈禧兩宮“垂簾聽政”。同治八年（1869年）秋天，慈禧太后派其寵愛的貼身太監、小名“小安子”的安德海南下江浙置辦龍衣。于是，安德海便攜帶孌童歌伎，乘龍船，順運河南下。一路之上，招權納賄，耀武揚威，觀者如堵，地方官吏莫不畏懼，不敢有絲毫怠慢，以至于搞得地方雞犬不寧。同治皇帝得到這一消息后，便與慈安、恭親王奕欣商量，要趁這個機會，把依仗慈禧的權勢弄權納賄、排除異己、干預朝政的小安子在他離開京城后除掉。可是，找誰來辦這件事好呢？三人數來數去，都想到了時任山東巡撫的丁寶楨。于是，同治皇帝背著慈禧，密諭丁寶楨“嚴密查拿，令隨從人等指正確實，毋庸審訊，即行就地正法”。生性廉潔剛烈的丁寶楨接到密

旨后，經過幾天的跟蹤，終于在泰安境內將安德海拿下，星夜解送濟南，并火速上報慈安太后和同治皇帝，獲許后立即把安得海綁赴殺人刑場——西門外的丁字街（即今共青團路中段往南的原城頂街），以清宮祖訓“太監不得私自離京”為由，砍頭示眾，結束了安德海罪惡的一生。可就在此時，慈禧太后發來解救安德海的懿旨。丁寶楨果斷地決定“前門接旨，后門斬首”，將安德海拉到丁字街斬首。生米既然已做成熟飯，慈禧太后最后也奈何不得。后來，人們就把丁寶楨接密旨的地方稱為密旨殿，而其附近的泉子也“堂而皇之”地叫做“密旨泉”了。因“蜜脂”與“密旨”同音，時間久了，以訛傳訛，“密旨泉”就成了“蜜脂泉”。不管這個說法是否真實，丁寶楨智殺安得海的驚人之舉當時震驚朝野，博得天下臣民交口稱頌。李鴻章聞訊后，“矍然而起，傳示幕客，字呼丁公曰：‘稚璜（丁寶楨字）成名矣！’”曾國藩聽到這個消息后，高興地告訴薛福成：“吾目疾已數月，聞是事，積翳（白內障）為之一開。稚璜豪杰士也！”但丁寶楨也因此而遭到慈禧的忌恨。此后，他雖每有建樹，卻反遭彈劾，其根源即起于此。

民國間，誅殺安德海的事也被載入《清史稿》。據《清史稿·卷四百四十七·丁寶楨列傳》記述道：“安得海者，以奄人侍慈禧太后，頗用事。八年秋，乘樓船緣運河南下，旗繒殊異，稱有密遣。所過招納權賄，無敢發者。至泰安，寶楨先已入告，使騎捕而守之。安得海猶大言，謂：‘汝輩自速辜耳！’傳送濟南，寶楨曰：‘宦豎私出，非制。且大臣未聞有命，必詐無疑。’奏上，遂正法。”盡管這段記載只有區區140字，但在《清史演義》、《同治皇帝》等野史、小說中，該故事已被演繹出諸多個版本。老濟南們至今還在茶余飯后，街頭巷尾，津津樂道地談論呢。

說起丁寶楨，在濟南還有一道叫做“宮保雞丁”的傳統魯系名菜與他密切相關。原來，這道名菜就是以丁寶楨的官銜而命名的。丁寶楨當年因平息過捻亂，被皇帝賜加了個“太子少保”的頭銜。“少保”又稱“宮保”，所以丁寶楨也被人稱為“丁宮保”。傳說丁宮保是位美食家，喜愛烹調。一日，丁宮保身著微服帶一家仆去大明湖一帶私訪。天近中午，已覺腹饑。突然聞到一股子香味正從附近一農家院中飄出，于是信步走進院中。只見一中年漢子正在灶房內炒菜。丁宮保連忙走上前，問漢子炒的是何菜？漢子答道：“爆炒雞丁”。漢子熱情地讓他品嘗一下，丁公毫不客氣地叨了一口，味道十分鮮美，連忙又問道：“既為雞丁，為何卻這般鮮嫩？”漢子答道：“此乃取當地笨雞雞脯肉切丁，丁外薄裹淀粉糊，以利于快熟且可防味泄，后配以花生，胡椒，加上白糖、鹽、醬油、南酒、蔥、姜、蒜、味精等調料，經旺火爆炒而成。成品色澤紅亮，雞丁細嫩，花生米酥脆，咸鮮香辣，佐酒下飯均宜。”丁公撫須點頭，找出盤中一花生叼入口里，細細咂摸，果真是別有滋味。“爆炒雞丁”這道菜令丁公回味悠長，走時百般不舍，他記準了地方，回府不久就譴人重金把漢子聘為家廚。每逢遠客到來，必用這道菜為壓軸菜饗客，無論佐酒或者下飯都十分適宜，百吃不厭。

后來，丁公奉調任四川總督，臨行征求漢子意見，漢子感其恩重，遂攜家眷一起隨丁公進川，進而把“宮保雞丁”帶到了四川，他的后人通過把胡椒換成辣椒，做出了川味的“宮保雞丁”。丁公去世后不久，“宮保雞丁”被四川當地官員作為貢菜獻給皇帝，正式進軍北京，發展成為御用的名菜之一。

清光緒十二年（1886年），67歲的丁寶楨死于四川總督任所。

噩耗傳出，濟南父老悲慟、惋惜、哀嘆，請求朝廷將丁寶楨的靈柩盤回濟南。靈柩運至濟南，士紳百姓爭相“郊野祭吊”。丁寶楨遺體在歷城（今濟南）九華山麓與先逝的前妻合葬。前山東巡撫閻敬銘親撰的《皇清誥授光祿大夫贈太子太保四川總督丁文成公墓志銘》，刻立于墓前，以昭后人。一個外鄉人，被濟南視為“賢良”，懇請將他歸葬濟南，為他立祠祀奉，這是何等崇高的褒獎和愛戴。他離開山東十年，人們仍對他如此思念，情之深，愛之篤，由此可見一斑。

洋務派巡撫周馥與濟南開埠

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六月，由青島通往濟南，貫穿膠東、魯中大地的膠濟鐵路正式通車了！一個長蛇般的鋼鐵“怪物”呼嘯著隆隆地開進了古城濟南。許多濟南士紳和民眾都爭先恐后地跑到位于濟南北部的膠濟鐵路車站，一睹這個千百年來無人見過的稀奇“怪物”——火車。“火車開進濟南府”的這個信息，無疑很快就傳到了珍珠泉大院巡撫衙門的高墻深院里，它必然會給時任山東巡撫的周馥帶來了無比的震撼，但讓周馥感受更多的卻是寬心的欣慰。原來，早在一個月前，他與直隸總督袁世凱經過一年密謀策劃的《直隸總督袁世凱等為添開濟南濰縣及周村商埠事奏折》已經上奏朝廷，并很快得到清朝廷的批復：正式批準山東自開濟南等三處商埠。

提起周馥，他可是一位“以創舉實業而聞名一時”的中國近代洋務運動中之重要人物。周馥年少時就聰穎過人。17歲時，離開家鄉建德（今安徽東至縣）到安慶謀生，以為人代寫書信為業，借以糊口度日。后經人介紹，周馥投筆從戎，在準軍中做了一名文書。此后，又連續充任縣丞、知縣、直隸知州留江蘇補用、知府留江蘇

補用等職。清同治九年（1870年），周馥以道員身份留直隸補用。自此，周馥協助李鴻章辦理洋務達三十余載。凡籌建北洋海軍，開辦天津武備學堂，設立天津機器局、電報局，創辦開平煤礦、唐胥鐵路等重大事宜，周馥無一不參與其中。

周馥像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李鴻章病死后，周馥任代理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留京與外國侵略者交涉津榆鐵道權益問題，據《清史稿》記載，這次交涉“馥竟以片言解之”。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周馥繼張人駿任山東巡撫。在周馥繼任山東巡撫后的最初幾年歲月里，濟南接連發生著各種涉外事情，其中讓勵精圖治的周馥最感到揪心的，就是德國為掠奪山東物產資源而修筑的膠濟鐵路距離濟南越來越近。周馥敏銳地感覺到，這條鐵路將會給濟南這座平靜而古老的城市即將帶來一場前所未有的重大轉變，其中既有機遇，也有挑戰。于是就在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3月，也就是膠濟鐵路通達濟南的3個月前，周馥與已經升任北洋大臣、直隸總督的袁世凱密謀策劃，起草了《直隸總督袁世凱等為添開濟南濰縣及周村商埠事奏折》，并于5月1日聯名上奏朝廷。這份奏折中開頭是這樣寫的：“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臣袁世凱、頭品頂戴山東巡撫臣周馥跪奏：為查明山東內地現在鐵路暢行，擬請添開商埠，以擴利源，恭折仰祈圣鑒。”奏文稱：“查得山東沿海通商口岸，向只煙臺一處，自光緒二十四年德國議租膠澳以后，青島建筑碼頭，興造鐵路，現已通至濟南省城，轉瞬開辦津鎮鐵路，將與膠濟鐵路相接。濟南本為黃河、小清河碼頭，現在又為兩路樞紐，地勢扼要，商貨轉輸，較為便利。亟應在于濟南城外自開通商口岸，以期中外成受利益。至省城迤東之濰縣及長山縣所屬之周村，皆為商賈薈萃之區，該兩處又為膠濟鐵路必經之道，膠關進口洋貨，濟南出口土貨，必皆經由于此。擬將濰縣、周村一并開作商埠，作為濟南分關。”袁、周上奏后不久，清朝廷迅速上諭外務部議奏。5月15日，外務部上折具奏，表示支持山東自開商埠，并強調：“泰西各國，最重商務，每多開辟口岸，以便彼此通商，而為主國者得以設關榷稅，即于籌餉之道亦屬有裨。”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11月15日，濟南商埠籌辦告竣，正式開設為“華洋公共通商之埠”，并舉行開埠典禮。不久，《濟南

商埠開辦章程》很快地予以制定，商埠被確定建立在“西關膠濟鐵路以南，東起十王殿，西至北大槐樹，南沿長清大道，北以鐵路為限，東西不足五里，南北約二里，共占地四千多畝”的土地上。整個商埠區分為福、祿、壽、喜4區，內有華洋貿易處、華商貿易處、堆貨處、西人住宅處、領事駐扎處以及花園、菜市、營房等，各國商人和華商在界內照章租地，建造屋宇棧房。顯而易見，作為有序而文明的新城區，商埠已具極鮮明的現代文明色彩。由此開始，濟南這座古老的城市艱難地邁出了走向近代化的重要的一步。

“自開商埠”政策的實施無疑是近代中國有志之士為抵制西方列強侵略而主動進行的一次大規模“商戰”。周馥順應時代潮流，在彼時的時代背景下，做了一個改革派官員力所能及的事情。

在山東任職期間，周馥除了主持濟南開埠，有效地阻止了德國人對山東利益的侵占，并極大地推動了濟南的社會經濟發展外，他還大力興辦新式教育。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他刊發了一個勸導民間辦學的《勸學告示》，稱“今群強環視，外交內政措注尤艱，處四千年未有之變。士大夫學非所用，用非所學。彼中一切，取成于學，學校之多寡，關乎國勢之盛衰。”為此，他要求各屬分設中小學堂，并設省學務處。濟南第一所師范學校——山東師范館就是他倡立的，開濟南興辦師范教育之先河。他還主持設立山東農事實驗場，使其成為當時全國辦得最好的農場之一。另外，周馥還在濟南設立了樹藝公司、蠶桑總局和繅絲廠等，促進了城市經濟的發展。

為了“以開視聽”，周馥于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六月二十五日創辦了濟南最早的報紙《濟南匯報》，作為山東地方政府的官報。《濟南匯報》是一種書本式報紙，長22厘米，寬13厘米。

每5天出版一期，全年共有60期。分為“政、事、文、學”4個欄目。內容主要有：“上諭”（刊登皇帝的諭旨，對軍政官員的任免等）；“時政要覽”（刊登各地方政府給皇帝的奏折、條陳及章程、公文等）；“東政輯要”（刊登本省政事的條陳、奏折、章程）；“五洲近事匯編”（轉載外報的國際新聞等）；“專件”（刊登論文、通訊、條約等）；“雜徂”（刊登天文、地理、衛生常識、科學技術、名人名言等）；“教學雜纂”（介紹國外教育方法和教育制度等）。該報的基本特點為：一方面反應山東和濟南府的省情、府情，另一方面亦報道國內外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化、教育動態，并加以專題評論。譬如該報曾刊載有《撫院周請分年撥款修理黃河要工折》、《濟南府中學堂暫行章程》、《山東巡警條例權責試辦章程》、《請設悅來公司稟》、、《商務局飭歷城縣會同何大令等辦理馬路札》、《撫帥曉諭商民行使銅元告示并章程》、《近代開化四大要件》、《各國無線電事業》等專文，就充分反映出該報的這一基本特點。

《濟南匯報》第1至11期為木版印刷，12至34期為鉛印，35期后各期均為石印。由于《濟南匯報》只在少數政府官員中發行，故而發行量不大，流傳至今已十分稀少，但它卻對研究中國、山東和濟南近代歷史以及考察濟南報業發展史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光緒三十年（1904年），由于在魯為官有方，周馥升任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任閩浙總督，未到任即調任兩廣總督。第二年即辭官歸鄉，民國十年（1921年）病逝于故里，謚“愨慎”。

孫寶琦和曇花一現的山東獨立

清宣統二年（1910年），清代最后一位山東巡撫走馬上任，他就是孫寶琦。

孫寶琦（1867～1931），字慕韓。浙江錢塘（今杭州市）人。出生在一個官僚家庭，其父孫詒經是太子少保，曾任清朝廷侍郎。早年，孫寶琦奔走于李鴻章門下，自光緒十二年（1886年）起，歷任候補直隸道臺、軍機處官報局局長、駐法公使等職。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調任軍機大臣，旋任駐德公使。宣統元年（1909年）回國后，任津浦路公辦，不久于該年五月，在其姻親慶親王的極力保薦下，升任山東巡撫。

孫寶琦像

孫寶琦在任山東巡撫期間，一方面與清朝廷有著根深蒂固的聯系，效忠于朝廷；另一方面又對清朝貴族的腐朽無能深感不滿。宣統三年（1911年）武昌起義后，孫寶琦從維護清廷統治立場出發，電請清廷“解散現任內閣”，另“迅簡賢能以維大局”，“實行公天下，宣布共和??保皇室奕祀之繁榮”，并建議朝廷開倉“賑濟災黎”。孫寶琦的這些言行，在當時山東各界中很有迷惑性，就連山東的革命黨人對孫寶琦也抱有幻想，認為孫寶琦對山東獨立的態度，極大地影響著山東時局的變化。

宣統三年（1911年）11月，濟南盛傳清朝廷擬向德國借外債三千萬元，以山東土地作抵押。于是民情激憤，一致要求予以抵制。濟南各界人士召開會議。會上，提出了《山東實現獨立大綱》，要求立即組織臨時政府，實現山東獨立。隨后，推翻了阻礙山東獨立的絆腳石——咨議局，成立了“山東各界聯合會”。同時，將《獨立大綱》改為《勸告政府八條》，要求孫寶琦向清廷代奏，并聲明如三日內不答復，即宣布獨立。孫寶琦恐眾怒難犯，只得應允代為電達。

11月9日，清朝廷被迫復電山東接受《勸告政府八條》。革命黨人欲早日促使山東獨立，發動各界群眾掀起了更大的請愿浪潮。一連幾日，各界代表不斷到珍珠泉大院的巡撫衙門請愿，鬧得孫寶琦坐臥不寧，一再向清廷叫苦：“近日東省紳商學界倡獨立之說，集眾會議，洶洶不可遏抑”。

此時，革命黨人多次召開各界會議，討論有關山東獨立的具體事宜。在各界代表的壓力下，孫寶琦終于同意山東獨立。隨后革命黨人召開聯合大會，正式宣布山東獨立。聯合大會發布了《獨立宣言》，并選舉孫寶琦為山東大都督。孫寶琦勉強接受擔任大都督之

職，同時提出以山東各界聯合會為臨時議會，以珍珠泉大院的巡撫院署為臨時都督府，均為革命黨人所接受，山東獨立終于實現。

獨立實現后，孫寶琦身為已與清朝廷決裂的山東軍政的都督，仍循舊例在珍珠泉撫署召開司道會議，他態度曖昧，明里暗里卻極力縱容煽惑反獨立的情緒。他寄函外國駐山東官員，通報情況，仍襲用獨立之前所用官府關防，沿用清朝宣統皇帝的年號。

山東獨立之初，清官府、頑固派對山東獨立恨之入骨，取消獨立的逆流即在暗中醞釀著。到了袁世凱上臺后，這股逆流便形成為強大的復辟力量。11月24日，經過幾天緊鑼密鼓地籌劃，頑固派張廣建、吳炳湘伙同以袁世凱舊部為主的山東五鎮內的反獨立派、咨議局的失意政客、各界落難士紳，向新政權、獨立派、革命群眾發難了，他們成立了名曰“山東全體維持會”的反獨立組織，當天就在濟南的山西會館召集會議，孫寶琦參加了會議。而此時，五鎮炮標標統張樹元則下令支起了4門大炮，其中兩門對著都督府，兩門對著聯合會駐所，以大炮威脅與會人員，并告知：“會議事項立即議決，不得拖延。”炮口威逼下的會議，十分順利地簽署了“決議”。對于獨立，孫寶琦本來就不贊同，而取消獨立孫寶琦則是求之不得。一看時機已到，孫寶琦在會場上迫不及待地宣布取消山東獨立，將“都督”改為“巡撫”，一切恢復舊制。就這樣，為期僅12天的山東獨立宣告失敗。

山東獨立取消的消息傳開后，全國“民軍大嘩”，對孫寶琦出爾反爾、首鼠兩端的行為大加撻伐。革命黨人更是無比義憤，“議掘祖墳，殲族類，以泄公憤。”此時的孫寶琦，內為清廷詰責，外被革命黨人及廣大民眾聲討，故而也自嘆：“君親兩負，不可為人。”在此形勢下，孫寶琦只得一面電奏清廷懇請罷黜治罪，一面

向袁世凱請求辭去巡撫職務。此后，孫寶琦赴北京，出任國民革命政府外交總長，隨后又任代國務總理。民國四年（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宣布實行帝制。孫寶琦對此不滿，棄官離京。民國六年（1917年）7月1日，張勛擁溥儀復辟，孫寶琦被任命為督辦稅務大臣，他不滿復辟，并未到任。民國十三年（1924年）曹錕任總統時，他曾任國務總理兼外交委員會委員長，第二年又任駐蘇大使，三年后回國，后寓居上海病故。（全文轉載《濟南文史》任寶禎先生同名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