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藝術美[藝術美與人格美的統一]

2023年12月30日發(作者：知通)

生活中的藝術美[藝術美與人格美的統一]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儒家士人終生的價值追求，也是清代士人的價值追求。然而，清朝是少數民族統治者的政權，又大興“文字獄”，這使得部分漢族士人不愿意也難以與清朝統治者全面合作。同時，儒學從孔學到漢代經學，再到宋明理學，已臻于成熟，清代士大夫們對儒學只能繼承而難以有突破性發展。這樣就形成了一批“博通經史，兼具多種才藝，擅長琴棋書畫，喜好詩詞歌賦”的文人。他們把藝術美與人格美的統一作為自己人生價值追求的最高境界，同時也作為評判藝術作品的標準，正所謂是“由來藝事妙，正以人品傳”。

在談到古代書法的傳世問題時，王昶說：“古人之葬其親，所撰志銘……必丐善書者書之。蓋慮千百年后，沙崩水嚙，不幸而志石出焉，文詞之工與否，人未易識，而楷畫端好，眾所共知，使遞相摹搨，而先世事跡緣以益彰。故志文之傳于今者，雖不盡工，而久而益傳，不可磨滅，實在于書。然古來工書者固多，尤著而顯者，必視其人。其品高，傳之益遠且大，非然不可大傳也。”一個人的書法作品能否傳世，固然與其本人書法水平的高低大有關系，但是，自古以來，工書者數不勝數，那些“久而益傳，不可磨滅”而又“尤著而顯者”，則必定出自品性高潔者之手，因為“其品高，傳之益遠且大，非然不可大傳也”。在《梁山舟八十壽序》中，王昶又說：“晉宋間，論士大夫之品者，必以標格為先。蓋其超然物外，不倚勢位而尊，不因功勛而貴，不借文章才藝而華。如此，花之蘭桂，禽之鸞鶴，霄漢間之景星慶云，似無與人世，而使人愛而慕之，可說而不可親，可親而不可玩，是非襲取而強致之也，其得于天者清且遠矣。……山舟侍講……以德行式鄉閭，以文章表藝苑，而書法獨出冠時，上溯鐘、王，下兼趙、董，東南碑版及琳宮梵宇有所題署，悉以求君，君欣然捉筆，各得所求以去。”在

這里，王昶對于梁同書的書法藝術給予很高的評價，但他在評價梁氏書藝之前，首先談論的卻是士大夫的“品”、“標格”、“德行”的問題。由此可以看出，王昶對于“晉宋間，論士大夫之品者，必以標格為先”的評價標準、評價方式深表認同。

趙翼在評論古人詩文書畫時，也是采取“因重其人，故重其書”的態度。例如，他這樣評價黃淳耀的墨跡：“詩不必坡、谷，字不必顏、柳。遺跡乃獨珍，光壓瓊瑤玖。……一鱗片甲乃幸存，其字其詩遂不朽。摩挲忍污寒具油，激賞欲浮大白酒。君不見，同時眾名流，聲望出公右。書推王孟津，詩擅錢蒙叟。至今令人笑齒冷，斷楮零縑付醬瓿。”趙翼之所以對黃淳耀的書法有如此高的評價，除了黃淳耀的書法技藝高之外，主要還由于黃氏在抗清斗爭中表現出大義凜然的英雄氣節。而對王鐸和錢謙益的書法、詩歌方面的評價，盡管他們造詣極高，卻因為仕清的緣故，被趙翼貶得一錢不值。這種觀點與翁方綱在談到元人趙孟頫時所說的“出處大節，人之本也，藝文其末也”是完全一致的。

紀昀的論書詩也表達了他對書家人品的重視和對單純“翰墨”的分量的輕蔑。“功業留青史，寧因翰墨傳。偶然觀舊跡，亦足想當年。風采瞻前輩，收藏藉后賢。好將心正語，記取柳誠懸。”一個人墨跡的流傳，固然和他本人的書法水平之高有重要的聯系，但更重要的是因為書作者本人有著高尚的品質。洪亮吉也表達了相同的觀點，認為：“夫心術者，學術之源也。心術不正，而欲其學術之正，不可得也。”因此，在洪亮吉看來，一個人從事學術研究，也應該首先做到心術之正；心術不正，則學術也不正。

同樣，全祖望也非常看重文人的品德修養。他認為，一個人如果不注意品德的修養，往大處說，如果一個人沒有氣節，其學問、藝術的水平是否因此受到影響姑且不論，至少他本人將為后人所不齒。全祖望在談到北宋蔣文穆的硯時就說：“文穆于北宋時，固名臣也，惜其受歐公之知而好不終，竟至于劾之，薦禰之墨，射羿之弓，至今讀之，有余恫焉，是則文穆平生一大玷也。……

七百余年，摩索故物，尚不免論及生平，君子可不慎歟。”而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全祖望對顏真卿就非常推崇，認為顏真卿“其人其碑，皆第一流也”。在談及明末清初力主抗清、最終憂憤而死的錢肅樂的書法時，全祖望也不惜筆墨，認為其“筆法跌蕩清妙”，并“為之驚躍再拜，循環把玩”。此中無他，只是因為全祖望首先看重的是錢肅樂的不屈的民族氣節而不是什么今人所崇尚的筆情墨趣。所以，全祖望曾諄諄告誡他的弟子：“士子束身敦行，未有不守禮教而能至成立者”；應當“奮然自拔于流俗之中，不為俗人而為端人，不為俗學而為正學”；“相接以虛衷，相勉以古道，相期以遠大之業。”

盧文弨的觀點和全祖望是一樣的。他在評價徐夔州的墨跡時說：“近代以書擅名者多矣，大率取法于唐，更出入宋、元、明諸家，其能溯而上之者蓋鮮。此卷，徐夔州為中書舍人日所書也，瀟灑閒靚，如其為人，而運筆結體，實有二王神韻。……其品高，則其書安得不妙絕時流哉！”在盧文弨看來，徐夔州書法之所以妙絕時流，首先是因為他的人品值得稱道。假如他沒有高尚的品格，其書法之運筆結體即便勝過二王，他的墨跡也不會得到人們的普遍推重。

清代文人們除了把實現藝術美和人格美的統一作為人生價值的最高追求外，還進一步探討了實現藝術美與人格美的統一的路徑，即必須卑己尊人，做人謙虛。因為他們知道，一個人唯有虛懷若谷，方能容得下更多的學問和知識，正所謂“謙受益，滿招損”。程瑤田說：“要無名士氣。少年稍知弄筆,往往有不虞之譽。然學問無窮,自問正復何有,而乃栩栩得意,白眼看人,是為名士氣。名士氣者,目空一切也。”學海無涯，每個人所擁有的知識，只不過是“渺滄海之一粟”罷了。但人一旦有了名士氣，就會白眼看人，就會自以為了不起而目空一切。所以，程瑤田明確提出“要無名士氣”。同樣，章學誠認為，“夫內重則外輕，實至則名忘。凡求異于人者，由于內不足也。自知不足，而又不勝其好名之心，斯欲

求異以加人，而人亦卒莫為所加也。內不足，不得不矜于外，實不至，不得不騖于名。又人情之大抵類然也。”“名”和“實”是一對矛盾。“名”指的是人的“虛名”、“浮名”；“實”則是指一個人所擁有的實實在在的學問。在章學誠看來，胸中有學問的人，則必對于虛名看得很淡。有些人“內不足”，在有學問的人面前，“下之不甘，勝之不能”，于是便“矜于外”而“求異于人”。而這正是一種看重浮名的虛榮心在暗中作祟，正所謂“不羨輕雋之浮名”，具備這樣的品質，在治學的過程中再做到“不揣世俗之毀譽”，沿著自己認定的路子走下去，就一定會把學問做好。翁方綱也表達了與章學誠相同的看法，他說“不慕浮華而積之以謙厚，不期速效而持之以永久”，“用心之精、用心之正與用力之勤，兼而出之”，則必能“隨所近之路以適于大道”。

與程瑤田和章學誠異曲同工的是，錢大昕對文人驕傲自滿的臭毛病提出了批評。錢大昕認為：“文人之病，恒在驕與吝。”因此，他在《跋方正學溪喻草稿摹本》中這樣說：“正學先生風節似常山、平原昆弟。……予獨愛其論人之患，莫過于自高，莫甚于自狹。……夫儒之為世詬病者，自貴而賤人，自盈而拒物。”也就是說，人在世上，欲求進步，就要謙虛做人，因而他對那些“自貴而賤人，自盈而拒物”的驕傲自滿的“文人之病”予以明確否定。

趙翼也很鄙薄那些驕傲自滿的人：“才士矜聰明，動稱過古人。古人去渺矣，豈今可等倫。試觀六籍垂，解者何紛綸。一字千萬言，猶未得其真。當時無注腳，即以詔愚民。家喻而戶曉，毋煩訓諄諄。可知古鈍質，已勝今慧因。如何偶一得，輒夸創獲新。”六經流傳至今，已經大不易解讀，試看當代，有多少學者“結發從事”而“皓首未之聞”？可有些人，在讀書學習過程中，哪怕有一點點心得，便沾沾自喜，儼然已超越古人。殊不知，和古代圣賢相比，后生小子的學問至多也不過是九牛一毛而已。所以趙翼又說：“少年下筆偶得意，輒思橫壓古人倒。古人拍手青云端，大笑班門枉弄巧。”學問是無窮無盡的，對學人來說，最忌諱的就是驕傲自

大。在這里，趙翼對那些自矜聰明而“動稱過古人”，偶有一得“輒夸創獲新”的人提出了嚴肅批評。相反，對于歷史上那些卑己尊人的謙謙君子，趙翼則大加贊揚：“才士好自負，謂人皆遜予。豈知有心人，弗肯高自居。君看甫與白，愛慕終不渝。昌黎遇東野，名位已迥殊。乃輒推為龍，愿作云前驅。是知集益勤，其心彌沖虛。惟知不如人，是以人不如。”越是有真才實學的人，越不會居高自大。杜甫之于李白，韓愈之于孟郊，都是如此。“惟知不如人，是以人不如”，唯有那些虛懷若谷、總覺得“己不如人”的人，才有可能成為成就非凡、“人不如己”的人。

當前，我國學術界存在著不少學術腐敗現象，這不僅阻礙著學術的進步和科學的發展，而且影響了知識分子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動搖了科學在人們心中的嚴謹、求實的崇高地位。根除學術腐敗，主要在于法律制度的健全和監督機制的完善，但是，清代文人追求藝術美和人格美的價值觀念讓我們認識到，加強道德修養對鏟除學術腐敗也是大有裨益的，因為道德重在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