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苦旅中的信客

2024年1月9日發(作者：值日生安排表)

文化苦旅中的信客

余秋雨先生寫的《信客》，實為文化苦旅中的“信客”，是誠信、寬容文化在不誠信、不寬容文化中的一次苦旅。

文中的“信客”肩負的是誠信和寬容的文化，然而，這種文化的提升和生存之路卻是那樣的艱難。余秋雨在《信客》中寫出了老信客和年輕信客同樣的悲劇：老信客和年輕信客都被迫遠離信客這一職業，一個是偶然的、唯一的一次失信，導致整個社會對他一生誠信的徹底否定,老信客痛楚無奈地從浸滿誠信文化因子的這一職業中悄然退出;而另一個則是因為太誠信而被捕進班房,認識到誠信“這條路越來越兇險,我已經撐持不了”而決然退出。他們殊途同歸的根源都在于：整個不誠信的社會文化環境對以他們為代表的誠信文化進行詆毀和嘲弄，甚至是迫害（信客因誠信被打耳光、進班房）。

誠信、寬容文化的生存需要誠信、寬容的環境。假如沒有這樣的生存環境，就會像“老信客”的結局一樣，“活人的世界”沒有“寬容”，只有與“死人”—“墳地”相依為伴。

年輕的信客盡管是“誠信、寬容”的文化精靈，然而誠信的每一寸，寬容的每一步，都是要付出忍辱負重的代價的。這個奔波于城市文化和鄉村文化之間的“另類文化使者”，并沒有因為自己的“誠信、寬容”而感到幸福：他要忍受喪夫之婦咬牙切齒的憎恨、大聲呵斥；要忍受“紅紅的眼圈里射出疑惑的利劍”，這種疑惑和詰問讓他“流了一身汗，賠了許多罪”；還要因為在外謀生發財的、因為不忠于自己的妻子而包二奶的同鄉1

的侮辱：挨耳光、進巡捕房。“誠信和寬容”文化的精魂──信客，就是在這種環境中艱難地生存的。這實質上是兩種相反的文化在碰撞、在沖突，信客就是在這種沖突中最終忍受不住，敗下陣來，這正暗示著“誠信、寬容”文化沒有順利生長的土壤和環境，只好隱退于生活之外。最后，信客與老信客兩墳相守，也正暗示著，只有“誠信、寬容”與“誠信、寬容”相隨，才是誠信文化生長、生存的最佳土壤和環境，這正是余秋雨先生文本中所要訴求的要義。

而更為有趣的是，信客在平時并沒有得到相應的尊重，只有當代表“誠信、寬容”的文化信客不，辭職了,那些在外的家屬們再也找不到“誠信、寬容”的載體時，他們“一時陷入恐慌”，“才想起他的全部好處”，才開始重新尊重這個信客，其實也是認識到“誠信、寬容”的重要性。這有點寓言味道，耐人尋味：擁有的不如失去的珍貴。

然而，更具有諷刺意味的、荒誕可笑的是，在這種整體社會文化不誠信、不寬容的背景下，只有不誠信才能贏得“不誠信者“的感動和尊重。看看那位在都市里打了信客耳光的同鄉，因為信客沒有說他任何壞話（即沒有向他的結發妻子告發他在外包二奶的秘密），也就是沒向他的妻子說真話，而讓這位同鄉“深受感動”，決定辦郵所，讓信客任職。其實作者在告訴我們“誠信文化”所遭遇的尷尬和不幸，告訴我們這種畸變的、不誠信文化的社會心態的滑稽與荒誕,可笑與可悲。

這篇文章不是單純在贊信客的“誠信、寬容和善解人意、任勞任怨、忍辱負重”，而是在告訴我們：“誠信、寬容的文化”在一個不誠信、不2

寬容的社會里，就必須忍辱負重，乃至消隱。因為信客的“沒說任何壞話”反而讓人感動，這不能說信客永遠是“誠信”的，而只能表明，這是“誠信文化”遇到不誠信的社會而發生的一場荒誕劇，是誠信文化在不誠信社會中經歷的一次艱難辛酸的、荒誕的“文化苦旅”。

但是，這篇被選入初中語文人教版的散文所具有的豐富深刻的思想教育價值，卻被教參和大部分語文教師進行了淺陋化的表述和解讀:僅僅要求學生學習信客的“誠信、寬容和善解人意、任勞任怨、忍辱負重”，而沒有讓學生認識到建立整個社會誠信文化的重要性，忽略了誠信個體和誠信社會之間關系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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