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愛情故事的演變及其文化背景

2024年2月11日發(作者：民主推薦)

第36卷第3期2021年6月天中學刊JournalofTianzhongVol.36No.3Jun.2021漢武帝愛情故事的演變及其文化背景劉杰（天津開放大學文法學部，天津300191）摘要：漢武帝愛情故事的發展演變先后經歷了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和宋元明清幾個時期，受到史官思想、宗教觀念、士人思想和市民生活的影響，歷代漢武帝愛情故事呈現了各自不同的特點。關鍵詞：漢武帝愛情故事；史官視野；道教色彩；士人理想；世俗化中圖分類號：I206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6–5261(2021)03–0078–06愛情是文學永恒的主題，就參與主體而言，不同人物其愛情活動會表現不同的特點。帝妃愛情是愛情文學中的重要類型，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漢武帝的愛情故事除了具備愛情題材本身特質外，還涉及政治、宗教、神話、民俗等方面的內容，表現力豐富，是帝妃愛情的代表。梳理漢武帝愛情故事的發展演變歷程，分析相關的文化背景，對于探討中國帝妃愛情故事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一、兩漢：史官視野中的漢武帝愛情故事漢武帝愛情故事最早主要見于《史記·孝武本紀》《漢書·武帝紀》和《漢書·外戚列傳》等歷史典籍。漢武帝后妃，史書記載比較詳細的有陳阿嬌、衛子夫、王夫人、李夫人、鉤弋夫人等。以上諸人被漢武帝寵幸的原因各有特點，結局也不盡相同。（一）政治聯姻：武帝與陳阿嬌的愛情陳阿嬌出身高貴，武帝即位時，她便被立為皇后。縱觀中國文學史，漢武帝與陳阿嬌的愛情生活為文人津津樂道的內容有二：一為金屋藏嬌；二為千金買賦。然而這兩件事并不見于史書記載，史書所記的漢武阿嬌愛情故事，并不像后人傳誦的那樣充滿兩小無猜的童真和凄婉悲戚的哀怨，而是處處顯示出兩人的結合基本屬于一場政治聯姻。《漢書》記載：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子為妃，栗姬妒，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栗姬日怨怒，謝長主，不許。長主欲與王夫人，王夫人許之。會薄皇后廢，長公主日譖栗姬短。景帝嘗屬諸姬子，曰：“吾百歲后，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心銜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之。又耳曩者所夢日符，計未有所定。王夫人又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1]3946顯然，在史書記載中，漢武帝與陳阿嬌之間與其說是愛情故事，不如說是一場政治婚姻。后世文學據此演義，不斷突出金屋藏嬌與千金買賦的故事，愛情成分才逐漸凸顯。（二）幾經波折：漢武帝與衛子夫的愛情衛子夫出身卑微，因偶然機會入宮。衛子夫受寵后，帶來了整個衛氏家族的興盛。元朔元年衛子夫生男據，遂被立為皇后。元朔、元狩年間衛氏家族勢力盛極一時，尤其以衛青、霍去病為代表，收稿日期：2019-12-26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17ZDA251）作者簡介：劉杰（1972―），男，江西宜春人，副教授，博士。·78·

劉杰：漢武帝愛情故事的演變及其文化背景成為打擊匈奴的領物。衛青與平陽公主的婚姻則進一步鞏固了衛氏家族與王權的關系。然好景不長，隨著衛子夫的年老色衰，漢武帝很快另有新寵——史書記載先后有趙之王夫人、中山李夫人、尹婕妤和鉤弋夫人等。但是由于母以子貴，此后衛子夫一段時間內仍然保留皇后身份和地位。征和二年，衛皇后因太子謀反事被收璽綬，隨即自殺。衛子夫不因政治原因而始，卻因政治原因而終。此前霍去病、衛青也已先后去世，顯赫一時的衛氏家族逐漸淡出歷史舞臺。（三）情深意切：漢武帝與李夫人的愛情李夫人，因其兄李延年和平陽公主推薦被漢武帝寵幸，漢武帝與李夫人的愛情生活，《漢書》中記載了兩個片段：其一是李夫人病中拒絕與漢武帝相見；其二是李夫人病逝后，武帝為其招魂。兩個片段情節感人，頗能表現漢武帝對李夫人的一往情深，因此常常為后世文學所引用。漢武帝招魂的事件，《史記·孝武本紀》這樣記載：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術闔夜致王夫人及灶鬼之貌云，天子自幃中望見焉。[2]458齊懷王閎之母王夫人在衛子夫之后、李夫人之前見寵于武帝。《漢書》對此也有記載，《漢書》中，漢武帝招魂的對象變為李夫人，并且明確由方士齊人少翁主持，對事件過程也有比較詳細的描寫。（四）曠世奇緣：漢武帝與鉤弋夫人的愛情眾多皇妃當中，武帝與鉤弋夫人的愛情故事無疑是最富神奇色彩的，鉤弋的出場即蒙上了一層神奇的色彩，《漢書》記載：孝武鉤弋趙婕妤，昭帝母也，家在河間。武帝巡狩過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召之。既至，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時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1]3956整個過程充滿奇幻色彩，這極有可能是屬下精心安排的一場奇遇。之后又有奇怪的事情發生在鉤弋夫人身上，妊娠十四月乃生，漢武帝由此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所生之子即后來的昭帝，《漢書》記載：“上常言‘類我’，又感其生與眾異，甚奇愛之，心欲立焉。”這極有可能是一處倒因為果的記載，漢武帝想立鉤弋之子為皇太子，才編造出其妊娠十四月乃生的神話。關于鉤弋夫人去世，《漢書》記載模棱兩可，先記載武帝欲立鉤弋夫人之子為太子，又擔心其年遲母少，恐女主顓恣亂國家。鉤弋夫人無故被武帝賜死，只因為“子為儲君，母當賜死”，是封建社會立儲規律的犧牲品。從與漢武帝相識，到最后去世，鉤弋夫人的人生經歷始終充滿了離奇色彩。綜上，漢武帝寵幸過的皇后妃子有陳阿嬌、衛子夫、王夫人、李夫人、尹婕妤、鉤弋夫人等，史籍記載較詳細的有陳阿嬌、衛子夫、李夫人和鉤弋夫人4人。漢武帝與皇妃的愛情生活有一共同特點：愛情并不限于男女之情，大都涉及政治事件。如漢武帝與陳阿嬌的婚姻本來就是政治斗爭的產物；衛子夫受寵，帶來了衛氏家族的顯赫，之后又因巫蠱之禍土崩瓦解；李夫人得寵則使李延年、李廣利分別被封為協律都尉和貳師將軍。唯一沒有卷入政治漩渦的鉤弋夫人，最后也因政治原因被漢武帝賜死。二、魏晉南北朝：充滿道教色彩的漢武愛情故事魏晉南北朝時期，漢武帝愛情故事主要見于小說筆記類文獻，以《漢武故事》《漢武內傳》《漢武洞冥記》《十洲記》為主，亦散見于《三秦記》《列仙傳》《博物志》《搜神記》《西京雜記》《拾遺記》等。漢末以來，尤其是魏晉南北朝時期，漢武帝故事由歷史記載轉入宗教傳說和文學敘事。敘事者的身份發生了變化，敘事視角和敘事態度也隨之改變，漢武帝愛情故事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最為明顯的變化就是往往以道教背景為依托，充滿了宗教色彩，體現了道教對漢武帝故事的吸收和改造，下面分別從道教方術和女仙降授兩個情節分析道教文化對漢武帝愛情故事的影響。·79·

劉杰：漢武帝愛情故事的演變及其文化背景（一）漢武帝愛情故事與道教方術漢末魏晉南北朝時期，武帝愛情故事主要涉及李夫人和鉤弋夫人，其中多處加入了道教方術的成分。鉤弋夫人故事本來就充滿了神奇色彩，漢末以來，《漢武故事》《博物志》《搜神記》等小說在史料的基礎上，又加入了一些新的元素，主要包括兩點：第一，鉤弋夫人解黃帝素女之術；第二，鉤弋夫人尸解仙化。《漢武故事》有一段記錄鉤弋夫人的文字，據《古小說鉤沉》本摘錄如下：（鉤弋夫人）由是得幸，為拳夫人。進為婕妤，居鉤弋宮。解黃帝素女之術……既殯，香聞十里余，因葬云陵。上哀悼，又疑非常人，發冢，空棺無尸，唯衣履存焉。起通靈臺于甘泉，常有一青鳥集臺上往來，至宣帝時乃止。[3]439–440在《博物志》與《搜神記》等小說中也有相似內容。黃帝素女與尸解屬于道教方術，前者為房中養生之術，后者為得道成仙之術。漢武帝與李夫人的愛情故事本來就具有方術色彩，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這一色彩被進一步強化。以《搜神記》《拾遺記》為代表的魏晉南北朝小說對漢武帝愛情故事中招魂情節的敘述，一方面有其歷史本事依托；另一方面又受當時社會文化背景影響。至于其中出現的入海尋潛英之石，為李夫人依圖刻形的情節，則是魏晉文人以道教文化為背景整合漢武帝愛情故事的結果。（二）漢武帝愛情故事與女仙降授漢末以來，漢武帝故事中多次出現了漢武帝與女仙交往的情節，《幽明錄》記載：漢武帝在甘泉宮，有玉女降，常與帝圍棋相娛。女風姿端正，帝密悅，乃欲逼之。女因唾帝面而去，遂病瘡經年。故《漢書》云：“避暑甘泉宮”，正其時也。[3]180簡短的文字包含了女仙降授的基本情節，可以概括為以下幾條：一是玉女降甘泉宮，常與武帝相娛；二是武帝欣賞玉女的美貌，對其無禮；三是玉女懲罰武帝；四是武帝謝罪，得到玉女原諒。如果不考慮小說主人公身份差異的話，我們可以從魏晉南北朝的小說中發現很多類似的情節。其中影響最大的是西王母降授漢武帝的故事，西王母降授漢武帝故事從漢末以來頗為流行，《漢武故事》《博物志》等小說中都有記載，《漢武內傳》則是專門敘述該故事的小說。《漢武內傳》與同時代道教典籍《真誥》都是女仙降授的道教類作品，其中有很多相似之處。首先是降授的場景描寫，《真誥》中六月二十五日紫微夫人帶著一位神女降至楊羲家，場景描寫與《漢武內傳》中的西王母下降的場面極為相似，尤其是女神的外形，大概具有當時女仙的共同屬性。其次是降授的方式也極其相似。《漢武內傳》與《真誥》在記載降授過程中，都有大段的仙真規誡內容，這些內容一般由韻散兩種文體組合完成。再次是兩部作品中都有仙真向凡人饋贈禮品的描寫。另外，在對待男女情欲的態度上，二者也比較相似。盡管《真誥》中充滿了房中術的隱語，但作品對縱情男女聲色之欲的生活方式持否定態度。《真誥》和《漢武內傳》等道教典籍對待男女情欲的態度，大致能反映魏晉時期方仙道對漢末民間道教粗鄙教規的整理和改造。總之，魏晉南北朝時期，漢武帝故事中多次出現漢武帝與女仙的交往，最為典型的是西王母降授漢武帝的故事。漢武帝故事體系中出現漢武帝與女仙交往的情節，是受當時道教神話中人神戀愛故事影響，這正是魏晉小說家對漢武帝故事體系的貢獻之一。至此，漢武帝的愛情故事不僅包括漢武帝與幾位皇妃之間的關系，還包括漢武帝與神女之間的關系。三、隋唐五代：反映士人理想生活的漢武帝愛情故事隋唐五代，漢武帝愛情故事仍然出現在道教類文學中，如杜光庭的《仙傳拾遺》和《歷代崇道記》都有相關內容的記載，但這些已經不是主流了。漢武帝愛情故事更多以用典的形式出現在該時期的詩歌當中，如沈佺期《九日臨渭亭侍宴應制得長字》、劉希夷《公子行》、崔顥《邯鄲宮人怨》、·80·

劉杰：漢武帝愛情故事的演變及其文化背景李白《白頭吟》《妾薄命》、元稹《夢游春七十韻》、白居易《李夫人·鑒嬖惑也》、劉禹錫《相和歌辭·阿嬌怨》、李賀《李夫人歌》、司空圖《力疾山下吳村看杏花十九首》、李商隱《雜歌謠辭、·李夫人歌》何希堯《海棠》、曹唐《漢武帝思李夫人》、孟遲《蘭昌宮》、胡曾《雜曲歌辭·妾薄命》《詠史詩·望思臺》、李九齡《望思臺》、羅虬《比紅兒詩》二首、王渙《惆悵詩》十二首之二、曹鄴《其二情》、韓偓《過茂陵》、徐夤《李夫人》二首。借漢武帝故事中的愛情主題反映士人的社會理想和情感生活是這些詩歌的共同特點。下文擬從兩個方面分析漢武帝愛情故事在唐代的發展演變，進一步發掘其背后的文化因素。（一）漢武帝愛情故事對唐明皇愛情故事的影響唐明皇愛情故事以《長恨歌》為代表，《長恨歌》是受漢武帝愛情故事影響很深的一部作品。陳寅恪曾經指出二者的關系：“若依唐代文人作品之時代，一者此種故事之長成，在白歌陳傳之前，故事大抵尚局限于人世，而不及于靈界，其暢述人天生死形魂離合之關系，似以《長恨歌》及《傳》為創始。此故事既不限現實之人世，遂更延長而優美。然則增加太真死后天上一段故事之作者，即是白陳諸人，洵為富于天才之文士矣。雖然，此節物語之增加，亦極自然容易，即從漢武帝李夫人故事附益之耳。陳傳所云‘如漢武帝李夫人’者，是其明證也。故人世上半段開宗明義之‘漢皇重色思傾國’一句，已暗啟天上下半段之全部情事。”[4]13《長恨歌》受漢武帝愛情故事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詩歌中多處直呼唐明皇為“漢皇”，同時多用漢武帝愛情故事的典故，如“漢王重色思傾國”“金屋妝成嬌侍夜”“九華帳里夢魂驚”等；第二，詩歌中還用了漢武帝愛情故事中的一些情節。《長恨歌》也有臨邛道士為唐明皇招魂的情節，明顯受到漢武帝李夫人故事的影響。關于臨邛道士的身份及其方術淵源，《長恨歌傳》言：“適有道士自蜀來，知上皇心念楊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術。玄宗大喜，命致其神。”[5]133這位“李少君”正是被漢武帝寵幸并扮演招魂角色的方士。可見，《長恨歌》中增加的招魂情節是受到漢武帝李夫人故事影響的。正如蕭兵所言，楊太真在海外仙山的排場容止頗有些像《漢武帝內傳》里的西王母及唐人用漢人典故[6]1166–1167。比較漢武帝與唐明皇故事可以得知，唐人喜歡言說漢人故事，并稱本朝為“漢家”，稱“唐明皇”或“唐皇”為“漢王”。“以漢喻唐”是唐人的一種言說方式，源于唐人對于漢朝的心理認同。漢朝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段盛世，政治、經濟、文化、外交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唐朝則是中國歷史上另一個盛世，與漢朝有著一定的相似性。以安史之亂為界，唐代文學中的“以漢喻唐”現象反映士人的兩種心理：安史之亂前，社會穩定、經濟發達、文化繁榮，士人很容易把自己所處的朝代和漢代聯系起來，從而得到一種心理上的驕傲和自豪感；安史之亂后，唐王朝暴露出了藩鎮割據、宦官當政等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使士人從“以漢喻唐”的想象中獲得對中興的期望和對盛世的懷念。（二）阿嬌、李夫人形象與中國詩歌的美人喻君臣傳統中國古代詩歌創作中有代人立言的傳統，這一傳統形成了中國古典詩歌的一種類型——代言體，代言體是代人言心或以人和物代己言心。唐詩中吟詠阿嬌和李夫人的作品，多數屬于代言體。這些作品中，代言是在雙向互指的模式中完成的，表層方面，是由詩人代阿嬌、李夫人立言，深層方面，則是通過阿嬌、李夫人的境遇來代自身立言。因此，阿嬌和李夫人在作品中既是被言說的對象，又是作者借以言說自身境遇的載體。詩人通過阿嬌、李夫人所要代言的其實就是中國古代社會關系中士人行藏出處的一個重要話題——君臣關系。唐詩中關于阿嬌、李夫人的作品，可以作中國文學史上以美人喻君臣關系的一種典范。有學者指出：“以夫妻或男女愛情關系比擬君臣以及朋友、師生等其他社會關系，乃是我國古典詩歌中從《楚辭》就開始出現并在其后得到發展的一種傳統表現手法。”[7]236這一點在與阿嬌和李夫人相關的詩作中得到了很好的表現。·81·

劉杰：漢武帝愛情故事的演變及其文化背景唐詩中吟詠阿嬌和李夫人的詩歌多為樂府詩，這與樂府詩的表現傳統有關。王運熙指出：“吳聲、西曲的歌詞現存約近五百首，其中大部分是民歌。這些歌詞在內容方面的特點是幾乎全是表現男女的愛情生活。它們生動地描寫了少男少女彼此間的真誠的愛慕，會面時的天真愉快的神情和活動，別離以后的沉重而又痛苦的相思情緒……這些愛情詩歌在內容方面描寫因失戀而形成的悲愁和痛苦特別多，這類詩篇往往通過女子的口吻描寫她們的焦灼甚至絕望的情緒。”[8]6以阿嬌和李夫人為表現內容的唐人詩歌正是利用了樂府詩的這種傳統表現手法。這類詩歌又與唐前的樂府詩有所不同，由之前單純的男女情愛描寫轉變為借男女之情抒發君臣遇合，主人公也由普通男女轉為帝王妃子。阿嬌與李夫人出現在代言體詩歌中，用以表現君臣遇合，正好可以構成君臣關系中的兩種情況：阿嬌代表被冷落或失寵的臣子，李夫人代表被寵幸和受重用的臣子。唐詩中的阿嬌和李夫人的故事，是士人對君臣關系的一種暗示，這與魏晉南北朝時期借帝妃愛情故事進行宗教宣傳有很大區別。總之，漢武帝故事中的愛情主題在唐代主要表現士人的理想寄托和以漢喻唐傳統下漢武帝愛情故事對唐明皇愛情故事的影響，反映士人對社會和人生的思考，而唐詩中的阿嬌、李夫人典故則更多表現士人對自身處境的反思。四、宋元明清：民間化、通俗化的漢武愛情故事宋元以來，漢武帝愛情故事見于詩歌、小說和戲曲等文學體裁。相關的詩歌仍然很多，但多數是運用漢武帝故事中的典故，專門吟詠漢武帝愛情的作品不多。小說一般也是抄錄前代，少有創新，如馮夢龍《情史》中關于李夫人的記載，基本抄錄了《漢書·外戚傳》和《拾遺記》的文字。值得注意的是這時期出現了大量以漢武帝故事為題材的戲曲，作品多取材于漢武帝的愛情生活，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敘述漢武帝與太子劉據的故事，有《漢武帝望思臺》《漢功臣疊土望嗣臺》等；二是敘述漢武帝與李夫人、鉤弋夫人之間的愛情故事，有《漢武帝死哭李夫人》《金屋招魂》《再生緣》《鉤弋宮》等。這些作品對推動漢武帝故事中的帝妃愛情主題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漢武帝愛情故事的民間化、世俗化傾向與魏晉南北朝的宗教化傾向和隋唐五代的士人理想色彩不同，漢武帝愛情故事在宋元明清以來表現出強烈的民間化和世俗化傾向。元明戲曲中關于漢武帝故事的描寫是這種傾向的代表，盡管這些戲曲多數已經亡佚，但從現存的《盛明雜劇》本《再生緣》可以窺見大略。《再生緣》重點宣揚的是漢武帝與李夫人之間的真摯情感，漢武帝被塑造成一位癡情男子形象，作品首先增加了李夫人轉世為鉤弋夫人的情節，第四出寫道：我猛記得了也，臣妾前身原是李氏，上帝憐念陛下情深，命妾輪回，再蒙恩寵，掌中玉鉤，為此印證者。把李夫人故事與鉤弋夫人故事通過轉世輪回整合成一個故事是作品的創新之處，虛構這一情節至少有兩個方面的作用。第一，把鉤弋夫人說成李夫人轉世，更能強調漢武帝對李夫人感情的真摯與持久。作者巧妙地把李夫人故事與鉤弋夫人故事通過轉世輪回這個情節聯系起來，既使得漢武帝愛情故事情節更加緊湊，又能更大程度迎合普通民眾的審美趣味。轉世題材在宋元明清時期很多，如三國故事、濟公故事等，作品虛構李夫人轉世鉤弋夫人的情節，正是借當時流行的轉世題材整合漢武帝愛情故事，這也是漢武帝愛情故事通俗化的一種表現。第二，把歷史故事與前期小說的悲劇結局改為一種大團圓的喜劇結局，更適合中華傳統文化審美心理，有利于讀者接受。大團圓結局是中國古代敘事文學中的普遍現象。小說戲曲中團圓的方式是多樣的，有歷經坎坷最終團圓的，有死而復生團圓的，也有共赴幽冥團圓的，《再生緣》中通過李·82·

劉杰：漢武帝愛情故事的演變及其文化背景夫人轉世為鉤弋夫人與漢武帝再續前緣，從而達到一種大團圓的效果，屬于古代小說戲曲中大團圓結局方式的一種。無論是轉世情節還是團圓結局安排，都是漢武帝愛情故事民間化、世俗化的表現。（二）漢武帝愛情故事與傳統民俗宋元以來，漢武帝愛情故事表現出與傳統民俗相互滲透、相互影響的特點。中國古代的一些婚禮習俗的形成可能受漢武帝愛情故事影響。如明人張瀚《松窗夢語》云：“七[9]123夕織女渡河，詣牽牛所，其說肇于漢武帝。”張瀚認為七夕牛郎織女傳說肇于漢武帝的根據在《松窗夢語》中沒有說明，可能與《漢武故事》和《漢武內傳》等小說有關。《漢武故事》記載漢武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旦生于猗蘭殿”，《漢武內傳》記載西王母七月七日降臨漢武帝。當時人們大概由此把承載婚戀內容的七夕和漢武帝愛情故事聯系起來，張瀚的提法，能夠代表當時的普遍觀點。宋元以來一些民間習俗也與漢武帝愛情故事發生了聯系。趙翼《陔余叢考》有一段文字：《知新錄》云：漢京房之女，適翼奉之子，房以其日三煞在門，犯之損尊長。奉以為不然，以麻豆谷米禳之，則三煞可避。自是以來，凡新人進房，以麻米撒之。后世撒帳之俗起于此。按此說非也。撒帳實始于漢武帝，李夫人初至，帝迎入帳中，預戒宮人遙撒五色同心花果，帝與夫人以衣裾盛之，云：“多得子多也。”事見《戊辰雜抄》。[10]216無論是曾靜的《知新錄》還是趙翼的《陔余叢考》，距漢武帝朝已有約兩千年時間，此時突然把撒帳的習俗附會在漢武帝和李夫人身上，顯然缺乏依據。但這種說法說明民眾對漢武帝愛情故事的改造與認同，因為撒帳在當時乃至當下都是很流行的婚禮習俗。如《清平山堂話本》中《快嘴李翠蓮》記載李翠蓮嫁與張郎后，“合家大小俱相見畢，先生念詩賦，請新人入房，坐床撒帳”，之后由先生念一大段撒帳的歌詞。《紅樓夢》第97回說寶玉與寶釵婚禮畢后，把新夫婦送入洞房，“還有坐床撒帳等事，俱是按金陵舊例”。盡管撒帳并不一定來源于漢武帝與李夫人的故事，但宋元以來民間把撒帳的婚禮習俗附會到漢武帝與李夫人故事之上，至少能夠說明漢武帝愛情故事的流傳與接受情況。綜上，漢武帝愛情故事的演變隨著社會文化背景的不同而表現了不同的特點。總體來看，漢代史書中記載的漢武帝愛情故事最為接近原貌，相關故事最大的特點是政治色彩濃厚，帝王的愛情與政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魏晉南北朝時期，漢武帝愛情故事受道教文化影響最大，出現了招魂、尸解、容成等道教色彩濃厚的因素。隋唐五代，漢武帝愛情故事則被文人用來諷喻政治、感慨人生。宋元以后，漢武帝愛情故事則表現了通俗化的特點，并且與一些民俗文化發生了聯系。參考文獻：[1]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2]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9．[3]魯迅．古小說鉤沉[M]//魯迅輯錄古籍叢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4]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5]陳鴻．長恨歌傳[M]//張友鶴．唐宋傳奇．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6]蕭兵．楚辭的文化破譯[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7]沈祖棻．唐詩鑒賞辭典[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6．[8]王運熙．樂府詩述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9]張瀚．松窗夢語[M]．北京：中華書局，1985．[10]趙翼．陔余叢考[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責任編輯劉小兵〕·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