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福林 改革開放40年來的先秦史研究

2024年2月14日發(作者：好聽的古詩句)

晁福林 改革開放40年來的先秦史研究

文章原刊《中國史研究動態》2018年第1期改革開放40年來, 先秦史研究不論在史料的發現與運用, 還是在研究范式的超越與重構上, 皆取得了長足進展, 重要成果層出不窮。《逸周書·嘗麥》言“夫循乃德, 式監不遠”, 即謂繼承前人的優秀成果, 為當下研究提供鑒戒。本文對相關成果的概述難免有遺珠之憾, 是愚聞見不廣的結果, 這是先要深致歉意的。1概述與理論研究

陳寅恪在《陳垣〈敦煌劫余錄〉序》中言:“一時代之學術, 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 以研求問題, 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 (《陳寅恪先生全集》下冊, 里仁書局,

1979年, 第1377頁) 近40年來先秦史研究的發展, 也正遵循這條道路前行。改革開放40年來, 大量材料的整理和公布,

帶動了相關研究。

首先是傳世文獻的持續深入梳理。此時期對傳世文獻的系統綜合整理研究, 成果顯著, 如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 (學林出版社, 1984年) 、顧頡剛與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 (中華書局, 2005年) 等。相關研究如杜勇《〈尚書〉周初八誥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8年, 2017年增訂) 、張懷通《〈逸周書〉新研》 (中華書局, 2013年) 等, 皆有深研卓見。此外,

中華書局整理出版的《十三經清人注疏》《新編諸子集成》

及《續編》亦尤為學界重視。

其次是對既有出土文獻的整理和匯編。20世紀以來, 大量甲骨、青銅器以及簡帛出土, 相關著錄數以千百計。將之系統整理、匯編, 為進一步研究提供史料支持, 成為一段時間內史學工作者的工作重心。改革開放以來, 《甲骨文合集》 (中華書局, 1982年) 及《補編》 (語文出版社, 1999年) 、《甲骨文合集材料來源表》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9年) 、《甲骨文合集釋文》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9年) 和《殷周金文集成》 (中華書局, 1984—1994年, 2007年修訂增補) 、《殷周金文集成釋文》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2001年) 、張亞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 (中華書局, 2001年) 、馬承源主編多卷本《商周青銅器銘文選》 (文物出版社, 1986—1990年) 、吳鎮烽《金文人名匯編》 (中華書局, 1987年,

2006年修訂) 、王輝《商周金文》 (文物出版社, 2006年) , 皆嘉惠學林, 很值得稱贊。

長期以來, 以“階級斗爭”為核心的研究范式在改革開放以后有了根本性轉變。白壽彝任總主編的多卷本《中國通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 , 可以說是這一轉變的標志。隨著新時期的到來, 學者對傳統研究范式進行了反思和自覺突破。“酋邦”“早期國家”“中心聚落”等理論成果逐漸成為先秦史學者理解國家和文明起源問題的鑰匙。謝維揚《中國早期國家》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5年) 、李學勤主編《中國

古代文明與國家形成研究》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7年) 等,

皆是運用相關理論進行研究的代表。

先秦社會形態研究同樣跳出了傳統研究范式。進行深入研究的著作, 如趙光賢《周代社會辨析》 (人民出版社, 1980年) ,

以實證研究方式對先秦時期具體社會狀況進行了考索。在此基礎上, 諸家學者不懈努力, 自下而上地實現了研究范式的超越。張廣志與李學功《三代社會形態———中國無奴隸社會發展階段研究》 (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1年) 、沈長云與張渭蓮《中國古代國家的起源與形成研究》 (人民出版社,

2009年) 等對夏商周三代社會的形態問題, 都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此外, 對先秦國家形態的研究也是一大亮點。區別于社會形態研究的系統性與整體性, 國家形態研究主要側重于關注政權如何組織管理, 國家權力如何運行。張秉楠《商周政體研究》 (遼寧人民出版社, 1987年) 、謝乃和《古代社會與政治———周代的政體及其變遷》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2011年) 、張利軍《商周服制與早期國家管理模式》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年) 等成果的次第出現, 體現了學界對此問題的持續關注與思考。

社會史研究方面, 社會組織構成與轉變成為近年來學界關注的熱點。朱鳳瀚《商周家族形態研究》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0年, 2004年增訂) 從“家族”這一血緣與社會組織層面系統分析先秦時期的社會構成, 可謂此領域最具代表性和學術價

值的著作。除了對社會結構及其變化的宏觀把握, 對具體社會生活微觀考察也卓有成績。宋鎮豪《夏商社會生活史》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4年) 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該書對先秦時期社會生活的各方面進行了專門梳理, 論證精審, 自成一家。

制度史研究在此時期涌現了大量重要成果。隨著出土文獻的不斷豐富, 將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結合起來, 對社會中長期存在的某項制度進行系統的專題梳理, 陳恩林《先秦軍事制度研究》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1年) 、劉源《商周祭祖禮研究》 (商務印書館, 2004年) 、陳絜《商周姓氏制度研究》 (商務印書館, 2007年) 等, 都是值得稱許的成果。思想史隨著大量先秦典籍文獻的出土, 成為研究熱門。進行體系性建構的,

以劉澤華《先秦政治思想史》 (南開大學出版社, 1984年) 為典型代表。此外還有李學勤《簡帛佚籍與學術史》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 1994年) 及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 (三聯書店, 2004年) 等, 相關成果至為繁富。

先秦史研究在近40年中走向繁榮, 對不同學科研究成果的吸納與綜合功不可沒。跨學科研究成為先秦史研究的重要和常態化手段。考古學、古文字學、人類學、民俗學甚至自然科學方法和成果, 都為先秦史研究提供了強大助力。代表性成果有鄒衡《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 (文物出版社, 1980年)

及其《續集》 (科學出版社, 1998年) 與《再續集》 (科學出

版社, 2011年) 、張培瑜《中國先秦史歷表》 (齊魯書社, 1987年) 、馮時《中國天文考古學》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7年) , 以及胡厚宣、于省吾、裘錫圭等在古文字學方面的相關研究。此外, 近年來“夏商周斷代工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等一系列重大項目的展開, 也為先秦史學科進一步發展提供了經驗。

以上所舉, 為改革開放40年來先秦史研究的犖犖大者, 至于專門研究, 將在下面進行闡述。

2傳說時代與考古學研究

關于傳說時代的研究, 主要從新石器時代考古學及文明、國家起源與傳說時代兩個角度展開。

這一時期, 新石器時代考古在基礎理論與研究方法探索上的主要收獲是提出了“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理論。1981年蘇秉琦、殷瑋璋發表《關于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問題》 《文(物》1981年第5期) , 并據此在全國范圍內劃分了6個考古學文化區, 開創了相關研究的新局面。在此基礎上, 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譜系和結構研究在改革開放以來取得了相當的進展, 涌現了一批研究成果, 如佟柱臣《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多中心發展論和發展不平衡論———論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發展的規律和中國文明的起源》 (《文物》1986年第2期) 、嚴文明《中國史前文化的統一性與多樣性》 《(文物》1987年第3期) 、張忠培《中國北方考古文集》 (文物

出版社, 1990年) 等。

現代自然科學技術運用于考古領域也對考古學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這一手段的代表性運用, 即是“夏商周斷代工程”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隨著基礎理論及研究方法的不斷探索, 通過聚落形態和遺址分布考察來深化對社會經濟與生存環境、生產技術與社會組織結構、物質文化遺存與意識觀念的研究, 成為新時期對傳說時代及文明、國家起源問題進行研究的主要思路。近年發現的重要遺址的發掘, 極大地推動了對于新石器時代認識和研究。

此外, 中華文明起源的研究著作也陸續誕生, 相關討論持續深入。嚴文明《中華文明的始原》 (文物出版社, 2011年) 、李伯謙《文明探源與三代考古論集》 (文物出版社, 2011年)

從考古材料入手, 重點探討中國古代文明起源問題。

相較于傳說時代的渺無蹤跡, 由于相關材料漸趨豐富, 學界對夏文化的探討取得了更為確切的成果。20世紀50年代河南地區二里崗文化和二里頭文化的發現, 大大縮短了人們認識夏文化的距離, 提供了一條由新石器時代晚期通往青銅時代早期文化的途徑。90年代發現的河南王城崗龍山文化遺存為研究夏文化的來源及與其他文化的聯系等問題提供了線索, 受到了學界重視。隨著《偃師二里頭:1959年—1978年考古發掘報告》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99年) 、《二里頭:1999—2006》 (文物出版社, 2014年) 等發掘報告的陸續

發表, 逐步揭示了夏商之際宮城及其布局、手工和祭祀活動的更加具體的面貌。許宏《最早的中國》 (科學出版社, 2009年) 、《何以中國: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圖景》 (三聯書店,

2014年) 、《大都無城:中國古都的動態解讀》 (三聯書店,

2016年) 等著作中對二里頭、陶寺等遺址的考古成果有詳細論述, 并以此為基礎探究了上古中國國家起源、城址格局、新石器文化興衰等論題, 是基于考古成果探討國家產生問題的新論著。

縱觀40年來傳說時代與考古學研究的特點和成績, 學科交叉帶來的綜合效應越來越受重視, 為多部門協作的組織、工作模式積累了寶貴經驗。在目前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基礎上,

新石器時代考古和文化研究推動了對于考古基礎理論、研究方法的反思和創新, 客觀認識和吸收西方考古學理論, 并創造符合中國古代社會實際的考古理論和方法, 推動文化關系、人口特點等方面研究進一步走向深入。

3殷商史研究

改革開放以來, 殷商史研究取得了長足進步。在著名的《甲骨文合集》及《補編》以外, 考古出土的大量甲骨以最快的速度整理出版。殷墟附近出土甲骨主要分為3批。 (一) 1973年安陽小屯南地出土的4千多片有字甲骨, 收入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編《小屯南地甲骨》 (中華書局, 1980年出版上冊圖版, 1983年出版下冊釋文、索引、鉆鑿) 。此外還有姚孝遂、

肖丁《小屯南地甲骨考釋》 (中華書局, 1985年) 等。 (二)

1991年殷墟花園莊東地H3出土一坑甲骨, 計1583片, 有字者689片, 后整理出版《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3年) , 相關研究參考齊航福、章秀霞《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刻辭類纂》 (線裝書局, 2011年) 。 (三) 2002年殷墟小屯南地繼1973年出土甲骨后, 又出土甲骨600多片,

有字卜甲、卜龜227片, 這批材料編入《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2年) 。這一系列甲骨的發現及著錄, 逐步完善了科學發掘甲骨材料的著錄體例。《小屯南地甲骨》每片甲骨拓片均注明考古發掘單位 (灰坑、房屋基址、墓葬) 、出土順序號, 標明層位關系, 便于探討甲骨斷代。下冊《小屯南地甲骨的鉆鑿形態》按考古類型學方法對甲骨鉆鑿作了系統分析, 也是研究鉆鑿形態的最新成果。于省吾主編、姚孝遂編撰《甲骨文字詁林》 (中華書局, 1996年) 匯集資料齊全、縷析細致、截斷眾流, 為研究者提供了極大方便。至于安陽殷墟、鄭州以外地區商代甲骨文發現, 主要是2003年山東濟南大辛莊出土有字卜甲, 對研究商王朝與東方邦國性質、商方國都邑等問題意義重大。這些資料整理者不辭辛苦、嘉惠學林的精神, 至為寶貴。

甲骨文是研究殷商史最為可靠的一手資料, 王宇信、楊升南主編《甲骨學一百年》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999年) 對新時期以來甲骨學相關研究的發展作了很好的總結。而對甲骨

文真偽認定、文字考釋、綴合、文例、占卜形式等進行考察,

可為殷商史提供良好研究基礎。卜辭真偽問題, 典型例子就是家譜刻辭。對此, 早期學者已有爭論, 1985年李學勤等編《英國所藏甲骨集》 (中華書局, 1985年) 公布了更為清晰的照片和拓片后引起學界又一次爭論。至于文字考釋, 在前輩學者基礎上, 如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 (中華書局, 1979年) 、裘錫圭《古文字論集》 (中華書局, 1992年) 等成果, 考釋精審, 取得了顯著成績。盡管如此, 甲骨文的釋讀工作仍十分艱巨。至于文法、語例研究, 學界雖有涉及, 但目前仍較為薄弱。卜辭綴合某種意義為研究甲骨提供了新材料, 以黃天樹為代表的學者多有收獲, 出版有《甲骨拼合集》 (學苑出版社, 2010年) 及其《續集》 (學苑出版社, 2011年) 。

甲骨的分期斷代問題是研究甲骨文的前提。隨著新材料出土,

對董作賓提出的傳統五期說, 學界有了新認識, 爭議主要集中在以下兩點:2.“歷組卜辭”的時代問題。1977年婦好墓發現后, 李學勤首先提出“歷組卜辭”的概念, 根據文字特征、文例、人物、貞卜事類、稱謂及與出組卜辭同版等多方面論證, 將傳統歸于第四期武乙、文丁時期提前至武丁晚年到祖庚時代。支持者有裘錫圭《論“歷組卜辭”的時代》 (《古文字研究》第六輯, 1981年) 、林沄《小屯南地發掘與殷墟甲骨斷代》 (《古文字研究》第九輯, 1984年) 等。為解釋武丁至祖庚時期同時有賓組、出組、歷組等幾類卜辭, 李學勤

提出殷墟甲骨分期的兩系說, 一為賓組———出組———何組———黃組, 另一系統為 組———歷組———無名組。林沄《小屯南地發掘與殷墟甲骨斷代》最早將“兩系說”系統化, 按類型學原則根據卜辭字體及演變對卜辭進行更細致的分類, 提出 概念。黃天樹《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 (文津出版社, 1991年) 、彭裕商《殷墟甲骨斷代》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4年) 均支持兩系說, 并予以更具體的解釋。李學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年) 則全面探討了“歷組卜辭”的時代和分系。反對歷組提前, 堅持認為歷組仍屬第四期武乙、文丁時代的論著, 包括肖楠《論武乙文丁卜辭》 《(古文字研究》第三輯, 1980年) 及其《再論武乙文丁卜辭》 (《古文字研究》第九輯, 1984年) 、羅琨與張永山《論歷組卜辭的年代》 (《古文字研究》第三輯, 1980年) 、曹定云《論武乙、文丁祭祀卜辭》 (《考古》1983年第3期) 、陳煒湛《“歷組卜辭”的討論與甲骨文斷代研究》 (《出土文獻研究》, 文物出版社, 1985年) 等。關于甲骨分期的討論, 極大促進了卜辭分類與斷代研究水平的提高。40年來, 利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愈趨系統、細致, 研究內容涉及商代國家社會及思想觀念的方方面面, 無論是廣度還是深度都較過往有長足發展。這些年來的重要研究課題包括:

1.卜辭中“眾”的身份問題。相關討論涉及對商代社會性質

的認識。傳統研究一直在奴隸社會前提下展開, 改革開放后,

學界重新審視“眾”的身份, 多認為“眾”非奴隸, 如朱鳳瀚《殷墟卜辭中的“眾”的身份問題》 (《南開學報》1981年第2期) 、張永山《論商代的“眾人”》 (胡厚宣編《甲骨探史錄》, 三聯書店, 1982年) 等。

2.商代宗法制及相關研究。花園莊東地“子”卜辭的發現, 為商代家族形態和社會結構研究提供了新契機。林沄《從武丁時代的幾種“子卜辭”試論商代的家族形態》利用殷墟非王卜辭考察商人貴族家族的結構、經濟基礎和族長權力。裘錫圭《關于商代的宗族組織與貴族和平民兩個階級的初步研究》 (《文史》第17輯, 1983年) 從商人內部階級探討商代社會階級結構, 肯定商代后期存在宗法制度。楊升南《從殷墟卜辭中的“示”、“宗”說到商代的宗法制度》 (《中國史研究》1985年第3期) 從商王室的神主、宗廟制度等論證商代宗法制。朱鳳瀚《殷墟卜辭所見商王室宗廟制度》 (《歷史研究》1990年第6期) 指出商晚期先王、先妣宗廟設置的原則主要在于是否直系;他的《商周家族形態研究》主張宗法制的核心是維護宗子在本宗族內至尊的地位。從家族組織的角度認識商代國家結構, 認為商王國的核心是商王朝與重要子姓宗族, 商王通過宗法關系控制子姓宗族, 也保證了對商王國內其他異姓宗族及被征服處于附屬地位的部落的統治。

3.商王國國家結構形式研究。或認為商代存在封建諸侯制度,

如楊升南《卜辭所見諸侯對商王室的臣屬關系》 (胡厚宣編《甲骨文與殷商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年) 。或主張方國聯盟, 如林沄《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國聯盟》 (《古文字研究》第六輯, 1981年) 提出8項確定商聯盟方國的標準, 運用“都鄙群”解釋早期國家形態。宋鎮豪《商王朝的國土經緯》

(胡慶鈞主編《早期奴隸制社會比較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6年) 、《論商代的政治地理架構》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一集,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1年) 也對商代國家結構進行探討。或從家族組織角度認識商代國家結構。或認為商代存有多王, 國家松散, 如齊文心《關于商代稱王的封國君長的探討》 (《歷史研究》1985年第2期) , 高明《商代卜辭中所見的王與帝》、葛英會《殷墟卜辭所見的王族及相關問題》 (均載《紀念北京大學考古專業三十周年論文集:1952—1982》, 文物出版社, 1990年) 等。

4.集合示名研究, 如大示、小示, 上示、小示等, 楊升南《從殷墟卜辭中的“示”、“宗”說到商代的宗法制度》認為大示是直系先王、小示是旁系先王。曹錦炎《論卜辭的示》 (吉林大學研究生處編《研究生論文集刊》1983年第1期) 指出大示是上甲至示癸六示。張政烺《釋它示———論卜辭中沒有蠶神》 (《古文字研究》第一輯, 1979年) 則認為它示是二示, 是小示。賈洪波《殷墟卜辭集合神主“示”之叢識》 (《歷史研究》2004年第5期) 對這些研究作了總結。

5.祭祀與宗教。對商人祭祀的研究中, 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7年) 和《商代宗教祭祀》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0年) 是代表性成果。周祭是目前學界認識較為清晰的商后期王室的祭祀活動, 是輪流以彡、翌、祭等五種祭祀逐日祭祀自上甲開始的所有先王和直系祖先的配偶的制度。而對殷人宗教的研究, 主要集中于上帝是否為至上神的爭論。朱鳳瀚《商周時期的天神崇拜》 (《中國社會科學》1993年第4期) 、《商人諸神之權能與其類型》 (吳榮曾主編《盡心集———張政烺先生八十慶壽論文集》,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6年) 將商人神靈劃分為上帝、自然神、由自然神人神化、非本于自然神的祖神, 也認為上帝并不是至上神, 也非商人保護神。

6.商王朝官僚系統。相關主要成果有胡厚宣《殷代的史為武官說》 (胡厚宣主編《全國商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殷都學刊》增刊, 1985年) 、張亞初《商代職官研究》 (《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輯, 1986年) 、王貴民《商代官職及其歷史特點》 (《歷史研究》1986年第4期) 、裘錫圭《關于殷墟卜辭的“瞽”》 (王宇信等主編《2004年安陽殷商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4年) 、許兆昌《周代史官文化:前軸心期核心文化形態研究》 (吉林大學出版社, 2001年) 等, 這些成果考察了商代的職官種類、歷史特點, 對商周的職官體系進行對比。裘錫圭《甲骨卜辭中所

見“田”、“牧”、“衛”等職官的研究———兼論“侯”、“甸”、“男”、“衛”等幾種諸侯的起源》 (《文史》第19輯, 1983年) 則提出侯、甸、男、衛由職官轉化為諸侯的觀點。

7.花東“子”卜辭研究。花園莊東地甲骨屬于非王卜辭, 相關研究主要圍繞“子”的身份問題展開。專著有常耀華《殷墟甲骨非王卜辭研究》 (線裝書局, 2006年) 、姚萱《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的初步研究》 (線裝書局, 2006年) 、韓江蘇《殷墟花東H3卜辭主人“子”研究》 (線裝書局, 2007年)

等。

8.族徽研究。從對族徽文字的考釋, 到對其性質的探討, 有姚孝遂“表意文字”說、林沄“早期銅器銘文”說、李學勤“族氏銘文”說、裘錫圭“族名文字”說等。學界主要就“復合氏名”進行了熱烈討論。朱鳳瀚《商周青銅器銘文中的復合氏名》 (《南開學報》1983年第3期) 提出其為母族下的分支;嚴志斌《復合氏名層級說之思考》 (《中原文物》2002年第3期) 、《商周復合氏名探析》 (《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七輯, 2008年) 認為有共同作器現象;張懋镕《關于探索“復合族徽”內涵的新思路》提出同姓可能是分支, 異姓為姻親說。對此問題的綜合研究主要有何景成《商周青銅器族氏銘文研究》 (齊魯書社, 2009年) 。族徽研究與氏族、方國地理關系密切, 學界對商代氏族由整理相關氏族銘文基礎上, 進一步探討氏族遷徙等問題, 如曹定云《殷代的“盧方”——

—從殷墟“婦好”墓玉戈銘文論及靈臺白草坡“潶白”墓》

(《社會科學戰線》1982年第2期) 。

甲骨文以外, 考古材料、商代青銅器均是研究殷商史的重要資料。改革開放以來, 陸續發掘了新的考古遺址, 如偃師商城、洹北商城、山東滕州前掌大商周墓地, 并出版了一批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 如《殷墟婦好墓》 (文物出版社, 1980年) 、《藁城臺西商代遺址》 (文物出版社, 1985年) 、《殷墟發掘報告 (1958—1961) 》 (文物出版社, 1987年) 、《夏縣東下馮》 (文物出版社, 1988年) 、《垣曲商城:1985—1986年度勘察報告》 (科學出版社, 1996年) 、《鄭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發掘報告》 (文物出版社, 2001年) 、《盤龍城:1963—1994年發掘報告》 (文物出版社, 2001年) 。研究商代銅器銘文的專著有嚴志斌《商代青銅器銘文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年) 等。

對殷商史的總體把握, 宋鎮豪主編的11卷《商代史》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1年) 是目前最為系統的著作, 從多方位、多角度、深層次考察商代史。宋鎮豪、段志洪主編《甲骨文獻集成》 (共40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2001年) 將難以覓見的甲骨學商史的著錄及研究著作匯編。加之改革開放以來, 重印了大量早期甲骨文學者的研究著作, 嘉惠學林, 成績巨大。

大略來看, 40年來殷商史研究發展迅速, 但研究中仍有較多

不足, 現有研究結論也尚待進一步檢驗、完善。隨著20世紀90年代以來大量簡帛等新材料的出土, 學界對殷商史研究的關注固然有轉冷的趨勢, 但新材料如清華簡所見“商書”的一些資料, 也為從其他角度研究殷商史事及相關問題提供了契機, 這也是殷商史研究值得關注的新趨向。

4西周史研究

改革開放以來西周史研究的推進, 大體也可歸為材料的發見與研究范式的創新兩方面。材料的發見主要是西周時期甲骨卜辭及隨著大量西周考古遺跡的發掘帶來的大批青銅器的問世, 研究范式的創新則體現在突破了“五種社會形態”演進這一舊有研究范式后, 對西周社會方方面面的深入探討。以下即對這兩方面舉要說明。

西周甲骨多地皆有出土, 數量較多、較為重要的主要有兩批:周原甲骨和周公廟甲骨。

周原甲骨發現于1977年岐山縣鳳雛建筑遺址, 計卜甲16371片、卜骨678片, 其中帶字卜骨292片。周原甲骨的陸續公布, 引發了對諸如數字卦、“楚子”、“周方伯”等問題的廣泛討論。王宇信、徐錫臺、陳全方、朱歧祥等都對周原甲骨進行了專門研究。在曹瑋《周原甲骨文》 (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2002年) 中, 周原甲骨卜辭第一次全部以放大照片的形式面世, 是目前利用周原甲骨最重要的參考資料。

學界對周公廟甲骨的討論也方興未艾。截止到2011年, 周公

廟遺址發掘中已發現西周甲骨10000余片, 可辨識文字近2600個, 其中“文王”“王季”“周公”等人名已被發現。目前周公廟甲骨只有零星公布, 系統研究尚未開始, 是西周史研究未來的努力方向。

隨著對西周遺址的大量發掘, 除甲骨材料大量出土外, 一大批具有重大學術價值的西周銅器銘文也陸續發現。如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國青銅器、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曾國青銅器、河南平頂山西周應國青銅器、陜西寶雞竹園溝西周國青銅器、山西絳縣倗國墓地以及陜西扶風莊白一號、眉縣楊家村、寶雞石鼓山、扶風齊村所出簋等器物的銘文都具有重要史料價值, 引起了學者廣泛討論。此外, 一批私人收藏的重要有銘青銅器也被公布出來, 最具代表性的是首陽齋等的《首陽吉金》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年) 和羅新慧主編《首陽吉金疏證》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年) 。這些器物的面世和研究,

對彝銘所載西周史料的豐富都具有重要意義。

金文材料的運用, 離不開著錄、釋文。除《殷周金文集成》及其《釋文》外, 劉雨、盧巖《近出殷周金文集錄》 (中華書局, 2002年) 及劉雨、嚴志斌《近出殷周金文集錄二編》 (中華書局, 2010年) 著錄了《集成》未著錄的新出銅器銘文。此外, 張桂光主編《商周金文摹釋總集》 (中華書局, 2010年) 提供了清晰的銘文摹本和準確簡明的釋文。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年) 及

《續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年) 將圖像、釋文與相關背景資料集中列出, 也為學者深入研究提供了極大便利。

此時期, 出現了系統地釋讀銘文以方便閱讀和理解金文材料的著作。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是此類著作中體量最大、印刷最精、最為系統的一部。此外, 唐蘭遺著《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征》 (中華書局, 1986年) 雖只完成了穆王以前的銘文釋讀, 但在斷代和釋讀上具有重要參考價值。陳佩芬《陳佩芬青銅器論集》 (中西書局, 2016年) 也是一部有重要學術意義的著作。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年) 更是全面深入研究青銅器的翹楚。

改革開放后, 新見簡帛文獻與西周史研究直接相關者不多,

但近年來陸續公布的《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第一至第七輯

(中西書局, 2010—2017年) 中有一批“書”類文獻, 雖然寫定年代是戰國, 但其來源很可能是西周時期, 如《程寤》《保訓》《厚父》等, 或素來未見流傳, 或可與傳世文獻對讀。《楚居》是楚人自述先人歷史, 詳細記述了楚國遷都過程, 可信度較高, 對研究西周時期楚國史具有極為重要的價值。《系年》對西周的很多記載不見于傳世文獻, 史料價值極高, 尤其是對兩周之際歷史的重構具有重要意義。

在新材料的發現、整理和研究日益熱烈的同時, 學界對傳統文獻的梳理也從未停止。自“古史辨”思潮興起以來, 老輩學者已經對傳世先秦典籍文獻的成書時間作了全面檢討與

研究。目前公認成書于西周的文獻較少, 主要有《尚書》“周初八誥”和《逸周書》中的部分篇章。

近20年來學者對《逸周書》關注頗多, 其中最重要的當推黃懷信等《逸周書匯校集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年, 2007年修訂) 及張懷通《〈逸周書〉新研》 (中華書局, 2013年) 等。前者在《逸周書》文獻的梳理、校對、釋讀上用力頗深, 是研究《逸周書》可依據的較為詳贍的注本。后者則多著力于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的系統整合, 直面典籍性質、成書年代、史料價值等最重要的問題。“清華簡”已公布了數量不少的“書”類文獻, 相信未來一段時間對“書”類文獻的討論將再次迎來高峰。

西周年代學也是近40年學者關注的重點, 西周諸王紀年問題始終是困擾學界的重要命題。此問題可分為兩部分理解:一是諸王紀年的起點, 即武王伐紂之年的考訂, 二是對西周諸王紀年的編排。

對武王伐紂之年的研究, 趙光賢《從天象上推斷武王伐紂之年》 (《歷史研究》1979年第10期) 揭開了研究熱潮的序幕。隨著“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開展而達到高峰, 相關成果集中體現在“斷代工程”叢書之一的《武王克商之年研究》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1997年) 中, 目前學界關于武王伐紂之年的觀點并未完全一致。

對西周諸王紀年的研究隨著青銅器銘文斷代, 至今仍是金文

研究的熱點問題。“夏商周斷代工程”組織編纂的《西周諸王年代研究》 (朱鳳瀚、張榮明編, 貴州人民出版社, 1998年) , 匯總了傳世文獻中關于西周紀年的史料以及20世紀國內外學者關于西周紀年的研究成果, 但也未得出一致結論。此后, 劉啟益《西周紀年》 (廣東教育出版社, 2002年) 、張聞玉等《西周紀年研究》 (貴州大學出版社, 2010年) 以青銅器銘文為主要材料, 系統地推演西周諸王的紀年, 亦各成其理。此外, 韓巍所提出“恭王長年說”頗見創新, 可成一家之言。

由此上溯到先周時期, 周族起源是近代以來廣泛討論的老問題。改革開放后, 由于考古資料的豐富, 結合傳世文獻和考古資料研究周族起源成為新趨勢。首開此風的是鄒衡《論先周文化》 (《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 , 此文通過對陶器和銅器器型的分析, 尤其是對瓦鬲的器型分析, 推演出一條先周文化的發展脈絡, 開創了考古器型類比、出土文字材料和傳世文獻相結合的研究范式, 對相關問題的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

對西周史事的研究, 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突破點在西周滅亡與兩周之際。李峰《西周的滅亡———中國早期國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機》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年) 從政治歷史地理的角度切入, 對西周滅亡的過程及原因作出了新的解讀。《系年》公布后, 出現了自《竹書紀年》后最系統、最可信、年

代最早的關于兩周之際的歷史記載, 其中大部分史事不見于傳世文獻, 尤其是關于“周亡王九年”等關鍵性記載, 更是引發了討論熱潮。

除具體史事考證外, 學者在對社會的宏觀把握上也卓有成就。改革開放以來, 對西周社會形態的探討開始逐漸向西周國家結構的研究轉變。趙伯雄《周代國家形態研究》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0年) 和趙世超《周代國野制度研究》 (陜西人民出版社, 1991年) 是改革開放后大陸學界研究周代國家結構的奠基之作。李峰《西周的政體:中國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國家》 (三聯書店, 2010年) 立足考古材料和出土銅器銘文,

拋開時代爭議不定的傳世文獻, 得出極富新意的觀點。

制度史研究向來是斷代史研究的重鎮。40年來, 誕生了一批西周制度史研究的奠基之作。譬如, 研究宗法制的著作有錢宗范《周代宗法制度研究》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1989年) 、錢杭《周代宗法制度史研究》 (學林出版社, 1991年) ;研究職官、冊命制度的著作有張亞初與劉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

(中華書局, 1986年) 、陳漢平《西周冊命制度研究》 (學林出版社, 1986年) ;研究分封、采邑制度的有葛志毅《周代分封制度研究》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92年) 、呂文郁《周代采邑制度研究》 (文津出版社, 1992年, 2006年增訂, 改題《周代的采邑制度》) ;研究禮樂制度的有沈文倬《宗周禮樂文明考論》 (杭州大學出版社, 1999年) 、楊向奎《宗周社會與禮

樂文明》 (人民出版社, 1992年) 、常金倉《周代禮俗研究》

(文津出版社, 1993年) 、李衡眉《昭穆制度研究》 (齊魯書社, 1996年) 。五等爵制的研究在改革開放以后也一直是討論熱點, 近年亦有相關博士論文問世。研究社會生活的著作有常金倉《周代社會生活述論》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8年) ;研究家族形態的著作有謝維揚《周代家庭形態》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0年) ;研究土地經濟的著作有金景芳《論井田制度》 (齊魯書社, 1982年) 、李朝遠《西周土地關系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年) 。

對西周思想觀念的研究, 基本超出了西周斷代的范圍, 專著也不多。朱鳳瀚《商周時期的天神崇拜》, 羅新慧《尚“文”之風與周代社會》 (《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4期) 、《周代天命觀念的發展與嬗變》 (《歷史研究》2012年第5期) 等是有代表性的論文。

縱觀改革開放后的西周史研究, 呈現新材料、新觀念與新方法齊頭并進的發展趨勢, 學者們的深入探討促進了西周史研究的大發展。

5春秋戰國史研究

改革開放40年來, 春秋戰國史的研究旨趣發生了重大變化,

在跳出“五種社會形態”演進的傳統研究范式后, 呈現多樣化的特征。隨著考古發掘的逐漸深入, 新出土材料成為研究熱點, 學者利用出土材料對春秋戰國的年代、史事、文獻、

學派等問題作了深入考訂, 社會風俗、思想文化等方面研究也日益成為重點。

1979—1990年間, 學界對春秋戰國史的研究重點多集中于生產力、生產組織結構、土地所有制、社會等級制度以及變法等方面。學者們試圖通過對以上議題的討論, 對春秋戰國的社會形態作出判斷。

此時期對于春秋戰國社會形態研究方面的成果主要有:林甘泉《從出土文物看春秋戰國間的社會變革》 (《文物》1981年第5期) 、崔春華《春秋戰國的社會變革和暴力革命》 《(中國古代史論叢》第八輯,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年) 、李瑞蘭《略論戰國封建地主階級的構成、來歷及特征》 (《中國古代地主階級研究論集》, 南開大學出版社, 1984年) 、韓連琪《春秋戰國時代政治的變化》 (《文史哲》1984年第2期) 和《春秋戰國時代的郡縣制及其演變》 (《文史哲》1986年第5期) 、吳榮曾《對春秋戰國家長制奴隸制殘余的考察》 《(北京大學學報》1987年第2期) 等。以上論著對春秋戰國間的社會形態作了概括性闡述。

由于學界對春秋戰國時期社會形態的探討和關注, 加上改革開放時期的時代背景, 作為社會形態的具體表現的變法改革也成為學術界討論的熱點, 主要成果有:祝瑞開《春秋初中期齊晉楚的封建主革命》 (《西北大學學報》1979年第1期) 、黃中業《重評戰國變法運動》 《(史學月刊》1981年第5期) 、

王育成《商鞅變法始年質疑》 (《爭鳴》1983年第4期) 、朱鳳瀚《關于春秋魯三桓分公室的幾個問題》 (《歷史教學》1984年第1期) 、斯維至《商鞅變法及其有關的問題》 (《先秦史研究》,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5年) 、徐中舒與唐嘉弘《略論春秋時代的變法改制及霸業》 (《先秦史研究》,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5年) 等。

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考古發現也極大地促進了春秋戰國史研究, 代表性的有《睡虎地秦墓竹簡》 (文物出版社, 1978年) 、《望山楚簡》 (中華書局, 1995年) 、《郭店楚墓竹簡》

(文物出版社, 1998年)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2012年)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以及河北平山戰國中山王墓出土的中山王諸器等。以顧頡剛、張政烺、李學勤、李零為代表的一批學者發表多篇文章對銘文及中山國歷史作了討論。裘錫圭主編的《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 (中華書局, 2014年) , 其中關于戰國諸子思想的重要材料, 得以系統整理。而湖北隨州文峰塔曾國墓地的發現則引起了學者對曾國的興趣, 楊寬、石泉、曾昭岷、李學勤等學者曾就此問題發表多篇論文。這也掀起了對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歷史的關注, 如林劍鳴《秦史稿》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年) 、白國紅《春秋晉國趙氏研究》 (中華書局,

2007年) 等, 皆是具有代表性的成果。

諸子作為春秋末至戰國時的獨特群體也備受關注。1979—

1990年間, 學界對諸子思想的討論集中于對先秦諸子的綜合評價、學派比較和對“百家爭鳴”現象的述評。代表成果有金景芳《戰國四家五子思想論略———儒家孟子、荀子, 墨家墨子, 道家莊子, 法家韓非子》 《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80年第1期) 、喬長路《論春秋戰國百家爭鳴中的學派劃分問題》 (《社會科學戰線》1980年第1期) 、陳紅映《先秦諸子起源新探》 (《思想戰線》1983年第6期) 等。以上論著對諸子思想的分析, 多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階級劃分的角度入手, 呈現出較濃厚的時代特征。而新時期則對諸子生平、思想及著作的成書過程、成書年代有了較為深入的討論, 代表作品有蔣禮鴻《商君書錐指》 (中華書局,

1986) 、楊兆貴《〈鹖冠子〉新論》 (澳門大學出版社, 2012年) 、仝衛敏《出土文獻與〈商君書〉綜合研究》 (花木蘭出版社, 2012) 等。諸子文獻的出土也為諸子研究增添了新成果。

考古發現所見的漢墓文字資料中也有關于春秋戰國社會歷史的重要資料, 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銀雀山漢墓出土的《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尉繚子》《晏子》 (見《銀雀山漢墓竹簡》, 文物出版社, 1985年) 等在此時得到了深入研究, 陸續刊布的阜陽漢簡, 也為研究諸子學說提供了新材料。

1990年至今, 春秋戰國史研究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主要特點

一方面是研究范式的超越與重構, 另一方面也是研究材料的不斷豐富, 出土文獻成為促進春秋戰國史事及諸子思想研究的主要動力。

社會階層的變遷是研究社會形態的重要問題。此時期, 學者們普遍關注知識分子階層在社會變遷中所起的作用, 涌現出一批討論“士”階層的成果, 如王澤民《春秋時代士階層的崛起及其社會文化性格》 (《西北民族大學學報》1995年第4期) 、馬衛東《春秋時期貴族政治的歷史變遷》 (吉林大學出版社, 2011年) 等。

社會階級的變遷也表現在經濟形態的變遷上, 因此, 學界開始重視春秋戰國時期的土地制度與商業發展問題。此時期關于土地制度的主要成果有:林劍鳴《井田和爰田》 (《人文雜志》1979年第1期) 、林鵬《晉作爰田考略》 (《晉陽學刊》1982年第3期) 、李孟存與常金倉《對〈晉作爰田考略〉的異議》 (《晉陽學刊》1982年第5期) 、張金光《試論秦自商鞅變法后的土地制度》 (《中國史研究》1983年第2期) 、趙儷生《中國土地制度史》 (齊魯書社, 1984年) 、李瑞蘭《戰國時代國家授田制的由來、特征及作用》 (《天津師大學報》1985年第3期) 、郭豫才《論戰國時期的封建土地國有制———再論我國封建制生產關系的形成過程》 (《史學月刊》1987年第1期) 、李修松《初稅畝辨析》 (《安徽大學學報》1989年第4期) 、張玉勤《論戰國時期的國家授田制》 (《山

西師大學報》1989年第4期) 等。通過對春秋戰國土地制度的具體分析, 試圖廓清當時社會經濟的實際狀況, 進而認識社會階級的分布狀況及其關系。

作為經濟運轉直接體現的商業制度及幣制, 以及商人的身份地位問題, 也成為學界關注的熱點。楊生民《論春秋戰國的市》 (《歷史研究》1996年第3期) 、杜勇《春秋戰國時期商人資本的發展及其歷史作用》 (《四川師范學院學報》1996年第1期) 、何茲全《戰國秦漢時代的交換經濟和自然經濟,

自由民小農和依附性佃農》 (《史學理論研究》2001年第3期) 、張宏《戰國秦漢時期私商類型敘論》 (《山東師大學報》2001年第5期) 、黃錫全《先秦貨幣研究》 (中華書局,

2001年) 、吳良寶《中國東周時期金屬貨幣研究》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5年) 、陳隆文《春秋戰國貨幣地理研究》

(人民出版社, 2006年) 等均是其中代表。

不同于此前多數學者將注意力集中于經濟形態的情況, 此時期, 學者的研究主題日益多元化, 思想觀念、習俗、官制等議題都成為研究熱點。思想觀念方面, 代表性著作有劉澤華《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 (南開大學出版社, 1992年) 、陳來《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時代的宗教、倫理與社會思想》

(三聯書店, 2002年) 、徐文武《楚國思想與學術研究》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12年) 。另外, 徐勇《論春秋時期管仲和齊桓公的軍事改革》 (《歷史教學》1996年第8期) 、陳偉《春

秋時期的附庸》 (《武漢大學學報》1996年第2期) 、徐杰令《春秋邦交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4年) 、蔡鋒《春秋時期貴族社會生活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4年) 等研究成果也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首先, 新出之春秋戰國青銅器為相關研究注入了新鮮血液。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肖夢龍、劉偉主編《吳國青銅器綜合研究》 (科學出版社, 2004年) 、張光明《齊文化的考古發現與研究》 (齊魯書社, 2004年) 、彭裕商《春秋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 (中華書局, 2011年) 。其次, 一批重要簡帛資料為春秋戰國時期社會風俗、信仰、諸子思想以及文獻流傳的研究提供了新助力。1998年公布的郭店楚簡為研究思孟學派、人性論、《老子》一書的流傳等問題提供了新線索。2001—2012年間,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共公布9冊, 其中多篇簡文對研究《詩經》研究、性情論、上古帝王傳說、文獻流傳有重要意義。這批新材料出現后, 學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陳偉等著《楚地出土戰國簡冊 (十四種) 》 (經濟科學出版社, 2009年) 匯集并訂正資料和研究成果, 為相關研究創造了便利, 很為學界歡迎。

面對簡帛材料大量出現, 不少學者也對文獻流傳、學派劃分問題進行了反思。代表性成果有裘錫圭《出土文獻與古典學重建》 (《出土文獻》第四輯, 2013年) 、劉笑敢《出土簡帛對文獻考據方法的啟示 (之一) ———反思三種考據方法的

推論前提》 (《中國哲學與文化》第6輯,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9年) 、李銳《新出簡帛的學術探索》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0年) 等。

縱觀改革開放40年來春秋戰國史研究的成就, 可以看到, 出土文獻的大量涌現與研究范式的自覺革新, 是促成此歷史成就的重要原因。但學界應意識到純粹的出土文獻研究的局限性, 應當以更加系統的思維來看待春秋戰國史的研究, 放遠目光, 促進史學研究向著更加繁榮的方向持續進步。

綜上所述, 改革開放40年來的先秦史研究總體看來成就巨大, 進展迅速。特別引人注目的, 一是甲骨、金文、簡帛等重要考古文字材料的整理和研究成績突出, 促進了相關研究的迅速發展;二是一批標志性重要成果的出現, 如白壽彝總主編《中國通史》、宋鎮豪主編《商代史》、朱鳳瀚著《中國青銅器綜論》等, 都具有重要學術意義。面對已有成績, 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 目前的先秦史研究待整理的新材料、待研究的新問題、待開辟的新領域還比較多, 廣闊天地, 大有可為, 還需要學界持續努力, 發揚創新精神, 進一步開創先秦史研究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