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鏡銘與社會研究

2024年2月20日發(作者：花開花落)

兩漢鏡銘與社會研究

上海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摘要

銅鏡銘文作為文物考古資料，具有極高的史學研究價值，不僅信息真實可靠，

其內容也較典籍更貼近生活，是研究兩漢社會思想、風俗禮儀的重要資料。本文

以出土的兩漢銅鏡銘文為研究對象，分析、闡釋其所反映的社會問題。本文所利

用的漢鏡銘文均出自建國以來在公開發表的考古發掘報告，主要來源為《考古》、

《文物》、《考古與文物》和《考古學報》等考古學專業期刊。

文章首先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闡述我國銅鏡的起源以及先秦秦漢時期銅鏡

形制、裝飾風格的發展和演變。重點介紹漢代銅鏡，分為紋飾和文字兩方面。紋

飾方面，將兩漢時期的銅鏡按鏡背紋飾分為蟠螭紋鏡、蟠虺紋鏡、草葉紋鏡、星

云紋鏡、禽獸紋鏡、規矩紋鏡、連弧紋鏡、變形四葉紋鏡、神獸紋鏡、畫像鏡、

夔鳳紋鏡、龍虎紋鏡等十余種，以流行時段的先后為序進行描述，包括紋飾的刻

畫手法、圖案的布局以及此類銅鏡的流行區域等，并附彩圖，以便更為直觀地展

示兩漢銅鏡的風貌。文字方面，將兩漢鏡銘作簡單的鏡銘文本整理，按其文本類

型分為昭明銘、日光銘、清白銘、銅華銘、皎光銘、日有熹銘、善銅銘、青蓋銘、

尚方銘、姓氏銘、吾作鏡銘、來言銘和紀年銘，各列舉幾例較為完整、有代表性

的鏡銘，對漢鏡銘文的文體性質、用字情況和字體變化作簡要說明。

文章的主體為論述銅鏡銘文所反映的兩漢時期的社會追求、宗教信仰、禮儀

風俗、經濟活動和民族關系。社會追求主要為長壽、富貴和功名，體現漢代尚奢

功利的社會風氣和非理性的生命意識。漢鏡銘文反映的宗教信仰為對日、月的自

然崇拜和對西王母、赤松子、王子喬等神仙的信仰，神仙信仰實為求得長生，而

銅鏡本身也因與日、月有千絲萬縷的聯系而被賦予一種神秘的靈性，成為可辟邪

的神器。禮儀風俗部分主要闡述充滿趨吉避兇觀念的婚姻活動、被禮教約束而漸

趨含蓄委婉的示愛方式、尊師重孝的社會風尚、繁費鋪張的宴飲活動以及由反映

仕進的鏡銘所引申出的男色風氣。經濟活動包括手工業和農業，手工業部分闡述

鏡銘所記述的銅鏡成分和鑄造使用情況，農業部分闡述由于耕作技術不發達而產

生的靠祭祀求豐收的農耕思想。民族關系部分主要論述漢鏡銘文反映的新莽、東

漢時期的民族矛盾和國家疆域觀念的形成。

文章利用史書記載、文獻典籍結合甲骨卜辭、秦漢簡牘、碑刻、畫像石等資

料對漢鏡銘文所反映的社會問題進行溯源和補充。采用鏡銘與文獻記載互證的研

究方法，以鏡銘內容印證文獻記載的真實性，利用豐富的文獻資料詮釋鏡銘的含

義，展現文獻記載所缺乏的漢代普通社會生活狀況。

關鍵詞：兩漢鏡銘禮俗思想

上海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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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j umalssuchas“Archaeological”，“Heritage”，“Archaeologyand

CulturmRelicsaIld心chaeologVNewS”，etc．

B2uonmepreViouSstudiesretstlleorigillofC11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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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paperinordertoma：keabriefdescriptionoftheinscriptions’stvlisticnanl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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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ainbodyofthispaperdiscussthsociallife，religiousb efs，ritualsand

customconomicactiVitiesandthnicrelationsofHanDvrlastiesreflectedbv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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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fhirybeliefisactuallyekinglongevity，andbro zemirrorbec鋤eevilspir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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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af]E-ectionaudbyt11econstraintsofdecencVandproprietyrespectf．or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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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HaIlDynast，theinscriptionsonbroIlzemirrorsi刪side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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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摘要g一l

AbstI?act?．．2

緒論一5

一選題意義?．5

，

二研究史回顧．．5

三研究思路與方法一11

第一章兩漢銅鏡概述?．．11

第一節銅鏡的起源問題?。1l

第二節兩漢銅鏡的形制、紋飾?。12

第三節兩漢銅鏡的文字?．．19

第二章兩漢鏡銘反映的社會心理??一24

第一節對長壽的渴望??．．24

第二節對富貴的崇尚??．．30

第三節對功名的追求??。32

第三章兩漢鏡銘反映的宗教信仰??．．34

第一節日月崇拜?一34

第二節神仙信仰?～39

第四章兩漢鏡銘反映的禮儀風俗??一45

第一節婚戀風俗?．．45

第二節宴飲習俗?～54

第三節家庭觀念?．．59

第四節尊師風尚?一62

第五節男色風氣??63

第五章兩漢鏡銘反映的經濟活動??．．65

第一節手工業經濟．．65

第二節農業生產?一68

第六章兩漢鏡銘反映的民族關系??．．74

結語82

附圖．??．．83

參考文獻?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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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選題意義

近年來，在秦漢史的研究領域，文物考古類論著已占相當比重，這突出反映

了秦漢史研究越來越倚重考古新資料的發展趨勢。出土的大量文物，大大豐富了

文獻資料在社會生活記載方面的缺失和不足。將考古出土文物與文獻記載資料結

合，能夠客觀、科學、全面地分析歷史問題。

銅鏡是日常生活用品，銅鏡銘文作為鏡背裝飾紋樣，其內容并非刻意的記載

或說明，而是真實情感、愿望的抒發。因此銅鏡銘文的陳述更貼近使用者的平常

生活，表達社會的最普遍欲求。粗看漢鏡銘文內容不難發現，我國古代的社會民

眾普遍傾向于以改善具體生存狀態為思考內容和行動指南，對于崇高的精神哲理

和知識修養并不十分關心，人們靠承襲殷周以來的有關禮俗和解釋宇宙的一

般認

知、生活經驗來支配行為和思想，這些傳統往往以非文字的儀禮、習俗等形式潛

存于歷史中。銅鏡在漢代人的婚喪嫁娶中都扮有重要角色，它與日常生活息息相

關，因此鏡銘能夠直接鮮明地反映兩漢時期人們的思想欲求、生活習俗和思考方

式，真實地揭示了當時的社會價值取向。

目前對于漢鏡銘文的研究多是從文字學、訓詁學的角度對銘文中的字詞進行

釋義，很少從史學角度分析鏡銘內容的思想文化背景。漢鏡銘文做為實物資料應

與文獻資料充分結合，作為文獻記載的有力佐證，更準確地認識、了解漢代歷史。

另一方面，唯有掌握先秦秦漢歷史文化之大要，才能正確理解漢鏡銘文的大意，

并對其所反映的風俗人情、思想欲求進行溯源、分析和評價。

二研究史回顧

對于鏡銘的研究起初屬于金石學的范疇。隨著金石學在兩宋時期的興起，著

錄研究銅器銘文的著作也隨之出現，銅鏡銘文亦在其列。這些著作大體可分為五

類：圖像和銘文并重的圖錄類，只著錄圖像的圖像類，只著錄銘文的款識類，集

錄鏡銘的集錄類，以及收錄銘文字形的字書類。兩宋時期著錄研究銘文的著作主

要有王黼的《宣和博古圖》、王俅的《嘯堂集古錄》和洪適的《隸續》等。其中，

《宣和博古圖》收錄漢唐銅鏡達113面之多，將銅鏡按紋飾和銘文分為乾象門、

水浮門、詩辭門、善頌門、枚乳門、龍風門、素質門、鐵纜門八類。對著錄的銅

鏡摹繪圖像、摹寫銘文并作出釋文，開創了圖錄類銅鏡著錄的先河?！秶[堂集古

錄》為款識類銅鏡著錄作品，僅收錄銅鏡銘文14例，不繪圖像，只摹寫銘文并

有釋文，但所錄鏡銘的刪節、脫漏現象十分嚴重。《隸續》收錄漢代鏡銘3例，

對句中的通假字、簡省字、反書等現象給予了說明，且引用漢代碑刻和其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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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銘文進行考釋，為后世研究銅鏡銘文提供了理論基礎和研究方法。此外，同時

期的文人筆記，如歐陽修的《仇池筆記》、姚寬的《西溪叢語》和趙德麟的《侯

靖錄》等，也零星記載了一些銅鏡銘文。

元明時期，沒有專門著錄研究銅鏡銘文的著作，僅在少數文人筆記和詩詞匯

編中有所提及。如賀后徵的《文章辨體匯選》、梅鼎祚的《東漢文紀》和楊慎的

《丹鉛總錄》等，所錄鏡銘數量少，其研究較宋人而言，亦無突破。

清乾嘉至道光年間，隨著金石學的復興，各類金石著作著錄大量涌現。圖錄

類有梁詩正、蔣溥等奉敕編修的《西清古鑒》、《寧壽鑒古》、《西清續鑒甲編》、

《西清續鑒乙編》四部記錄清代宮廷所藏銅器的大型譜錄，錢坫的《浣花拜石軒

鏡銘集錄》、劉喜海的《長安獾古編》、梁廷槽的《藤花亭鏡譜》、陳經的《求古

精舍吉金圖》、馮云鵬和馮云鴆合著的《金石索》等，除了摹繪圖像、摹寫和

釋讀銘文，還有大量的考證?？钭R類有翁方綱的《兩漢金石記》、暈沅和阮元的

《山左金石志》等。集錄類有嚴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收錄漢

鏡銘文十一首。字書類有閔齊僅輯、暈弘述篆定的《訂正六書通》。

清末民國時期是著錄和研究銅鏡銘文的高峰時期，圖錄類有劉心源的《奇斛

室吉金文述》、端方的《陶齋吉金錄》、濱田耕作的《泉屋清賞》、張廷濟的《清

儀閣所藏古器物文》、鄒壽祺的《蘿坡室獾古叢編》、福開森的《歷代著錄吉金目》、

梅元末治的《歐米蔸儲支那古銅精華》、梁上椿的《巖窟藏鏡》等。圖像類有陳

介祺的《簋齋藏鏡》、羅振玉的《古鏡圖錄》、黃溶的《尊古齋古鏡集錦》、徐

乃昌的《小檀樂室鏡影》、陳寶琛的《徵秋館吉金圖》、容庚的《古鏡景》、徐望

的《澹廬藏鏡》、劉體智的《善齋吉金錄》和《小校經閣金文拓本》等。集錄類

有吳固生的《吉金文錄》、徐元潤的《銅仙傳》、羅振玉的《漢兩京以來鏡銘集錄》、

王獻唐的《國史金石志稿》、容庚的《秦漢金文錄》和《金文續編》等。這一時

期所著錄的鏡銘數量不斷增加，對鏡銘文字的考釋與研究深度不斷攀升。尤以羅

振玉的《鏡話》最值得稱道，文章分析了漢代鏡銘中存在的通假字、別字和錯訛

字，并闡述了歷代銅鏡的特征和鏡銘字體的演變。

建國后，田野考古事業蓬勃興起，大量的考古發掘報告提供了更多、更可靠

的銅鏡銘文資料。許多省、市、自治區的文博機構都出版了銅鏡圖錄，不少重要

的考古發掘報告也公布了大量的銅鏡材料，都涉及鏡銘的著錄。地方銅鏡圖錄有

《浙江出土銅鏡》、《陜西省出土銅鏡》、《長安漢鏡》、《湖南出土歷代銅鏡》、《四

川省出土銅鏡》、《洛陽出土銅鏡》、《鄂州銅鏡》、《廣西銅鏡》、《吉林出土銅鏡》、

《九江出土銅鏡》等。考古發掘報告有《廣州漢墓》、《洛陽燒溝漢墓》、《青海省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滿城漢墓發掘報告》、《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發掘簡報》

等。館藏銅鏡選集有《上海博物館藏銅鏡》、《故宮藏鏡》、《旅順博物館藏銅鏡》

等。這些著作大多從文博角度出發，詳于銅鏡的出土地點、尺寸重量以及紋飾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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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對銅鏡銘文的研究不夠重視，且釋讀水平參差不齊。銘文集錄主要有林素清

的《兩漢鏡銘匯編》、《漢代鏡銘集錄》，以及孫慰祖和徐谷甫合著的《秦漢金文

匯編》等。

隨著大量鏡銘資料的出土和公布，學界對于銅鏡銘文的研究已不再只是簡單

的整理和輯錄，對鏡銘的文字學研究蓬勃興起，包括鏡銘的用字情況、字體演變

和銘文釋義等方面。王世倫的《漢六朝鏡銘初探》《考古通訊》1958年第9期

論述了兩漢和六朝鏡銘的減筆字，認為鏡銘的減筆字流行于兩漢，魏晉時期乃是

承襲漢代舊風。其在《浙江出土銅鏡》一書的《序言》中，主要羅列了鏡銘的內

容并討論了字體特點，將漢代鏡銘的書寫體式分為通假字、錯別字、減筆字和省

偏旁字，并分別舉例說明。周世榮的《湖南出土漢代文字研究》《古文字研究》

十四輯，中華書局收集建國以來湖南出土的有銘銅鏡22l面，將鏡銘摘錄并按

時間段進行梳理和闡釋，將鏡銘字體分為小篆、繆篆、垂針篆、篆隸體、變形篆

隸體等類型，但多為簡單介紹，并未對字體特征進行深入探討。林素清的《兩漢

鏡銘初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3本第2分冊，1993年一文涉獵較廣，

不僅將漢代銅鏡類型和銘文字體特征按七個時間段分別討論，對字體演變以及俗

訛、簡省、通假等用字狀況進行闡述，還進一步對漢代草書演變、隸變過程以及

繆篆的形成作了一定的探討。李新城的《東漢銅鏡銘文整理與研究》華東師范

大學漢語言文字學2006年博士學位論文對東漢時期的銅鏡銘文進行了整理和

釋讀，并對其用字現象??讀為字、異體字和錯訛字進行分析，同時鏡銘中出現

的部分特定詞匯“威央”、“威田鳥”、“角王”和“黃羊”加以考釋。著作有邱龍

升的《兩漢鏡銘文字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對銅鏡銘文的書體

和用字進行了研究，按時間段分期闡述鏡銘的文字特征。

近年來，對銅鏡銘文的釋義成為鏡銘研究領域的一大熱點。王仲殊的《“青

羊”為吳郡鏡工考??再論東漢、三國、西晉時期吳郡所產的銅鏡》《考古》1986

年第7期一文考證東漢盤龍鏡、神獸鏡鏡背銘文“青羊作鏡”中的“青羊”為

吳郡吳縣的鏡工之名，同時推斷“三羊”和“黃羊”也是作鏡工匠家族的名號。

劉航宇的《三羊、青羊、黃羊鏡銘新考》《中原文物》1995年第2期則持不

同意見，以洛陽出土的東漢“青羊”銘龍虎鏡打破前文認為“青羊”銘盤龍鏡、

神獸鏡為吳鏡的論斷，指出“青羊"銘文鏡制作中心為洛陽，出產龍虎紋“青

羊"

鏡、四乳四禽紋“青羊”鏡以及方枚神獸紋“青羊”鏡，其種類之多、數量之大

為吳郡所不能及。作者認為“三羊’’指三種祥瑞的金屬，即銅、錫、鉛，“青羊”

為青銅的代名詞，而對于“黃羊”的解釋較為模糊，應也是關于銅鏡的吉祥稱謂，

總而言之，“三羊”、“青羊”、“黃羊”都不是鑄鏡工匠的名號。

李振華的《“漢家長寧”銅鏡考》《四川文物》1995年第10期介紹了四

川洪雅縣文官所收藏的一面四印銘文神獸鏡，對鏡背十六字銘文“漢家長寧，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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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作鏡，公卿服者，富貴番昌"作了詳盡的考釋?！皾h家長寧”乃是漢王朝統治

者自我祝愿之語，“黃羊作鏡"中的“黃羊”即戰國時期晉大夫祁黃羊，以秉公

辦事著稱，“作鏡”即“以古為鑒可知興替"之意?！肮浞摺睘樽６\用此鏡者

位置公卿?！案毁F昌番”乃祈求富貴昌盛、子孫綿延的吉語。文章還對該鏡的鑄

造年代進行了考證，認為是西漢初期作品。由于目前出土的漢代銅鏡，未見八角

形者，因而在判定是否為漢鏡的問題上存在較大爭議，但是文章對于銅鏡銘文的

解讀有一定的可借鑒之處，尤其對于“黃羊作鏡”四字的釋義有不同于別家的獨

到見解。蘇奎的《銅鏡銘文“其師命長”的考察》《考古》2009年第3期一

文認為漢鏡銘文中“其師命長”一句中的“師"是指鑄鏡師本人，“其師命長"

為祝福鑄鏡師壽命長久之意。王卉的《漢代銅鏡銘文詞語通釋與研究》華東師

范大學漢語言文字學2009年博士學位論文一文將漢代銅器銘文詞語進行通釋，

包括新莽和東漢時期的鏡銘，并對鏡銘中的“東王公西王母”、“黃帝與伯牙’’、

“王子喬赤松子"等神話人物進行探討，分析其文化內涵。蘇奎的《邛崍三段式

神獸鏡的銘文研究》《華夏考古》2011年第l期以《文物》2008年第7期公

布的一面四川邛崍市出土的神獸鏡銘文為研究對象，對句中“九子’’、“西母東王”、

“妻元女’’進行釋義，并均在《焦氏易林》中找到出處，認為此鏡銘反映了以《焦

氏易林》為代表的漢代讖緯思想。

孔祥星的《創新是學術研究的本質??述評近幾年漢鏡銘文研究》《中國文

物報》2012年6月20日一文對20世紀以來的漢鏡銘文研究作了簡要的回顧，

指出在銅鏡研究方面，年代學、類型學最為突出，紋飾的演變及內涵受到學界的

特別重視，銅鏡技術研究也是一大亮點，而銅鏡銘文的研究則是最薄弱的環節。

文章重點介紹了日本《東方學報》第84冊登載的《前漢鏡銘集釋》，引入了日本

學界對鏡銘字詞釋義的新觀點，并對漢鏡銘文的釋讀研究提出了不少寶貴的意見

和要求。

銅鏡銘文不僅有助于了解漢代文字的發展與書寫特性，為文字學的研究課題

提供了重要的素材，鏡銘本身還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陳直的《漢鏡銘文學上潛

在的遺產》《文史哲》1957年第5期指出兩漢鏡銘體例三言、四言、六言、

七言樂府歌辭式五種，其中四言、七言皆為詩，六言類于賦，每種體例都舉數條

鏡銘為例，所引用的鏡銘皆摘自金石集錄。李立的《漢代七言體銅鏡銘文文體學

意義初探》《學術交流》2002年第11期認為漢代七言體銅鏡銘文結構完整、

句句押韻，音頓、節奏與傳統七言詩相同，屬于七言體詩歌范疇，以此證明兩漢

是七言體詩歌的成型期，并推斷漢代銅鏡銘文七言詩形成的時間可上溯至西漢中

期。文章指出，漢代銅鏡銘文七言詩介于雅與俗之間，既有民間歌謠通俗性、功

利性的特點，又具備高雅藝術那種整齊、規范的形式，說明漢代銅鏡銘文七言詩

『F處在七言體詩歌由民間歌謠向文人仿作發展的過渡階段。同時對漢代銅鏡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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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言詩中頻繁出現的四靈，結合文獻記載進行了簡單的介紹，認為是出于辟邪祈

福之目的。胡淑芳的《漢代銅鏡銘文中的七言詩》《湖北大學學報》2005年第7

期一文中同樣認為漢代銅鏡鏡背的七言銘文即七言詩，并推斷七言詩的形成時

間應早于東漢。潘海東、林訓濤的《漢鏡銘文：完整七言詩成于西漢的確證》《江

西社會科學》2007年第lO期認為完整七言詩的形成應當不晚于西漢中期。錢

志熙的《兩漢鏡銘文本整理及文學分析》《中華文史論叢》2009年第1期一

文對漢鏡銘文進行了文本整理與校錄，認為鏡銘的文體性質當屬不歌而誦的韻

文，在文體形式上有七言體、三言體、四言體、騷體等種類，是與樂府和歌謠相

鄰的一種文體，且多用異體字、俗體字、同聲字，字體亦不規范，多有減筆。文

章指出，這是鏡銘作為民間通俗文學在書寫上的重要特征之一。作者闡述了鏡銘

所反映的漢代社會意識及其文學價值，以鏡銘的形式推斷七言并非從五言發展而

來，而是直接從四言和騷體發展過來的，七言鏡銘對于早期七言詩的形成起過重

要作用。

漢代鏡銘不僅有極高的文學價值，還承載了大量反映社會風俗、思想意識的

信息。楊愛國的《漢鏡銘文的史料學價值》《中原文物》1996年第4期闡述

了漢鏡銘文所反映的漢代鑄鏡手工業狀況、漢代廣告以及祈求子孫繁昌、長壽富

貴的思想意識和神仙觀念，但只是簡單地將相應鏡銘進行堆砌，且鏡銘的出處不

明。文章分析了鏡銘對研究漢代文字與書法的作用，并對漢鏡銘文中的字句缺漏、

錯別字等情況予以說明，認為這是鑄鏡工匠文化水平參差不齊所致。劉美、經莉

莉的《從銅鏡銘文管窺西漢人的社會追求》《許昌學院學報》2006年第3期

一文將銅鏡銘文與文獻記載相結合，闡述兩漢鏡銘所反映的當時社會對財富、高

官、愛情和長壽的追求。采用以文獻補充、印證鏡銘的方法，突破了只就鏡銘內

容而論的局限。但文章篇幅有限，文獻引用較少，對于鏡銘所反映的社會現象分

析不夠深入。吳俊的《廣西出土漢代銅鏡銘文的研究》《湖北社會科學》2008

年第1期主要論述了廣西出土漢代銅鏡銘文的史料價值。包括鏡銘反映的漢代

廣西地區銅鏡的使用情況、漢代人的思想觀念以及當時的廣告等。文章指出，大

約新莽前后，在尚方銘大量流行的同時，姓氏名開始涌現，東漢時期姓氏名與日

俱增，可見私人鑄鏡業十分發達，且不同地區之間已有貿易往來，市場有銅鏡流

通。同時文章闡述了鏡銘所展現的漢代人的家族觀、愛情觀和求仙思想，并分析

鏡銘中的廣告，宣傳方式有以吉祥語吸引買主的，亦有贊美銅鏡質量的，但文章

僅將相關鏡銘予以羅列，并未作深入探討。孫文麗的《銅鏡銘文反映的王莽改制

與歷史現實》《理論界》2010年第9期將新莽時期的銅鏡銘文與文獻記載相

印證，闡述了當時改立國號、托古改制以及邊疆危機等史實，具有鮮明的時代特

征。文章所摘錄的鏡銘并非全部出于考古資料，且對個別鏡銘的理解較為牽強，

但其研究方法值得借鑒。王卉的《東漢鏡銘中的“黃帝”與“伯牙”》《寧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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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科學》2011年第l期一文分析了黃帝和伯牙出現在東漢鏡銘中的文化含義，

認為是當時社會流行的黃老學說、陰陽五行思想以及神仙信仰等各種因素共同作

用的結果。

漢代鏡銘內容豐富，種類繁多，因此有學者專對一類鏡銘進行研究。管維良

的《漢魏六朝銅鏡中神獸圖像及有關銘文考釋》《江漢考古》1983年第10期

一文即以神獸紋鏡銘文為研究對象。認為神獸鏡是道教發展昌盛的產物，將神獸

鏡鏡背的神人、神獸紋飾與道教神靈相對應并引文獻對鏡銘內容進行考釋。文章

引用的道教文獻記載豐富，解釋詳盡，有一定的參考價值。郭永利的《漢代銅鏡

上的相思銘文賞析》《絲綢之路》2000年第1期一文將幾類表達相思之情的

漢代鏡銘逐一介紹、解讀并賞析。作者指出西漢時期的六言相思鏡銘形式近似楚

辭，措辭真摯樸實、纏綿悠遠，而東漢時期的相思鏡銘則有媚俗之氣，神韻不及

西漢。認為相思鏡銘的大量涌現與漢代較為開放的社會風氣有關，且銅鏡鏡背的

相思銘應出自下層民眾之手，有濃郁的民歌韻味。

田敏的《漢代銅鏡銘文研究》河北師范大學中國古代文學2012年碩士學位

論文主要對相思銘、祝福買者的吉語類銘文和規矩紋鏡銘文進行討論與分析。

認為相思銘表達的是妻子對遠征丈夫的思念，與秦末漢初連年征戰有密切關系。

祝福買者的吉語類銘文則是反映漢人渴望富貴與長壽的美好愿望。文章指出規矩

紋鏡是新莽時期的官方制品，其銅鏡銘文不僅歌頌王莽的文治武功堪比圣人，而

且還描述鳳凰、天祿、距虛、辟邪等瑞獸降臨，以顯示王莽代漢是上應天命。文

章最后闡釋了“其師命長”中“師”之涵義及“伯牙彈琴”的文化內涵。認為“其

師命長”的“師”應為鑄鏡師之意，而不是指道教的教職人員，所以刻有“其

師

命長”的銅鏡也不是道教教徒修煉所用的特殊銅鏡而只是一種普通日用品。理解

銘文“伯牙彈琴”的關鍵不在于伯牙在東漢被仙化而在于音樂的養生功效，音樂

不僅可以使人心情舒暢甚至治愈疾病，更重要的是音樂可以使祥瑞降臨以去除邪

惡，這就解釋了為何銘文“黃帝除兇”通常與“伯牙彈琴”并置的問題。有的學

者將鏡銘與紋飾相結合，尋找內在關聯和寓意，鄧林的《漢代銅鏡銘文與紋飾的

組合形式》《榮寶齋》2011年第9期一文歸納出漢代銅鏡銘文與紋飾的十一

種組合方式，并對每種組合的思想內涵逐一進行闡釋。

綜上所述，目前對漢鏡銘文的研究多集中在對字詞的考釋和銘文書體的分析

上，對鏡銘的文學價值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而將鏡銘作為史料與文獻記

載結合研究方面，則略顯薄弱，多為對一類鏡銘甚至單個銅鏡的銘文的文化解讀，

缺乏全面、整體的研究，且文獻資料引用不足，只籠統地以銘文大意發揮或想象

其歷史背景，望文生義，似是而非，在對鏡銘內容的理解上存在偏差。因此，從

史學角度分析、利用鏡銘闡述社會生活和思想文化方面的研究，仍有可深入探討

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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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思路與方法

文章在概述兩漢銅鏡的紋飾與文字部分，使用的銅鏡名稱以及紋飾、鏡銘文

本的分類均采用學界約定俗成的概念與分類方法。將不同紋飾類別的銅鏡按鑄行

時間的先后順序逐一介紹其形制特點、鑄造工藝和紋飾內容，每種銅鏡各舉一例

典型，并附彩圖，結合文字敘述可更為直觀地了解漢代銅鏡的形態。

文章主體部分采用文獻記載與銅鏡銘文互證的研究方法，將鏡銘置于兩漢時

期的歷史背景中進行理解和闡釋。利用文獻記載對鏡銘中呈現的思想觀念、禮儀

風俗進行溯源、闡述和分析，并利用甲骨卜辭、秦漢簡牘、漢印、畫像石等考古

資料作為輔助，對鏡銘反映的社會問題進行補充，從而較為全面地了解漢鏡銘文

所反映的社會現象和思想意識，對于目前學界還存在爭議的個別字詞的釋義不作

額外的考證。

第一章兩漢銅鏡概述

銅鏡是以銅鑄造，供梳妝打扮、整理儀容的用具。我國古代銅鏡一般為圓板

具鈕鏡，根據銅鏡的造型，可分為鏡面、鏡背、鏡鈕、鈕座等部分。鏡鈕位于鏡

背中央，有穿孔，可系絲繩，方便用手把持或懸掛。鏡背又分內區和外區，大多

以弦紋或方格為界，靠近鈕座的部分為內區。唐以后，銅鏡形制開始多樣化，除

傳統的圓形外，還有正方形、菱形、葵花形、梅花形、盾形、瓶形、鐘形、桃形

等，并有相當數量的帶柄鏡涌現。銅鏡正面平整光亮，可以呈像。鏡背多刻有各

種紋飾，且具有濃厚的時代特色。也有少部分為素面，集中出現在銅鏡發展的早

期。漢代銅鏡鏡背的裝飾題材有花葉、乳釘以及神仙、瑞獸等，蘊含鮮明的宗教

色彩，另外，加鑄銘文是漢鏡的一大特色。鑒于銅鏡能夠如實呈現萬物的特性，

古人常以鏡鑒來比喻自持?！俄n非子?觀行》載：“古人之目短于自見，故以鏡觀

面。智短于自知，故以道正己。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惡。目失鏡則無以正

鬢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1可見銅鏡在古代社會生活中的普遍和重要。

第一節銅鏡的起源問題

根據已有的考古發掘成果推斷，我國最早使用銅鏡可追溯至大約公元前2000

年左右的甘青齊家文化。l975年在甘肅廣河齊家坪發現一面銅鏡，圓形，鏡面

平直，鏡背光素無紋，中心有拱形鈕，直徑6厘米，厚0．3厘米。21977年在青

海貴南尕馬臺發現一面銅鏡，圓形，鏡背飾凸弦紋，弦紋間有七個三角形飾紋組

1

戰國韓非撰，王先慎集解：《韓非子集解》卷八《觀行》，國學整理社輯：《諸子集成》，北京：中華

書局，1954年，第145一146頁。

2青海省文物管理處考古隊：《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卜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一1979》，北京：

文物?版祉，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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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七角星紋，鏡鈕殘缺，在鏡緣上鉆有兩個小孔，直徑8．9厘米，厚0．4厘米。

1另外在中國國家博物館亦藏有一面在甘肅臨夏齊家文化遺址中發現的重輪多角

星紋鏡，直徑14．6厘米，鏡背有三重弦紋，外圈為十六角星，內圈十三角星，

各個角之間飾以平行斜線。z

商周時期，隨著青銅鑄造業的進步與發展，銅鏡的數量日漸增多。商代銅鏡

主要出于河南安陽殷墟。如在婦好墓出土四面銅鏡，皆圓形，面部近平或微凸，

鏡身較薄，背面正中有一拱起的半環形鈕。其中大型一面，背面周緣飾凸弦紋兩

周，內填排列規整的小乳釘紋一周，中心部位飾以葉脈紋，靠鈕外又有一周凸弦

紋，直徑12．5、厚0．4厘米圖1。中型兩面，一面背飾凸弦紋六周，弦紋之間

填以密排的豎直短道，直徑11．8、厚O．2厘米圖2。另一面鏡背紋飾與前者相

似，周緣的小乳釘一部分已銹蝕脫落，邊緣微翹，稍變形，直徑11．7、厚0．2厘

米。小型一面，背飾凸弦紋五周，弦紋之間排以密排的斜行短道，直徑7．1、厚

0．2厘米。3另外，在殷墟侯家莊西北崗M1005和安陽大司空村南地M25各出土一

面銅鏡。商代銅鏡的鑄造工藝與同時期的青銅禮器、兵器、生產工具相比，顯得

較粗糙。鏡背的紋飾風格與同時期的青銅器有明顯差異，但與甘肅、青海、內蒙

古、陜北、遼西等地同時代或更早的青銅文化則有很大相似之處，應是出于同一

體系。

西周時期的銅鏡，背面大多無紋飾，西周末到春秋初期出現一種動物紋銅鏡，

與長城沿線北方草原地區銅器紋飾相近。這時重環紋、虺龍紋也開始出現在銅鏡

裝飾紋樣中，與同時期中原青銅禮器常見的紋飾一致。對此，有學者認為，我國

圓板具鈕鏡的最初發源地是在黃河上游的甘青地區，以后在今長城沿線地區傳

播。大約在商代后期，開始傳入黃河下游的中原地區。直到西周時期，銅鏡在中

原地區還是僅能為少數王室貴族所持有的奢侈品，雖然西周中晚期開始出現個別

飾以西周銅器紋飾的銅鏡，但大多銅鏡仍保留有傳統北方青銅文化的裝飾風格。

春秋晚期到戰國時期，由于西北游牧民族向中原地區遷徙，以及中原諸侯向外擴

張，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銅鏡也因此在中原普遍流傳。4

第二節兩漢銅鏡的形制、紋飾

戰國時期青銅禮器日漸衰落，青銅器趨向實用性發展，各種新的鑄銅工藝技

術迅速崛起。戰國銅鏡不僅紋飾題材豐富，風格上亦己擺脫了商周青銅器裝飾那

種過于莊重、陰沉的神秘色彩。這一時期的銅鏡分為南北兩大系統，北方以遼寧、

吉林一帶為中心，出土有雙鈕和多鈕銅鏡，紋飾有素面、星月紋和葉脈紋，同時

1青海省文物管理處考古隊：《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北京：

文物出版社，1979年。

2郭兵：《形逝影碎??中國古代銅鏡鑒賞》，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09年，第17頁。

3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婦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03頁。

4宋新潮：《中國早期銅鏡及其相關問題》，《考古學報》199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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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出土中原流行的山字紋鏡，這應是與中原文化交流的產物；南方是包括中原和

江淮在內的廣大地區，出土單鈕銅鏡，其中尤以楚地銅鏡質量精良，出土數量亦

占多數。戰國銅鏡類別根據鑄造工藝、紋飾、形制等，可分為素面鏡、純地

紋鏡、

花葉紋鏡、山字紋鏡、菱形紋鏡、禽獸紋鏡、蟠螭紋鏡、羽鱗紋鏡、連弧紋鏡、

彩繪鏡、透雕鏡、金銀錯鏡、多鈕鏡、嵌玉琉璃鏡等類型。鑄鏡工藝方面，浮雕、

透雕、金銀錯、嵌琉璃等技術的使用達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度。

秦漢時期我國進入大一統的封建時代，特別是漢代，社會經濟迅速發展。這

一時期由于冶鐵業的進步，以及漆器手工業的發展，銅器產量降低，日常生活用

具多為漆質，生產用具多為鐵質，然而這一時期銅鏡的鑄造卻有增無減，無論數

量、品種、工藝等都有發展。秦代因統治時期不長，考古出土的銅鏡數量相對較

少，多是繼承戰國銅鏡的樣式，無明顯突破。秦代銅鏡主要有素面鏡、彩繪鏡、

蟠螭紋鏡、弦紋鏡、花葉紋鏡、禽獸紋鏡、連弧紋鏡等，形制以圓形為大宗。其

中弦紋鏡始終占據絕對優勢，數量最多，延續時間長，在陜西地區表現得尤為突

出，是典型的秦文化的傳統鏡式。值得注意的是，出土的秦鏡殘損比例之大，在

歷代銅鏡中空前絕后，且多數既殘又缺，無法復原，似乎并非單純在地底埋

葬時

間長、質量低劣造成的。不僅如此，不少墓葬中的銅鏡殘片甚至被有意識地分別

擺放。如西安茅坡郵電學院M104隨葬的一面銅鏡分裂為三塊殘片，分別放置在

墓主人的頭側和腰部。1由此推斷，殘損銅鏡很可能是被人為打碎的。有學者指

出，秦人在使用銅鏡入葬時有毀鏡的習俗，這一習俗在陜西、甘隴地區的秦人腹

地比較流行，時間大致在戰國晚期到秦統一期間。z

漢代在景帝以前，社會經濟處于恢復時期，銅鏡鑄造工藝尚無顯著發展，基

本保留戰國、秦代遺風，銅鏡的鏡面較小，鏡體較單薄。鏡鈕為橋型小鈕，鏡背

多見蟠螭紋和蟠虺紋，且保留有地紋。蟠螭紋鏡主紋由三個或四個蟠螭紋組合而

成，紋飾線條有單線式、雙線式和三線式，地紋多為云雷紋，鈕座外為數重同心

圓弦紋圈帶或方格，大部分在圈帶問鑄有銘文，素緣。廣州西山石頭崗的西漢木

槨墓出土一面蟠螭紋鏡，圓渦紋地，主紋為四螭與四花蕾狀葉紋相間纏繞，由較

寬而突起的單線條組成圖3。3蟠螭紋鏡在西漢前期較為流行，在今河北、

湖

南、湖北、江蘇、廣東、浙江等地的漢墓中多有出土。

蟠虺紋鏡以圓渦紋為地紋，鈕座外飾方格，有的格內配置銘文。四虺置于方

格的上下左右，方格四角或四邊的中部外側各飾一乳釘，有的四角為草葉紋。1978

年8月安徽六安市淠河化肥廠出土一面四乳四虺紋鏡，圓鈕，十二連珠紋鈕座，

座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