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脈的歷史傳承與文化使命

2024年3月3日發(作者：我們愛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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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文脈的歷史傳承與文化使命

作者：謝金良

來源：《人民論壇》2019年第11期

【摘要】江南，一個古老而鮮活的名詞，承載了厚重的歷史而又不斷推陳出新，成為中國精致文化生活的一個美好典型與范本。江南文脈的歷史傳承，啟示我們必須把崇文重教、尚農樂耕、精益求精、中正和諧等精粹的優良傳統發揚光大，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作出更大的貢獻。

【關鍵詞】江南文化 文化基因 文化審美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識碼】A

江南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祥地，江南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江南文脈，是指江南文化的源流脈絡。從距今約7000年前開始，先民們在江南篳路藍縷，相繼創造了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這些南方文化與北方的龍山、大汶口等文化交相輝映，形成了中華文明最早的輝煌。任何文化都可以分成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觀念文化三個層面，它們組成相互依存、逐步深化的復雜結構。江南文化在前兩個層面上都留下了優秀的遺產，但最值得我們總結繼承的是其觀念文化，也就是江南先民的審美基因、思維模式、價值判斷和思想結晶。

何為文脈？文脈一詞，最早源于語言學范疇，后來被借用成文化學范疇，有“文化的脈絡”之義。因此，要尋找江南文脈的早期起源，首先就要探求遠古江南先民的審美基因，這樣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其觀念文化的核心。從歷史到現實中的江南，堪稱平原澤國，因受長江和太湖以及錢塘江流域等水體（以四處遍布的湖泊為多）的滋潤，水土肥沃，植被繁茂，氣候適中，景色宜人，百姓生活富裕，歷來是宜居的人間天堂。從某種意義上說，地理位置的優越性和獨特性，造就了江南文脈獨特的審美風格和鮮明的文化基因。

如果要用現代科學的方法來考證和研究，我們只能求助于若干考古出土的發現成果。首先是浙江省余姚縣河姆渡文化遺址，1977年出土的骨耜，作為農耕業的重要實物，證明了此時長江中下游地區先民們已開始種植水稻，也開始了飼養業和漁獵，逐漸過上了定居的生活。與此同時，制陶技術也出現了。河姆渡文化遺址1973年出土的稻穗紋陶盆、黑陶斂口釜、石斧、豬紋陶缽（這是中國最早以豬的形象作為裝飾的陶器）、朱漆木碗（是迄今為止發現最早的木胎漆器），1977年出土的葦席殘片，等等。從這些蛛絲馬跡中，不難發現遠古江南先民特殊的生活觀念，比如尚農樂耕、追求精致生活、努力提高生活品質，等等。距今大約7000年，河姆渡文化的“干欄式建筑”，是考古學上首次確認的此類建筑，是該遺址最為重要的遺跡現象之一。在同時代稍晚一點的許多江南文化遺址，都有干欄式建筑物的“出土”。古書記載，北人穴居，南人巢居。但巢居畢竟不是長久之計，干欄式建筑便是走向定居的一大進步。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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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跡現象，充分說明遠古江南先民努力建設美好家園，追求和向往安居樂業的穩定生活。如今的江南，遍布著大大小小的美好家園，或許便是源于早期這些審美觀念。

距今7000余年，浙江省嘉興市馬家浜文化遺址顯示，此時先民不僅已普遍種植水稻，制造和使用穿孔斧、骨耜、木鏟、陶杵等農用工具，以及骨鏃、石鏃、骨魚鏢、陶網墜等漁獵工具，還飼養狗、豬、水牛等家畜；在編織、建筑（已有榫卯結構的木柱）、炊具制作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水平。崧澤文化上承馬家浜文化，下接良渚文化，距今約6000—5300 年，以首次在上海市青浦區崧澤村發現而命名。此時的崧澤人開創了輪制陶器，開始使用還原焰燒制陶器，不僅制陶技術方法較前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十分講究造型和裝飾，使器物具有濃厚的藝術氣質和神韻。嘉興南河浜遺址的發掘，首次發現了“祭臺”，在崧澤還發現了兩口我國最早的水井。不少墓地陪葬品質精量大，豐富多彩，這都充分表明 6000 年前的崧澤人在生產、生活、文化等方面均已達到一定的水平。

學術界有人認為，中華文明的曙光是從浙江杭州的良渚升起的。距今5300至4500年左右的良渚文化，已發現各類遺址135處，被認為是探索中華文明起源，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的一片“圣地”。考古研究表明，此時的農業生產已率先進入犁耕稻作時代；手工業趨于專業化，琢玉工業尤為發達。其琢制的玉器，數量之多、品種之豐富、雕琢之精美，均達到史前玉器的高峰。良渚農業的大發展提高了生產力，更促進了手工業的發展，制陶、治玉、紡織等手工業部門從農業中分離出來，尤其是精致的治玉工藝，展現了當時手工業高度發展的水平，其他諸如漆器、絲麻織品、象牙器等，既代表了當時先進的工藝技術，也顯示了其審美能力和創作水平。在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當時的社會制度發生了激烈的變革，社會已經分化成不同的等級階層，這在墓葬遺存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不難發現，從河姆渡文化到良渚文化，雖有五千多年的跨度，但都有一些相同的特點：一是注重精耕細作，不斷改進生產工具，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二是重視手工業制作，技術不斷革新，品種日益繁多；三是注重生活品質，審美思維特別發達，工藝制作審美意味濃厚；四是重視房屋乃至宮殿、城池的建筑與設計，干欄式建筑物日趨繁多，建筑技術不斷提高；五是崇尚天人合一的觀念，敬重神祇鬼魅，已有墓葬殉物的風尚習俗；六是注重等級禮規，貧富貴賤有別，禮制社會制度逐漸形成。這些特點或明或暗，但都具有一定的傳承性和特殊性，是構成江南審美文化基因的重要元素，也是理解江南文脈及其觀念文化的主要窗口。盡管創造早期四個階段文化的先民未必就是后來江南人的遠祖，但是我們無疑可將江南文化土壤的早期成果之共性作為解讀整個江南文脈的重要基礎。

審美思維總是潛藏在人類生活和審美文化的細枝末節中，并逐漸演變成一種族群的美學精神而在歷史的演進中不斷傳承。要理解江南人的審美思維，有三個方面是值得關注的：

一是審美形式與觀念。據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表明，江南地區早期的吳越部落有著鮮明的文化標志形式，如舟揖、農耕、印紋硬陶、土墩墓、懸棺葬以及好勇尚武、淫祀和斷發文身，尤其是斷發文身的習俗，先秦典籍多有記載，亦有考古實物可證。《史記·吳世家》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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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仲雍居于句吳，“文身斷發，示不可用”。《左傳·哀公七年》記載：仲雍在吳，“斷發文身，裸以為飾”。太伯，又稱泰伯，周部落首領古公亶父的長子，兩個弟弟仲雍和季歷。父親傳位于季歷及其子姬昌（即周文王），太伯和仲雍避讓，千里迢迢來開發蠻荒的江南，成為句吳（即吳國）第一代君主，東吳文化的宗祖。來自西北的王子，居住東南之后，引導人民興水利、養桑蠶、種稻谷，竟然也斷發文身，可見這不僅是早期江南生活習俗的重要審美形式和文化標志，而且也是江南氣候和地理的特殊性所造成的。

二是審美內容與工藝。無論是一個相對完整的區域，還是一個族群，審美思維大多是一脈相承的。據考古發現，崧澤文化陶器的顯著特征之一，就是在造型上充分運用弧線、折線的適當處理，器型種類繁多，且各不相同，尤其講究造型和裝飾藝術。良渚文化的各種陶器造型優美，已有極少彩陶，且常在器表用鏤刻技巧加以裝飾。一般的器物突出部位刻畫出精美的花紋圖案，既有形態生動形象的魚、鳥、花、草等動植物，也有線條纖細、結構巧妙的幾何形圖案。有一些陶器把手上附加的編織紋飾，竟是用細如絲線的泥條編疊粘貼而成，足見其制作之精良。良渚文化的許多陶器，既是美觀、大方、實用的生活器皿，又是精致巧妙的工藝美術品。良渚文化的玉器制造業，承襲了馬家浜文化的工藝傳統，并吸取了北方大汶口文化和東方薛家崗文化各氏族的經驗，從而使玉器制作技術達到了當時最先進的水平。良渚文化可謂是承上啟下各五千年，從其制陶和制玉體現出來的工匠精神和完美主義，無疑也是江南審美文化得以持續傳承的主要內容。

三是審美思想與價值。在江南地區的歷史進程中，可以體現審美思想的比比皆是。首先是宗教信仰，這是審美思想的根源所在。從考古發現的祭臺和墓葬表明，江南遠古先民一向崇尚天地鬼神，無數精致的工藝品可以說大多是為了奉獻給神靈的貢品。反過來說，堅定的信仰也促進了審美思維的發達，大大提高了工藝水平。漢唐以來，北民南遷的數量越來越多，唐宋時期由中原遷往江南的人口劇增，大大促進南北文化的交融，也進一步豐富了江南的審美思想。道教和佛教在江南地區都特別興旺發達，與北民南遷有關，應該也是與早期信仰“天人合一”“萬物有靈”等觀念一脈相承。其次是禮法制度的確立，表明貧富分化的加劇，使氏族社會迅速演變成國家型的階級社會，于是崇尚權力和財富、追求高級享受的生活品質，也就很早地成為江南先民的生活指導思想。最后是歷史故事的熏陶，如干將莫邪鑄劍的傳說、吳越爭霸中勾踐“臥薪嘗膽”的故事、秦漢之際項羽與“江東父老”的故事、三國爭霸中與東吳相關的故事、南朝宋齊梁陳的短暫接替、南宋趙家王朝的偏安圖存，一段又一段歷史演繹，既豐富了江南文化的精神，也裹挾了更為豐富多樣的文化觀念，使之在生生不息的文化洪流之中得以傳承。

俗話說：江南才子千千萬，不如山東一圣人。唐代以來，中國歷史上一共產生了638位狀元，據不完全統計，僅蘇州地區就有60名。到了現代，江南地區更是成為了院士的搖籃，1955至2009年當選的兩院院士中，籍貫為江浙滬的達780人之多。回望歷史，江南地區的才子佳人可謂比比皆是，除了前文提及的太伯、辟雍、干將、莫邪、勾踐等先秦賢人，還有伍子胥、夫差、西施、錢镠、魏伯陽、孫策、孫權、周瑜、陸機、陸遜、葛洪、駱賓王、張紫陽、周敦頤、陸游、唐伯虎、祝枝山、文征明、徐禎卿、徐渭、王陽明、章太炎、蔡元培、魯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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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錢學森、金庸、屠呦呦等歷代名人，舉不勝舉，而且每一位都有許多傳奇故事或不朽功績。但遺憾的是，江南仍然缺少像齊魯之地擁有孔子、顏回、曾子、孟子那樣的圣人。值得我們欣慰的是，五百年前的王陽明兒時便曉得成為圣人的重要性，歷經勤學苦練乃至冥思苦想加上人生挫敗而在“龍場開悟”之后開創出心學，使人人都有望成為圣人。

當下的浙江學人開始重視陽明心學的研究與傳播，無疑也能讓更多人認識到江南人的歷史文化使命。盡管江南缺少圣人，但卻不乏神仙，也不缺乏大文豪、大哲人、大科學家。東漢魏伯陽著有《周易參同契》，被譽為“萬古丹經王”；東晉葛洪《抱樸子》、北宋張伯端《悟真篇》都是修真成仙的寶典；西晉陸機《文賦》、南朝梁代劉勰《文心雕龍》，堪稱中國美學與文論的杰作；北宋周敦頤《太極圖說》乃是宋明理學的奠基之作；南宋愛國詩人陸游，一生都在盼望祖國統一；劉伯溫，神機妙算，有功于大明的建立與鞏固；唐伯虎，乃有明一代文藝奇才；魯迅被稱為“民族的脊梁”；蔡元培是現代中國高等教育的先驅，堪稱“學界泰斗、人世楷模”；中國著名藥學家屠呦呦，剛被評為20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家之一；正在商海叱咤風云的馬云，其實也是江南文脈的典型結晶。

為什么江南地區能培育出那么多優秀人才？除了政治、經濟、地理等優越因素以外，江南人在文化傳承上形成的特點也是不可忽視，如習文重儒的教育氛圍，又如極重同鄉情誼，經商、求學相互提攜關照，都有利于人才的成長。明清時期，無論科考還是當官，拜同年、拜鄉誼的風氣貫穿始終。到了民國初年，蔡元培執掌教育部后，在他的提攜下，江浙學人盡據要津，對中國教育界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當時的教育部高級職員中，包括次長和三位參事、兩位司長，都籍隸江浙兩省。“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觀念，之所以能在江南人的心里根深蒂固，是因為現實的環境給讀書人造成的壓力和帶來的希望，或許是此地人才輩出的潛在動因。

（作者為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①鄒文：《中國藝術全鑒》（全六冊），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