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二三十年代關于中國立國道路的論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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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二三十年代關于中國立國道路的論

爭

作者：陳宏明

來源：《中外企業家·下半月》 2010年第6期

陳宏明

（貴州財經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貴陽 550004）

摘 要：20世紀二三十年代，關于中國立國道路的論爭是當時備受關注且頗具影響的一個

重要議題，在這次論爭中，形成了三大派，即以農立國派、以工立國派和農工并重派。而在以

農立國派和以工立國派中又呈現出一些復雜的形式。在這次論爭中所涌現出的一些如何建設現

代國家的思想和理念對我國當今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具有一定的借鑒和參考意義。

關鍵詞：以農立國;以工立國;農工并重

中圖分類號：Ｆ１２０.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8772（2010）12-0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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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二三十年代是中國思想界極為活躍的時代。關于立國道路的論爭是這一時期極富現

實意義且頗具影響的一個重要議題。在這場論爭中形成了鮮明對立的兩派，即以農立國派和以

工立國派，在兩派之內，各自又呈現出一些復雜的形式。而在兩派之外，還有農工并重論者。

對該問題的研究，一方面是為了梳理闡明當時各派的立國思想，另一方面這些思想對我國當今

的現代化建設仍具有一定的借鑒和指導意義。

一、以農立國派的觀點

20世紀20年代，較早主張中國應走以農立國道路的是章士釗，1923年8月他就明確提出

中國國是應確定為以農立國，他說：“吾國當確定國是，以農立國，文化治制，一切使基于農，

一也，政治二字，已歸腐爛，非立業治，不足以實事求是，已亂興邦，二也。”[1]在他提出以

農立國之后，即有不少的響應者，但也出現了更多的激烈反對者，于是一場空前規模的立國道

路之爭在中國大地上展開了。他在《農國辯》中再次論述了他的理由，他從社會生活的多個方

面將農國與工國的差異進行對比，認為農國比工國優越，所以他仍醉心于農業國 [2]。董時進

支持章士釗的觀點，他認為農業國可以不需工業國而獨立，而工業國不能離農業國而存在。他

還說農民“擁有獨立穩定的生活”，“質直而好義”，“儉樸而饒生趣” [3]。可見其觀點與

章氏如出一轍。龔張斧對農業社會的傾慕如同是淡泊名利的高僧道士，向往古代農業社會那種

小國寡民的生活。他說：“竊以為立國之道不在物質之文明，而在風俗之淳厚，不在都市之華

美，而在鄉村之義安” [4]。

以上幾位是純粹的重農主義者。他們對傳統農業社會的向往，既顯示出他們思想的陳腐和

對落后的所謂質樸太平社會的眷念，也表明他們對進步的文明的新的社會的漠然。堅持以農立

國論者中，還有一些人，他們雖然承認工業化的好處，中國的未來應該走向工業國的道路，但

在當前還是應當以農為本，走振興農業以引發工業之路，持這種觀點的代表人物有梁漱溟、李

若飛、李馥蓀等。梁漱溟認為中國經濟建設必須走鄉村建設之路，即必須從復興農村入手[5]。

同時他也承認，中國的復興和繁榮最終取決于中國社會能否實現工業化。但他認為現在中國缺

乏工業化的條件，而現存的具有發展農業的條件，中國的根干在農村，鄉村發展了，都市自然

繁榮。所以他斷言：“鄉村建設是中國工業化唯一可能的路”[6] 。李若飛指出，要達到國民

經濟建設運動的目標，其關鍵在于復興農村，否則中國國民經濟的更生是毫無希望的 [7]，所

以他主張中國應先發展農業。李馥蓀提出中國應以農業為重心的三大理由：第一，以農立國，

經濟基礎散布在農村，可避免“世界恐慌怒潮”。第二，“以吾國天賦之厚，如能改良農業生

產，自給固決非難事，若是，則目下國民經濟上最嚴重之貿易人超問題及金融問題。均可迎刃

而解。”第三，當今世界列強，工業十分發達，如果我國發展重工業與之競爭，“誠不啻以卵

擊石，失敗無疑”[8]。他的這些理由不免過于消極和不自信。還有些學者也持農業重心論，他

們主張先農后工，雖然贊成工業化，認為現在沒有可能，那是將來的事，他們對農情有獨鐘。

姚溥蓀認為復興農村在工業化的過程中有相當的地位。中國終究會走上工業化這條道路，但在

目前因缺乏強有力的統一中央政權，似有不可能 [9]。漆琪生認為重視農村建設是解決當前中

國經濟危機的關鍵，他說，農村建設是當前救亡圖存的急務，他還列舉了八項理由 [3] 807。

但他也承認，重工與重農的區別，不是絕對的，而是階段性的。

從上可知，以農立國論者有兩種情況，一是主張中國應當完全走農業國的道路，向往傳統

的農業社會，其觀點不免過于落后和保守，表現了他們的思想和認識不能與時代同進的特點。

二是他們雖然主張以農立國，但他們能夠看到社會進步的趨勢，認為未來的中國應該走上工業

化的途程，鑒于當時中國的時代環境，還是應該先從發展農業入手，其不足之處在于他們沒有

看到當時中國以工立國的迫切性與重要性，也沒有看到后起國家可以奮起直追實現跨越發展的

可能性。

二、以工立國派的觀點

在以農立國論者提出他們的觀點后，持反對意見者紛紛發表了他們的看法。孫倬章從進化

論的觀點論證以工立國的好處，他說：“人類社會，為進化的社會；人類歷史，為進化的歷史，

農業為保守的，少進化的，與現社會之進化潮流，當相反；工業為進化的，且速進化的，與現

社會之進化潮流適相應”[10]。他把工業推動進化的作用歸結于三點：其一，工業關乎社會的

普通的繁昌，如果輕視工業，偏重農業，則會導致兩敗俱傷。其二，工業是促進農業發展的動

力，凡工業不發達的地方，農業也不繁榮。其三，工業是進化的源泉，如果輕視工業，偏重農

業，等于是阻止社會的進化。

吳景超對工業化的好處作了通俗的說明。他認為中國人現在應當積極的努力，用機械的生

產方法，去代替筋肉的生產方法。吳氏認為工業化可以使人富有、使人聰明、使人長壽。而農

業國是走向貧窮、愚笨和短命的路[11]。賀岳僧認為中國只有完成產業革命，一切社會問題才

可迎刃而解。他所說的完成產業革命，即是“迅速的利用機械生產來代替手工生產”[12]。也

就是要實現國家的工業化。他指出，中國現在農村經濟趨于崩潰、政治不良、帝國主義侵略等

等，都是由于中國沒有實現產業革命。

吳知從解決中國民生問題重要性的角度認為中國急需工業化。他說中國的國情是地少人多，

大多數人又從事農業，農場過小，勞力有余而田不足，故效率低而收益少，所以中國農民很窮。

他指出，“我們唯一的出路就是發達工業，以消納過剩的農業人口，農業戶口既少，平均每戶

分得的土地自然增多了”， “就是農業本身也要盡量工業化”。[13]吳氏的農業也要工業化的

思想見解獨到，值得國人深思。

一些報刊的輿論也在為中國要工業化大聲疾呼。尤其在九一八事變之后，人們把工業化與

救國緊緊聯系在一起，要救國，“亟務在工業化”，“國防問題，工業問題也”，“在此國難

當頭之際，救亡的出路就在中國工業化”。[14]《大公報》指出：“只有借發展工業，才能救

濟農村，只有工業化，才是民族經濟建設的出路。”“中國今后之存亡問題將取決于能否工

化”。[15]

還有不少的學者不但主張中國應該以工立國，而且強調要著重發展重工業，這實際上是走

工業化道路內部的實施策略問題。周憲文指出，“中國也不能長以農業國為自足，中國目前所

急欲解決的問題，……是如何使中國現代工業得以獨立，否則中國的國民經濟只有殖民地化的

前途”，“中國不能發展重工業，自然不能建立現代的國防，不能建立現代的國防，試問安能

立國”。[17]徐庭瑤認為，重工業是工業之母，是工業化的基礎，中國要實現工業化必須先發

展重工業，特別是在強鄰壓境的國際形勢之下，“須有重工業始可言國防，故重工業即系國防

工業，乃現代立國骨干” [18]。

總之，上述極力倡導以工立國的論者，其理由主要是工業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利器，工業是

解決民生問題乃至一切社會問題的鑰匙，工業是中國縮小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乃至迎頭趕上

他們的不二法門，特別是在當時國家還在遭受列強欺凌和壓迫的環境下，國家要獨立人民要解

放的使命還未完成，迅速發展工業尤其是重工業是當時中國的當務之急。因此把發展工業放在

首位既是建立強大國防的需要，也是拯救國家命運的需要。以工立國者并非否認農業的重要，

只是在當時強敵欺凌、國力衰弱、民生凋敝的情況下，認為國家的首要任務是實現工業化，這

樣才能救國拯民，擺脫落后被動的局面。以工立國的思想既是立足于中國當時社會經濟落后的

現實，也是緣于西方發達國家走上富強的道路是由于實現了工業化而得到的啟示。

三、農工并重論

事實上，早在以農立國論者和以工立國論者提出鮮明對立觀點的時候，就有人提出中國應

該走農工并重的道路。較早持農工并重觀點的是楊銓，他說，“今世之立國，農業與工業不可

偏廢者也，而在中國為尤甚”，“徒農則以原料供人，而其一己之衣食住以及農具與消耗品皆

將仰入之異息”， “徒工則食物原料必仰給于人，無事則時有經濟之恐慌，有事則不免封鎖之

危險”。[20]他的意思是說，如果我們只偏重于農或偏重于工，我們的經濟將會受制于外人，

處處被動，且處境危險。他的結論是，工業與農業要并行而不悖，相得而益彰。陳宰均從解決

農民生計問題出發，論述了中國應該農工并重的理由。他說今日中國最切膚的問題，就是國民

的生計，尤其是農民的生計，因為在中國人民中，農民占90％。解決農民生計問題，方法有二：

一為減少農民的數目，一為墾拓邊睡的荒地。二者都需要農業與工業平衡發展才能實現。他總

結道：“故吾內審國情，外觀世界大勢，敢決言吾國非工化無以農化，非農化無以工化，吾國

宜農化，亦宜工化”[21] 。

馬寅初認為重農派和重工派各偏一隅，有失片面。他從各經濟部門之間天然具有相互聯系

相互促進的特點出發，闡述了農業和工業應協調發展的觀點。他說：“中國的四大事業為：（1）

銀行，（2）交通，（3）工業，（4）農業。四者互相輔行，才能共存共榮”[22]。他指出：

“農業國家是不可能達到富裕的，事實上比較富裕的國家大都是工業國家……這因為農業的成

本高而收獲不多，工業的成本少而利潤厚……然而，農業不振興，實業也決無發展的可

能”[23]。

由上可知，在早期關于立國道路的論爭中，以農立國派與以工立國派兩方是各持一端，觀

點鮮明，認為中國應為純粹的農業國或工業國。隨著論爭的發展，人們的思想也逐漸在發生變

化，在兩派的基礎上產生了一些新的認識，出現了較為復雜的情形，如在重農派里，不少人也

認識到工業的重要，中國也需要發展工業，但是他們主張先農后工，走農業引發工業之路。而

在重工派里，有人主張應先發展重工業，有人主張要先從農村工業入手。同時還出現了農工并

重派。論爭觀點的分化，表明人們對事物認識程度的加深。從這場論爭的過程來看，越來越多

的人認識到工業化是時代發展的趨勢，也是我國未來的必由之路。參加這場論爭的人中有許多

是亦官亦學的社會名流，或者是與政府靠得很近的人，他們的觀點對政府的決策頗有影響。這

場論爭的結果，以工立國的思想終于占了上風，它不僅在思想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而且對國

民政府確立以工立國的道路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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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邱碧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