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論爭

2024年3月14日發(作者：黨員自我總結)

四、近代文化論爭

（一）“夷夏大防”與“師夷長技”之爭

1、兩種不同文化觀之爭

“夷夏大防”和“師夷長技”是鴉片戰爭以后在士大夫陣營中較有代表性的文化觀。

兩種文化觀都來自華夏中心主義的夷夏觀，但“師夷長技”文化觀的進步性表現在：它能

夠審時度勢，以“變通”的態度對待中西所處的地位，并能夠有限度的承認西方的長處。

而“夷夏大防”觀卻無視近代以來西方列強堅船利炮及聲光化電優越的事實，較典型地表

現出一部分封建士大夫頑固的文化保守性。此兩種文化觀的分歧和斗爭在洋務運動時期表

現得較為明顯，倭仁和李鴻章就是這兩種對立文化觀的代表人物。

2、“師夷”與“拒夷”之爭

1、京師同文館之爭

隨著洋務運動的發展，技術人才匱乏的問題日益嚴重。奕于1866年12月11日上

奏朝廷，建議在同文館內增設天文算學館，以便培養懂得“制造輪船、機器諸法”的技術

人才。招生對象從過去只限招收十三四歲以下的八旗子弟，擴大到具有科舉功名及正途出

身的五品以下京外官員。這一新方案的提出，標志著清朝中央當權的洋務派對于西方文化

態度的一次重大變化，表明洋務派已正式采納了“采西學”的文化政策。這種做法，引起

軒然大波。于是應不應該采用西學，終于成為文化觀念大辯論的公開主題。

頑固派對開設天文算學館大加反對。頑固派一貫視洋器、西學為邪術歪道，對設立同

文館本來就耿耿于懷，現在看到又要讓有功名、有身份的人來入館學習“夷學”，當然不能

容忍。山東道御史張盛藻上奏，指責奕的建議是“重名利而輕氣節”，如果讓科甲正途人

員去習西學，就會敗壞“士習人心”，動搖國本。大學士倭仁也上陳反對意見。

為了遏制頑固派掀起的反對浪潮，奕等人也上折，再次陳述開設天文算學館的重要

性，指出倭仁散布的反對言論已經造成嚴重的后果。

同年楊廷熙等守舊官僚繼續上書反對意見，再度掀起波瀾。楊廷熙的奏折還對總理衙

門進行抨擊，直接涉及清朝最高統治者。清廷發布上諭，以嚴厲的語氣申飭了楊廷熙，并

連帶責備了倭仁之非，而對奕一派不得不來一番好言撫慰。這場論爭至此告一段落。

2、修筑鐵路之爭

早在19世紀70年代初，洋務派就提出修筑鐵路問題，但遇到極大的阻力。1874年

李鴻章提議修鐵路時，受到不少京官的“痛詆”。修鐵路的議論不了了之。1880年，劉銘

傳應詔進京，修鐵路之議再被提起。劉銘傳在奏折中論證了鐵路的優越性。如可以破除閉

塞狀態，便利各地交往，提高軍隊調動的積極性。引發了洋務派與頑固派的又一次激烈論

爭。

頑固派方面出面反對的是張家驤，他在奏折中提出修鐵路有“三弊”：一是招來更多的

外國人；二是毀壞大量田畝、房屋等；三是加劇國家財政危機。支持劉銘傳建議的，有李

鴻章、劉坤一等洋務派官員。李鴻章上書反駁了張家驤的觀點。但在頑固派的反對下，清

廷下達上諭否定了劉銘傳的奏議。從中法戰爭到甲午戰爭十年期間，中國的鐵路事業幾乎

處于停滯狀態。

3、派遣留學生之爭

從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每年派遣30名幼童，由陳蘭彬、容閎為正副領隊率隊

赴美留學。80年代初留學生領隊官員之間發生意見分歧。即陳與容在留學問題上發生了矛

盾。

主要分歧：管理學生指導思想上的不同。陳蘭彬對學生的言行做了種種限制：不許隨

反房東做祈禱，不許假日赴教堂觀光，不許改穿洋裝等等。容閎則認為，入鄉隨俗，人之

常情，一些人受到外洋習俗的影響是很自然的事。對學生學習內容的分歧。陳蘭彬在學習

內容中增加誦讀儒經的時間和內容，對容閎安排的教育計劃吹毛求疵。容閎則反對增加過

多的中文內容。對留學生在美國表現的不同估價。陳蘭彬認為留學生們已經沾染了“惡習”，

中了“洋毒”。容閎則認為中美兩國國情不同，因生活環境的差異而引起學生習性的改變完

全是正常的現象，不必大驚小怪。幼童來到美國不僅沒有變壞，反而受益匪淺。陳蘭彬除

了在美國處處與容閎為難之外，還不斷向朝廷和李鴻章報告容閎及留學生們的“越軌”行

為。之后，總理衙門奏請將出洋肄業幼童全行撤回，獲得批準。剛剛起步的留學事業，因

頑固派的反對阻撓夭折了。

（二）、新學與舊學之爭

近代新學是以西學為理論內容、以中學為依托形式的具有一定學術體系的學術派別。

誕生于19世紀90年代，為維新變法立論的康梁“新學”的崛起，即為“新學”之典型。

1、 君主立憲與君主專制之爭

中日甲午戰爭以后，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志士為救亡圖存而奔走呼號，大聲疾呼要

“變法自強”。維新派的“變法”是要變革延續了二千年之久的封建專制政治體制，在中國

建立起類似英國、日本那樣的君主立憲制度。這引起了守舊勢力的頑強抵抗。或上告當局，

或撰寫文章，攻擊維新派的“新政”。

雙方觀點，針鋒相對，一方反對君主專制，一方維護皇權獨斷；一方興民權，一方尊

君權；一方盛贊西方政治制度，一方則視其為洪水猛獸。維新派用西方資產階級“天賦人

權”、“三權分立”等政治思想理論為武器，批判了君主專制的腐朽性、反動性，闡述了君

主立憲的基本主張及實行的必要性。守舊派堅持陳腐的“天不變，道亦不變”的世界觀和

君權論。他們認為，中國的君主專制是開天辟地以來最完美沒無缺的制度，遠比西方的制

度優越。在他們看來，西方國家的政體，無論是君主立憲也罷，還是民主共和也罷，無不

是弊端累累，混亂不堪，毫無優越性可言。這場爭論推動了中國近代思想解放潮流的進一

步發展。

2、 民主平等與綱常名教等級特權之爭

守舊派堅持認為封建主義的綱常名教是支配一切，決定一切的精神力量，具有萬古不

變的永恒性。他們對維新派所宣傳的自由平等思想極端仇恨，罵維新派是“亂臣賊子”、“無

君無父”的名教敗類，認為維新派所宣傳的西方思想是敗壞綱常的禍根。

維新派認為天下萬物無不處于新舊更替的變化之中，這種變化也包括倫理道德的變化。

中國的“民德”處于危機狀態，主要是由于君主專制的戕害和綱常名教的壓抑，因此破除

三綱造成的等級關系，提倡平等，是“新民德”的前提。

維新派與守舊派圍繞民主自由與綱常名教的論爭，反映出兩種不同的人生觀、道德觀

的對立。在論證中，維新派提出了新的道德觀念，動搖了封建意識形態的理論基礎。

（三）、辛亥革命時期的文化論爭

1、革命派與改良派的文化論爭

革命派與改良派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資產階級的兩大政治派別。在1905年以

前，二者圍繞要不要進行民主革命的問題進行了多次辯論。

革命派認為，共和制是近代政治制度中最理想的制度。因為民主共和制度真正體現了

“天賦人權、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能夠恢復國民固有的人權，全面體現“民意”。

實行“三權分立”的民主政體可以“把我們中國造成一個二十世紀頭等的共和國”。

以康有為為首的改良派始終堅持過了時的君主立憲舊調，反對革命派的民主共和道路。

梁啟超極力贊美君主立憲，康有為也以史論的形式盛贊歐洲的君主立憲國家，而對民主共

和制度大加丑化。康有為認為：“人權平等”、“主權在民”，固然很好，但在中國則行不通。

因為處于君主專制時代的中國，只有經過君主立憲才能達到民主共和的時代，斷言君主立

憲是中國社會發展不可逾越的歷史階段。

革命派則對中國實行民主共和制的現實性抱著樂觀的態度。他們認為共和制度及民主

思想不是西方國家的專利品，其在我國的歷史傳統和民族精神中同樣具備。革命派并不否

認在文化教育落后，民智未開的情況下實行民主制的艱巨性，但他們認為這種情況可以通

過發展近代教育，進行文化啟蒙的辦法來解決。

這場論爭以民主共和否定君主立憲而告終，掃除了革命道路上的思想障礙，為辛亥革

命的勝利奠定的思想基礎。

2、“國粹”派與“歐化”派的論爭

“國粹”派和“歐化”派都是資產階級革命派陣營中的派別。近代國粹主義思潮萌芽

于19世紀末，形成于20世紀初。晚清國粹派其核心成員主要有鄧實、黃節、劉師培、馬

敘倫、章太炎等人。國粹派的思想主流主要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這個派別

討論的問題相當廣泛，排滿光復、政治改革、復興古學、歷史考據、詩文詞賦，無一不在

他們關注的范圍內。“歐化”派以吳稚暉、李石曾等《新世紀》派為代表。

對于中國傳統文化，兩派觀點明顯相異。國粹派對中國傳統文化評價很高，稱之為中

華民族的靈魂，中國的立國之本，應該得到繼承和發揚。指出“醉心歐化派”的錯誤在于

無視傳統文化的價值。醉心歐化派大多是受過系統的西方教育的年輕人，對世界各國的發

展情況比較了解，因而對中國社會和傳統文化的落后有著深切的感受，在談到中國傳統文

化時，主要側重揭露和抨擊它落后和黑暗的一面，完全否定了傳統文化在近代存在的價值。

對待西方文化問題上，國粹派從中國文化本為的立場出發，較多地注意到西方國家對

中國的侵害和西方文化對中國文明的沖擊。當然對于西方的戒備并不意味著一概排斥西方

文化，歐化必須在堅持中國文化主題下進行。歐化論者則把西方文化贊譽為“近代文明之

春雷”，是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原動力”。西方文化在一切方面都優于中國文化，中國必

須以西方文明為榜樣，實行“歐化主義”才有出路。

晚清文化論爭較為典型的反映了國門洞開后，中西文化沖突和融合的歷史軌跡。文化

論爭反映出具有不同階級和文化背景的群體對中西文化的不同認識態度和不同的文化選擇

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