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中國古代文學中的“文”與“質”的論爭

2024年3月14日發(作者：父親節祝福)

淺談中國古代文學中的“文”與“質”的論爭

淺談中國古代文學中的“文”與“質”的論爭

[摘要]“文”與“質”一直是古代文藝觀中，爭論的重點。不論是

從以質為主還是以文為主，都是表現了兩種不同的審美觀念下，對文

學作用的不同追求。而“教化”與“審美”則變成了其中的重點。

[關鍵詞]教化;審美;社會功用

在古代文藝觀中，一直存在著對“文”的追求和對“質”的追求

兩種理念。由此古代的文學作品上表現形式也體現出了不同理念下各

自的特點和形態。這就要求我們必需對古代“文”與“質”的文學觀

進行一下探索分析，從而更好的把握這兩種形式對今天文學作品現實

意義所產生的影響。

“文”在《說文》中解釋為，錯畫也，象交文。故以有紋理之意，

《易·系辭》下中有其旨遠。其辭“文”之詞，便有華麗之意。《孟

子·萬章》上也提及“文”這一說，這里除了指偏于形式方面的事物外，

還含有美、譽、漂亮等意思。從《說文》中對“文”的解釋到作品中

“文”的體現，我們可以知道在古代文學當中，“文”是表現文學作

品的華麗秀美，詞藻豐富。

“質”，《說文》中解釋為以物相贅也。司馬遷在《報任安書》

中所提到“若仆大質已虧缺矣”的質，便是樸實，與文相反的意思。

由此可以看出在古代文學當中，“質”趨向表現為作品語言的質樸，

形式簡潔。在思想上，“質”更是體現載道與教化相結合的社會功用

方面的意義。

同時，也正是在這兩種不同的創作觀念中產生了重文與重質這兩

種文學傾向。

一、從“文質相合”到“質樸之詞”

早在春秋時代的孔子便在《論語·雍也》中提出，“質勝文則野，

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的“文質”說觀點，他認為“文

章的內容勝于詞彩，則過于質樸。文章的詞彩勝于內容，則過于虛飾，

浮夸，而不實在。只有外在與內在相伴，才稱的上合適。”這也就成

為了早期“文質相合”的理論觀。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之下，魏時的曹

丕也在《典論·論文》中提出了“文以載道”的觀點。因為在魏晉前期，

普遍的士人還都用作品表現民生，諷喻社會，他們是借助文章的諷喻

來達到對自己理想世界的追求。這也就為“重質輕文”的理論建立了

文學基礎。

漢朝王充在《論衡·超奇》中就體現出了“質”勝“文”的觀點，

“有根株于樹下，有榮葉于上，有實核于內，有皮殼于外，文墨辭說，

士之菜葉皮殼也。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在表里，自相副稱”。

雖然他也把“文”與“質”看成是相互依賴的，但在這段話中，王充

認為起著主導和決定性作用的仍然是“質”——內容。其載道的政治

教化意義。若不顧及文章的內容而一味追求形式，文藝作品無論其辭

藻多么華美都是“有皮殼于外”。所以注意內容的同時也不應忽略文

章的詞彩。

從孔子“文質”，曹丕的“載道”，再到王充《論衡》中所提出

的理論觀點，可以看出他們在重視文學的教化功能的同時，并沒有忽

略文的存在，他們把文學的政治功效與文學的審美功效結合在一起，

使得文章在外在形式。語言華麗的基礎上更好的表現文章的本質內容。

而墨子的文章則是脫離了文的華茂。體現出一種質樸與實際效用

的文學觀念。正如墨子在《非樂上》中所說的，“華文章之色，以為

不美也”。這里的意思說出了墨子對言辭富麗的文章，雖然大多數人

都認為美。而他則認為這并不是屬于真正的美的文章。

重質輕文除了受到文學自身的影響之外，也受到政治基礎對其的

影響。從孔子時期，到魏晉前期，再到漢朝的前期，以曹丕，王充為

代表“重質”的這些人。可以看出，他們并不是把文學單一的看成一

種具備審美功效的東西，實際上他們是把文學作品看成是一種載體。

因為在他們所生存的那個時代下，文學必有著它現實的政治意義，這

使得它所承載的意義要遠遠高于文學作品本身的意義。這種高于文學

本身的意義，便是作家對社會的關注，對政治的關注，對人自身的內

在思想的關注。也正是在這種時代下使得文學作品的本身審美價值成

為了第二位。而教化，關注實際和關注人自身就成為了其主要內容，

這也就形成他們文學作品理論中的主要內容。

“文”以載道的觀念，便作為了文學作品的重要發展方向，逐漸

忽視了文學作品審美功能，使得文藝觀從“文質相合”而走到了“質

樸之詞”，“文”以載道的觀念更注意了文學作品內容的政治教化作

用。

二、從“文辭秀麗”到“靡靡之音”

而與之相反，重文輕質的文學風格也作為一種理論觀，存在于古

代文學觀中。他們以文學的審美功能，為其基點，減弱了文學的教化

功能，他們更注意文學的語言特點，文學作品的形式特點，而其內容

卻很空泛，對社會現實的諷喻意義也在減弱。

(一)“質”的教化功用的淡失

就如漢代的大賦，在形式上更加注重言語的華美，結構的宏大。

一句“可其少進也，浩浩皚皚，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涌而云亂，

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就是其漢大賦語言和結構的

代表形式。劉勰評其為“腴辭云構，夸麗風駭”。班固《漢書藝文志》

評其為：“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云，競為侈麗宏衍文詞，

沒有諷喻之義。”其后文學作品的形式更是有騷體賦，“九體”“七

體”賦都相繼的出現更增加了文學作品的文學藝術樣式，再語言上和

文學作品的形式上更是把“文”的這種審美功能表現出來。

直到后來的梁陳為代表的宮廷詩，也更加注重文學的審美功效，

而其對文學作品的教化功能則徹底的失去。在文學作品的內容上，他

們更多是對女性和對宮室、器物以及服飾等方面的審美關照，通過艷

麗的辭藻和聲色來推動形式。這時的文學作品更注重語言的形式美和

音樂美，他們忽視了文藝作品的政治教化意義，而更加注意了文學的

娛樂性，審美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