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詩歌主張

2024年3月17日發(作者：have和has的用法口訣)

白居易詩歌主張

每個詩人寫詩的主張都不一樣，都有各自的特點，下面由店鋪為大家整理的白居易詩

歌主張，希望大家喜歡!

白居易詩歌主張

白居易的詩歌主張：白居易的詩論主張，與正統的儒家詩論一脈相承。主要體現于他

的《新樂府序》和《與元九書》中，而以《與元九書》為最全面、最系統。主要內容是：”

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即詩歌必須為政治服務，負起“俯察時事，泄到人

情”的政治使命，從而達到“救濟人病，裨補時闕”、“上下交合，內外胥悅“的政治目

的。也即《新樂府序》中所說“為君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將詩歌與政治、

人民生活結合，這是他詩論的核心。重為實：再詩歌與現實的關系上，他認為文學根植于

現實生活，是現實生活的反映。《策林》六十九云：“大凡人之感與事，則必動于情，然

后興于嗟嘆，發于吟詠，而形于歌詩矣。”尚通俗：強調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

露，寫實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連。即詩歌創作須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便于入樂

歌唱，“老嫗能解”。如《新樂府序》：“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倫也;其言直而切，

欲聞之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專信也;其主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強調諷

論：認為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論。如《策林》：”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

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強調內容與形式的統一，主張形式為內容

服務，反對脫離內容而從事形式。《新樂府序》云：“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喻也;其

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藏也。……其主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也。”所以，他“不務宮律

高，不務文字齊”，力求做到平易通俗，音節和諧婉轉影響：一方面有積極意義：白居易

較為系統的詩歌理論以其突出。

白居易的詩歌藝術

白居易對詩歌與現實的關系，以及內容與形式的關系所作的說明，是其詩歌主張的精

華。

他認為詩歌是現實的反映。《策林》六十九“采詩”說：“大凡人之感于事，則必動

于情，然后興于嗟嘆，發于吟詠而形于歌詩矣。”這就是說詩歌的基礎是“事”，即客觀

的社會現實。在同一篇文章里他又說：“故國風之盛衰由斯而見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聞

也;人情之哀樂由斯而知也。”從詩歌里可以體察社會治亂、人情哀樂，所以詩歌具有重

要的認識意義。。

在詩歌反映現實的問題上，白居易有兩點主張是很可貴的。第一是“文章合為時而著，

歌詩合為事而作”⑷ 。這里包含兩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反映時事，也就是《秦中吟序》

所謂“貞元、元和之際，予在長安，聞見之間，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另一方面是為

現實而作，也就是《與元九書》所謂“裨補時闕”。反映的事情不一定是時事，但目的是

為了現實。杜甫一生寫了許多面對現實、諷諭時事的作品，但他沒有提出為時事而作的主

張。白居易繼承了漢樂府“緣事而發”的現實主義精神，從中唐的社會現實出發，提出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主張，是對現實主義詩歌理論的一大貢獻。

白居易第二點可貴的主張是“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⑸。杜甫以前，在《詩經》

和漢樂府里，勞動人民的生活和疾苦有所反映。

然而文人筆下所表現的多半是王公、貴族、官僚、隱士，很少寫到人民。勞動人民的

生活和疾苦，在杜詩里才開始占據了一席地位。杜甫寫過農民、士兵、船夫、漁父、負薪

的女子、無告的寡婦，對他們的疾苦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對他們貧困的原因，也有深刻的

揭示。但杜甫并沒有提出反映人民疾苦的主張，這個主張是由白居易明確地提出來的。前

有杜詩的榜樣，后有白居易的主張，這就為后世詩人指出了一個新的方向，為詩歌創作開

拓了一個新的天地。后代許多詩人正是沿著杜甫、白居易的道路前進的。

白居易能夠提出“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主張并不是偶然的，這與他的時代、

經歷和政治思想有很密切的關系。安史亂后，民族矛盾、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均

趨向深化，唐王朝陷入無法擺脫的危機。土地與賦稅的問題尤其嚴重，均田制破壞，兩稅

法實行，反映了土地急劇兼并的事實，同時也使兼并合法化。統治階級不顧農民死活，肆

無忌憚地從事兼并、征斂，將農民置于破產的境地。這就加深了階級矛盾，也加速著唐王

朝的滅亡。當時，統治階級中間有不少開明的人物，敏銳地感到了這種危機而奮起改革政

治。白居易就是其中的一個。他出身于中下層官僚地主階級，早年經歷過一段顛沛流離的

生活，對人民的疾苦和愿望比較了解。他曾多次論及土地和賦稅的問題，希望引起統治者

重視。他警告統治者：“邦之興，由得人也;邦之亡，由失人也。……君茍有善，人必知之;

知之又知之，其心歸之;歸之又歸之，則載舟之水由是積焉。君茍有惡，人亦知之;知之又

知之，其心去之;去之又去之，則覆舟之水由是作焉。故曰：至高而危者君也，至愚而不

可欺者人也。”⑹所以他主張抑兼并，輕賦斂，節用愛民，以利萬人。希望皇帝“以天下

心為心”, “以百姓欲為欲”，而不要“抑天下以奉一人之心”,“咈百姓以從一人之

欲。”⑺ 他認為只要皇帝體察人民的疾苦和愿望，革弊政、行仁政，就可以擺脫危機，

鞏固統治。正是從這樣一個以民為本的仁政思想出發，他提出了“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

知”的主張。

關于詩歌內容與形式的關系，白居易總是把內容放在首要地位，要求語言、形式為內

容服務。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為了使詩歌發揮社會作用，

他強調形式通俗，語言淺顯。《新樂府序》說：“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

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在《策林》六十八“議

文章”中，他更深入地闡述了這個思想：

俾辭賦合炯戒諷諭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碑誄有虛美愧辭者，雖華雖麗，禁而絕

之。

就是說，政治意義和真實性強的，即使形式粗糙些也應鼓勵;反之，即使形式多么華

麗也應禁止。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又說;“稂莠秕稗生于谷，反害谷者也。淫辭麗藻生于文，

反傷文者也。故農者耘稂莠、簸秕稗，所以養谷也。王者刪淫辭、削麗藻，所以養文也。”

他認為缺乏政治意義和真實內容的淫辭麗藻“若行于時，則誣善惡而惑當代;若傳于后，

則混真偽而疑將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