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歷史劇的藝術特色是

2024年3月22日發(fā)(作者：讓世界充滿愛作文)

郭沫若歷史劇的藝術特色是

一

從作者建國后僅有的兩個歷史劇看，一般他說，他不以戲劇情節(jié)的曲折見長，而是十

分注重戲劇場面的歷史感、真實感和劇中人物性格的矛盾沖突。由于作者有著豐富的歷史

知識，對考古學和歷代文物均有著相當?shù)难芯亢驮煸劊裕粌H對劇中表現(xiàn)的整個歷

史事件以及主要人物的思想面貌給予縝密的考據(jù)和推敲，使之盡可能地符合歷史的真實，

而且，在細節(jié)和一件小小道具的運用上，都十分注意準確和真實。例如，他在《武則天》

第一幕的布景說明中，就對唐代宮中“炕床”的形狀、書卷的樣式、桌案的高低、瓶盆的

顏色等等考察得極為詳備，盡量做到件件有案可查，事事有典可考。浪漫主義精神一向很

強的作者，在這些問題上是決不肯馬虎從事的，這樣，就使得他所描繪的生活場面更富有

歷史感，也更能收到良好的戲劇效果。

此外，作者還善于根據(jù)不同題材的要求，安排人物關系，組織尖銳的戲劇沖突。例如，

在《蔡文姬》中，他根據(jù)劇情的發(fā)展，在匈奴與漢、匈奴內(nèi)部、漢使之間，甚至蔡文姬家

庭內(nèi)部，都設置了一連串的沖突，造成了一系列精采的戲劇場面，出現(xiàn)了眾多的性格的閃

光。在《武則天》中，作者則圍繞宮廷內(nèi)部，甚至家庭內(nèi)部各種特殊的關系組織戲劇沖突，

使得情節(jié)的發(fā)展既集中、又動人，并有利于深入刻畫人物的心理狀態(tài)。如武則天與裴炎、

太子賢、上官婉兒的矛盾，是分別通過親信、母子、世仇的關系表現(xiàn)出來;裴炎與鄭十三

娘、上官婉兒、駱賓王的矛盾，又是分別通過世交、恩師、同謀者的關系表現(xiàn)出來的。這

樣，就能使得戲劇沖突更為尖銳和復雜，同時，也便于用最儉省的筆墨刻畫出生動而豐富

的人物性格。如果說，作者在解放前寫的一些歷史劇如《虎符》、《高漸離》、《南冠

草》、《孔雀膽》等還保持了情節(jié)的曲折的話，那么，他解放后寫的這兩個歷史劇，則不

怎么注重情節(jié)的曲折，而是在戲劇場面和性格沖突上下了更多的功夫。這，也可以說是作

者在建國后歷史劇創(chuàng)作上的一個變化。

作者建國后的歷史劇創(chuàng)作和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一樣，多半是急就章，雖然有著熱情洋溢、

一氣呵成，具有鮮明的社會主義時代精神的特色，但同樣存在著錘煉不夠的缺點。同時，

對戲劇藝術高度真實性的追求上，比其建國前的一些優(yōu)秀劇作也是稍遜一籌的。

二

作者具有淵博的歷史知識和獨到的歷史眼光，善于在錯綜紛壇的歷史現(xiàn)象、甚至各種

相互矛盾的史料和觀點中鑒別真假、明辨是非，提煉出卓越的、與眾不同的見解，作為他

歷史劇創(chuàng)作的思想基礎，使他的劇本的主題思想，具有一種發(fā)人深省的力量。郭沫若歷史

劇的這一特色，在他解放前的一系列劇作中已經(jīng)表現(xiàn)了出來。例如，他經(jīng)常突破傳統(tǒng)的、

世俗的見解，大膽歌頌我國歷史上那些舊秩序和舊禮教的叛逆者，給予當時的讀者以很大

的啟迪和鼓舞力量。而在建國后，由于作者思想的更加成熟，也由于在社會主義條件下，

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去重新評價歷史人物的迫切需要，所以，作者創(chuàng)作上的這一特色是更

加突出了，也更具有時代色彩了。《蔡文姬》和《武則天》的創(chuàng)作，選擇了我國歷史上遭

到很多非議的兩個杰出人物，賦予他們“憂以天下，樂以天下”的高尚品德和“人定勝天”

的堅強信念，把對歷史人物的科學評價和表現(xiàn)社會主義時代精神結合起來，塑造了嶄新的

歷史人物形象。這里，表現(xiàn)了作者向在封建社會中占有絕對優(yōu)勢的正統(tǒng)思想大膽挑戰(zhàn)的精

神，也表現(xiàn)了作者新穎而獨特的藝術構思。這樣，作者就把他的歷史家的眼光和劇作家的

形象思維活動高度結合起來了。

由于作者的歷史知識非常淵博，還給了他選擇歷史素材以表現(xiàn)歷史人物和主題思想的

充分自由。他下筆行文之際，似乎總能給人一種如魚在水似的優(yōu)裕自如的感覺，而不是如

有些歷史劇作者那樣，由于歷史知識修養(yǎng)不足，欲放而有捉襟見時之虞，欲收則又難免有

窮蹙拘謹之態(tài)。

郭沫若的歷史劇，是真正的歷史學家寫的歷史劇，無論在見解上或創(chuàng)作上都獨樹一幟，

具有作者的獨到的功夫。也可以這樣說，警辟、新穎的見解，突兀、奇特的構思，靈活自

如的駕馭歷史素材的能力以及具有強烈的時代精神，是郭沫若歷史劇創(chuàng)作的一個明顯特色。

三

濃郁的詩的意境和強烈的浪漫主義的氣息，也是構成郭沫若歷史劇創(chuàng)作特色的一個因

素，而且被一般人認為是一個主要的因素。

作者是一個著名的抒情詩人，他對于詩有特殊的敏感，也很善于在劇中醞釀和組織詩

的場面，造成詩的效果。例如，在《蔡文姬》一劇中，作者把《胡笳十八拍》中許多扣人

心弦的章句，象明珠一樣，鑲嵌在劇情發(fā)展的重要關口，大大加強了全劇的詩的氣氛和藝

術感染力。特別是在詩章的伴唱運用上，作者不僅是把它作為深刻揭示劇中人物內(nèi)心獨白

的有力手段，使之成為塑造人物性格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而且把讀者和觀眾更進一步地

引向了劇中的規(guī)定情境，縮短了歷史和現(xiàn)實的“距離”。此外，第三幕中蔡文姬在長安郊

外父親墓前的夢境，描寫北方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詩意，第五幕中反復吟哦和演唱的《重睹芳

華》，都使劇本獲得了強烈的詩的意境，也增添了濃厚的浪漫主義的色彩。《武則天》雖

然和《蔡文姬》不同，但它也沒有放棄使用詩的手段塑造形象。

歷史劇，顧名思義，應該是歷史科學和文學創(chuàng)作的有機結合，它當然允許在尊重歷史

事實的基礎上進行大膽的、豐富的藝術想象和藝術構思，浪漫主義的藝術方法，在歷史劇

創(chuàng)作中同樣有著它的廣闊天地，作者認為：“話劇是現(xiàn)實主義的藝術，用話劇這種體裁來

寫歷史劇，這種做法就包含著浪漫主義在內(nèi)。”“我們寫古人所能憑借的材料都是很有限

的，那就要求歷史劇作者發(fā)揮想象力，把很少的材料組織成一個完整的世界。創(chuàng)作歷史劇

應當在現(xiàn)實主義的基礎上運用浪漫主義的手法。”為了進一步說明這個問題，作者舉了

《蔡文姬》的創(chuàng)作為例子：“我寫《蔡文姬》，一部分是根據(jù)歷史上的材料，一部分是我

編造的。有些人物是虛構的，有些事情的過程也是想當然的。”①《蔡文姬》較之《武則

天》，是更能夠體現(xiàn)作者的創(chuàng)作見解和創(chuàng)作風格的作品。它作為歷史劇，其主要事件和人

物都是有歷史事實為根據(jù)的;但這并沒有妨礙作者去充分運用他的想象力進行大膽的藝術

虛構。作者的成功，就在于他這種虛構不僅符合歷史的必然性，還充分考慮到了藝術本身

對美的要求;換句話說，他是在歷史真實和藝術真實高度統(tǒng)一的基礎上去馳騁他的想象力

的，例如，作者慮構了趙四娘這個人物，固然為的是讓蔡文姬安心歸漢;又何嘗沒有表現(xiàn)

出在我們民族的歷史上，從上到下都不乏舍身求法的人物呢?由于趙四娘這一形象的存在，

使蔡文姬的形象有了更充分的歷史合理性，此外，作者安排董祀與蔡文姬是親戚關系，并

擔任正使，為的是使董祀有理由和蔡文姬在思想上作深入的接觸，以便更好地展現(xiàn)歷史人

物的精神面貌;把左賢王處理成愛國主義者，也有利于更準確地表現(xiàn)歷史上我們各民族間

的關系;讓董祀在南返途中失足落馬受傷，不能同回鄴下，為的是讓周近在曹操面前有進

讒言的機會，使戲劇情節(jié)產(chǎn)生新的波瀾;如此等等。這些人物關系的藝術構思與精心安排，

使一些歷史材料有機化了，整個劇情也有一個貫串的事件，因而更精確、更生動地表現(xiàn)了

歷史的真實面目。

當然，現(xiàn)實主義的創(chuàng)作方法也要求有虛構、夸張和想象，但較之浪漫主義，它對這些

手法的運用總是更帶有具體性和實在性，尤其當它用來表現(xiàn)歷史題材的時候，必然更多地

受到歷史事實即各種史料的嚴格約束。而郭沫若的歷史劇創(chuàng)作，從我們上面舉的例子來看，

他是更多考慮在整個歷史的典型環(huán)境的基礎上，自由地馳騁其藝術想象力，因而就使他的

歷史劇具有一種氣勢磅礴、雄奇瑰麗和熱情洋溢的浪漫主義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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