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樂府”，本是音樂機關的名稱，后來指樂府官署所采集、創作的樂歌，就成為一種詩體的名稱。漢樂府使由《詩經》而來的關注現實的精神成為一個傳統，后代詩人所貫穿的“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思想不能不歸功于漢樂府，而同時漢樂府也開出了我國古典詩歌雜言、五言體的直接源頭。魏晉以來，漢樂府為文人大量擬作，已經逐漸僵化，這時南北朝樂府民歌繼漢樂府再一次給詩壇帶來轉機。南朝樂府短小活潑的形式，明白如話的詩歌語言和濃郁清新的抒情風格對南朝乃至唐代詩歌發展產生了直接影響。
一、漢樂府民歌與南朝樂府民歌產生背景之同異
1.制度
漢代統治者采集民歌尚有“觀風俗，知薄厚”的目的，統治者經常派使者微服出訪，觀風采謠，根據“謠言單辭”考察郡守的政績和民間的風化，樂府采詩成為“舉賢觀風”的重要手段，許多直接揭露社會問題的優秀民歌自然被采入樂府之中。而西漢末年哀帝廢鄭衛之音，加上東漢時經學大盛，樂府中保留的情歌很少。相形之下南朝統治者采集民歌則完全是為了滿足其
縱情聲色的需要。漢魏之世的雅樂至南朝時曲、辭皆已陳舊，不能滿足統治者享樂的需要，而此時在南方民間已產生大量新聲歌曲，統治者根據自己的好尚進行采集、潤色及擬作。據《古今樂錄》以及《宋書》、《唐書》記載，南朝清商樂府中一部分曲子是由士大夫或他們畜養的歌妓所制，其余雖出自民間，但被采入樂府后，文人又有不少和制，且多用做歌詞舞曲，以供官僚貴族及富商消遣之用。因此保存在清商曲辭中的民歌幾乎是清一色的情歌，而許多直接反映社會現實問題的歌謠則被排除在樂府之外。
2.地理環境
漢朝樂府民歌的地域性并不明顯，大多不同程度地表現詩人在不同生存環境中的性情的多樣性。而南朝民歌地域性突出，多清麗纏綿的情歌，與江南優美的自然環境與充裕的經濟條件有著直接的關系。南朝民歌產生于長江中下游地區的繁華都邑，那里氣候濕潤，山川秀美，物寶天華，陶養了溫柔、恬靜的性格和浪漫的情思。南方人受地理的影響，性格和柔，多愁善感，在桃花綠水間對于愛情的低吟淺唱也不足為怪。
3.經濟
漢時實行土地私有制，隨著社會貧富差距的擴大及土地兼并想象日趨嚴重，階級矛盾尖銳，農民生活十分痛苦，所以漢樂府中有許多對貧困、受奴役的控訴。南朝時江南商業經濟繁榮，促進了市民文化的發展，南朝民歌得以發展，這些民歌多半出自商賈、妓女、船戶和一般市民之口，主要反映了城市中下層居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自東晉偏安以來，南方城市有了很大發展。這時的城市已經不僅僅是政治和軍事的中心，而且成了商業、交通和文化的中心。商業的發達不僅促進了城市的繁榮，也帶來了愛情生活的復雜化。遠出行商，自有相思別離之苦；易結新歡，自有猜疑哀怨之辭。
4.思想
漢武帝時，隨著政治集權的強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被提出，經過一系列的措施推動保障，兩漢文化的主流被定格在儒學上。受儒家傳統思想的束縛，兩漢樂府多敦厚而合禮。南朝時風土民情大異于漢，加之當時佛教思想流行，儒家禮教崩潰，儒家自兩漢以來的道德觀念與權威蕩然無存，政治黑暗，生活奢靡，吳楚新聲大放厥彩，貴族殆不復知禮義為何物。
（TJ）
二、漢樂府與南朝樂府形式體制之異同
兩漢樂府民歌與南朝樂府民歌就形式題材上來講，歷代學者大多將其歸納為：漢代多長篇，以雜言、五言為主；南朝題材簡短，大抵皆為五言四句。寥寥數語，似乎就能將異同之處講明，但若細究起來，疑問變隨之而來。
其一，本文所討論的民歌究竟謂何？將這個限定討論清楚后，對于形式的討論才會更順暢。學人們多以“相和歌辭”作為“民歌”主體來研究認識，而對于被歸為“雜歌謠辭”的一類作品并不重視，論者也不多。前者中的作品很大數量上是在民間歌謠基礎上的再創造，已經 存在文人筆法的干預，并不可稱為原汁原味的民歌。雖然把所有的與上層統治者對立的階級成員都看成是“勞動人民”時，“相和歌辭”被稱之為民歌有一定合理性，但真正的民歌還是應以那些漢世的“街陌謳謠”為宜。“然在當時，則此種作品，地位似甚低，縉紳之士，悉狃于雅、鄭之謬見，以義歸廊廟者為雅，以事出閭閻者為鄭，故班固著《漢書》，于《安世》、《郊祀》二歌，一字靡遺，而與此種民歌，則惟錄其總目，本文竟一字不載。”【1】蕭滌非先生長吁“嗚呼”為之痛惜，這是受歷史背景影響導致的悲劇性的湮沒。千年后，“宋郭茂倩纂《樂府詩集》，始更有所增補。”【2】，散佚者雖多，所幸的是讓我們
這些后人可窺見“漢樂府之精英”之一斑（現存漢代民歌共計40首，具體篇目名稱可參閱趙敏俐所著《漢代樂府制度與歌詩研究》中《漢代民間歌謠研究》一文）。而南朝樂府民歌記載不甚詳細，作品分類模糊，實難找尋當初的“街陌謳謠”。
其二，五言體形式興盛并延續的原因。“五言一體，出于民間，大于樂府，而成于文人。”【3】我們既已在上文討論過真正的樂府民歌，便要回到源頭看看最初民間歌謠的語言形式。有三言體《潁川兒歌》：“潁水清，灌氏寧。”；四言體《漁陽民為張堪歌》：“張君為政，樂不可支。”；五言體《長安為尹賞歌》：“生時諒不謹，枯骨后何葬。”；七言體《蒼梧人為陳臨歌》：“蒼梧陳君恩廣大令死罪囚有后代，德參古賢天報施。”；雜言體如《成帝時童謠》；騷體如《皇甫嵩歌》……可見，漢代民歌最初在語言藝術形式上不拘一格。在這種情況下，五言詩能夠脫穎而出，成為主體，很多程度上歸于它契合了當時文人的審美趣味。換言之，樂府民歌起源民間，但主體形式的確立還是借助了文人之手。五言體呈“二二一”或“二一二”式，形式上自由活潑，音律上靈活多變，有了回旋的余地，多了周旋的方便，提高了語言、文字的表達功能，使得詩的表現力大大增強，并具有了更為宛轉流走的飛動之美，于是在漢代、南朝及之后擁有強大久長的生命力。故鐘嶸 《詩品》云：“五言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于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
物，最為詳切者耶！”
至于南朝樂府民歌較兩漢篇幅更加簡短，多是由于對明快詩風的追求，這種五言四句的格式，對五言絕句的形成，也起了極大的作用。
其三，樂府詩雜言體減少的原因。總的來說，詩體的變遷，終歸是以音樂之變遷為轉移。詩歌特殊之格式，是為求適合于當時特殊之聲調，而非由于作者之矜奇。所以南朝樂府雜言詩的減少，以及上文五言詩的興盛，均要歸于世人審美標準的變化，特別是對音樂審美的流變這一大問題。舉例來說，雜言興因其口語化便于演唱，符合漢代的音樂要求，而到了南朝，音樂曲調普遍區域清麗纏綿之音，雜言體便不合于世人的審美了。
（YJW）
三、漢樂府民歌與南朝樂府民歌主題之異同
漢樂府民歌與南朝樂府民歌本為一脈相承。既為民歌，大部分主題便皆為反映社會日常生活、市井百姓人情，遵循“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創作規律。如漢樂府民歌《江南》（江南可采蓮）歌詠在良辰好景中嬉游的樂趣；南朝樂府民歌《歡聞變歌》（張罾不得魚）描
寫了捕魚的場景。而其中愛情作為文學永恒的主題更是同為兩漢與南朝樂府民歌所共同吟詠。如漢樂府《上邪》表白女子對愛情的矢志不移，南朝樂府《西洲曲》（憶梅下西洲）表明了女子對情郎既憐且愛的深情。
然而漢與南朝畢竟相隔約兩百年之久，世事變遷，滄海桑田，漢樂府民歌與南朝樂府民歌之時代背景已是相去甚遠，主題之異便成自然。
宋 人郭茂倩于《樂府詩集》中將漢至唐的樂府詩分為郊廟歌辭、鼓吹曲辭、相和歌辭、雜歌謠辭、清商曲辭、雜曲歌辭等共十二類，其中漢樂府民歌主要保存于前四類，并以相和歌辭數量為最多，南朝樂府民歌則集中存于后三者，并以清商曲辭為主。
漢樂府民歌的主題十分廣泛，有幻想游仙、處事說理、抒情、敘事、諷刺、喪歌、宴飲等。大致可粗分為三大類。其一為對苦與樂的深刻揭示。表現平民疾苦的詩作有《婦病行》（婦病連年累歲）、《孤兒行》（孤兒生）等，而《相逢行》（相逢狹路間）、《長安有狹斜行》等則極力描寫富貴之家的種種享受。此兩者形成鮮明的對比與極大的反差，使讀者領略人間貧富懸殊、苦樂不均的兩極世界。其二則為樂生惡死愿望的表達。如《長歌行》中“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便道出了人們對生命枯萎的恐懼，提倡“少壯應努力”的
積極人生態度；又如《戰城南》一詩，作者通過大量景物描寫渲染戰后蒼涼死寂的場景，表現對死亡的抵觸，對生命的留戀。其三為愛與恨的坦率表白。如《公無渡河》，短短四句便交代了一則夫婦殉情的慘烈愛情故事，再如《飲馬長城窟行》則表現了夫婦間的思念與深情。
蕭滌非說：“凡兩漢之政教吏治，民情風俗以及思想道德等，吾人于此皆得窺其梗概焉。”【4】由此可見漢樂府民歌所涉及的主題相當廣泛，“普及于社會之各方面”。至于南朝樂府民歌，蕭滌非認為其“內容單調…純為一種以女性為中心之艷情謳歌，幾于千篇一律。其中有本事可循者，亦不外男女之風流韻事”。【5】因此南朝樂府民歌的內容比較狹窄，絕大多數是情歌；但就關于愛情這一主題的詩作而言，南朝樂府民歌所表達的情感要比兩漢更加豐富細膩。
南朝樂府民歌分為吳歌與西曲。吳歌多為女性的吟唱，其內容或表現對于愛情的渴望（如《子夜歌》），或表現既得愛情的歡樂（如《讀曲歌》），或表現相思的痛苦（如《子夜四時歌》），或表現堅貞不渝的愛情（如《華山畿》），或表現對于負心男子的怨恨（如《子夜歌》），或表現婚姻不自由的苦悶（如《讀曲歌》）。西曲多寫旅客商婦的離別之
情，更多地表現勞動人民的愛情生活，如《石城樂》《莫愁樂》《那呵灘》等。總而言之,“南朝清商曲，多男女相悅及女性美之刻畫，漢時則絕少此種”。【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