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 And Foreign Poetics
們可以發現，穆旦此時還不能區分詩歌中作為敘事技巧的內心獨白與作為體裁的戲劇獨白之間的不同。《詩八首》原題為《詩》，但無論哪種標題，其實都類似于古典詩歌中李商隱式的《無題》。這種“無題”之題，其實正好泄露了詩人自己有關情感的某種難言之隱。他還不能像馬維爾那樣以戲劇獨白的方式隱藏作者，而只能用傳統的“無題”這種方式閃避。
雖然說的是穆旦，但從更大的層面這其中涉及到新詩與中國古典詩歌及外國詩歌的關系問題。鑒于此，穆旦與馬維爾之間隱秘的關系也許觸及到了比大理石或者花崗石更堅硬的部分一穆旦會不會因此在兩種石頭之間猶豫不決：這是任何寫作者都要遭遇的哈羅德?布魯姆意義上的"影響的焦慮”，朱麗婭?克里斯蒂娃意義上的"互文性”，并最終是關于何為詩歌這個終極且無解的難題。
（楊婷摘自《文學評論》2019年9月15日第5期）
論穆里的“另體您仰”
李
在現代詩人中，沒有誰像穆旦這樣具有如此自覺的身體意識，也沒有誰像穆旦這樣在身體意識上表現出如此大的起伏。穆旦的“身體性”聯結著精神，對身體的信仰因其是為精神提供激情和力量的源泉，因而
與其說是身體意識的動搖，不如說是精神世界的搖擺反過來影響了他的身體意識。
穆旦的“身體意識”是充分歷史化的，在精神世界不斷的懷疑和惶惑之后他仍葆有對身體的信賴，其重要原因在于穆旦對“身體”具有高度自覺的現代認知。穆旦的身體書寫總是帶有強烈的批判性和反抗性，這也是穆旦詩歌的現代性所在，通過“身體”懷疑并反抗各種強加的外力，是穆旦處理與世界之關系的重要方式。穆旦始終不會將個人的身體作為歷史結構中的被動存在物，而是力圖要保持它的獨立性。他所獲得的身體本體層面的知識和經驗，成為他反抗所憑借的資源。
穆旦對身體的思考建立在對西方身體哲學理解的基礎上。按照西方現象學的觀念，重拾“身體”就是要拋棄形蓉
而上學的觀念預設，從真實的世界中獲得對世界的認知。正是基于對身體的理解，穆旦對于種種流行的潮流和觀念才不盲從，因為''肉體是我們己經得到的”，在現代人無根的漂浮中，“身體”是唯一的實在，也是存在的證明。更為重要的是，穆旦對“身體”的贊頌，是以接受'‘身體”給人帶來的困惑和不安全感為前提的，身體是“黑暗的憩息”，意味著"身體”存在無法把握、晦暗不明的部分，它常常不受精神主體的控制，這種自主性也是它的神秘性所在。
穆旦詩歌中的“身體”是激情之源，也是痛苦之源，它在穆旦的詩歌中和哲學、歷史構成了緊張的關系。西方文化確立的上帝對人的本質定義解體了，但渴望被定義的訴求卻依然存在，穆旦在彷徨中也
一直希望找到一種終極性的理想，但對“身體”的倚重又常常讓穆旦發現“理想”的虛妄，希望和失望的更迭伴隨著穆旦的生命過程。
從20世紀30年代到40年代，穆旦從“身體”出發所力圖獲得的是一種“生命的智慧”，“身體的信仰”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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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智慧”之間是一種對話關系。穆旦筆下，“生命的智慧”是通過對日常的否定而獲得的。穆旦將“日常”作為一種龐大的敵對力量加以抵抗，并力圖通過“身體”創造一種詩歌行動，他的詩歌因此才充滿了沖突、緊張和搏斗。
與對“日常的身體”的抗拒相對，穆旦贊頌的是“野性的身體”，后者成功地將詩人在個人和國家兩個層面的訴求合二為一。然而，這種情況只是暫時的，從現代國家和個人的關系來看，這種“合一”中潛藏著終將爆發的悖論。在現代性的發展中，個人優于集體的觀念深入人心，而個人首要的權利應該就是身體的權利，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生命政治正是源于身體，“身體”應是國家保護公民的生命安全、維護公民的個人權益的中心。然而，一旦國家從戰爭和革命走向政權的穩固，情況就會發生變化，資本主義將身體變成了既順從又能帶來生產力的工具，韋伯、阿甘本、福柯等哲學家都關注了權力對身體的
控制，他們發現，根本不存在純粹的生物性以及理想的人道主義。這也就意味著身體與權力之間存在互為因果的關系，穆旦的困惑也來自于此，一個穩定、規范的社會通常會將“野性的身體”視為洪水猛獸，“身體”在被利用之后拋棄，至此，“合一”就會變成“分裂”和“錯位”。
與“野性之力”的釋放相比，日常化的“安身”是一種相對靜止的狀態，它難以容納躁動不安的熱情，但對于日常的身體，20世紀的政治話語的態度也同樣是狡黠而善變的。20世紀上半葉，由于民族生存的緊迫性，對“革命”“解放”等宏大話語的大力提倡使日常生活的價值被擠壓和否定，追求民族、國家富強的主流話語在事實上造成了對個人日常生活的貶低和排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個人的身體被進一步置換為階級的、集體的身體，對個人身體的擠壓以制度化的方式得到延續。這些都是在穆旦對日常身體的批判中所忽略的問題。
穆旦始終試圖將對身體的思考插入歷史話語之中，他的困惑和掙扎也正是這樣的歷史事實的投影。在穆旦70年代的詩歌中，對他的“身體的信仰”構成詰難的是“生活的智慧”，這里的“生活”不僅僅是指他早年所抵制的平庸的日常，更重要的是還包括了階級斗爭的“日常”，穆旦在此將它們一體化。與他早年所追尋的“智慧”相比，這里的"智慧”的內涵己經發生了變異，所謂的“智慧”是現實政治給予的，"身體”與“智慧”之間不是一種對話關系，而是一種沖突的、相互否定的關系，這樣一種關系在早期寫作中其實已經出現，只是經過了歷史的變遷、人生的磨難之后，穆旦以反諷的方式宣告了“生活的智慧”的勝利。對于穆旦來說，真正的智慧只能由個體生命的經驗中生長出來，包括失敗和痛苦，而非“身體”
被給予的理性和規范。
穆旦詩歌給人的感受始終是痛感和快感并存，詩人看重的是能否讓肉體和精神同時擁抱真實的生活，如果能夠，艱辛和痛苦就更能增加意義的重量，這種“自虐”式的對理想的獻祭，是穆旦處理個人與國家、詩歌與現實關系的基本方式，而一旦“身體”抽離于現實，或者和現實之間失去了一種依存的關系，那么也就意味著真切的“生”之感受的喪失。
穆旦的《葬歌》一詩述說了自己對信仰的埋葬，肉身及其欲望最終會解體，但它由此也完成了被賦予的使命，而身體的意義就在它不斷的上升和沉落并融于歷史和時間的過程中，這也是穆旦“身體信仰”的最終去處。
（陳錫敏摘自《文學評論》2019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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