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維特的煩惱》敘事藝術探析
張曉琴
五、與傳統文本的互文關系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指文本間的相互關系。朱麗亞·克里斯蒂娃(J ulia Kristeva) 于1969 年首先提出此概念,她認為先前話語的存在是所指行為的前提條件。任何文本都與別的文本相互交織《維特》也不例外。在這部作品中,荷馬的詩和莪相的詩作為前文本出現在文本中與其形成互文關系,而它們各自卻又起著不同的作用。在小說的第一部分,維特在日記中說:“我這顆心本身已經夠不平靜的了。我需要的是催眠曲;而我的荷馬,就是一首很長很長的催眠曲。”[2 ]在這個階段,維特需要調整內心,盡可能地使內心歸于寧靜,所以,荷馬樸素、寧靜的詩風與當時維特的心境是非常吻合的,同時也與文本中該部分的基調一致,所以,在小說中,我們同時注意到綠蒂在維特的生日之時,送給維特的禮物中有一本威特施坦袖珍版《荷馬選集》。然而,隨著小說的發展和主人公的內心變化,在小說的第二部分,維特在十月十二日的日記中,第一句就寫了這樣的話:“莪相已從我心中把荷馬排擠出去。這位杰出的詩人領我走進了一個怎樣的世界呵??”[2 ]莪相傷感乃至悲涼陰郁的詩風
在這里與小說的整體變化極為一致,最感人的就是在小說的第三部分中,當維特最后一次與他深愛著的綠蒂見面,更確切地說是和綠蒂作一次永遠的道別時,他斷斷續續地念著的幾句莪相的詩,更是維特即將離開這個世界時的心聲。在《維特》文本與前文本構成的互文關系中,最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其不同的前文本對于小說中不同情境所起的不同的作用,它們之間是無法替換的。所以,文本與前文本構成的互文關系在《維特》中不僅僅具有敘事上的功能,而且還具有展示人物內心的真實的作用。我們上面看到的所有《維特》的敘事方式都有一個共同的重要特點,那就是特別適合敘述者內心的情感的表達,換言之,也就是特別適合敘述者抒寫心靈,從而表現內心的真實,這在文學史上是具有重要意義的,因為它給文學創作帶來了一種由表現外在真實向表現內心真實轉變的傾向,而歌德及其作品的巨大影響由此可窺一斑了。
參考文獻:
[1 ] Nineteenth - Century Literature Criticism[M] . Gale Re2arch Company Press ,1983.
[2 ] 歌德. 少年維特的煩惱[M] . 楊武能譯.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3 ] 陳小蘭. 歐洲日記體小說發展概觀[J ] . 蘭州大學學報,2001 , (1) .
[4 ] 錢中文. 巴赫金全集(第一卷) [M] . 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第22 卷 第5 期2003 年10 月蘭州鐵道學院學報( 社會科學版)
莪相
莪相（Ｏｓｓｉａｎ），古代愛爾蘭說唱詩人。１７６２年，蘇格蘭詩人麥克菲森（ＪａｍｅｓＭａｃｐｈｅｒｓｏｎ，１７３６—１７９６）聲稱“發現”了莪相的詩，他假托從３世紀凱爾特語的原文翻譯了《芬戈爾》和《帖木拉》兩部史詩，并先后出版，于是這些所謂“莪相”的詩篇便傳遍整個歐洲，對早期浪漫主義運動產生重要影響。實際上，這些作品雖有部分是根據凱爾特語民謠寫成的，但大部分是麥克菲森自己的創作。關于“莪相”詩篇真偽問題一直是批評家研究的一個課題，直到１９世紀末，研究證明，麥克菲森制作的不規則的凱爾特語原文只不過是他自己英文作品的不規則的凱爾特語的譯作。至此，關于莪相的爭論才得以解決。學術界一致認為，被浪漫化了的史詩《莪相集》并非真正是莪相的作品，而于１６世紀前期整理出版的《莪相民謠集》才是真正的愛爾蘭蓋爾語抒情詩和
敘事詩。歌德當時讀到的莪相的詩是麥克菲森的創作，不能與真正的莪相詩篇《莪相民謠集》相混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