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大學生社會實踐反思
幾十年的大學生社會實踐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是，大學生社會實踐普遍開展的同時卻由于實踐投入不足、針對性不強，實踐教學的組織、安排、管理等方面的混亂以及實踐教學風險應對機制不完善等原因，造成大學生社會實踐日益流于形式。這種現象已經引起社會以及大學生的質疑和消極應付，我們應該認真反思。
標簽：大學生；社會實踐；反思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的大學生社會實踐經歷了萌芽階段（1981——1983）、推廣階段（1984——1986）、全面開展階段（1987——1992）、深化階段（1993——）四個階段[1]，人們對大學生社會實踐的認識日益深刻，大學生社會實踐的計劃、組織、安排逐漸走上規范化、制度化的軌道。但是，大學生社會實踐在取得豐碩成果的同時，卻出現了學生參與積極性由高到低、社會對大學生實踐活動的支持力度由強轉弱趨勢，這表明，幾十年的大學生社會實踐存在著嚴重的問題，需要我們認真反思。
一、大學生社會實踐活動流于形式
大學生社會實踐活動日益受到國家、社會、學校以及大學生個人高度重視，大學生實踐教學活動全面開展并取得豐碩成果，但各方在認識到大學生社會實踐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同時卻由于各方的利益而出現實施大學生社會實踐活動時產生嚴重的分歧，導致大學生社會實踐活動存在著“叫好不叫座”現象，大多數大學生社會實踐活動流于形式。
1．大學生社會實踐活動的高投入，制約了學校全面開展大學生社會實踐活動的可能性。
任何行動的開展都涉及到人力、物力、財力的投入，全員性的大學生社會實踐活動無疑需要學校增加大量的人、財、物支出。學生開展校外社會實踐活動涉及到聯系費用、師生交通費、食宿費、教師工作量以及其他活動經費等。如果學校真正組織每個大學生經常開展社會實踐活動，那將是一筆巨大的開支。因此，在政策壓力下，學校的辦法只能是，一是拿出有限的資金投入到有限的社會實踐活動中，既執行了政策，起到了宣傳作用，又節約了資金；二是鼓勵學生參加校內社團，進行校內社會實踐，這種狹小范圍內的社會實踐活動無疑也會挫傷學生的積極性；三是鼓勵學生利用課余時間或者假期自行參加社會實踐，從而將實踐費用支出轉移到大學生本人。
2．大學生社會實踐活動指導的義務性，阻礙了教師進行實踐活動組織和指導的積極性。
盡管我們一向強調教育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 ，但重理論教學而輕實踐教學是中國學校教育的現實。在高校，從事實踐教學的教師不僅普遍受不到重視，地位、待遇相對較低，而且進行社會實踐指導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這種投入一般也得不到回報。這樣，高校教師在科研壓力下從自己的利益出發，重科研、輕教學，把主要精力集中在自己的科研任務上，不愿在教學研究上下功夫，更不愿在指導學生社會實踐上投入過多的精力。另外，大多數高校教師本身在接受教育時，也是走的從理論到理論的路子，沒有經過實踐的洗禮，如果要指導好實踐必須花費更多的心血。
3．大學生社會實踐活動的盲目性，挫傷了學生從事社會實踐活動的主動性。
由于大多數大學生社會實踐活動缺少指導，他們在實踐的計劃、組織、安排以及評估、改進方面處于盲目的境地。而且，由于缺少指導和必要的社會資源以及社會能力，學生參與的社會實踐很難符合他們自己的性格、專長以及自身期望，導致他們的實踐熱情受到嚴重挫傷。調查發現，大學生參加社會實踐的愿望表現出一種“U”型曲線，大一學生參加社會實踐的意愿非常強烈，隨后，他們逐漸認為，學校組織的實踐活動絕大多數只是走形式、走過場，不符合他們的需要，因此參加社會實踐的意愿大二降低，大三最低，而到大四實踐
意愿又重新上升，達到最高，這是因為他們面臨著就業壓力，而此時他們更愿意按自己的意愿和就業期望自主進行實踐。[2]
4．大學生社會實踐內容與社會需求的脫節以及實踐的短期性，造成大學生尋找實踐單位存在著巨大困難。
我國高校與社會之間缺乏緊密聯系是長期存在的問題，學生所學很多都是過時的知識，理論知識多，與社會實際密切聯系的內容少，他們所從事的社會實踐內容和實踐經驗無法適應接受單位的需要，因此很多單位把接受大學生社會實踐當作一種負擔，認為會影響正常工作。而且，大學生社會實踐活動的時間比較短，在剛剛熟悉了工作后就得離開，很難為實踐單位帶來效益。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學校還是大學生個人聯系實踐單位都非常困難，盡管政府出臺了大量的政策文件，各類媒體也對大學生社會實踐進行了廣泛的宣傳，但是社會各界對接受大學生參加大學生社會實踐多數是處于應付或者借口推辭狀態，即使接受了大學生參加本單位的實踐，也存在著學非所用、監管不力的現象，大學生社會實踐的鍛煉目的得不到實現。為了滿足社會對學生實踐的要求，學校也只能走“精英實踐”的道路，組織少數有能力的優秀學生進行重要的實踐活動。
二、大學生實踐管理體制混亂
大學生社會實踐納入了課程建設體系，大學生參加社會實踐成為大學期間的基本學業任務，但大學生社會實踐仍然歸口權力和資源有限的學校團委管理，表現出片面強調社會實踐的“受教育、作貢獻”德育功能，輕視其“長才干”作用的特點，違背了大學生參加參加社會實踐以鍛煉能力、適應社會的愿望。
1．大學生社會實踐歸口團委管理，從形式上表現出片面強調大學生實踐教育的德育功能，從實際上影響了大學生社會實踐的科學安排和正規化管理
長期以來，大學生社會實踐一直歸口學生處（部）、團委管理，學生部、團委的職責主要是從事學生思想政治工作，因此片面強調實踐活動的德育功能也不足為奇，然而，由于其人手的缺少、調配資源能力的限制，造成實踐活動開展面受到極大束縛。首先，學校資金安排，主要是在教學和科研上，他們有限的資金不可能組織全體學生都參與社會實踐；其次，學校教學人員的直接安排和管理者是教務處，學工處、團委根本沒有能力調動全體教師在指導學生社會實踐上給予足夠的人力支持；再次，學生社會實踐牽涉到廣闊的領域和方方面面的內容，學工處、團委有限的人力不可能對其進行深入的研究和仔細認真且切合
實際的計劃、安排；最后，學生工作處和團委的職能范圍限制了其組織社會實踐的深度和廣度。
理論教學和實踐教學是教學活動不可分割的兩個環節，理應納入教學管理系統，但是由于知識技能教育和德育教育的人為分離，使它們分別歸口不同的部門，教務處雖然將社會實踐納入了學分管理系統，但學分有限，管理不力且多數是按照學工處或團委給出的成績進行考核；學工處、團委安排的社會實踐又難以與所學專業和就業愿望聯系起來，社會實踐活動不能符合大多數學生的真實需要。
2．大學生社會實踐脫離學生專業和就業愿望及其缺乏指導和疏于管理，導致大學生社會實踐的實際參與程度受到嚴重影響。
參加社會實踐以利于就業是學生參加社會實踐首要考慮的目標，大學生所理解的“長才干”關鍵就在于通過實踐提高自己的生存和發展能力。由于學工處、團委組織的社會實踐更偏重于實踐的德育性質，其內容也不可能很好地結合學生的專業和就業愿望；同時，大多數大學生由于社會資源和能力的缺乏，很難找到符合自己專業特長和發展愿望的接受單位，這樣，大一學生在經歷短暫的熱情之后必然進行理性思考：他們所進行的社會實踐是
否有利于將來工作的需要、是否能夠得到鍛煉和提高？理性思考后的必然結果是，現行的大學生社會實踐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但在完成大學生社會實踐任務、順利拿到學分的壓力下，他們只能服從學校要求，進入并不符合自己愿望的單位，對實踐活動進行敷衍甚至弄虛作假；由于缺乏動力以及足夠的指導、 疏于管理，來自接受單位的反映是，大學生社會實踐只是應付差事，很少有大學生愿意深入下去，他們對大學生的“幫助”也不抱太大希望甚至產生反感情緒，大學生社會實踐“變了味”，大學生社會實踐的實際效果受到大學生個人和社會的普遍懷疑。
3．大學生社會實踐缺乏系統的計劃、安排、管理和考評方法和制度，直接影響到大學生參與社會實踐的實際效果。
從進入大學校園的那一刻起，學生就開始實際計劃著自己未來的職業并為未來作準備，他們計劃著自己的實踐方向，思考著如何鍛煉自己適應社會和工作。但是，由于大學生社會實踐歸口學生工作處、團委管理，在制定大學生實踐時未能強調專業實踐能力，大學生社會實踐事實上淪為為德育教育的附屬物，而實際上學生參加大學生社會實踐的目標更主要的是就業能力的培養。德育教育是一輩子的事，它是一門課程，但它大多數時候應該貫穿
在專業和職業教育的過程中，這可以從學生到大二后對單純的社會實踐頓時失去興趣的現象得到解釋。社會實踐應該與學生的實際和自身愿望結合起來。從小學到高中，學生們長期停留在書本世界里，缺少對社會的真實了解，缺乏生產勞動和社會實踐，對于大一新生而言，參加社會實踐更多的應該是了解社會，熟悉所學專業，培養服務社會的意識；但是隨著專業知識的逐漸增多，學生的社會實踐更多的應該是與自己所學的專業密切結合，德育的育人功能應該貫穿在為專業和就業實踐而安排的社會實踐活動中；學生作為單個的個體，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獨特的興趣、專長和未來設想，學生社會實踐不是可以整體指導的，而是要針對他們的特點進行長期系統的指導，包括他們實踐的設想、計劃以及探索課題，規定全體教師指導學生社會實踐包括專業實踐，從學生一開始進校就指定專門的社會實踐指導教師，對學生進行適合學生自身的實踐設想、計劃、組織、安排。
三、社會實踐的風險制約著大學生社會實踐的廣泛開展和深入發展
大學生走出校門參加社會實踐，必然面臨著各種各樣的社會風險。對于社會實踐教育來說，不得不考慮學生的安全。盡管大學生絕大多數已經成年，但是現行的法律并沒有免除大學生在校期間在校外發生事故和不測的責任，學校必然面對大學生廣泛社會實踐要求和
承擔學生實踐風險的兩難選擇，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學校在進行大力宣傳的同時，組織少數精英學生，開展“面”上的社會實踐活動，而另一方面則要求學生自行進行社會實踐活動，學校并不承擔組織責任。因此，大多數學生的社會實踐都是學生自行計劃安排的，不僅缺少指導，而且缺乏管理。
1．規避風險，組織短期的社會實踐
大學生能力和素質的提高，離不開長期地實踐，但是進行長期的校外實習與實踐，將面臨著長期的風險。為了規避風險，學校決不會貿然增加實習實踐學時，而只會進行短期的社會實踐安排，甚至縮短規定的實習實踐時間，大多數學校在學校組織的社會實踐學時方面不僅沒有增加，反而下降，提倡學生利用假期進行社會實踐，將實踐組織的任務轉移到學生自身，既降低了資金的投入，又回避了風險責任。
2．規避風險，組織精英式的社會實踐
大學生從事校外實踐，面臨著管理風險與聲譽風險，就管理而言，學生的生命、財產以及其他方面的安全是校方必須考慮的問題，由于大學生素質存在著很大的個體差異，相對來
說優秀大學生更便于管理，能夠靈活應對各種突發和意外事件，進行校外實踐的風險較低；而就學校聲譽來說，組織精英式的大學生社會實踐并進行精心指導，能夠提高學校聲譽，形成良好的學校形象。
3．規避風險，發動學生進行假期社會實踐
目前，學生事故責任的確定對學校極為不利，學生在校期間發生的各類意外事件，學校都要承擔一定的責任，由于社會實踐活動存在著比單純的課堂教學大得多的風險，學校并不大規模地鼓勵學生假期留校進行社會實踐，而是要求學生離校進行社會實踐活動，這樣可以免除學校的風險，同時也便于管理。對于假期留校參加社會實踐的學生有著嚴格的限制，不僅僅是人數限制，而且有著素質高低的要求。
盡管大學生社會實踐仍舊是“轟轟烈烈”，但在這種繁榮現象的背后卻隱藏著大量問題值得人們反思：如何協調實踐和理論教學任務及其人、財、物分配？大學生社會實踐是否真正符合社會和學生的需求？大學生社會實踐是否進行了有效的指導？學生在參與社會實踐中是否真正了解了社會、增長了才干？大學生社會實踐鍛煉的是個別人還是全體學生？學生參與的社會實踐是否做到了學用結合，是否與學生的就業進行了有效的銜接，學校組織的
社會實踐如何回避風險？……因此，我們在認識大學生社會實踐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同時，認真剖析社會、學校以及大學生個人對社會實踐的真正需求異常重要，這是我們貫徹落實《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見》（中發〔2004〕16號）精神，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大學生社會實踐必須思考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