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來最大的散文流派

五四以來最大的散文流派

“桐城派”是五四以來最大的散文流派，代表作家有方苞、劉大

櫆、姚鼐,他們都是安徽桐城人,故稱“桐城派”。

“桐城派”散文理論的建立,是從方苞開始的。“桐城派”在清

代文壇上影響極大時間從康熙時一直綿延到清末，地域超越桐城,遍

及國內桐城派的“載道”思想和“義法”理論,適應了清朝統治者提

倡程朱理學的需要,故得以常盛不衰。他們在矯正明末清初“辭繁而

蕪,句佻且稚"的文風,促進散文的發展方面也起了一定作用。桐城派

清代散文流派，創始人方苞,繼承發展者雖眾,但影響最大的主要是劉

大櫆和姚鼐，因為方、劉、姚都是安徽桐城人,程晉芳、周永年便戲

謂姚鼐說：“昔有方侍郎,今有劉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從

此學者轉相傳述,號桐城派,時在乾隆末年。

“桐城派”的文論,以“義法”為中心,逐步豐富發展,成為一個

體系“義法”一詞,始見于《史記十二諸侯表序》表序說“(孔子)興

于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

義法”方苞取之以論文他說：“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

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為經而法緯之,然后為成體之文”

（《又書貨殖傳后》）所謂言有物,指文章的內容；言有序,指文章的

形式他的義經法緯之說,是要求內容和形式相統一又說：“法之變,

蓋其義有不得不然者”(《書五代史安重誨傳后》),又認為形式決定

于內容從“義法”說出發,他主張古文當以“雅潔”為尚,反對俚俗和

繁蕪劉大櫆著重發展了方苞關于“法”的理論,進一步探求散文的藝

術性,并提出了“因聲求氣”說他說：“作文本以明義理,適世用而明

義理,適世用,必有待于文人之能事”所謂“能事”,主要是指文章的

“神氣”、“音節”問題他說：“行文之道,神為主,氣輔之神氣者,

文之最精處也；音節者,文之稍粗處也；字句者文之最粗處也，神氣

不可見于音節見之；音節無可準,以字句準之”（《論文偶記》）。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一方面針對當時“言義理之過者,其

辭蕪雜俚近,如語錄而不文；為考證之過者,至繁碎繳繞,而語不可了

當”的弊病,強調“義理、考證、文章”三者合一,“以能兼者為貴”

（《惜抱軒文集述庵文鈔序》）;另一方面,又發展“神氣”說他說：

“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為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

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茍舍其粗,則精者

亦胡以寓焉!”（《古文辭類纂序》）他把眾多不同的文章風格歸納

為“陽剛”、“陰柔”兩大類,實際上他們多數人的創作,是偏于“陰

柔”之美的,所以又以為“文之雄偉而勁直者,必貴于溫深而徐婉”（《海

愚詩鈔序》）。

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為“闡道翼教”而作;在文風上,是選

取素材,運用語言,只求簡明達意、條例清晰,不重羅列材料、堆砌辭

藻,不用詩詞與駢句,力求“清真雅正”,頗有特色桐城派的文章一般

都清順通暢,尤其是一些記敘文,如方苞的《獄中雜記》、《左忠毅公

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記》等,都是著名的代表作品。

桐城派在清代文壇上影響極大時間上從康熙時一直綿延至清末；地域

上也超越桐城,遍及國內主要人物方苞、劉大櫆、姚鼐、姚鼐四人之

外,還有方氏門人雷□、沈彤、王又樸、沈庭芳、王兆符、陳大受、

李學裕,劉大櫆門人錢伯□、王灼、吳定、程晉芳等,姚鼐門人管同、

梅曾亮、方東樹、姚瑩等追隨梅曾亮的還有朱琦、龍啟瑞、陳學受、

吳嘉賓、鄧顯鶴、孫鼎臣、魯一同、邵懿辰等道光咸豐年間,曾國藩

鼓吹中興桐城派,但又以“桐城諸老,氣清體潔”,“雄奇瑰瑋之境尚

少”,欲兼以“漢賦之氣運之”(吳汝綸《與姚仲實》),承其源而稍異

其流,別稱“湘鄉派”。

桐城派的“載道”思想,適應清朝統治者提倡程朱理學的需要；

“義法”理論,也能為“制舉之文”所利用,故得以長盛不衰他們在矯

正明末清初“辭繁而蕪,句佻且稚”（方苞《書柳文后》）的文風,

促進散文的發展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姚鼐編選《古文辭類纂》,流

傳尤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