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昌帝君的來歷

2023年12月12日發(作者：活動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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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帝君的來歷

文昌原是天上六星之總稱，即文昌宮。一說在北斗魁前，一說在北斗之左。六星各有星名，稱上將、次將、貴相、司命、司中、司祿等。文昌封為帝君，并且又稱梓潼帝君，當是元仁宗時之事。元仁宗延佑三年(1316年)封梓潼神為「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梓潼神與文昌神合為一神。《明史》的《禮志》稱，「梓潼帝君，姓張，名亞子，居蜀七曲山，仕晉戰歿，人為立廟祀之」。張亞子即蜀人張育，東晉寧康二年(374年)自稱蜀王，起義抗擊前秦苻堅時戰死。后人為紀念張育，即于梓潼郡七曲山建祠，尊奉其為雷澤龍王。后張育祠與同山之梓潼神亞子祠合稱，張育即傳稱張亞子。唐玄宗入蜀時，途經七曲山，有感于張亞子英烈，遂追封其為左丞相，并重加祭祀。唐僖宗避亂入蜀時，經七曲山又親祀梓潼神，封張亞子為濟順王，并親解佩劍獻神。宋朝帝王多有敕封，如宋真宗封亞子為英顯武烈王，宋光宗時封為忠文仁武孝德圣烈王，宋理宗時封為神文圣武孝德忠仁王。元仁宗延佑三年(1316年)敕封張亞子為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于是梓潼神張亞子遂被稱為文昌帝君。

忠主孝親

文昌帝君除有抗擊戰死、忠主救民之功績外，《梓潼帝君化書》稱，張亞子「生及冠，母病疽重，乃為吮之，并于中夜自割股肉烹而供，母病遂愈。后值瘟疫流行，夢神授以《大洞仙經》并法箓，謂可治邪祛瘟，行之果驗」。因此，文昌帝君也是慈祥孝親的楷模。成書于宋元時的《文昌帝君陰騭文》列舉古代士人行善得福的事例，說明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近報則在自己，遠報則在兒孫」的因果報應，勸人行善積德。

文章司命

《文昌帝君陰騭文》稱，文昌帝君曾七十三次化生人間，世為士大夫，為官清廉，從未酷民性烈，同秋霜白日之不可侵犯。「濟人之難，救人之急，憫人之孤，容人之過，廣行陰騭，上格蒼穹」。因此，天帝命文昌帝君掌天曹桂籍文昌之事。凡世間之鄉舉里選，大比制科，服色祿秩，封贈奏予，乃至二府進退等等，都歸文昌帝君管理

春秋祭祀

春祭是祭祀文昌帝君的重大祭典，相傳每年二月三日，是文昌的生日，是為祀典，是按朝廷頒布的禮神制度舉行的，其規格與祭孔子大致一樣。秋祭是清朝乾隆年間才興起的，在每年八月初一舉行，儀式大致與春祭相同，增加秋季無非是使文昌祭祀活動更為圓滿，內容更為豐富，參與人員更為廣泛，祭典的影響更為擴大。春秋祭典是文昌祭祀活動的主要儀式，主祭地點在七曲山大廟文昌正殿大廳舉行，分祭前準備和祭典兩個部分。

在文昌祭祀文化中，大興花燈可謂別具一格。大興花燈表演時間是每年臘月三十夜開始，耍到 正月十五日為止，“耍燈”是表演的高潮，“耍燈”是正月十五鬧元宵的重頭戲，“耍燈”是繼臘月三十夜“開光”儀式之后逐門逐戶“拜燈”開始的。這種逐戶“拜燈”習俗是梓潼春節迎神會之前各地鄉間農村文昌“掃蕩”習俗的同一種形式。“耍燈”表演一般分兩天進行。第一天共七場，包括“二龍戲珠”，“二龍搶寶”，“梅花陣”，“太極陣”，“采茶燈”，“車車燈”，“馬馬燈”。第二天告辭主人時表演“謝茶”，包括各種燈具相互穿插，構成各種圖案圖陣的燈舞，這些圖案或圖陣有“開四門”，“關四門”，“套八節”，“抱柱子”，“滾螺獅”，“一條龍”等等。

祭祀地點

在文昌祭祀活動中，梓潼七曲山大廟廟會是民間規模最大、時間最長、參與人數最多的活動，也是梓潼集祭祀、文化、商貿為一體的綜合性的民俗節目，它影響到川西北地區數縣及陜甘兩省的部分地區。每屆廟會都有數萬人之多，因廟會主祭文昌帝君，又稱廟會為“文昌會”。每年春季廟會從農歷二月初一至二月十五日，秋季廟會從農歷八月初一日至八月十五日。由于廟會是這一地區綜合文化的大陳列，包括宏偉壯觀的古建筑藝術，蒼煙濃蔭的古柏林，廟內文昌大型鐵塑及文物，五丁開山的神話傳說，張獻忠認家廟的風云紀事，海燈法師練功的場所，娘娘殿前的習俗，這些都是巨大的吸引力，吸引人們上山參觀游覽。大眾文化活動加強了廟會的娛樂功能，每屆廟會期間都有來自各地的大型雜技團、馴獸團、雜耍、猴戲、民間演唱表演。民俗文化展示也豐富了廟會的內容，民間工藝品雖然制作粗糙簡陋，但稚拙有趣；地方小食為廟會飲食文化增添了秀色，是民俗文化富有吸引力的內容。梓潼的地方小食色、鮮、味、型具佳，梓潼酥餅、梓潼片粉、梓潼鑲碗的“梓潼三絕”自然是廟會珍品。 七曲山大廟的建筑是順其自然，依山而建的。其結構嚴謹，錯落有致，風格殊異，它集南北古建筑和官方民間營造法式于一體。大廟古建筑以百尺樓、正殿、桂香殿為中軸線，其余建筑由此向左右延伸，由于受地形的限制，故不十分對稱。百尺樓為大廟的正山門，又名忠孝樓、星主樓、魁星樓，始建于明朝。正殿位于古建的中心部位，是供奉文昌帝君的主殿。正殿的后面是桂香殿，為明代所建。正殿前左右有鐘鼓樓，六角攢尖頂式，蓋綠色琉璃瓦，是清雍正十年建。正殿左側就是圣啟宮、瘟祖殿、白特殿及風洞樓。

洞經音樂

洞經音樂是談演道教《太上無極總真文昌大洞仙經》的音樂。在文昌祭祀中，它以音樂藝術的形式宣揚文昌經誥的宗旨，是梓潼宗祀文昌帝君的一種很有特色的活動。洞經音樂出現在大型祭祀活動當中，這也是古代“歌舞事鬼神”的傳統習俗，這種習俗早在春秋戰國時代就形成了制度，我國古代偉大的愛國注意詩人屈原在他所著的《九歌》中，如《東方皇一》、《云中君》等篇都生動的反映了當時楚國祭祀活動中以歌舞請神、頌神的內容，以后的歷朝歷代，無論是官祭還是民祭，用音樂（包括打擊樂）祭神都趨于規模化，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由于宗教音樂的滲入，更豐富了祭祀音樂的內容，明確了祭祀音樂的等級，提高了緝私音樂的水平，不難看出， 祭祀音樂是我國古老的民族文化寶庫中不可多得的瑰寶。

梓潼陽戲

梓潼陽戲是四川眾多儺戲中十分重要的一個種類，它的表演是由啟壇、天戲、地戲、花戲幾個部分組成，表演場所一般在農舍院壩、寺廟、祠堂，沒有固定的觀眾席，舞臺三面敞開，留一面做內場，這樣可縮短演員與觀眾的距離。表演中，演員還可揣摩觀眾心理即興串詞，任意發揮，使臺上臺下融為一體，造成戲劇情景和觀眾場面既分割又統一。文昌哲學

文昌哲學，源遠流長，可追溯至春秋戰國時期，與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哲學文化幾乎是同時產生的。文昌哲學，屬于道家哲學，是道教的思想淵源之一。道教初創時，奉老子為教主，老子的《道德經》，成為道教所奉主要經典，為道教徒必誦之經典。到了唐代，《道德經》被尊為《道德真經》，名列諸經之首。道教認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是“虛無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元”，“其大無外，其微無內”，“無形”、“無名”、“有清有濁，有動有靜”、“萬象以之生，五行以之成”，認為宇宙，陰陽萬物，都是由它化生的。因此，由“道”衍化而來的道教三清尊神元始天尊，靈寶天尊、道德天尊，便成為道教所崇拜的最高天神，其中道德天尊就是老子。文昌也被神化為天上的神，因此信“道”也就變成了信神。文昌成了神，所以七曲山大廟里也為文昌設立了祭祀廟宇天尊殿。

長生不死和即身成仙，是道教追求的最終目標。道教同所有宗教一樣，鼓吹有神論。文昌哲學也認為，除有人居住的世界外，還有神仙居住的世界。即有所謂的“洞天”、“福地”。認為有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各處都有許多的神和仙，“道”是無所不在，神與仙也就無所不在。還認為，神仙之間“亦有等級千億”，這些神仙世界的森嚴等級，當然就是人間世界封建等級制度的一種反映了。道家相信“道”是可以“因修而得”的，說人只要勤于修道，就能“使道與生相守，生與道相保，二者不相離”，“神與道合，謂之得道”，便能“與道同久”，成為神仙。

文昌的許多經誥中，根據上述哲學觀點，提出了許多的修煉方法和方術，即道功道術。這些哲學觀點，當然是屬于唯心主義的，宣揚了不少宗教迷信的糟粕，我們今天要批判的去認識理解。但是，文昌的許多經誥著述中，也保存了一些有關古代化學、醫藥學、養生學等許多有價值的材料，成為我們研究中國古代科技史的重要文獻。 每一種宗教,都有自己的經典及理論體系.基督教有《圣經》，伊斯蘭教有《古蘭經》、佛教有《阿舍經》、《金剛經》《華嚴經》，道教有《道德經》、《太平經》、《黃庭經》。有些影響較大的宗教，經典很多，如道教經典就有數千卷之多。原始人對自然的依賴以及他們對自然的無法理解，產生了對自然的崇拜，把各種自然人格化，使自然物、自然力變成他們膜拜的神靈，于是有了宗教信仰，有了宗教信仰的理論、教規和法則，使人相信神靈隨時隨地都在自己的身邊。所謂“人間私語，天聞如雷，暗事細心，神目如電”，說你的一言一行均受著神靈的“監視”，你必須按規范去做自己的事情，使人對善、對真、對美，有著長期的追求，這是宗教的根本所在，也是其理論體系的基礎。因此，它在政治、經濟上起著很大作用，在文學、哲學、藝術、習俗、心理、生活方式等領域則具有強烈持久的影響。

文昌經傳簡述

從梓潼神演變為文昌帝君的整個歷史過程來看，自始至終都是道教在參與操辦。文昌文化從內容到形式都貫穿于道家的思想體系。梓潼神既然“掌管文昌府事”，就亟需處于正統地位的儒家學說來支撐，于是宣揚教義和塑造神靈就顯得十分重要，一方面廣泛搜集民間廣為流傳的神話、傳說，進行加工、改編；另一方面又以民間文學手法編創新的傳說、故事，然后再傳之于世。同時又采用“天啟”、“神諭”、“降筆”等造神手段，塑造梓潼神成為“名副其實”的文昌帝君。文昌經傳的編寫歸納起來一是將張亞子身世加以神化，從而宣揚神秘化。二是將張亞子衍化為忠孝仁義之士。三是將張亞子樹為文豪和思想家。因此廣為流傳的“文昌著作”，洋洋數部。成為龐大的文昌理論體系。

文昌經誥博大精深，它涉及哲學、歷史、文學、醫學、星占、冶練、天文、宗教、儒學、倫理、藝術等，雖為“降筆”之作，代文昌立言，但確也顯示了古代文人學仕為塑造文昌帝君這位尊神而具有的才華和廣泛的知識水平，由于時代的局限以及他們認識事物的思維方式不同，能夠系統地宣傳文昌思想內涵而創作出千萬字的巨述，這已經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了，這些著作雖多為宗教和迷信為內容，但能涉及諸多方面的學科，對研究者來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此，文昌經誥仍然是祖國民族文化寶庫中的重要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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