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官正:童年記憶與求學之路

2024年2月13日發(作者：福字開頭的成語)

吳官正：童年記憶與求學之路

□吳官正

(一)

我的家鄉是江西余干縣,古稱干越,秦朝時置縣,迄今已有2200多年歷史。余干在鄱陽湖的南岸,也算是個魚米之鄉。宋代詩人王十朋有一首詩:“干越亭前晚風起,吹入鄱湖三百里。晚來一雨洗新秋,身在江東圖畫里。”寫的就是余干的風光。我家在烏泥村,歷史上歸石口鄉管。烏泥是個大村莊,有近千戶人家,幾千人口,村口有兩棵幾百年樹齡的蒼勁古樟,村前的互惠河蜿蜒穿行,古樸的民居坐落在樹叢之中,是一個典型的江南村莊。

1938年農歷八月二十五日約下午3點,我出生了。父母都不識字,我上邊有兩個姐姐。一個男孩的降生,給這個貧困之家帶來了欣喜。

在我出生前,因村里一戶惡霸家的人把臟水潑到我祖母身上,叔叔來水一氣之下動了手。那家知道我叔是一個不要命的人,就惡人先告狀,上縣城打官司,告我叔打人。結果判我叔賠他家18擔谷子,否則就坐牢。萬般無奈,我叔就去賣壯丁,賣了18擔谷子,頂人去當兵。我出生后,父母請來水叔叔給我取個名字,他想了一下不無感慨地說:“本來是我有理,到頭來卻輸了官司,我看就叫‘官正’吧。”不久,叔叔隨部隊開往湖南衡陽,不到半月,不幸染上霍亂死了。消息傳到家里,祖母悲痛欲絕,日夜哭泣,時間一長,眼睛也失明了。在“文革”中,有人攻擊我,要我改名字。我說,你們不了解,這是我叔叔取的,“官”是家里吃“官司”輸了,“正”是兄弟一輩的輩分,沒有想當官的意思。又有誰知道,這個名字來源于一樁痛心疾首的往事!

當時爺爺奶奶、我們一家,還有大叔一家、細叔都擠在一幢很小的三間瓦房里。由于貧困拮據,三世同堂難以維持,終于分了家。這房由爺爺奶奶和細叔住,我家和大叔家搬了出去。大叔家到外村借人家的茅屋住,我家借了親戚的一間半破屋住。后來妹妹又出生了,全家六口擠在一張舊床上。

當時,家里生活非常苦,常常吃了上頓難保下頓,一年到頭常喝稀菜飯,最可憐的是父母和姐妹。因我是男孩,母親對我特別關愛,每到晚上都給我一個紅薯吃。夏季雷雨交加時,母親怕房子倒塌,就把我往床底下塞:“你快進去,要是房子倒了砸了你,我們家就斷根了。”那種特殊照顧令我終生難忘。有一次,在床底下趴著時,突然發現墻角盤著一條蛇,把我嚇得要死,趕快往外跑,外面大雨傾盆,雷電交加,我成了驚呆的“落湯雞”。至今一想到那條蛇,還有些毛骨悚然。

我大概5歲時,一有錢鄰居家的兒子結婚,一個小孩端著飯碗,在草地上摔倒了,把飯和碗里的粉蒸肉撒在地上。母親等人家走遠后,把地上的肉撿起往我嘴里塞,那味道真好,感到從來沒有吃過這么好吃的肉,接著母親又把草上的飯也抓起來給我吃了。

更讓我難忘的是,有一年倒了圩,家里全淹了,日子異常艱難。把谷打碎,與糠米一起加菜煮了吃,外加一碗沒放油的咸菜,吃過飯后,胃里常常像刀割一樣難受。后來米沒有了,只能吃糠拌菜,兩天拉不出大便。父母著急,讓我蹲著,母親用筷子從我屁眼掏大便,有時還要用水灌沖。后來,父親買了一些麻油要我喝下,同時多喝水,才慢慢把糠屎拉掉。真是不堪回首啊!

江西的冬天陰冷陰冷的,鄱陽湖邊更是常常寒風四起。家里窮得買不起衣服,整個冬天,只穿一條舊褲,沒有襪子,幾乎整天蜷在被窩里,特別是晚上起來小便,經常凍得牙齒咯咯響。

(二)

8歲時,父母送我去讀私塾,大概用了幾個月,很快就把識字的三本書學完了。先生要我背《千家詩》,后來又要背《綱鑒》,我識字背書常受先生夸獎。對《千家詩》和《綱鑒》,那時雖會背誦,但不解其意。

9歲那年,家里實在窮得沒法,只好中止學業,直到解放。1950年秋天,我常趁著拾豬糞的時候,到村里小學教室旁曬太陽。老師在里面教,我隔窗認真地聽和記。放學時,為了顯示一下,我故意大聲背誦老師教的內容。一個胖老師,后來知道是詹洪欽老師,聽到后問我:“你叫什么名字?讀過書嗎?怎么不來上學啊?”我回答說:“讀過一年私塾,已經忘了一大半,家里窮,沒錢上學。”他說:“你家連幾升米也沒有?”我聽后,默然離開學校回了家。

幾天后我要求去上學。父母說,真供不起,你就種田吧!我不死心。又過了一天,我“偷”了家里幾升米,用一條舊褲子扎著,背著父母,一溜煙跑到學校去報到。學校管事的人用秤稱,問:“還多出五兩半,怎么辦?”我說:“那就給我幾分錢吧。”第二天,我出門時母親問:“你到哪兒去?”我回答:“上學去。”母親說:“沒有錢啊,你怎么讀?”我小聲說:“我有辦法。”

到了學校,老師看我已過12歲,問上幾年級,我想了一下,就說,“上四年級”。上課時,語文課本里許多字不認識,算術更沒學過,跟不上老師講課的進度。經過努力,勉強上了五年級。五年級開始要寫作文,我不會,常抄同學的。算術學得還可以,歷史、地理記不住。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五年級下學期,才慢慢地補過來,能跟上學習進度了,有的課學得也不差。

兒時我也有些調皮。有一次歷史考試中有一個填空題:宋代哪個奸臣害死哪位民族英雄?我搜腸刮肚都想不起來,心想老師什么題目不出,偏出個我記不住的,那我就寫你的名字。于是,我就填上“某某”害死了岳飛。老師非常生氣,給我打了零分,說:“你太不像話了,我是奸臣秦檜?”我回答說:“我記錯了。”他更生氣了,說:“你詭辯,不老實。”我小聲嘟囔:“就算這道題做錯了,也應該給90分吧,其他都做對了啊!”老師一點兒也不讓步:“你污辱我,不這樣,你改不了。”現在想起這事真后悔。記得在六年級,我與一個同學打架,受到譚校長的嚴厲批評,罰我們到井里提水并抬回來,還說什么時候我們和好了,就不用再去抬水。我們倆往井邊走,我說:“今后我們莫打架,好嗎?我們回去,不抬水給他們吃。”這位同學說:“好。”我們倆抬著空桶回來,譚校長一看很生氣,說:“你們真壞,帶一桶水總可以吧?”我說:“你不是說什么時間和好了,就不用抬嗎?我們走到井邊就和好了。”其他老師聽了哈哈大笑,我還覺得很得意呢!

我7歲就開始放牛、鋤草、犁地、耙地、割禾、車水,除扛禾斛、水車外,幾乎所有農活都會干。上學后,星期天和寒暑假都要幫父親干農活。9歲那年,在殿嘴上耙田時,不小心摔倒了,腳被耙齒割得鮮血直流,痛得死去活來。有個好心人把煙絲往洗凈的傷口上撒,用布包上。記得躺了好久,才忍住了痛,幾乎是爬回家的。母親看了,直流眼淚。

1952年年底,我小學畢業。在家勞動了半年,1953年夏,烏泥小學18人參加初中升學考試,我和村里另外兩位同學考取了。為籌學費,我四處撿豬糞、拾瓜子,備錢上學,有時也到學校去看看書。

解放時,我家評的成分是貧農。土改時本來分給兩間地主家的房子,父母考慮到我的五爺爺因參加革命在琵琶洲被國民黨殺害了,擔心變天遭報復,商量后要了祠堂的牛欄,把牛糞、雜物打掃干凈就搬去住了。這個牛欄約十米長、三米寬,還有個小偏房,大概六七平方米。小偏房的南墻和東墻是用拆了的舊船板釘起來的板壁,很難看,板縫大小不一,大的可以伸進拳頭。最別扭的是,我家偏房出口的東邊不到一米,就是鄰居家的廁所,而偏房是我家做飯和吃飯的地方。每當我們吃早飯時,他就來拉屎,實在臭不可聞。幾經交涉,鄰家就是不遷走廁所,找村干部,也不管。有一天,父親忍無可忍,要拿砍柴刀去拼命。母親拽著他,大聲喊我進去。

我拉著父親,哭著說:“你怎么這樣糊涂,殺了人要抵命的,家里就你這一個勞動力,以后我們怎么過?你下決心送我讀書,我們家總有出頭的日子!”父親軟了下來,說:“舊社會受人欺侮,解放了還這樣,日子怎么過?”這個臭廁所直到我上大學后,也不知什么原因,才遷到了離我家十多米遠的南邊。到我從清華大學研究生畢業參加工作后,用落實政策補發的六百多元錢,把這舊房拆除,在前面蓋了三間平房,總算了卻父母的心愿,弟弟找對象時才有了一幢磚瓦房。

住在牛欄里,被許多人瞧不起,使我最傷心的是一位親戚對我母親說:我的親戚都住好房,就你家還住狗跳得過的破房。母親說:我們沒有本事,有什么辦法?她接著說:那你兒子還讀書呢!母親默默承受著。我回來后,母親哭著對我說:太欺負人了,人窮鹽缽里都長蛆,你要好好讀書,為媽爭口氣。我聽后,也哭了。

(三)

1953年夏,我考取了余干中學,很高興。上學前去村里開介紹信,村會計寫道:吳官正家貧農,生活比較困難。我說,你能不能寫生活很困難。我家六口人,吃飯靠父親一個勞力,還要供養爺爺奶奶,經常缺吃少穿,這還不能說生活很困難?這個會計卻死活不肯,把我攆走了。

余干中學在縣城,離我家有十多公里路。它的前身是1923年創立的“玉亭初級中學”,新中國成立后與其他兩所學校合并,成為余干中學,當時只有初中。我帶著一床破舊被子、一個木臉盆來到余干中學。學校看了村里的介紹信,給我評了丁等助學金,每個月3.6元。由于助學金少,不夠交伙食費,讀了不到兩個月,一個周末,學校公布停我的伙食。我餓著肚子與同村的同學吳振芳往家里走,深夜才到家。我對父母說:“學校停我的伙食了,你們能否給我一點兒錢?”母親說:“哪有錢?明天我到李家渡集上去賣些紅薯再說。”第二天,母親提了一籃紅薯,帶著我去趕集,結果只賣了三角七分錢。我拿著錢往學校走,到了鐘山嶺腳下,餓得實在難受,用五分錢買了一碗米湯圓吃。到學校把剩下的三角錢交了伙食費。我想,這書看來是讀不下去了,于是找到班主任張泗安老師說:“張老師,我家沒錢,實在讀不下去了,我想過兩天休學回家。”張老師說:“你村里的介紹信說你家生活‘比較困難’,所以給你丁等助學金。有的同學開的介紹信是‘很困難’,就給甲等,‘困難’給乙等或丙等。”我介紹家里的情況后,張老師說:“啊,這么個情況!我向學校領導反映反映。”第三天,張老師找到我說:“學校決定給你丙等助學金,一個月5.4元,每月伙食6元,不夠的你家想辦法吧!要不,星期六你就回家去,星期天晚上再趕回來,這樣也能讀下去。聽同學說,你很窮,家里幾乎什么都沒有。現在快12月了,你還只穿一條單褲,襪子也沒有,手像雞爪子。你讀書用功,堅持下去吧!”聽了老師的話,我難過得掉了淚,真是既溫暖又心酸啊!

1954年發大水,家里的田地和房屋全都淹了,一無所有。這個學還能上嗎?可我太想讀書了,決心堅持讀下去。母親看我態度堅決,就說:“你把我和你姐姐、妹妹的首飾拿去,到親戚家抵押,請他們給10元錢讓你去上學。”說著母親、姐姐、妹妹都大哭起來,我很傷心。母親實在不想把這些多年積存的寶貝拿走,但為了我上學,別無他法,只好硬著心拿到親戚家去換錢。結果把情況說了,人家還是不同意,我只好哭著回家。不記得村里誰出了個主意,說村里開個介紹信,拿這些東西到縣里可以換錢,于是我要父親駕船送我到縣城去。漲水時的鄱陽湖煙波浩淼,風急浪高,小船在洪水中掙扎。在湖邊長大的我,雖然經常走水路,在顛簸的小船上仍然感到害怕,但盼著能繼續上學的那一絲希望鼓勵著我,恐懼已不算什么,只愿小船快快駛向岸邊。皇天不負苦心人,那些首飾在縣銀行賣了十元四角錢,總算交上了學費。在親戚家抵押不成這件事,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世事滄桑,人情紙薄,一想起來就“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那一年學校也進了水,只好改在糧食倉庫上課。水退后,又搬回學校。也許是差點兒失學的原因,我不知哪里來的那股勁,學習動力十足,學得也很輕松。不僅完成了當時的學習進度,還擠時間自學數理化,到初二下學期,初中的數理化全部學完。在老師的幫助下,這年我也評上了乙等助學金。

記得初二下學期的一天,聶瓊老師上代數課,我在書上給她畫像,不知什么時候她悄悄走到我身邊:“吳官正,你干什么?你畫誰呀?”當她看到畫像邊上寫的“聶老師”三個字,很氣憤地說:“我就長得這么難看?”我強辯道:“老師,是你長得不像我畫的。”聶老師更生氣了,怒氣沖沖地說:“混蛋,到黑板前來,回答幾個提問。”她出了幾個題目,我都做出來了。看難不倒我,又出了一個初三的題目,同學在下面叫起來:“老師,這個還沒學。”但我也做對了。聶老師消了氣,說:“你懂也不要驕傲,你是班長,上課要認真聽講。”我說:“對不起,我錯了。”以后,有的同學亂畫人頭像,也在旁邊寫上“吳官正長得不像我畫的”,我也從不計較。

讀初中時,糧食很緊張,學校食堂早餐都是稀飯。一大桶稀飯,每人分三小碗,剩下的每天輪一個組吃。有時太稀,一個人吃五六碗,上課不到四十分鐘,同學們提著褲子往外跑,邊跑邊叫:“要爆炸了!要爆炸了!”有的同學還編了順口溜:稀飯稀,照見眉毛照見須,三碗吃下去,個個成了餓死鬼。

到了初三,我學習更主動,成績也更好了。1956年6月10日,我還加入了共青團。快畢業時,張泗安老師三番五次給我做工作,要我報考高中,可我一直不同意,說:“家里太困難了,上師范不要錢。”張老師說:“你自學能力強,今后會有發展前途,還是上高中好。”先后談了好多次,我都沒松口。后來,劉周度副校長找我說:“吳官正同學,我們考慮你有很大潛力,國家需要人才,學校已報請上饒專區教育局同意,保送你到鄱陽中學上高中,你班上就保送你一人。”我說:“我家實在太困難了,如果已經定了,請學校給鄱陽中學說好,每年給甲等助學金,不然我確實不能去。”他沉默了一下說:“這個,你放心。”

這樣,我就借來高中一年級的數理化和語文書,開始自學。有時遇到困難,放一放,跳過去往前學,再返回來又懂了,并把課本上的練習都做了。這年暑假兩個月都在家自學。1956年的暑天干旱炎熱,田里禾苗半枯焦,父母去車水抗旱,我不去。爺爺罵道:“人家一個兒子都去抗旱,你們兩個兒子,都這么大,還不去幫幫忙,看你父母都累成猴子精了。”我頂他:“你的父親和你不是年年抗旱嗎?怎么還這么窮?我不去,我要看書,我決不跟你們一樣!”爺爺沒辦法,說:“懶東西,沒良心。”我一方面感到爺爺說得對,父母可憐；另一方面我看到了自己的自學能力,看到了今后的希望。我努力學習,抓緊時間記,抓緊時間領會,抓緊時間做練習。到鄱陽中學上學時,高中一年級的全部課程我都自學完了。

(四)

鄱陽縣離我家約25公里,當時就是個有近60萬人口的大縣。鄱陽中學創建于1902年,坐落在風景秀麗的饒河河畔。這個學校不僅在上饒專區是重點學校,在全省也有些名氣。

1956年8月底,我帶著八角錢去鄱陽中學報到,注冊登記的那位中年人說:“請交錢和證件。”我回答說:“我說不上高中,校長硬要保送我來。我只有八角錢,還要留下用。學校答應過,你去問問好嗎?”這個中年人說:“還有這樣的學生,真有意思!”他問后回來說:“你先報到吧。”

開學以后,學得輕松愉快,助學金也如愿得了個“甲等”,沒有了生計的后顧之憂。我更潛心鉆研,希望這一年抓緊自學完高中二、三年級的課程,爭取第二年去考大學。我很刻苦,也很認真,把借的高二、高三的課本在一年內全部自學完,所有的練習都做了。到了1957年6月,我問學校領導:“高一學生能不能報考大學?”校領導回答:“不行,沒有這個規定。”我頓時像泄了氣的皮球。

從高二開始,我就自學大學的數學,用了兩年時間,學完了極限、導數、微分、積分、概率論、復變函數和偏微分方程等課程。高二、高三每學期考試,各門功課都是五分。

在高二上學期的時候,父母得了傷寒,我請假回了趟家。回校后不久,自己也染上了副傷寒,高燒不止。學校很著急,把我抬到縣醫院,有一周左右高燒到39.5℃—40℃不退。孫守謙校長請求縣委書記批準用氯霉

素。后來聽說,孫校長是南下干部,找到縣委書記說:“這個同學家里很苦,學習成績門門課滿分,請求縣委救救他。”這位縣委書記批準用18顆氯霉素,我吃了兩天,燒就退了。住了近一個月的院,家里沒錢,據說是學校報請上級教育局同意,用幾個名字領甲等助學金報銷了我的醫藥費。這件事我終生銘記在心,沒有共產黨,沒有孫校長和縣委

書記的關懷,沒有醫務人員的努力,也許我早就不在人世了。 我的愛人張錦裳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學,班主任薛番琛老師很喜歡她。我住院期間,薛老師常要她來看我。她有時還帶幾個包子給我吃,我很感動。我學習好,她很佩服。我家窮,沒有什么衣服,一身衣服穿好多天,也沒得替換。她同情我,有時接濟我一兩塊錢用。出了院,我覺得她真好,就想同她談對象,她沒同意,也沒拒絕。高三時的一天,她說:“人是會變的,你今天對我好,今后未必。”我說:“不會??”

快高中畢業了,要填報高考志愿,我對班主任說,我報北大數學力學系、南京大學天文系、哈爾濱工業大學數學力學系。薛老師卻說:“建議你第一志愿填清華大學,學工科有些體力勞動,你體質弱,這對你有好處。”結果,我第一志愿報了清華大學。當時張錦裳和另一個同學張淑文勸我不要報考清華大學,擔心考不取。我說:“就要報,清華大學總要招人,我一定能考取。考不上,就回家種田。”張錦裳對張淑文說:“沒辦法,他這人太倔,隨他去。”

真是不幸,在高考的節骨眼上,我卻發起燒來,考數學時高燒39.7℃,學校請醫生給我打安乃近退燒。監考老師很關心,看到我做完題正在檢查,就說:“你都做對了,交卷吧,回去休息。”考物理和化學時我也發高燒,都是靠醫生打針才堅持下來的。現在想起來,當時怎么就那么倒霉呢?

1959年8月上旬,清華大學的錄取通知書來了。我聽說后,從家里跑了四公里路到石口鄉政府去領。心里高興,一路唱一路跑到家,后來又趕到縣城告訴了張錦裳。她也很高興,不過又有些擔心。為了使她放心,我說:“我們結婚吧!”她點點頭,同意了。沒過幾天,她妹妹送她到我家,吃了一桌飯,用的是舊床、舊被,我們就這樣結合了。

(五)

清華大學是考上了,愁的是到北京去的路費。我找到村里,了解到我家秋季可以分得24元錢,要求提前給18元。村長說要向鄉長匯報。我找到鄉長,提了這個要求。他想了一下說:“不行,你沒錢可以不讀唄。”當時我幾乎氣炸了,但沒做聲,回到家里默默地流淚。后來張錦裳的大哥給了20元、細叔給了18元、高家姐夫給了8元,總共46元,準備從鄱陽坐輪船到南昌,再乘火車上北京。出發前,我同張錦裳到學校去辭行,在校門口遇到楊輝副校長。他說:“你來得正好,你為學校爭了光。你家困難,上饒專區教育局給學校50元錢做困難學生的路費,決定給你20元。”我高興極了,天下竟有這樣的好事!去會計那里領了錢,又去教務處領了畢業證書。發畢業證書的老師說:“真是人不可貌相,你土里巴嘰的還能考上清華大學,看不出來。”我笑了笑,想到還有那20元錢,點了點頭出去了。

從南昌到北京怎么走,我也不知道,只能打聽。到南昌火車站一問,才知道沒有到北京的直達列車,坐慢車要兩天兩夜,票價是13.6元。慢車站站都停,到漢口轉車時,已經坐得頭昏腦漲。我走進一家餐館吃飯,看到紅燒魚七角八分一盤,就要了一盤,還以為是最便宜的,哪知吃了一會兒,再往黑板上看,傻眼了,這是貴的,其實一角二分或二角錢的菜也有。當時心里真后悔,嘴里也沒味了,魚也吃不下去。坐了一會兒,就離開餐館去排隊等火車。

在火車上一直坐著實在太難受,就在一個長座位上躺了下來。有旅客來問,有人嗎?我回答沒有,并起身讓出座位。那位想坐在我旁邊的旅客把東西往行李架上放時,我抬頭看了一眼,結果他拎起包就走了。我心

想,他一定把我看成小偷了。我上穿一件土布襯衫,下穿一條毛士林短褲,沒洗臉,沒洗腳,身上有股酸臭味,也難怪別人這樣看我。我倒覺得蠻好,來一個旅客問,我就看他的包,人家馬上就提包走人,讓我睡了個好覺。

9月8日,到了北京前門站,天氣有些冷,接站的同學很熱情,拿了一件舊大衣給我穿,說先報到,還問我帶了多少錢和糧票,我說:“80斤糧票,錢只有一點兒。”的確,我連過冬的衣服都沒有,只有一件張錦裳給的舊棉襖,一條長褲,一雙布鞋,一床父母床上的舊被子。同學們很好,說你是從農村來的,沒關系,給你發10天的伙食票。

學校很棒,給了我甲等助學金。由于高等數學已自學到大學三四年級的水平,因此學習一直很主動,成績也好。

入學不久,開始分班,我分在動力系熱能動力裝置專業二班。班上共21人,戴眼鏡的不少,大多穿得像模像樣,而我又黑又瘦,衣服又舊又不合身。當時輔導員吳蔭芳老師要我當班長,我說:“不當,能否當個團支部委員?”吳老師問:“為什么?”我想到高中被整的痛苦經歷,脫口而出:“我不想整別人,也不想挨整,當個團支部委員挺好。”吳老師哈哈大笑。他很有涵養,真的提名我當團支部委員。心想今后自己不會再被整了,很是得意。大學三年級時,我被選為班上的團支部書記,與同學關系處得都很好。家庭出身不好的,思想“不太進步”的,都同我談得來。在大學六年中,我沒有整過一個同學。全班同學在“文革”中和后來,也沒有犯錯誤的,半個世紀過去了,同學們還保持著良好的關系。

這年是國慶十周年,學校組織參加天安門廣場的慶祝活動,我心情非常激動。9月30日,全班同學每人發一斤八兩干糧,下午六時出發,走到五道口車站,等了約一小時,再乘火車到西直門車站,又排隊步行,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到第二天早晨六點多鐘才到王府井大街百貨商場附近休息,此時干糧已吃掉了一斤,口渴就喝自來水。八點多鐘,隊伍又開始移動,在東長安街邊第一次看到坦克、大炮、重機槍,十分興奮。不到十點,林彪開始檢閱部隊。閱兵結束后,接著游行。當我們走過天安門城樓時,看到毛主席向我們揮手,我們大聲喊:“毛主席萬歲!”毛主席喊:“人民萬歲!”那時的熱情、激情,真是情不自禁。下午四點左右,我們走到西四停下來休息,吃干糧,喝自來水,只剩下兩個包子留到晚上吃。下午六時左右,隊伍又返回到天安門廣場跳舞,看放煙花。我從來沒跳過舞,女同學拉著手教,實在不好意思。大家都在跳,就數我跳得最蹩腳。晚上十點多,人群逐漸散去,我們又回到西直門,乘火車返校。到學校時,已是10月2日的凌晨。

北京的冬天來了,寒風刺骨。我上身穿張錦裳給的舊棉襖,下身穿一件絨褲,腳上還穿了襪子,盡管天很冷,卻很滿足。每天六點之前起床,洗漱后在食堂買兩個窩窩頭,里面塞上咸菜,一邊吃一邊走,去教室占位子。

給我們上課的老師,年長的大多戴著“右派”、“歷史反革命”之類的帽子,有這樣那樣的所謂“政治問題”,年輕老師中也有右派,還有蘇聯老師。老師們上課都很認真負責,書教得實在太好了。有一年過春節,我約班上幾位同學去看方先生和宗先生。宗先生說:“你們來了,我是右派,你們知道嗎?”我說:“聽說過。我們來給你拜年,你是先生,你的書教得很好。”師母很高興,忙著拿糖果給我們吃。

生活困難的那幾年,學生每天糧食定量一斤一兩,早餐三兩,中晚餐各四兩,油和肉定量都很少,連蔬菜也是每天定量供應的。年輕人飯量大,肚子里又沒油水,經常餓得難受,我腳臉都浮腫了。為改善學生的營養,學校從北大荒搞了些大豆,一個月分給我一斤。

大學二年級時,還是選我當了班長。這年春節,學校宴請留學生,我被指派作為中方學生代表之一參加宴請和聯歡。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吃得那么好,也是第一次喝紅葡萄酒,十分開心。我沒有嘗試過自己的酒量,不知道葡萄酒也會醉人的,一口就喝了大半杯,不到幾分鐘,就覺得頭昏腦漲,天旋地轉。在回宿舍的路上,吐得精光,事后想起,后悔不迭。如此一頓美味,吃進去又吐了出來,確實可惜。

在經濟生活困難時,同學們對食堂很有意見,換了幾個人都沒辦好,系領導決定讓我代表學生去參加食堂管理。我認真聽取大家的意見,作了許多改進,伙食也有些好轉。半年后因營養不良,身上浮腫,組織上要我回去休息,我沒有同意,最后到底還是挺過來了。

1961年冬天,晚上常餓得肚子痛,有時爬起來喝自來水。在同學議論畢業后干什么時,我說:“說心里話,只想到北京飯店端盤子,人家吃剩下的,我去掃盤飽吃一餐,就心滿意足了!”同學中有人說:“你還是團支部書記,講這樣的話?”我說:“肚子比思想過硬,有什么辦法?”大家都苦笑。大雪紛飛的時候,同學們都很高興,盼來年農業豐收。我說:“瑞雪兆豐年,糧食翻一番,八月十五大會餐。”同學們都樂了。

由于自己要求進步,積極申請入黨,一年多之后,經組織審查,認為我品學兼優,符合入黨條件。1962年3月21日,由高成、米盈野作為入黨介紹人,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一年后按期轉為正式黨員。

在北京讀書的幾年間,家里生活很困難,主要靠張錦裳每月26元的工資來維持。我每兩年暑假回去一次。弟弟上學、結婚的錢和我從北京到家鄉的來回路費都是靠她解決的。她十分節儉,很不容易,又要教書,又要帶孩子,還有沉重的經濟負擔。一次,她要我母親給些布票,幫我買兩件絨衣。母親說:“官正在毛主席身邊,還會冷到他?如果是你要,我就給你。”母親沒文化,她的話也可以理解。

1964年,奉上級要求,在指導老師帶領下,我們七位同學去上海合成橡膠研究所,幫助02車間解決聚四氟乙烯生產過程的測量和控制問題,然后再寫出畢業論文。同學們分了三個組:裂解、精餾、聚合工段。我和郭樹清分在聚合工段。那時聚合常因測量滯后,反應遲鈍,引起聚合釜爆炸,迫切需要解決快速溫度測量和聚四氟乙烯單體儲罐的液面測量問題。這單體沸點很低,找遍資料沒有記載。我跑到上海圖書館查資料,在一本物理化學書中得到啟發。又聽說武漢化工研究所生產全氟三丁胺,我設法買來,設計了一種液面計,按物理化學方法進行校正,終于獲得成功。郭樹清研制出的小慣性熱電偶也很成功。這兩項技術用在聚合工段,不但不再發生爆炸,而且聚四氟乙烯的質量也得到大幅度提高。這時裂解、精餾工段的測量和控制問題也都解決了。對此,研究所評價很高,學校很重視,上海市化工局領導也很高興。我們在上海待了八個多月,各自寫出了畢業論文,作為絕密資料存檔。后來還為四川晨光化工廠設計過測量和自動控制系統。

這年3月,我爺爺去世了,享年83歲。我很思念一生貧困可憐的爺爺。

還是3月,全國研究生考試,我沒有報考。5月初,清華大學黨委來電報,要我立即返校參加5月20日的研究生補考。我只好聽組織的話,回去參加研究生考試,被錄取了。我當時心里很矛盾:一方面考慮家里太窮,想早一天參加工作；另一方面又為考取研究生感到高興。

1965年大學畢業前,校長蔣南翔和北京市委分管文教的領導接見了我。我作為優秀畢業生,獲得蔣校長頒發的獎章和證書。北京市委機關刊物《前線》雜志當年第15期以“清華大學量五班上海畢業設計隊”署名,發表了《用毛澤東思想指導畢業設計工作》一文。清華大學學報還發表了文章:《邁進在紅專大道上——記動力系優秀畢業生吳官正》。

讀研究生期間,指導老師是在英國留過學的方崇智教授。他開了五本書的單子,其中三本俄文、兩本英文,給的題目是“氧氣頂吹煉鋼的測量和控制”。最難的是熱電偶的保護套管不過關。我到盧溝橋附近的耐火材料廠去調研,從資料中得知氧化鋯套管耐高溫、耐腐蝕,我設計了套管,用上后,壽命提高了好幾倍。

不久,學校決定讓我去延慶參加“四清”運動。蹊蹺的是,頭一天發的一個月46元助學金,放在枕頭下面,第二天一看只剩下6元。我心里又氣又急,就叫工作隊隊員小連到商店給我買一斤餅干。給了他一元錢,他用了六角四分,還剩下三角六分交給我。正吃餅干的時候,蔡祖安隊長看到了,說:“吳副隊長,怎么一個人

吃起餅干來了?”我說:“這個月學校發的46元助學金,40元不見了,心里不舒服,要小連買一斤餅干補補身體。”他“啊”了一聲走了。我想,全讓人家拿去了還不是一樣過?真是阿Q精神,自我安慰。

在延慶縣古城村搞“四清”,十分辛苦。按照規定,我們都在老鄉家同吃同住。最難受的是吃飯。那時老百姓很窮,收入很低,伙食很差,常常吃不飽。塞北的冬天十分寒冷,一個冬天沒有抹過澡,生了一身虱子。到1966年開春,把里面的衣服脫了,用開水泡,上面一層虱子。這時身上奇癢,才發現頭上、眉毛上都長了虱子。真是債多不愁,虱多不癢啊!

有一次,蔡祖安隊長回市里去了,縣里通知開工作隊領導會,我騎自行車去了。中午每人發三個大饅頭,半碗紅燒肉,半碗咸蘿卜干,我又買了三個大饅頭,全部吃下去了。過后不久,嘴里發干,就拼命喝水,胃脹得難受。下午開會時,我坐不下去了,頻頻往廁所跑,想吐又吐不出,想拉又拉不出,實在難受。到晚上未見好轉,嘴里流涎水,整夜沒睡好。第二天早上只喝了一碗稀飯,便騎自行車回到古城村。

沒過幾天,又發生了一件讓我難忘的事。縣里辦公室通知我,第二天上午工作團領導要來古城視察。我問要不要在老鄉家派飯,他說不用麻煩老鄉。正午時分,來了三輛小車。一下車,縣里來的領導說:“小吳,你去拿兩瓶開水來。”我答應“好”。我提來開水,見桌子上擺滿了茶蛋、油餅、包子,真希望也讓我吃點兒,但沒讓跟著吃,很不是滋味,心想:要求我們與老鄉同吃同住同勞動,我們和老鄉過的什么日子,你們知道嗎?還說不要麻煩老鄉,全是鬼話,兩面三刀!他們走后,我說:“們,我們也別麻煩老鄉了,明天到養豬場搭伙去。”大家都同意,生活大有改善,后來每說到“不要麻煩老鄉”,就引得大家哈哈大笑。這件事幾乎影響了我一輩子。當領導的一定要以身作則,言傳身教。

不久,我返回學校,繼續攻讀研究生課程。后來“文革”開始,學校亂哄哄的。1968年4月,我被分到武漢葛店化工廠工作。“文革”結束后,學校才補發了我的研究生畢業證。

(選自吳官正:《閑來筆潭》,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