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交叉學科發展困境及破解蠡測

2024年2月21日發(作者：成長足跡怎么寫)

高校交叉學科發展困境及破解蠡測

作者：郭柏林 楊連生

來源：《高教探索》2022年第01期

摘要：交叉學科是高校學科發展的重要趨勢與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標志。托尼·比徹的“學術部落”思想因關注學科知識和學科文化特征的差異而彰顯了其獨特性。基于這一研究視角認為，“學術部落化”是學者群體、學科知識和學科文化在動態發展過程中相互影響和作用的產物。從學科知識和學科文化特征差異的角度深入分析高校交叉學科發展困境，主要表現為：源學科范式發展水平差異帶來的合法性不足，源學科規訓迥異帶來的學術制度缺失，源學科思維和價值取向分野帶來的學術交流隔閡及源學科行為體系偏差帶來的學術氛圍淡化。而交叉學科困境的破解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主要包括規劃布局與凝練特色以提高交叉學科的合法性程度;遵循源學科的多重邏輯以構建分學科領域、分階段層次、從邊緣到中心、從試點到全面的交叉學科發展的漸進模式，平衡“制度化”和“去制度化”的內在張力以構建差異化、多樣化、完整性和系統性的交叉學科學術制度;整合源學科思維及促進不同學科學術價值與應用價值的同構以推動建設多維立體和互動開放的交叉學科學術交流平臺;建構學者群體的公共理性及培養他們的學術情懷以營造會聚融合、趨同緊密的交叉學科學術氛圍。

關鍵詞：交叉學科;學術部落;學科知識;學科文化;困境及對策

交叉學科是科學技術發展的重要特征，是創新型人才培養及創新型國家建設的重要途徑。2018年，國務院印發《關于全面加強基礎科學研究的若干意見》指出：“要促進不同學科的交叉融合，強化原創性和前沿交叉研究”。隨后，教育部、財政部等先后印發《關于實施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計劃2.0意見》、《前沿科學中心建設管理辦法》及《關于加快新時代研究生教育改革發展的意見》等文件也明確指出：“要打破傳統學科專業的壁壘，促進和推動學科交叉融合，支持引領新興學科發展”。2020年8月，教育部進一步提出要新增交叉學科作為我國第十四個學科門類，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也于同年11月設立了交叉科學部，負責統籌交叉科學領域整體資助工作和承擔交叉科學相關問題的咨詢。2021年1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和教育部公布了《設置“交叉學科門類”“集成電路科學與工程”和“國家安全學”一級學科》的通知。同年9月，2021年度全國前沿交叉研究院院長聯席會年會在北京召開。同年12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關于印發《交叉學科設置與管理辦法（試行）》的通知（下文稱《通知》）。這些標志性事件充分體現了國家對交叉學科的高度重視，以及教育界、科技界在建設交叉學科上的積極作為，也意味著交叉學科的歸屬和發展方向更為明確和清晰。然而，相較于國外著名大學而言，我高校交叉學科建設整體起步較晚，其發展還處于初級階段，還存在諸多亟待深入研究的問題。鑒于此，本研究對托尼·比徹“學術部落”思想進行拓展性應用，從學科知識和學科文化特征差異的角度深入分析交叉學科發展困境并探討破解策略，這對于促進我國高校交叉學科的發展具有不言而喻的學理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文獻回顧與問題提出

交叉學科的元研究自交叉學科誕生之時就是科技、教育、管理等領域共同關注，尤其是學術界長期研究的重點問題之一，其研究內容主要圍繞交叉學科的誕生、內涵、特征及面臨的難題等方面。由此可知，交叉學科的相關研究主題較多、覆蓋面較廣，且成有一定的系統性，

但也有一些研究觀點存在分歧甚至是爭議。如交叉學科的誕生標志眾說紛紜。徐飛認為交叉學科幾乎與中世紀后近代科學的興起相伴而生，法國數學家勒內·笛卡爾（René Descartes）是最早探索并嘗試在不同學科間進行交叉研究的學者。他率先將兩個獨立不相干的研究對象數和形進行交叉融合，在數學科學領域中構造了嶄新的交叉學科-解析幾何。并于1637年出版了闡述這一交叉學科基本內容的論著——《方法論》，這種跨學科的研究方法為后來科學家的學習和實踐提供了鮮明示范。在笛卡爾之后的近30年，英國經濟學家威廉·配第出版了交叉學科專著《政治算術》，用定量的方法來研究政治和社會問題，這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交叉的典型代表之作。[1]景于則認為首次創立交叉學科的具體學科名稱是法國學者萊莫雷，他在1670年初次提出的“植物化學”和“礦物化學”的概念。[2]也有學者認為美國學者伍德沃斯于1926年首創“交叉學科”的專有術語，亦即“跨學科的”。[3]可見，交叉學科最早開始于國外，其誕生標志還未有統一認識。然而，我國學術界普遍認為，1985年在錢學森、錢三強和錢偉長等學者的倡導下，由17個交叉學科的行業學會在北京聯合舉辦的“首屆交叉學科學學術論壇”意味著交叉學科正式跨入現代科學的大門。1987年，李光等主編的《交叉科學導論》、劉仲林主編的《跨學科學導論》正式出版[4]，特別是1990年劉仲林在天津師范大學交叉學科研究所首次招生，這標志著我國交叉學科的科學實踐活動步入正軌。

·學科與專業·高校交叉學科發展困境及破解蠡測可以看出，交叉學科的學術實踐活動要早于“交叉學科”術語的提出。然而，目前關于交叉學科的學理概念界定較多，但說法含糊不清，以至形成一定的爭議。這些爭議中可以歸納為學科論、學科群論、綜合論三種論說。學科論將交叉學科視為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形式存在，即指兩門及以上不同學科領域相互交叉和融合形成的“新興學科”，它通常與“跨學科”抑或“邊緣學科”的概念互換使用。這在國外研究中比較常見，因為交叉學科的英文“Cross-discipline”或“Inter-discipline”亦可翻譯成“跨學科”或“跨領域”，如前述美國學者伍德沃斯認為交叉學科亦即跨學科或跨領域的。雖然這兩個概念的學術范疇和邏輯側重存在細微差異，但其共同點都是兩門及以上學科或兩個及以上領域的集合。在這層共同意義上來講，交叉學科亦即跨學科。[5]我國學者如錢學森認為：“交叉學科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相互交叉，交叉科學是新興起來的學科”[6]，王續琨認為：“交叉學科指學科門類以下具有交叉特征的科學知識子系統，其形成于數學科學、自然科學與哲學科學、社會科學之間交匯區域的跨界學科或邊緣學科”。[7]陳其榮等（2001）[8]、趙伶俐（2003）等學者也認為交叉學科就是跨學科。此外，《通知》中指出，交叉學科是多個學科相互滲透、相互融合形成的新學科，具有不同于現有一級學科范疇的概念、理論和方法體系，已成為學科、知識發展的新領域。

學科群論將交叉學科視為一類或一組學科的集合體，它包含交叉學科的諸多類型。劉仲林認為：“交叉學科是由兩門或以上不同學科相互交叉、滲透形成，包括比較學科、綜合學科、軟學科、橫斷學科等”。[9]解恩澤認為：“交叉學科是不同學科、領域或部門相互作用、融合而成的一類學科，包括單向移植、雙科交融和多元綜合等”。[10]趙紅州認為：“交叉學科是在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間寬闊的交叉地帶出現的新興學科群落，包括邊緣科學、橫斷科學和綜合科學等”。[11]張明根認為：“交叉學科是指在兩門或多門學科在交叉滲透的基礎上發展起來

的學科群”。[12]綜合論認為交叉學科是一個綜合的概念，如烏家培認為：“交叉學科是兩門以上學科相互結合、滲透形成的綜合性科學”。[13]炎冰認為：“交叉學是兩個及以上單一學科通過對象整合、概念移植、理論滲透等方法形成超越單一學科的獨立的科學理論體系，它是共性、個性，歷史、邏輯，理論、方法的統一。”它有“種概念”（狹義的交叉學科）和“屬概念”（廣義的交叉學科）之分。從“種概念”視角來理解，交叉學科是一門獨立自主的學科，從“屬概念”視角來理解，交叉學科是一組學科的集合體[14]，而李紅兵和閆衛華等認為的交叉學科是綜合理論或系統學問。[15]以上概念之辯解雖表述不同，但從主旨要義來說都從不同視角揭示了交叉學科的一些本質特征，如交叉學科具有整合性（綜合性或組合性）、交叉性（滲透性）、復雜性、實用性、創新性、組織協作性和相對獨立性等。[16]

可以認為，交叉學科揭示了知識生產的特征，反映了學科發展的趨勢，促進了社會發展科學化和科學活動社會化的整體演進趨勢。本研究在前述觀點的基礎上提出交叉學科的概念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從靜態角度而言它是一個綜合的概念，即指兩門或多門不同學科，兩個或多個不同領域（即交叉學科的支撐學科，后文稱源學科）的知識、理論、概念和方法體系按照一定的規律和邏輯交互滲透、相互融合形成的“新興學科”;從動態角度而言它是一個發展的概念，有著不同于傳統獨立學科的內涵、外延、特征和發展歷程，我們對其理解和把握還有待加深。因此，有學者認為我國高校交叉學科還面臨諸多難題，如高治軍、笪可寧等認為交叉學科建設與發展中面臨著受傳統制度束縛、學科結構不合理、跨學科人才隊伍匱乏等問題。[17]鄭文濤認為交叉學科建設中存在主觀認識上的局限、傳統學科設置障礙和管理制度上的滯后等問題。[18]這些研究的啟發意義不言而喻，但仔細考究會發現交叉學科發展的深層困境可能是由不同學科知識的本質特征和學科文化特征的差異帶來的，而具體表現在哪些方面以及如何破解亟待進行深入研究。

二、“學術部落化”的內涵與特征

“學術部落”是英國學者托尼·比徹（Tony Becher）基于學科分類而提出的描繪學者群體（學術共同體）的一種比喻手法。比徹關于學科分類研究的沖動是緣于斯諾提出的“兩種文化”假說，即將學科分為人文和科學兩種類型。[19]比徹認為這種劃分過于粗糙、膚淺和兩極化，他還分析了其他學者的學科分類方法（見表1）。如庫恩以“范式”發展水平為依據，將學科分成常規科學和革命性科學兩種類型。[20]潘廷從學科限制條件角度將學科分為限制性學科和非限制性學科。比徹認為他們的劃分有合理的成分，但還是過于簡單，只涉及到自然科學，而無法延伸到其它科學。畢格蘭和科爾布將學科劃分為“硬-軟、純粹-應用、生命-非生命”科學三個維度。[21]比徹認為這種分類淺顯易懂，簡單易行，更能突出學科的多樣性，但還可以更加精細。于是，比徹在吸收斯諾、庫恩和潘廷對學科分類的不足，尤其在借鑒畢格蘭學科分類框架的基礎上提出更加精細、清晰與合理的的學科分類體系。即基于認識論的角度將學科領地上的學科分為四個較大的學科領域，基于社會學的角度將各個學科領域中學者群體從事學術活動的社會學特征區分為四種不同的學科社群文化類型。

將人們的注意力引向學科領域中知識的認識論特征和學者群體的社會學特征，且把不同學科領域的學者群體比作為一個個相對獨立的“學術部落”。他認為“學術部落”即指共享著相同的文化傳統、價值信念和行為規范且致力于同一學科領域知識的學者群體。亦即說“學術部落”內部學者群體有著相同的信念、文化和資源且共同棲居和勞作于同一塊學科知識領地，“學術部落”外部具有明確的界限，它們相互隔離、共同性和交流較少。[22]比徹將“文化”定義為一系列被學者群體認同和接受的價值觀、態度及行為方式，而且認為“文化”具有社會建構性，是被學者群體“制定”的，學者群體從事學科知識的實踐行為會整合和強化“學術部落”文化。[23]可以看出，他將文化從學科知識中解析出來，又把文化傳統、價值信念和行為規范都納入到“文化”的范疇中，并凸顯出學者群體和學科知識及“學術部落”文化的關系。基于此，本研究對比徹的“學術部落”作擴展性和合成式理解，即“學術部落化”是一個完整的“社群”，其主體是棲居于同一塊學科領地的學者群體，其客體包括同一學科領域中的學科知識以及該領域的一系列被學者群體認同和接受的學科文化。具體而言，學者群體是指致力于同一學科領域知識研究的全部學科成員。學科知識包括：學科的理論體系（如理論、定理、定律、概念等），學科符號體系（如話語表達、書面表述）。學科文化包括：學科思維和價值取向（如方法、信念、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學科規訓（各種規范和準則，如研究規范、成果出版要求與評價標準等）、學科行為體系（如學術生活樣態）。所以，廣義的“學術部落化”是學者群體對學科知識和學科文化的認同及其學術職業生活規范化、有序化的過程。狹義的“學術部落化”指由學者群體及其共同致力的學科知識和相同學科文化構成的共同體形式。（見圖1）

實際上，比徹關注的核心問題是學科知識特征和“學術部落”文化特征，他從認識論和社會學兩個角度來闡釋這兩方面的特征。從認識論（學科認識論）的角度出發，按照學科知識的本質特征不同將學科劃分為純硬科學、純軟科學、應用硬科學和應用軟科學。知識的本質特征表現在知識的生成方式、知識的結構、知識的價值取向、知識發展性質、研究的對象、研究的方法和程序、成果判別標準和表現形式等方面。其中，硬科學和軟科學的區別在于知識的嚴密程度，而純科學和應用科學的區別在于知識的應用程度。從社會學（知識的現象學）的角度出發，棲居在不同學科領地的學者群體具有不同的文化傳統、價值信念和行為方式，表現在對學術聲譽和權力的追求、學術網絡和社交圈子、學術交流渠道和模式、出版要求、學術認同度、學術競爭與合作等方面。比徹從兩個維度進行了區分，一是按照學科成員聯系的緊密程度區分為趨同型和趨異型，二是按照研究人員與研究問題的比率區分為都市型和田園型。無可諱言，不管是從認識論的角度還是從社會學的角度，比徹都在論證不同“學術部落”中學科知識和學科文化存在的差異性，這些差異歸綜起來即體現在學科理論體系、學科符號體系、學科思維和價值取向、學科規訓和學科行為體系等方面（見表2）。因此，“學術部落化”的特征亦即學科知識的認識論特征和學者群體從事學術活動的社會學特征（學科文化的特征）的綜合。

學科群論將交叉學科視為一類或一組學科的集合體，它包含交叉學科的諸多類型。劉仲林認為：“交叉學科是由兩門或以上不同學科相互交叉、滲透形成，包括比較學科、綜合學科、軟學科、橫斷學科等”。[9]解恩澤認為：“交叉學科是不同學科、領域或部門相互作用、融合而成的一類學科，包括單向移植、雙科交融和多元綜合等”。[10]趙紅州認為：“交叉學科是

在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間寬闊的交叉地帶出現的新興學科群落，包括邊緣科學、橫斷科學和綜合科學等”。[11]張明根認為：“交叉學科是指在兩門或多門學科在交叉滲透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學科群”。[12]綜合論認為交叉學科是一個綜合的概念，如烏家培認為：“交叉學科是兩門以上學科相互結合、滲透形成的綜合性科學”。[13]炎冰認為：“交叉學是兩個及以上單一學科通過對象整合、概念移植、理論滲透等方法形成超越單一學科的獨立的科學理論體系，它是共性、個性，歷史、邏輯，理論、方法的統一。”它有“種概念”（狹義的交叉學科）和“屬概念”（廣義的交叉學科）之分。從“種概念”視角來理解，交叉學科是一門獨立自主的學科，從“屬概念”視角來理解，交叉學科是一組學科的集合體[14]，而李紅兵和閆衛華等認為的交叉學科是綜合理論或系統學問。[15]以上概念之辯解雖表述不同，但從主旨要義來說都從不同視角揭示了交叉學科的一些本質特征，如交叉學科具有整合性（綜合性或組合性）、交叉性（滲透性）、復雜性、實用性、創新性、組織協作性和相對獨立性等。[16]

可以認為，交叉學科揭示了知識生產的特征，反映了學科發展的趨勢，促進了社會發展科學化和科學活動社會化的整體演進趨勢。本研究在前述觀點的基礎上提出交叉學科的概念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從靜態角度而言它是一個綜合的概念，即指兩門或多門不同學科，兩個或多個不同領域（即交叉學科的支撐學科，后文稱源學科）的知識、理論、概念和方法體系按照一定的規律和邏輯交互滲透、相互融合形成的“新興學科”;從動態角度而言它是一個發展的概念，有著不同于傳統獨立學科的內涵、外延、特征和發展歷程，我們對其理解和把握還有待加深。因此，有學者認為我國高校交叉學科還面臨諸多難題，如高治軍、笪可寧等認為交叉學科建設與發展中面臨著受傳統制度束縛、學科結構不合理、跨學科人才隊伍匱乏等問題。[17]鄭文濤認為交叉學科建設中存在主觀認識上的局限、傳統學科設置障礙和管理制度上的滯后等問題。[18]這些研究的啟發意義不言而喻，但仔細考究會發現交叉學科發展的深層困境可能是由不同學科知識的本質特征和學科文化特征的差異帶來的，而具體表現在哪些方面以及如何破解亟待進行深入研究。

二、“學術部落化”的內涵與特征

“學術部落”是英國學者托尼·比徹（Tony Becher）基于學科分類而提出的描繪學者群體（學術共同體）的一種比喻手法。比徹關于學科分類研究的沖動是緣于斯諾提出的“兩種文化”假說，即將學科分為人文和科學兩種類型。[19]比徹認為這種劃分過于粗糙、膚淺和兩極化，他還分析了其他學者的學科分類方法（見表1）。如庫恩以“范式”發展水平為依據，將學科分成常規科學和革命性科學兩種類型。[20]潘廷從學科限制條件角度將學科分為限制性學科和非限制性學科。比徹認為他們的劃分有合理的成分，但還是過于簡單，只涉及到自然科學，而無法延伸到其它科學。畢格蘭和科爾布將學科劃分為“硬-軟、純粹-應用、生命-非生命”科學三個維度。[21]比徹認為這種分類淺顯易懂，簡單易行，更能突出學科的多樣性，但還可以更加精細。于是，比徹在吸收斯諾、庫恩和潘廷對學科分類的不足，尤其在借鑒畢格蘭學科分類框架的基礎上提出更加精細、清晰與合理的的學科分類體系。即基于認識論的角度將學科領地上的

學科分為四個較大的學科領域，基于社會學的角度將各個學科領域中學者群體從事學術活動的社會學特征區分為四種不同的學科社群文化類型。

將人們的注意力引向學科領域中知識的認識論特征和學者群體的社會學特征，且把不同學科領域的學者群體比作為一個個相對獨立的“學術部落”。他認為“學術部落”即指共享著相同的文化傳統、價值信念和行為規范且致力于同一學科領域知識的學者群體。亦即說“學術部落”內部學者群體有著相同的信念、文化和資源且共同棲居和勞作于同一塊學科知識領地，“學術部落”外部具有明確的界限，它們相互隔離、共同性和交流較少。[22]比徹將“文化”定義為一系列被學者群體認同和接受的價值觀、態度及行為方式，而且認為“文化”具有社會建構性，是被學者群體“制定”的，學者群體從事學科知識的實踐行為會整合和強化“學術部落”文化。[23]可以看出，他將文化從學科知識中解析出來，又把文化傳統、價值信念和行為規范都納入到“文化”的范疇中，并凸顯出學者群體和學科知識及“學術部落”文化的關系。基于此，本研究對比徹的“學術部落”作擴展性和合成式理解，即“學術部落化”是一個完整的“社群”，其主體是棲居于同一塊學科領地的學者群體，其客體包括同一學科領域中的學科知識以及該領域的一系列被學者群體認同和接受的學科文化。具體而言，學者群體是指致力于同一學科領域知識研究的全部學科成員。學科知識包括：學科的理論體系（如理論、定理、定律、概念等），學科符號體系（如話語表達、書面表述）。學科文化包括：學科思維和價值取向（如方法、信念、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學科規訓（各種規范和準則，如研究規范、成果出版要求與評價標準等）、學科行為體系（如學術生活樣態）。所以，廣義的“學術部落化”是學者群體對學科知識和學科文化的認同及其學術職業生活規范化、有序化的過程。狹義的“學術部落化”指由學者群體及其共同致力的學科知識和相同學科文化構成的共同體形式。（見圖1）

實際上，比徹關注的核心問題是學科知識特征和“學術部落”文化特征，他從認識論和社會學兩個角度來闡釋這兩方面的特征。從認識論（學科認識論）的角度出發，按照學科知識的本質特征不同將學科劃分為純硬科學、純軟科學、應用硬科學和應用軟科學。知識的本質特征表現在知識的生成方式、知識的結構、知識的價值取向、知識發展性質、研究的對象、研究的方法和程序、成果判別標準和表現形式等方面。其中，硬科學和軟科學的區別在于知識的嚴密程度，而純科學和應用科學的區別在于知識的應用程度。從社會學（知識的現象學）的角度出發，棲居在不同學科領地的學者群體具有不同的文化傳統、價值信念和行為方式，表現在對學術聲譽和權力的追求、學術網絡和社交圈子、學術交流渠道和模式、出版要求、學術認同度、學術競爭與合作等方面。比徹從兩個維度進行了區分，一是按照學科成員聯系的緊密程度區分為趨同型和趨異型，二是按照研究人員與研究問題的比率區分為都市型和田園型。無可諱言，不管是從認識論的角度還是從社會學的角度，比徹都在論證不同“學術部落”中學科知識和學科文化存在的差異性，這些差異歸綜起來即體現在學科理論體系、學科符號體系、學科思維和價值取向、學科規訓和學科行為體系等方面（見表2）。因此，“學術部落化”的特征亦即學科知識的認識論特征和學者群體從事學術活動的社會學特征（學科文化的特征）的綜合。

學科群論將交叉學科視為一類或一組學科的集合體，它包含交叉學科的諸多類型。劉仲林認為：“交叉學科是由兩門或以上不同學科相互交叉、滲透形成，包括比較學科、綜合學科、軟學科、橫斷學科等”。[9]解恩澤認為：“交叉學科是不同學科、領域或部門相互作用、融合而成的一類學科，包括單向移植、雙科交融和多元綜合等”。[10]趙紅州認為：“交叉學科是在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間寬闊的交叉地帶出現的新興學科群落，包括邊緣科學、橫斷科學和綜合科學等”。[11]張明根認為：“交叉學科是指在兩門或多門學科在交叉滲透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學科群”。[12]綜合論認為交叉學科是一個綜合的概念，如烏家培認為：“交叉學科是兩門以上學科相互結合、滲透形成的綜合性科學”。[13]炎冰認為：“交叉學是兩個及以上單一學科通過對象整合、概念移植、理論滲透等方法形成超越單一學科的獨立的科學理論體系，它是共性、個性，歷史、邏輯，理論、方法的統一。”它有“種概念”（狹義的交叉學科）和“屬概念”（廣義的交叉學科）之分。從“種概念”視角來理解，交叉學科是一門獨立自主的學科，從“屬概念”視角來理解，交叉學科是一組學科的集合體[14]，而李紅兵和閆衛華等認為的交叉學科是綜合理論或系統學問。[15]以上概念之辯解雖表述不同，但從主旨要義來說都從不同視角揭示了交叉學科的一些本質特征，如交叉學科具有整合性（綜合性或組合性）、交叉性（滲透性）、復雜性、實用性、創新性、組織協作性和相對獨立性等。[16]

可以認為，交叉學科揭示了知識生產的特征，反映了學科發展的趨勢，促進了社會發展科學化和科學活動社會化的整體演進趨勢。本研究在前述觀點的基礎上提出交叉學科的概念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從靜態角度而言它是一個綜合的概念，即指兩門或多門不同學科，兩個或多個不同領域（即交叉學科的支撐學科，后文稱源學科）的知識、理論、概念和方法體系按照一定的規律和邏輯交互滲透、相互融合形成的“新興學科”;從動態角度而言它是一個發展的概念，有著不同于傳統獨立學科的內涵、外延、特征和發展歷程，我們對其理解和把握還有待加深。因此，有學者認為我國高校交叉學科還面臨諸多難題，如高治軍、笪可寧等認為交叉學科建設與發展中面臨著受傳統制度束縛、學科結構不合理、跨學科人才隊伍匱乏等問題。[17]鄭文濤認為交叉學科建設中存在主觀認識上的局限、傳統學科設置障礙和管理制度上的滯后等問題。[18]這些研究的啟發意義不言而喻，但仔細考究會發現交叉學科發展的深層困境可能是由不同學科知識的本質特征和學科文化特征的差異帶來的，而具體表現在哪些方面以及如何破解亟待進行深入研究。

二、“學術部落化”的內涵與特征

“學術部落”是英國學者托尼·比徹（Tony Becher）基于學科分類而提出的描繪學者群體（學術共同體）的一種比喻手法。比徹關于學科分類研究的沖動是緣于斯諾提出的“兩種文化”假說，即將學科分為人文和科學兩種類型。[19]比徹認為這種劃分過于粗糙、膚淺和兩極化，他還分析了其他學者的學科分類方法（見表1）。如庫恩以“范式”發展水平為依據，將學科分成常規科學和革命性科學兩種類型。[20]潘廷從學科限制條件角度將學科分為限制性學科和非限制性學科。比徹認為他們的劃分有合理的成分，但還是過于簡單，只涉及到自然科學，而無法延伸到其它科學。畢格蘭和科爾布將學科劃分為“硬-軟、純粹-應用、生命-非生命”科學三個

維度。[21]比徹認為這種分類淺顯易懂，簡單易行，更能突出學科的多樣性，但還可以更加精細。于是，比徹在吸收斯諾、庫恩和潘廷對學科分類的不足，尤其在借鑒畢格蘭學科分類框架的基礎上提出更加精細、清晰與合理的的學科分類體系。即基于認識論的角度將學科領地上的學科分為四個較大的學科領域，基于社會學的角度將各個學科領域中學者群體從事學術活動的社會學特征區分為四種不同的學科社群文化類型。

將人們的注意力引向學科領域中知識的認識論特征和學者群體的社會學特征，且把不同學科領域的學者群體比作為一個個相對獨立的“學術部落”。他認為“學術部落”即指共享著相同的文化傳統、價值信念和行為規范且致力于同一學科領域知識的學者群體。亦即說“學術部落”內部學者群體有著相同的信念、文化和資源且共同棲居和勞作于同一塊學科知識領地，“學術部落”外部具有明確的界限，它們相互隔離、共同性和交流較少。[22]比徹將“文化”定義為一系列被學者群體認同和接受的價值觀、態度及行為方式，而且認為“文化”具有社會建構性，是被學者群體“制定”的，學者群體從事學科知識的實踐行為會整合和強化“學術部落”文化。[23]可以看出，他將文化從學科知識中解析出來，又把文化傳統、價值信念和行為規范都納入到“文化”的范疇中，并凸顯出學者群體和學科知識及“學術部落”文化的關系。基于此，本研究對比徹的“學術部落”作擴展性和合成式理解，即“學術部落化”是一個完整的“社群”，其主體是棲居于同一塊學科領地的學者群體，其客體包括同一學科領域中的學科知識以及該領域的一系列被學者群體認同和接受的學科文化。具體而言，學者群體是指致力于同一學科領域知識研究的全部學科成員。學科知識包括：學科的理論體系（如理論、定理、定律、概念等），學科符號體系（如話語表達、書面表述）。學科文化包括：學科思維和價值取向（如方法、信念、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學科規訓（各種規范和準則，如研究規范、成果出版要求與評價標準等）、學科行為體系（如學術生活樣態）。所以，廣義的“學術部落化”是學者群體對學科知識和學科文化的認同及其學術職業生活規范化、有序化的過程。狹義的“學術部落化”指由學者群體及其共同致力的學科知識和相同學科文化構成的共同體形式。（見圖1）

實際上，比徹關注的核心問題是學科知識特征和“學術部落”文化特征，他從認識論和社會學兩個角度來闡釋這兩方面的特征。從認識論（學科認識論）的角度出發，按照學科知識的本質特征不同將學科劃分為純硬科學、純軟科學、應用硬科學和應用軟科學。知識的本質特征表現在知識的生成方式、知識的結構、知識的價值取向、知識發展性質、研究的對象、研究的方法和程序、成果判別標準和表現形式等方面。其中，硬科學和軟科學的區別在于知識的嚴密程度，而純科學和應用科學的區別在于知識的應用程度。從社會學（知識的現象學）的角度出發，棲居在不同學科領地的學者群體具有不同的文化傳統、價值信念和行為方式，表現在對學術聲譽和權力的追求、學術網絡和社交圈子、學術交流渠道和模式、出版要求、學術認同度、學術競爭與合作等方面。比徹從兩個維度進行了區分，一是按照學科成員聯系的緊密程度區分為趨同型和趨異型，二是按照研究人員與研究問題的比率區分為都市型和田園型。無可諱言，不管是從認識論的角度還是從社會學的角度，比徹都在論證不同“學術部落”中學科知識和學科文化存在的差異性，這些差異歸綜起來即體現在學科理論體系、學科符號體系、學科思維和價

值取向、學科規訓和學科行為體系等方面（見表2）。因此，“學術部落化”的特征亦即學科知識的認識論特征和學者群體從事學術活動的社會學特征（學科文化的特征）的綜合。

學科群論將交叉學科視為一類或一組學科的集合體，它包含交叉學科的諸多類型。劉仲林認為：“交叉學科是由兩門或以上不同學科相互交叉、滲透形成，包括比較學科、綜合學科、軟學科、橫斷學科等”。[9]解恩澤認為：“交叉學科是不同學科、領域或部門相互作用、融合而成的一類學科，包括單向移植、雙科交融和多元綜合等”。[10]趙紅州認為：“交叉學科是在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間寬闊的交叉地帶出現的新興學科群落，包括邊緣科學、橫斷科學和綜合科學等”。[11]張明根認為：“交叉學科是指在兩門或多門學科在交叉滲透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學科群”。[12]綜合論認為交叉學科是一個綜合的概念，如烏家培認為：“交叉學科是兩門以上學科相互結合、滲透形成的綜合性科學”。[13]炎冰認為：“交叉學是兩個及以上單一學科通過對象整合、概念移植、理論滲透等方法形成超越單一學科的獨立的科學理論體系，它是共性、個性，歷史、邏輯，理論、方法的統一。”它有“種概念”（狹義的交叉學科）和“屬概念”（廣義的交叉學科）之分。從“種概念”視角來理解，交叉學科是一門獨立自主的學科，從“屬概念”視角來理解，交叉學科是一組學科的集合體[14]，而李紅兵和閆衛華等認為的交叉學科是綜合理論或系統學問。[15]以上概念之辯解雖表述不同，但從主旨要義來說都從不同視角揭示了交叉學科的一些本質特征，如交叉學科具有整合性（綜合性或組合性）、交叉性（滲透性）、復雜性、實用性、創新性、組織協作性和相對獨立性等。[16]

可以認為，交叉學科揭示了知識生產的特征，反映了學科發展的趨勢，促進了社會發展科學化和科學活動社會化的整體演進趨勢。本研究在前述觀點的基礎上提出交叉學科的概念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從靜態角度而言它是一個綜合的概念，即指兩門或多門不同學科，兩個或多個不同領域（即交叉學科的支撐學科，后文稱源學科）的知識、理論、概念和方法體系按照一定的規律和邏輯交互滲透、相互融合形成的“新興學科”;從動態角度而言它是一個發展的概念，有著不同于傳統獨立學科的內涵、外延、特征和發展歷程，我們對其理解和把握還有待加深。因此，有學者認為我國高校交叉學科還面臨諸多難題，如高治軍、笪可寧等認為交叉學科建設與發展中面臨著受傳統制度束縛、學科結構不合理、跨學科人才隊伍匱乏等問題。[17]鄭文濤認為交叉學科建設中存在主觀認識上的局限、傳統學科設置障礙和管理制度上的滯后等問題。[18]這些研究的啟發意義不言而喻，但仔細考究會發現交叉學科發展的深層困境可能是由不同學科知識的本質特征和學科文化特征的差異帶來的，而具體表現在哪些方面以及如何破解亟待進行深入研究。

二、“學術部落化”的內涵與特征

“學術部落”是英國學者托尼·比徹（Tony Becher）基于學科分類而提出的描繪學者群體（學術共同體）的一種比喻手法。比徹關于學科分類研究的沖動是緣于斯諾提出的“兩種文化”假說，即將學科分為人文和科學兩種類型。[19]比徹認為這種劃分過于粗糙、膚淺和兩極化，他還分析了其他學者的學科分類方法（見表1）。如庫恩以“范式”發展水平為依據，將學科分

成常規科學和革命性科學兩種類型。[20]潘廷從學科限制條件角度將學科分為限制性學科和非限制性學科。比徹認為他們的劃分有合理的成分，但還是過于簡單，只涉及到自然科學，而無法延伸到其它科學。畢格蘭和科爾布將學科劃分為“硬-軟、純粹-應用、生命-非生命”科學三個維度。[21]比徹認為這種分類淺顯易懂，簡單易行，更能突出學科的多樣性，但還可以更加精細。于是，比徹在吸收斯諾、庫恩和潘廷對學科分類的不足，尤其在借鑒畢格蘭學科分類框架的基礎上提出更加精細、清晰與合理的的學科分類體系。即基于認識論的角度將學科領地上的學科分為四個較大的學科領域，基于社會學的角度將各個學科領域中學者群體從事學術活動的社會學特征區分為四種不同的學科社群文化類型。

將人們的注意力引向學科領域中知識的認識論特征和學者群體的社會學特征，且把不同學科領域的學者群體比作為一個個相對獨立的“學術部落”。他認為“學術部落”即指共享著相同的文化傳統、價值信念和行為規范且致力于同一學科領域知識的學者群體。亦即說“學術部落”內部學者群體有著相同的信念、文化和資源且共同棲居和勞作于同一塊學科知識領地，“學術部落”外部具有明確的界限，它們相互隔離、共同性和交流較少。[22]比徹將“文化”定義為一系列被學者群體認同和接受的價值觀、態度及行為方式，而且認為“文化”具有社會建構性，是被學者群體“制定”的，學者群體從事學科知識的實踐行為會整合和強化“學術部落”文化。[23]可以看出，他將文化從學科知識中解析出來，又把文化傳統、價值信念和行為規范都納入到“文化”的范疇中，并凸顯出學者群體和學科知識及“學術部落”文化的關系。基于此，本研究對比徹的“學術部落”作擴展性和合成式理解，即“學術部落化”是一個完整的“社群”，其主體是棲居于同一塊學科領地的學者群體，其客體包括同一學科領域中的學科知識以及該領域的一系列被學者群體認同和接受的學科文化。具體而言，學者群體是指致力于同一學科領域知識研究的全部學科成員。學科知識包括：學科的理論體系（如理論、定理、定律、概念等），學科符號體系（如話語表達、書面表述）。學科文化包括：學科思維和價值取向（如方法、信念、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學科規訓（各種規范和準則，如研究規范、成果出版要求與評價標準等）、學科行為體系（如學術生活樣態）。所以，廣義的“學術部落化”是學者群體對學科知識和學科文化的認同及其學術職業生活規范化、有序化的過程。狹義的“學術部落化”指由學者群體及其共同致力的學科知識和相同學科文化構成的共同體形式。（見圖1）

實際上，比徹關注的核心問題是學科知識特征和“學術部落”文化特征，他從認識論和社會學兩個角度來闡釋這兩方面的特征。從認識論（學科認識論）的角度出發，按照學科知識的本質特征不同將學科劃分為純硬科學、純軟科學、應用硬科學和應用軟科學。知識的本質特征表現在知識的生成方式、知識的結構、知識的價值取向、知識發展性質、研究的對象、研究的方法和程序、成果判別標準和表現形式等方面。其中，硬科學和軟科學的區別在于知識的嚴密程度，而純科學和應用科學的區別在于知識的應用程度。從社會學（知識的現象學）的角度出發，棲居在不同學科領地的學者群體具有不同的文化傳統、價值信念和行為方式，表現在對學術聲譽和權力的追求、學術網絡和社交圈子、學術交流渠道和模式、出版要求、學術認同度、學術競爭與合作等方面。比徹從兩個維度進行了區分，一是按照學科成員聯系的緊密程度區分為趨同型和趨異型，二是按照研究人員與研究問題的比率區分為都市型和田園型。無可諱言，

不管是從認識論的角度還是從社會學的角度，比徹都在論證不同“學術部落”中學科知識和學科文化存在的差異性，這些差異歸綜起來即體現在學科理論體系、學科符號體系、學科思維和價值取向、學科規訓和學科行為體系等方面（見表2）。因此，“學術部落化”的特征亦即學科知識的認識論特征和學者群體從事學術活動的社會學特征（學科文化的特征）的綜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