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證看待“法不容情”

辯證看待“法不容情”

作者：王利明

來源：《決策探索·下旬刊》2016年第2期

文/王利明

情與法是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對矛盾

古人說，“王法無情”，這句話最早出于元代鄭廷玉的《后庭花》第四折：“這兩個都不

待秋后取決，才見的官府內王法無情。”國家的法律是不講情面的。因此，古往今來，我們確

實看到，一個尊重法制的國家，人們都按照規矩來辦事，的確不能夠摻雜太多的個人情感。法

家認為，“法度者，政之至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亂也”(《經法·君正》)。因此，“法家

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史記·太史公自序》）。但法家又主張嚴刑峻法，按照

法家的主張，導致嚴刑重罰，徒刑遍地，缺乏必要的人道和人文關懷。在這點上，儒家學說主

張道德教化，“仁者愛人”“孝悌為先”，實行德主刑輔，注重人道和人文關懷。所以，在情

與法之間關系的協調上，法家與儒家的主張存在一定的沖突，法家更注重法，而儒家更注重情。

中國古代判案，講求“天理國法人情”，強調人情對法制的影響，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儒

家學說的主張。

“法不容情”主要包含以下幾層含義：一是人與人之間應當按規矩辦事，不能夠跑關系、

拉關系、講人情。“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則治。”（《商君書·修權》）法網恢恢，

疏而不漏，對違法行為應當嚴格依法處理，不能夠法外開恩。二是嚴格依法辦事、執法如山、

不徇私情。中國歷史上，歷朝歷代都不乏秉公執法之人，如漢朝不畏權勢、不徇私情的張釋之，

秉公執法、主持正義的“強項令”董宣，唐朝“南山可以改移，此判終無動搖”的京兆尹李元，

宋朝鐵面無私、為民請命的“包青天”包拯，明朝有一個一生剛直不阿、有如包公再世的“海

青天”海瑞，清朝也有被稱為“于青天”的于成龍，等等。千百年來，人們傳頌著他們的故事，

其實也是歌頌和贊美那些秉公執法、剛正不阿的清官，歌頌古代執法官員秉公執法、不徇私情

的行為。

法外求情是社會中常見的現象

中國社會也是一個人情社會。中國著名的思想家梁漱溟稱中國社會是“倫理本位”社會，

著名的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也認為，重人情是傳統社會的固有特點，他在《鄉土中國》中提出

了著名的“同心圓”比喻，認為傳統社會中的人是人際關系同心圓的核心，不同關系的親疏遠

近就像水的波紋一樣，一圈一圈推出去，越推越遠，也越推越薄。重人情是中國傳統農業社會

的重要特征，這是因為傳統農業社會是典型的熟人社會，人口流動性較小，人與人之間的聯系

較為密切。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人情大如債，欠人情總要機會償還，“投之以桃，報之以

李”。這種人情交換法則與法治顯然是相沖突的，因為講人情實際上就是要徇私情，報答人情

就不可能嚴格秉公執法。法外求情是社會中常見的現象，古時候，某人作奸犯科，一旦要被官

吏打板子，此人便跪拜求情，常說：“上有八十歲的老母，下有嗷嗷待哺的孩子。”企圖以情

感打動執法者，以求輕判。

這種人情觀念在當今社會依然影響深遠。有人一旦違法，其第一反應并不是考慮其依法應

當承擔何種責任，也不是積極律師提供法律意見，而往往是各種關系，力圖在法律規則之

外解決糾紛。社會流行的潛規則就是“案子一進門，兩頭都人”，公關打點成為人情世故的

表現。受人情的影響，一些執法者手下留情，“不看僧面看佛面”，或者徇情枉法、法外開恩

等。實踐中出現的選擇性執法大量都和“靈活通融”“網開一面”有關，而一些枉法的裁判則

與“法外施恩”直接關聯。

法律是理性的，也是情感的產物

人情和法治存在明顯的沖突，這主要表現在，法律具有一種非人格化的權威和制約，法律

規則的設計不因人而異，對同樣的行為規定同樣的法律后果，其適用的準確性就在于它是無差

別地對待每個人。而人情則會對法律規則的適用產生影響，同樣的行為可能產生不同的法律后

果。按照古希臘著名思想家亞里士多德的看法：“法律是一種‘沒有感情的智慧’。”在他看

來，不憑感情治事的統治者總比感情用事的人治更為優良，依人類本性，誰都有感情，會徇私

情，要克服私情，實現正義，唯有依靠法律制度，因為法治優于依私情而作的一人之治，正如

亞里士多德所言，“一個人可能因感情沖動而做錯事情，但所有人不可能因感情沖動而做錯事

情”。而人情則必然使規則的適用過程中摻雜私情，這必然影響規則適用的結果。法律在實施

中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個人都平等地受到法律規則的約束，因此，其具有平等性、一般

化的特征，不能因個人關系的親疏遠近而實行差別對待。所謂“刑過不避大夫，賞善不遺匹

夫”。平等對待也是正當程序的基本內容。如果因為人的關系的親疏遠近、因為講人情、講交

情而適用法律，則法律的嚴格實施與準確執行將無從談起。

但這并不是說，法律完全忽視人情，罔顧人情。在古希臘經典戲劇《安提戈涅》中，劇中

主人公安提戈捏高呼“法律之內，應有天理人情在”，這句話曾經影響深遠。雖然重人情充分

體現了傳統社會的團體性特征，但這并不是說，二者是絕對對立的，一味將二者對立，可能會

產生一些問題。在立法和司法過程中都應當充分體現對人的關懷，這也是當代法律發展的重要

趨勢。

一方面，“法為人而立”，法律應當具有一定的人文關懷精神，這也有利于法治的實施與

遵守。法律是理性的，也是情感的產物，因為法律也要尊重人的感情。正如約翰薩茫德爵士在

《法理學》中所言：“‘法律’一詞，含蘊著強烈的情感內涵。”立法者只有洞察人情世故，

了解人性特點，其所制定的法律規則才能取得良好的社會效果。例如，我國繼承法對于盡到贍

養義務的繼承人，在分配遺產時可以適當多分；對于喪失勞動能力和生活來源的法定繼承人，

規定了特留份制度，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人情”的法律化。當然，立法者也必須區

分法律調整的領域和道德、情感調整的領域，在個人的感情領域，法律不應當過多地介入，例

如，夫妻之間、家庭成員之間發生口角，一概將此類糾紛作侵權處理，不僅不利于家庭關系的

和睦，反而可能激化矛盾。

另一方面，司法活動的過程也應當體現對弱者的關愛。法官在解釋、適用法律規則的過程

中，也應當秉持人文關懷的理念，體現對弱者的關愛。即在某一法律規則存在多種合理的解釋

時，法官應當盡量選擇對弱者有利的解釋。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體現了“人情”。當然，

在司法活動中的人文關懷應當在法律規定的自由裁量范圍內進行，不得以人文關懷為由逾越法

官自由裁量的范圍，即不得為了“人情”而枉法裁判。人文關懷是法律人應當秉持的一種情懷，

秉持此種情懷可以拉近法官、檢察官與民眾的距離，使司法為民不僅僅體現在口號上，更體現

在具體的案件裁判活動中。

總之，法律與情感密切關聯，法不遠人，法律自然要因應人的感情，法律規定應當與人內

心的情感標準相一致。但在法律適用過程中，應當嚴格依法裁量，盡量摒棄感情執法，更不能

因情枉法，“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法與情存在一個辯證互動的關系。我

們需要通過法與情的良性互動，建設一個充滿人情味而又崇規尚法的社會。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常務副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