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思想道德與法律素質

在全球化經濟飛速發展的今天，在中國綜合國力不斷快速提升的今天，社會發展面臨著機遇與挑戰。當代的大學生作為一個新事物、新思想、新理念接受最敏捷、最迅速的一個體，又將面臨著什么樣的機遇與挑戰呢？



大學生是思想最為活躍、接受新事物最為迅速的高智能知識體，其思想活動和行為方式會有更深刻的時代烙印，呈現出更為鮮明的時代特征。



綜觀當代大學生普遍存在的一些思想狀況表現在當代大學生思想道德狀況的主流是好的，是積極健康向上的當代大學生中絕大多數人思想活躍、朝氣蓬勃、愛憎分明、目光遠大、積極向上，對當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新道德倫理建構中的作用有清醒的認識，他們高度重視知識和工作能力的培養，希望學成之后能夠報效祖國和人民，對中國的發展充滿信心，他們賦予為人民服務以新的內涵，并愿意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努力奮斗。同時，他們也高度注意維護國家和集體的利益，關注自我價值，追求維護個人的合法權益。他們還深刻的認識到，為了將來能夠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在激烈的競爭中處于有利地位，除了要掌握扎實、豐富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外，提高自己思想政治素質和道德品質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在當代大學生中，政治上積極追求進步，注重提高道德修養，勤奮學習，提高自身綜合素質的人在逐漸增多。



但是，當代大學生的思想道德素質還存在著一些不協調的因素，主要表現在：其一，學習目的不明確，缺乏學習熱情。在某些大學生中，表現出學習目的不夠明確，不知道是為誰來學習的，沒有學習的動力和熱情，甚至有的是認為到學校來學習是父母逼來的。不是我要學，而是父母要我學，到學校后是老師要我學。因而，經常出現上課遲到早退，課堂上不注意聽講、睡覺，甚至出現隨便逃課現象。其二，誠信和法律意識淡薄。部分大學生由于受社會環境的影響，缺乏誠信和法律意識。有的考試時違紀作弊，打小抄、打手機、人等，已不是個別現象。還有的做“手”替別人考試等，助學貸款欠款不還，也屢見不鮮。其三，社會公德意識較差。文化知識層次越高，社會公德意識越強，這是社會的公識。作為文化知識層次較高的大學生，應該有較強的社會公德意識，但是有些大學生卻不是這樣，他們對日常生活中的細節重視不夠，缺乏檢點，不愛護公共財物，不講衛生，隨地吐痰，亂扔垃圾，損壞公共圖書，在互聯網上發布一些不健康的信息，在公共場合行為舉止、服飾打扮不得體等，都影響了當代大學生的形象。其四，互聯網信

息傳媒影響。當前，網絡正在極大的改變著高校學生的生活方式、學習方式、交往方式、娛樂方式，甚至是語言習慣，對青年學生的學習、工作、生活和思想觀念都產生著深刻的影響。網絡無限開放的虛擬空間及其互動性，常常成為大學生交流真實思想情感的場所。信息的超載，常使學生對信息缺乏理性的分析和思考，道德自律和自我約束往往控制不住，甚至脫離現實，沉溺網絡，晚上徹夜上網，白天蒙頭睡覺，整天精神恍惚，結果荒廢學業。其五，不善于交往和不正常交往。大學生在校除了學習，與他們最密切相關的就是人際關系。大學生的性格日趨成熟和穩定，在很多問題上都表現出自己獨特的觀點。因而，部分學生由于種種原因，不能融入到一些實際活動中去，不能形成正確的自我評價，故在具體的交往活動中表現出團結協作能力較差，心理素質問題較為突出，出現各種交往不適癥，造成社交恐懼、抑郁癥等。也有的同學在社交中出現了一些不正常的現象，當某些學生在同學之間發生矛盾時，不是班主任或學校解決，而是召集一些知己朋友或社會上的閑雜人員來為自己助威私了，甚至出現雙方斗毆傷害事件。其六，艱苦奮斗精神淡化。老一代人艱苦奮斗的精神在當代大學生中有些淡化，有些大學生生活不夠節儉，鋪張浪費，花錢大手大腳，在校吸煙酗酒，穿名牌服飾，配豪華手機，組織豪華生日宴會派對等。大學生自立自強，樂于助人，艱苦創業的精神有待進一步加強。



面對如此多的問題，又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眾觀其中，大多是由各種各樣的壓力造成的，主要是學習的壓力。我國自1997年實行高等教育改革，所有在校大學生都自費上學，畢業后國家不包分配，自謀職業。致使大學畢業生畢業后就業出現了競爭激烈的局面，有些用人單位抬高用人標準，強調高學歷、高學位、高能力，再加上高校普遍實行獎學金制度，學習成績的好壞成了未來能否獲得優厚待遇的基礎。從而，極大的激發了大學生努力學習的自覺性，學習成績的競爭壓力已成為高校大學生主要的壓力之一。其次，升學與就業的壓力。由于我國還沒有建立起一個完善的大學生就業制度，因而大學畢業生就業出現了競爭激烈的嚴峻局面。特別是一些非重點高校和專科學校的畢業生能到一個比較理想的就業單位更不容易，就業對他們的壓力更大。這就促使一部分大學畢業生走考研和“專生本”的道路，但考研和“專生本”的畢業生也逐年增多，同樣也出現競爭激烈的局面。這就使大學生在心理上產生了嚴重的升學與就業的壓力。再次，家庭困難的經濟壓

力。有些來自農村或城鎮下崗職工家庭的大學生經濟條件較差，生活比較困難。雖然，國家、學校和社會采取多種措施，救助特困學生，使他們能夠完成學業。但他們和那些經濟條件較好的學生相比，在心理上總有些自卑感，產生了一定的心理壓力。最后，情感壓力。部分大學生在校期間，得到了人們的尊重，社會的認可，期望值也較高。一旦畢業后不能很快就業，不到一個理想的職業，認為其他一切都無從談起，甚至連一個理想的對象都難以到。



這些原因都導致了當代大學生在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上的缺陷。新世紀、新階段、新形勢、新環境，深刻的影響著青年人的成長，當代大學生在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上呈現出一些新特點。包括時代感強，責任意識弱；認同感強，踐行能力弱；參與意識強，辨別能力弱；個性特征強，承受能力弱等方面。



當代大學生在個性上有較強的獨立意識，不希望依附于他人，迫切要求表達自己的想法，對很多事物敢于持批評態度。但他們尚不具備成熟的心理素質和承受能力，心理調適能力較弱，一旦在學習上、生活中、思想上出現問題，很容易造成心理失衡，導致各種不健康的心理問題。針對以上后果，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是十分必要的。一要充分發揮政治理論課和思想品德課的主渠道作用。二要加強形勢和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培養學生的社會主義責任感和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質。三要占領網絡思想教育陣地。四要加強大學生良好心理素質的培養。五要努力創建一個良好的校園育人環境。再建設一個良好的道德環境氛圍。然后要創建良好的學術環境。大學是一個學術重鎮，要有活躍而濃厚的學術氛圍，有寬松而自由的創新環境，從而，有利于激發學生的求知欲望、探索精神和創新思維。最后要有良好的文化環境。讓大學生在良好的文化氛圍中接受教育。 學校要有良好的校風、教風、學風，優化、美化校園的文化環境，開展健康向上的校園文化活動，形成濃厚的校園文化積淀和清新的校園文明風尚，使學生在日常的學習和生活中接受先進文化的熏陶和感染，在良好的校園人文、自然環境中陶冶情操，促進大學生全面發展和健康成長。



思想道德素質的提高對大學生至關重要，但是同時也不能忽視大學生法律素質的提升。



由于學校里有某些學習風氣、傳統道德和法制教育的不足，致使大學生們的法律意識方面存在缺失，主要表現在：一 法律知識不足或對法律一知半解，沒有正確的法律觀念；二法律工具主義價值取向嚴重；三強調權利，忽視義務、責任；四法律意識淡薄，崇尚權力，對法治

沒有信心。



而這些都是由許多原因造成的。大學生正處在人生成長的關鍵時期，正在迅速走向成熟又未完全成熟，其心理上具有明顯的成長特征，情緒、情感的自控力較差，帶有明顯的兩極性：強烈性與脆弱性。強烈性表現在：情感容易激動，反映強烈，常因一點小事動輒振奮不已，豪情萬丈，敢于標新立異。脆弱性表現在：經不起挫折，容易為不良情緒所左右，情感可能跌落至低谷，意志消沉，悲觀喪氣。這種心理在大學生法律意識培育過程中，存在著一些心理障礙，這些障礙包括：第一，認知障礙。比如“德主刑輔”、“法律虛無主義、工具主義”、“有權就有錢，錢大于法”等錯誤認識，影響著對當代法律制度的實質和社會主義法治精神的正確認識，自覺不自覺地對現代法律意識的導入形成了心理上的抵觸。第二，情緒障礙。大學生的情緒容易激動，也容易走向極端或處于低迷狀態。對待法律知識的學習時冷時熱，憑一時的興趣，實用主義思想較重，對于法律原則和基本精神、法治理想就明顯表示出冷漠的心理，非法律專業的學生大部分表現出“事不關己”的心態。有些學生因違法亂紀受到了處罰，還可能產生對抗情緒，一錯再錯，甚至犯罪。這些情緒障礙直接影響著現代法律意識內化為人的心理品質的效果。第三，行為障礙。并非任何正確的法律認知都可以轉化為自覺的守法行為。大學生的“知”與“行”往往脫節，表里不一。有些學生對有關法律條文背得滾瓜爛熟，重要意義說得頭頭是道，看到別人違法犯罪也異常憤慨，可輪到自己就言不由衷，說的一套，做的一套，能不能真正知法、尚法、信法、護法、守法就要看時間、地點、事情、人物等具體情況而定了。理論與實踐相脫離的行為障礙，既是大學生法律意識淡薄的結果，又是把現代法律意識灌輸到其心靈深處，固定成為指導其法律行為的精神動力的最大障礙。



雖然大學生的法律素質低，但是有了優良的方法還是可以大大改善的。例如：



第一，進行法律道德教育。根據身心發展特點，開展法律教育，引導樹立正確的道德觀和人生觀，增強抵制有害信息的自覺性和免疫力，規范行為。第二，傳播法律先進文化。最后，完善普及法律的體系。為有效的普法提供依據。



面對著機遇與挑戰，當代大學生一定要全面提升自己各個方面的綜合素質，特別是思想道德素質與法律素質，從而與時懼進，走在社會的前沿，一展天之驕子的風采。



思想道德與法律有關的論文:一從社會學角度講，我國正在融入法治社會。對置身于未來社會的任何一個人，是無法擺脫法律而生

存的。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構建和加入WTO，所有市場主體都得遵循統一的規則或制度，在這種高度規則化的社會里，“法制手段”將越來越廣泛地運用于我們的現實社會關系中。這意味著，從個體人的日常生活行為到豐功偉業之創造，均離不開一定的法律知識或法律技能。當我們以審思發展和關切生活的態度來判斷實踐視域時，自然會發現，必備的法律素養，已成為現代市民特別是青年學生們立足社會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要件。

何為法律素養，簡言之，是指認識和運用法律的能力或素質。一個人的法律素養如何，是通過其掌握、運用法律知識的技能及其法律意識表現出來的。法律知識主要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制定法中關于規則的知識，即所謂的法律條文體系；二是法律學問中關于原理的知識，即所謂的法律原理或法律理論。一般意義上的學法、懂法，就是要求既熟知一些基本的法律條文，同時又掌握一定的普遍適用的法律原理。而法律意識，它是社會意識的一種形式，“是人們的法律觀點和法律情感的總和，其內容包括對法的本質、作用的看法，對現行法律的要求和態度，對法律的評價和解釋，對自己權利和義務的認識，對某種行為是否合法的評價，關于法律現象的知識以及法制觀念等。” [1] 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識能驅動公民積極守法。公民只有具有了良好的法律意識，才能使守法由國家力量的外在強制轉化為公民對法律的權威以及法律所內含的價值要素的認同，從而就會嚴格依照法律行使自己享有的權利和履行自己應盡的義務；就會充分尊重他人合法、合理的權利和自由；就會積極尋求法律途徑解決糾紛和爭議，自覺運用法律的武器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和利益；就會主動抵制破壞法律和秩序的行為。另外，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識能驅動公民理性守法，實現法治目標。理性守法來自以法律理念為基礎的理性法律情感和理性法律認知。法律意識，一般由法律心理、法律觀念、法律理論、法律信仰等要素整合構建，其中，法律信仰是法律意識的最高層次，也是大學生法制教育的核心。

所謂法律信仰，就是人們對法律的無限信服與崇拜，并以之為行為的最高準則。“一個社會公眾對法律的信仰生成相當重要，它是一個國家法治化的關鍵性要素。正因為如此，伯爾曼的至理名言‘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才會廣為流傳，成為所有崇尚法治的人們確信的一條真理性原則。[2]”法律信仰是人們對法律的一種認同和依歸，其實質是追求法律至上和法律統治。只有信仰法律，才可能守法。法律作為公平、正義的象征，守法僅

，是因為該院通過調查分析發現，2001年該區在校大學生的犯罪率比上年上升300％，2002年比2001年上升120％，并且還得出結論，大學生犯罪大多是因為不懂法。[4]

面對這些觸目驚心的大學生犯罪數據，能夠予之以較為恰當的解釋是：現行的學校“法制教育”課，根本沒有讓學生真正懂法。正如“硫酸傷熊”案當事人劉海洋（清華大學學生）所言：“我們上大一就學了《法律基礎》課，學了民法和刑法等，但我只知道獵殺野生動物違法，但用試劑燒傷動物園里的動物是不是違法就不清楚了……”[5]從這段心語中，也許會讓我們得到比“事件”本身更富有檢討意義的啟示，我國高校的法制教育模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也正是基于諸類現實而重大問題的近憂和遠慮，筆者將進一步談談幾點近期形成的關于“法制教育”合理性改革的思想積淀。

第一、法制教育的認識定位要變革。

根據我國官方的有關文件精神及實踐做法，學校的“法制教育”從屬于“德育教育”，并沒有自身獨立的地位。“法制教育”次第于“道德教育”的認識及定位是不大合理的，把法 制教育視同為道德教育，事實上按照道德教育的套路來開展法制教育課，不僅難以達到法制教育的教育性，由此還將至使“法制教育”遭受埋沒。正是受這種不合理認識因素的影響，長期以來，大大小小的高等學府里，很難看到獨立的法律教研室，取而代之的是千篇一律的德育教研室，其結果是法制教育工作很難得到切切實實的開展。

道德教育與法制教育均系屬于社會價值教育范疇，它們既有區別也有聯系，從聯系上講，兩者的目的同一的，都是為了培養適宜社會需求的“合格公民”；從區別上講，道德教育重在凈化人的內心世界，法制教育重在規范人的外在行為。我們說提升人的品質，應從思想和行為兩方面塑造，益于采用法制教育與道德教育的結合，但不存在法制教育從屬于道德教育或道德教育從屬于法制教育的問題。所以，法制教育的教育性發揮，需要建構一個屬于法制教育本身的體系完整且地位獨立的法制教育安排。

第二、法制教育的師資隊伍要優化。

法制教育是一項政治性、理論性、知識性、實踐性很強的綜合性教育，不僅要有明確的目標、規范的內容和相對穩定的教育渠道，而且必須有受過正規培訓、具有一定理論水平和實踐經驗的法律教師隊伍。現行的所謂“法律教師”，不少為“半路出家”，甚至是從未接受過法律專業教育的政工干部，此番情景下“出爐”的“弟子”會有多少法律素養也就可想而知了。

高等學校的法律教師不僅要深諳學校教育規律和

青年學生成長規律，而且要具備比較系統的法律學科知識和較高的法律素質。不同的學校應根據自身條件，通過專、兼、聘等多種形式，形成一支具有相當水平的精干的專職教師為主體，同時聘請部分長期從事司法實務或法學教育工作的兼職教師為補充，整合組建地道、高質的法制教育師資隊伍。

第三、法制教育的內容設置要調整。

高等學校的“法制教育”是為了培養大學生的法律意識（法律信仰）和法律知識（法律技能），主要應包括法學基礎理論、基本法律知識和法制觀念教育。通過法學理論教育，讓學生掌握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觀點，在思想上樹立起法律權威；要通過講解和介紹憲法，使學生了解憲法是民主制度的產物，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權利義務觀念，樹立國家主人翁意識；結合不同專業，有選擇地向學生介紹一些部門法，培養學生守法、護法、用法的知識技能和自覺意識。

目前，不同類別的所有高校，強行劃一地以開設一門《法律基礎》來應付“法制教育”，由于課時少，內容龐雜繁多，教授者，猶如蜻蜓點水，匆忙趕進度，只能是簡單地進行一系列知識羅列和堆積；學習者，往往疲于應付，死記硬背，應付過關考試，師生都苦不堪言。這顯然有悖于“法制教育”的真實目的。法制教育的內容選擇上，比較合適的做法是在不同類別的學校開設不同層次的法制教育課。根據學生所在的學校類別、所學的專電子商務資料庫:57:;4%2!!;*;)"業及各校的側重點需要，除進行憲法、刑法、民法等大法的一般性普及外，還開設一些與各校專業（行業）相關、與各類學生受體相通的法律課程，使“法制教育”貼近大學生的生活，融入大學生的內在性需要。 第四、法制教育的實施方式要要改進。高校法制教育，首先要遵循法制教育的特有規律。法制教育是“認同”規范、“接受”規范和“消化”規范的教育，是培養自覺、自愿的守法精神和塑造體現民主、正義、效率、公平等現代法治理念的教育，依靠傳統的枯燥無味的“課堂說教”事實上很難奏效，較適宜的是讓學生在生動、直觀的實踐活動中感受為什么要遵守及如何遵守這些規范。法律是一門實踐性極強的學科，沒有經過法律實踐是無法真正學好法律的，適當沿用英美法系國家的“實踐性法律教育模式”也無不可。比如：運用啟發式教學，讓學生成為課程的主體，鼓勵學生通過自己的思考和分析得出最佳的答案，老師不斷提出問題，引出各種可能性，引導學生發現有關的法律規范、事實材料、及其各種因素之間的關系，引導學生自己開動腦筋思索，這樣學生掌握的知識就會更

為牢靠、更加深入；又比如運用角扮演、模擬案件等多樣化安排，對真實或模擬的案例進行課堂分析和討論，讓更多的同學通過觀察、評論、角轉換和辯論等方式，從中學到有用的知識，其優點是能讓更多的同學參與案件的分析，容易從策力的多種方案中，鑒別、篩選、產生最佳方案，這種方法不僅能夠使課堂的案例分析深入、實用，而且使學生之間的關系以及學生和老師之間的關系更加融洽，老師不再是單純教育者和大案提供者，而是平等的案件參與者和學生的幫助人；再如打破課上與課下的界限，書本與現實的分割，開辟第二課堂教學，經常性參觀監獄，旁聽有關刑事、民事、經濟、行政案件的審判活動，讓學生在面對面的親臨感受和事實分析中自覺獲得價值判斷，以此潛移默化地影響學生形成待人的態度和處理有關問題的方法……，等等。

另外，法律意識的自覺養成和法律技能的嫻熟掌握，不是通過學一門《法律基礎》課所能及的，也不是憑給某年級的某部分人上某門課程能做到的，對大學生的法制教育應貫穿于整個學習期間，不能斷線，并且在不同年級要有不同的任務和重點。當然，這要遵循一般的學校教育規律，不可能大學幾年都開法律課，而要充分利用校園這一特定的文化傳遞空間，發揮各有關專業課程在進行法制教育方面的作用和功能，使學生在學習文化知識的過程中受到比較系統的法制教育。事實上，專業教育與法制教育的有機結合，更有利于學生“內在性”地消化與專業知識密切關聯的、在學生的學習及今后的工作中真正用得上的法律知識，進而增加學生學法的實效性。





一



從社會學角度講，我國正在融入法治社會。對置身于未來社會的任何一個人，是無法擺脫法律而生存的。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構建和加入WTO，所有市場主體都得遵循統一的規則或制度，在這種高度規則化的社會里，“法制手段”將越來越廣泛地運用于我們的現實社會關系中。這意味著，從個體人的日常生活行為到豐功偉業之創造，均離不開一定的法律知識或法律技能。當我們以審思發展和關切生活的態度來判斷實踐視域時，自然會發現，必備的法律素養，已成為現代市民特別是青年學生們立足社會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要件。

何為法律素養，簡言之，是指認識和運用法律的能力或素質。一個人的法律素養如何，是通過其掌握、運用法律知識的技能及其法律意識表現出來的。法律知識主要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制定法中關于規則的知識，即所謂的法律條文體系；二是法律學問中關于原理的知識，即所謂的法律原理或法律

化、制度化的良性運動中，形成一種高度穩定有序的秩序和狀態；其次，法律規則對人們的生活安排方面，它要求個人之間、個人與政府及組織之間有一種默契，一種自我調節的機制，這種‘默契’和‘調節機制’經法律的確定性配置后，能促成人類生活的高度和諧，予以人的自由與尊嚴最大化保障，讓人有絕對的權力，不依賴于階級或國家，設計的是一幅自由自在的充滿人性關懷的生活模型。”[3]因此，要提升一個國家公民整體的法律素養，應從兩方面著手，一是傳授給公民法律知識和培育其法律意識乃至法律信仰；二是大力推進社會的民主化和法治化進程。





二



勿容置疑，作為造化育人的高等學府，主導性培育和快速提升青年學生的法律素養，是其參與社會現代化進程和塑造“現代型人才”不可推卸的職責。然而，近年來一升再升的大學生犯罪數據，頻頻向我們告示：校園并不平靜，大學生們的法律素養還十分貧瘠。廣州市司法局的吳云南等同志對廣東全省49所普通高校進行了調查，結果念人震撼，1981—1998年，這49所普通高校曾有違法和犯罪的學生626人，約占同期在校學生總數的干分之二。浙江嘉興市秀洲區人事勞動保障局兩名公務員2003年4月3日下午在辦公室里遇刺。警方確認，犯罪嫌疑人周一超時年22歲，是浙江大學農業與生物技術學院農學系應屆畢業生。原來，他在該區公開招考公務員中，已通過筆試、面試，但健康檢查不合格，未被錄用。因情緒悲觀，產生報復念頭，遂遷怒于人事部門的招考人員，最終導致行兇殺人。2003年3月28日，在南京市浦口區檢察院掛牌成立了全國首家大學生犯罪預防中心，南京大學、東南大學等南京10所高校成為首批中心成員。之所以要建立這個“大學生犯罪預防中心”，是因為該院通過調查分析發現，2001年該區在校大學生的犯罪率比上年上升300％，2002年比2001年上升120％，并且還得出結論，大學生犯罪大多是因為不懂法。[4]

面對這些觸目驚心的大學生犯罪數據，能夠予之以較為恰當的解釋是：現行的學校“法制教育”課，根本沒有讓學生真正懂法。正如“硫酸傷熊”案當事人劉海洋（清華大學學生）所言：“我們上大一就學了《法律基礎》課，學了民法和刑法等，但我只知道獵殺野生動物違法，但用試劑燒傷動物園里的動物是不是違法就不清楚了……”[5]從這段心語中，也許會讓我們得到比“事件”本身更富有檢討意義的啟示，我國高校的法制教育模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也正是基于諸類現實而重大問題的近憂和遠慮，筆者將進一步談談幾點近期形成的關于“法制教育”合理性

改革的思想積淀。





發展史告訴我們，從法律的產生到法治的實現就是一個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進的過程。道德法律化強調人類的道德理念鑄化為法律，即善法之形成過程；法律道德化強調法律內化為人們的品質、道德。中國古代禮法結合、德主刑輔的思想為我們今天采用德法并治之治國模式提供了一種可行性的歷史考證。筆者試圖通過對禮與法關系之歷史考察，尋求道德與法律協調之合理內核，進而就當今社會發展中存在的道德與法律之間的矛盾略陳解決之管見。

不管法治這張天網如何恢恢，總有漏網之魚；不管法治調整的范圍多么廣闊，總有鞭長莫及的地方。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凡是法治不及之處，皆是德治用武之地，法治不可能完全取代德治。〔1〕 德治是指在社會治理中對道德自律、道德教育、道德建設的重視和適用。法治與德治在社會治理中應是相輔相成、相互呼應的，即法律與道德雙管齊下、“綜合治理”。中國古代的法律實際上是一種二元體制，就是兩種體系或淵源、形態的法律并存。一種是國家制定法，一種是“禮法”、“德法”。這兩種社會調節手段相互配合，把各種社會現象納入其調整范圍。而我國當代社會法律是唯一的社會調節手段，道德作為另一種調節手段存在嚴重缺位。這樣的一元法體制亟待調整。因此，有必要考察我國古代“禮”與“法”的關系，吸收其合理內核，建立起德法并治的二元法體制。

道德與法律是相互聯系的。它們都屬于上層建筑，都是為一定的經濟基礎服務的。它們是兩種重要的社會調控手段，自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任何社會在建立與維持秩序時，都不能不同時借助于這兩種手段，只不過有所偏重罷了。兩者是相輔相成、相互促益、相互推動的。其關系具體表現在：

1、法律是傳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社會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一社會要維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傷害他人、不得用欺詐手段謀取權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類包括那些有助于提高生活質量、增進人與人之間緊密關系的原則，如博愛、無私等。

2、道德是法律的評價標準和推動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補充。第一，法律應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沒有道德基礎的法律，是一種“惡法”，是無法獲得人們的尊重和自覺遵守的。第二，道德對法的實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執法者的職業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識、道德觀念的加強，都對法的實施起著積極的作用。第三，道德對法有補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調整

的，或本應由法律調整但因立法的滯后而尚“無法可依”的，道德調整就起了補充作用。

3、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況下會相互轉化。一些道德，隨社會的發展，逐漸凸現出來，被認為對社會是非常重要的并有被經常違反的危險，立法者就有可能將之納入法律的范疇。反之，某些過去曾被視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為，則有可能退出法律領域而轉為道德調整。

總之，法律與道德是相互區別的，不能相互替代、混為一談，也不可偏廢，所以單一的法治模式或單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時，法律與道德又是相互聯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補的，都是社會調控的重要手段，這就使得德法并治模式有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