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在儒學史上的貢獻與地位（一）
曾子是繼孔子之后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其思想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了貫徹好黨的十九大精神， 2017海峽兩岸（嘉祥）曾子思想暨禮孝文化研討會在曾子故里嘉祥舉辦，海峽兩岸49位專家學者參加，提交論文47篇。這些文章會陸續在此公眾號發表。今天推送的是來自山西師范大學歷史學院謝耀亭教授的論文《論曾子在儒學史上的貢獻與地位》，分三次推送。
論曾子在儒學史上的貢獻與地位（一）
摘要：曾子在儒學史上的貢獻與地位，自古以來便受到肯定與重視，尤其是清代以前的學者認為，在孔門弟子中，傳播儒學最為重要的兩位，便是子夏與曾子。曾子在儒家道統中的地位，唐宋以來一再被重視。近些年來，新材料的出土，有利于進一步認識曾子與《大學》的關系，《大學》為曾子一系儒者的作品，進一步回證了曾子與思孟學派的聯系，以及曾子在道統中的地位。新材料的發現，可以看到孔子去世后，儒學的分化非常劇烈，孔門弟子對儒學的傳播，也各盡其力。在戰國前中期，思孟學派是儒學的主流，曾子上承孔子，下啟思孟學派，對儒家心性之學的深化和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新材料的發現，也使曾子在儒學史
上的地位更加突顯。
關鍵詞：曾子；戰國儒學；思孟學派
首創于孔子的儒家學派，在孔子生前死后，情形大為不同。孔子生時，以其為核心，形成一個非常有凝聚力的學派；及其死后，其后學沒有一個似孔子而作為學派的核心，遂四分五裂，散于四方。此種情形，作為一個學派，未免不是一樁憾事，但對于一派之學說，又未免不是一樁幸事。孔門弟子的分散，使原始儒學向各個不同方向縱深發展，使得儒學更臻完善，影響更加顯著。在儒學的傳播過程中，孔門眾多弟子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其中曾子便是一位在儒學發展史上不可忽視的孔門重要弟子。曾子，名參，字子輿，春秋末年魯國南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孔子以為（曾子）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于魯。” 后世尊曾子為“宗圣”，配享孔廟。
一、新材料出土前學界對曾子的認識
孔門弟子之多，為不爭之事實。其來源幾乎遍及當時各諸侯國，尤以魯為最。孔子卒，弟子傳其學于四方。在孔門弟子中，最初對儒學的傳播貢獻突出者至少有子夏、曾子、子張
、子游、漆雕開、澹臺滅明等。但隨著時代及環境的變化，子張、子游、漆雕開、澹臺滅明等所傳之學在后世無并無重大影響。此種現象，原因有二：一是其無著作，或有而亡佚。一是其弟子中無突出表現者。無著作，后世則不能觀其學；弟子無突出表現者，則不能對其學說進行繼承、批判、總結和發揚，以至于其思想為他派所吸收而不彰或趨于消亡。
漢代之后的儒者，在對眾多孔門弟子在儒學傳播中的貢獻評價中，獨推子夏與曾子，子夏、曾子皆有著作，雖曾有亡佚，但各有大批弟子，且弟子及其后學有突出者。荀子、孟子又受到他們的影響，而荀、孟又與后世儒學發展的格局息息相關，這就奠定了子夏、曾子在儒學史中的地位。清人陳玉澍在《卜子年譜自序》中說：“吾嘗謂：無曾子則無宋儒之道學，無卜子則無漢儒之經學。宋儒之言道學者，必由子思、孟子而溯源于曾子；漢儒之言經學者，必由荀、毛、公、谷而溯源于卜子。是孔子為宋學、漢學之始祖，而曾子、卜子則為宋學、漢學之大宗也。”[1]陳氏所述的儒學傳承源流，似還有考證的必要，但其可以代表傳統儒學的一般看法，能反映漢、宋諸儒的認識：子夏對漢學，曾子對宋學的貢獻是孔門其它弟子無法比擬的。古代儒者對曾子在儒學中的貢獻與地位，主要緣于其思想對于后來思孟學派的影響，以及后來在道統問題上的探討。思孟學派在歷史中的地位有兩次重
要的轉折，一為道統建立之際，時在唐宋；一為道統破除之際，時在清后。道統之建立偏重于“內圣”一系，且多與學之所出相關。韓愈說“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群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2]認為孟子由子思及于曾子，最后獲得孔子之真傳。而韓愈對思孟學派的重要貢獻是其首倡道統說：“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之傳之舜，舜以之傳之禹，禹以之傳之湯，湯以之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3]。韓愈在對孔、孟間起傳承作用的曾子、子思有所提及，但在道統中未列曾子、子思。學術傳承與劃入道統，顯然不可等同，但韓愈這樣的做法也受到后人的指責，如宋人范浚在《香溪集·題韓愈原道》中便明確指出此點：韓愈《原道》以為堯傳舜，舜傳禹，至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嗚呼，愈誠知道者，而略子思耶？原道而不知有子思則愚，知有子思而不明其傳則誣，愚與誣皆君子所不取。愈誠知道者耶？[4]學術傳承與道統雖不可劃一，但其關系極為密切，是以宋代以來由孟子進而子思，進而曾子，逐漸劃歸到道統之中。宋人黃裳在《演山集·唐人之學》中言：問圣人之道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之后失其傳焉。[5]宋人周行已《浮沚集·送何進孺序》中說：曾子之后有子思，子思之后有孟子。曾子于仲尼之門最為魯鈍而樸野，然仲尼后能傳圣人之道者，曾子一人而已耳。[6]《二程遺書》記伊川先生語：
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沒，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至孟子而圣人之道益尊。[7]《朱子語類》記朱熹言：因言今人只見曾子唯一貫之旨，遂得道統之傳，此雖固然。但曾子平日是個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觀其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底言語，可見。雖是做工夫處比顏子覺粗，然緣他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后來有子思、孟子，其傳亦永遠。[8]此與唐代只從學術傳承敘及曾子、子思不同，已把二人劃為傳道之人，歸入道統。蓋與學術傳承和道統關系極密切有關。到朱熹時，由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道統論成熟。在道統論中，重新確定了孔子在文化中的地位。唐宋以前，孔子直以文化的傳繼者面世；在此之后，則以文化之開新者定位。現代學者已多指出，錢穆先生在《孔子與春秋》中說：伊洛興起，那時的學術風氣又變了。他們看重“教”更過于看重“治”。因此他們特別提出《小戴記》中《大學》這一篇，也正為《大學》明白地主張把“治國”、“平天下”包括到“正心”、“誠意”的一條線上來。于是孟子和孔子更接近，周公和孔子更疏遠。在韓愈之前，常還是以“周孔”并稱的，到伊洛以后，確然變成為“孔孟”并稱了……他們之更可重者，也全在其內圣之德上，而不在其外王之道上。于是
遠從《尚書》“十六字傳心訣”，一線相傳到孔孟，全都是“圣學”，不再是“王道”。[9]牟宗三先生在說宋代新儒家之所以“新”時，說：宋以前是周、孔并稱，宋以后是孔、孟并稱。周、孔并稱，孔子只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驥尾，對后來言，只是傳經之媒介，此只是外部看孔子，孔子并未得其應得之地位，其獨特之生命智慧并未凸現出。但孔、孟并稱，則是以孔子為教主，孔子之所以為孔子始正式被認識。[10]由對孔子在中國文化中的重新定位，進而建立道統，思孟學派在整個儒學史上的地位也隨之提高，其意義也更加突顯。唐代韓愈在提出道統說后，至宋逐漸形成“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之統序，且為后世所遵循，《宋史·道學傳》：“孔子沒，曾子獨得其傳，傳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沒而無傳”[11]。在道統思想的指導下，對儒家經典重新編排，形成“四書”，“四書”對此后中國文化產生的深遠影響，正如梁濤先生所說“理學家所推崇的四書便成為思孟學派的傳世文獻，是了解思孟學派道統的依據，而理學家則成為道統的承繼者，一部宋明理學史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對思孟學派重新理解、闡釋的歷史”[12]。清代以降，考據學大盛，道統說受到質疑，學者重新開始審視子思、孟子的師承及著作，加之疑古思潮的興起，原來認定為子思的著作也受到懷疑。此后的研究逐漸擺脫道統論的制約，更多轉為學術問題上之研究。
[1]陳玉澍：《卜子年譜自序》，見羅振玉校補：《雪堂叢刻》，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第402頁。
[2][唐]韓愈：《送王秀才序》，屈守元、常思春主編：《韓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2776頁。
[3][唐]韓愈：《原道》，屈守元、常思春主編：《韓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2665頁。
[4]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194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合肥：安徽辭書出版社，2006年，第130頁。
[5]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103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合肥：安徽辭書出版社，2006年，第170頁。
[6]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137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合肥：安徽辭書出版社，2006年，第103頁。
[7] [宋]程顥、程頤：《二程遺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84頁。
[8] 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1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08—409頁。
[9] 錢穆：《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296—297頁。
[10]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頁。
[11][元]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12710頁。
[12] 梁濤：《思孟學派考述》，《中國哲學史》，2002年第3期。
曾子在儒學史上的貢獻與地位（二）
曾子是繼孔子之后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其思想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了貫徹好黨的十九大精神， 2017海峽兩岸（嘉祥）曾子思想暨禮孝文化研討會在曾子故里嘉祥舉辦，海峽兩岸49位專家學者參加，提交論文47篇。這些文章會陸續在此公眾號發表。今天推送的是來自山西師范大學歷史學院謝耀亭教授的論文《論曾子在儒學史上的貢獻與地位》，分三次推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