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階段我國社會保障制度中的公平問題
一、公平的定義及標準
公平是指按照一定的社會標準（法律、道德、政策等）、正當的秩序合理地待人處事，是制度、系統、重要活動的道德品質。公平包含公民參與經濟、政治和社會其他生活的機會公平、過程公平和結果分配公平。正義則是公正的義理，包括社會正義、政治正義和法律正義等。公平正義是每一個現代社會孜孜以求的理想和目標，因此，許多國家都在盡可能加大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力度的同時，高度重視機會和過程的公平。構筑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需要全社會進行長期努力，要提高全體公民的文化、道德、法制等方面的素質，使人們有渴求公平正義的意識、參與公平正義的能力和依法追求公平正義的行為。
公平作為一個概念，在不同的學科范疇內對其做出的定義各不相同。定義它本身確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社會保障作為一種經濟制度，是經濟發展的伴生物，因此在社會保障范圍內，我們從經濟角度來定義公平。經濟學上的公平指的是每個參與的經濟主體在整個經濟環境中均有相同的機會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個人的成功。人們并不因各自的出身，家庭背景等差異而致使在同樣努力的條件下獲得的成功各不相同。
公平的標準，即是判斷公平與否的尺度。公平是一個復雜的概念，對于公平，人們可以從主觀上進行判斷，亦能從客觀上進行判斷。對于主觀上的判斷，可以歸結于個人的價值判斷問題，因為對于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的看法各不相同，有的人可能會認為是公平的，而其他人則會認為是不公平的。而客觀的判斷一個事實是否公平，則摒棄了個人的價值觀，而是從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來進行取舍。
二、社會保障制度中公平的涵義
社會保障制度的公平是指社會成員對社會保障制度的理念、內容和操作及其結果所做出的價值判斷。就其理念而言，公平意味著人人都有權享受社會保障，這也是作為人的最基本的權利；就其內容而言，公平意味著在國家關于社會保障的法律、規定及其實施辦法的明細條款中，盡可能地體現其公平的理念，用法律形式使個體人的社會保障權利固定化，并對國
家、社會、個體的義務做出公平規定；就其實際操作而言，公平意味著切實給予每一個社會成員應得的保障；就其操作結果而言，公平則意味著實現了義務和權利的對等，社會成員的基本生存權利得到了維護。而社會保障制度的效率則指在社會保障基金的積累和利用
上，達到了帕雷托最優，使社會保障制度中的社會安全功能達到最佳狀態，保證和促進社會穩定和經。社會保障制度中的公平包括兩個層面，一是社會保障制度要體現公平，它主要涉及理念、內容，是社會保障制度得以存在的前提；二是社會保障制度對社會公平的影響，它主要涉及實際操作和運行結果，是社會保障制度從理念變為現實公平的必要步驟，二者是前后貫徹，互相影響的。
1.社會保障制度要體現公平。阿瑟·奧肯在其著作《平等與效率》中指出：“社會每個成員都有其自尊的信念，要求像樣的生活——起碼的營養、保健和其他基本的生活條件，每一個人，不管他的個人品質和支付能力如何，當他面臨嚴重的疾病或營養不良時，都應享受醫療照顧和食品。”公平作為理念不僅貫穿于社會保障制度歷史的始終，而且也是社會保障制度的設計者在制度內容上力求充分展現的層面。但是，由于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及文明程度的局限，社會保障制度的設計內容并沒有真正體現公平理念。比如，在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設計內容模式上，就體現了一種代際的不公平。再如，在失業保險制度的內容上，沿襲福利人人有份的計劃福利模式，表面的公平掩蓋了事實的不平等。醫療保險制度的內容上對保險對象的限制(只適用于城鎮職工)“，名正言順”地將原來享受半勞保的未成年人和無工作、無收入的老人排斥到制度之外了。
2.社會保障制度對社會公平的影響。
社會保障制度對社會公平的影響是通過實際操作過程以及最終的運行結果表現出來的。按其效果可分為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兩個方面：首先，就其積極影響而言，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通過對沒有社會保障時的原有收入分配格局產生再分配作用，改變社會產品分配和國民收入占有份額，使一部分低收入人群增加收入，從而改變社會不同階層、不同成員或同一階層同一成員在不同時期——勞動前、勞動中、勞動間斷和勞動后——的收入分配狀態，促進了社會公平。其次，就其消極影響而言，雖然社會保障制度的理念和目標都是社會公平，但公平并不等于平均主義，如果把公平誤認為是平均主義，或者在設計中為了體現公平而傾向于平均主義，都會導致社會保障制度對社會公平的消極影響，甚至損害社會公平。
三、社會公平保障制度的原則
1.權利公平。
權利公平是憲法和法律賦予我們每一個公民的，實現權利公平，首先意味著社會權利上的
公平，它承認并保證社會主體具有平等的生存權和發展權。也就是要求社會的制度安排和非制度安排給每個社會主體的生存、發展的機會是平等的，勞動的權利、受教育的機會、職業的選擇等不能受家庭背景、種族、性別以及資本占有狀況等因素的限制和影響。
2機會公平。
機會公平是具有競爭性的市場經濟體制所需要的游戲規則。盡管由于家庭背景、居住在城鄉和地區等天賦條件不一樣，但是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市場準入和退出的標準是一樣的，機會是一樣的。這方面政府和社會在作多方面的努力。機會公平，就意味著社會主體參與社會活動，要求社會確保機會均等，這是實現權利公平的前提。從有利于挖掘、發揮出每個人的潛能的要求來看，機會公平意味著要滿足人的不同層次需要和不同人的不同層次需要，是一種立體狀網絡式的公平。這一方面要求社會多提供機會，另一方面社會制度安排要保證所有相會是均等的。
3規則公平。
公平規則是權利公平、機會公平、分配公平的基礎，是各階層、各種思想觀念的社會群體
求同存異形成的共同公平觀念的體現，是實現社會和前提。公平規則的提出，受到社會經濟發展條件的制約。公平規則的制定，會受到社會上不同利益因素的影響，因此必須堅持以最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實現規則公平，就意味著社會主體參與社會活動中，要求規則必須是公平的，只有在規則公平的前提下，才能實現機會公平、權利公平，才能保證效率的提高。就是說，政府不僅要保證在制度和規則面前所有社會主體一律平等，還要保證社會主體享有平等的規則。
4分配公平。
分配公平在一定意義上是指結果的公平。在當代，人們通常以社會財富(包括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分配是否合理作為評判社會公平的根本內涵和最高層次。分配是否公平，不僅關系到效率的高低，對社會制度的變革和社會秩序的維護與穩定也起著決定性用。實現分配公平，有賴于合理的社會分配機制的建立，其中分配制度和分配政策起著極為重要的、直接的作用。
三、 當前我國社會保障實現公平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誕生于計劃經濟時期，伴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步確立而不斷成長并完善起來。這樣的歷程雖然并不意味著社會保障必定是依附于市場經濟的， 但其仍然不可避免地流露出諂媚資本、取悅強勢的傾向。主要表現是調節貧富差距、行業差距、城鄉差距的能力明顯不足，覆蓋范圍、保障水平有待提高甚至損害公平等。
1.貧富兩極分化加劇
無論事先安排、事中調節還是事后補救，目前我國的社會保障在縮小貧富差距方面都顯得勢單力薄濟。在當前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的財富分配模式之下， 資本所占比例越來越大，勞動所占比例越來越小。因此用資本賺錢越來越容易，且越來越多；與之相反，用勞動賺錢越來越困難，賺得越來越少。經濟增長的成果向富人過度傾斜，勞動群眾得到的實惠卻相對較少。這就出現了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馬太效應。這就是為什么雖然近幾年GDP 高速增長和人均 GDP 較以前有所提高， 但普通國民的生活水平卻沒有同步提高，甚至不升反降的主要原因。聯合國有關資料已經表明， 中國貧富差距的系數已超越國際
警戒線，并且貧富差距仍在繼續加大，已經成為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另外，“
貧富分化”不同于“兩極分化”。貧富分化中含有兩極分化的要素與萌芽。貧富分化的趨勢如不加以遏制，任其發展，勢必導致兩極分化。貧富分化屬于社會的常態，為社會所能接受，而兩極分化則是一種異常態勢，容易產生社會危機。但是，到目前為止，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所能發揮的調節作用還十分有限， 有些保障項目的作用還沒有顯現出來。
2.行業差距不斷拉大
國家統計局2010 年 4 月 9 日公布了 2010 年全國城鎮職工收入狀況，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為3.6萬元，較上年增長 17.2%，日均131.4 元。 對比一下現有數據便可發現個中問題： 平均工資最高的行業是證券業，達到 172123 元，是全國平均水平的5.9 倍。 平均工資最低的行業是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業15663 元， 只有全國平均水平的53.6％。 最高與最低行業平均工資之比為 11:1。尤其是近年來，公務員成為大家追捧的“黃金職業”，公務員考試一年比一年熱。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公務員穩定性強，而且社會保障待遇好，能進難出，能上不下，嚴進少出。 即使工作中犯了錯誤或沒有完成任務，也沒有失業之虞。企業單位的“鐵飯碗”早已被打破，事業單位的“銀飯碗”正在或者即將被打破，只有公務員的“金飯碗”不但沒有被打破的跡象，反而變得越來越結實。這就明顯加重了民眾的不公平
感。在養老金待遇方面，機關、事業單位人員上班期間不但不繳費， 反而退休金要比企業高出 1 倍左右。 以某市為例，2007 年企業退休人員月養老金1085 元，同期事業單位養老金為 2238 元，而機關單位退休人員養老金達到3500 元。2010 年“兩會”前夕，一份多年爭議不休的改革方案———《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養老保險制度改革試點方案》終于獲得國務院原則通過。 據此，山西、上海、浙江、廣東、重慶等 5 省市已于當年啟動有關試點， 改革的重要內容是事業單位養老保險與企業基本一致。 和企業職工養老保險改革的進程相比，事業單位這項改革已經晚了 10 多年。
3.城鄉差距尚未根本改變
經過多年的發展， 我們國家的 GDP 已經由1978 年的 3600 多億元增長到 2010 年的 39萬億元，國家財政收入也由同期的1132 億元，增長到2010 年的 8.3 萬億元，經濟基礎日益雄厚是一個客觀事實。但是，在解決城鄉居民后顧之憂、建設社會保障體系方面，制度依然殘缺，大多數人沒有享受到應有的、基本的、甚至起碼的社會保障，這與過去將社會保障當作一個包袱和負擔的片面認識是有關系的。尤其是多年來農村社會保障的嚴重缺失，更是造成了城鄉差距不是在縮小，而是在不斷加大。統計表明，1991-2006 年，城市人均
社會保障支出占人均GDP 的比重為 15% ， 而農村只有0.18%， 城市人均享受的社會保障費用支出是農村的90 倍之多。這種城鄉分割的二元社會保障制度，嚴重扭曲了社會保障制度的公平原則，不但沒有維護社會公平，反而加劇了城鄉差距，與公平的社會保障體系的要求也十分不符。有數據還顯示，2008年城鄉居民實際收入之比為6：1，而世界上多數國家這種比率為1.5：1， 超過 2.5l 的極為罕見。 另外，由于受補報模式限制，廣大農民還不能從新農合制度中得到預期的實惠。 由于經狀況差異（更主要是理念定位），導致城鄉低保水平差距很大。讓農民們翹首以待、望眼欲穿的新農保制度千呼萬喚始出來。 對此，有人認為，農村的消費水平低，保障水平也不要太高。但實際恰恰相反，是保障水平決定著消費水平。值得一提的是， 幾年前曾經出現過這樣一種偽論：農民的幸福感比城里人高。 我們試想，面朝黃土背朝天的人比熏于燈紅酒綠中的人更有幸福感，總感覺這個遠離常理的結論中壓抑著一種沉悶的東西。不管論者的本意如何，調查的周嚴性是否可靠，其所犯的一個最大錯誤就是，別人幸福與否，不是哪一個人所主觀臆斷的。 幸福不幸福，農民心里最清楚。因此，農民們“被幸福”是一種武斷的表現。 維爾認為，“人們最終是自己福利的最好判斷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