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是一種地方性知識

法律是一種地方性知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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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2-2521:59

“與世界接軌”、“全球化”是近幾年談的很普遍的一個話題，無論在政治、經濟還

是文化等諸方面，我們生存的這個世界都正在“接軌”“全球化”。美國人在全世界

兜售他的價值觀、只要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中國制造”、美國電影充斥著全球的

各大影院等等，似乎我們這個時代已是一個全球“大一統”的世界了。“接軌”就意

味著標準一致，意味著打磨掉自己的個性而趨向共性，這些在法律方面表現更為

明顯：一方面在現代化的進程中為了與國際"接軌"，為了發展，一些所謂落后國

家甚至主動以西方法律取代自己的法律，如土耳其對瑞士民法典的直接引進。另

一方面各國家、各國際組織之間的法律互動，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導致無論在

私法領域，還是在公法領域，都出現了一些世界性法律，如《國際貨物買賣合同

公約》，《聯合國憲章》等。在現在主流思想中，法律與世界接軌已不是“應該

不應該”的問題，而是“快慢”的問題。然而，在當今世界上有一種截然相反的觀點，

它認為“法律是一種地方性知識”，從而否認了法律統一的可能性。這在思想和法

律界高唱“接軌”的大潮中起到了獨樹一幟和振聾發聵的作用。這種思想的典型代

表就是美國著名學者克里福德．吉爾茲先生。

克里福德．吉爾茲是美國著名文化人類學家，1926年8月23日生于美國加州舊金

山一個土木工程師的中產階級家庭，1950年獲俄亥俄州的安帝奧克學院哲學學士學位。此

后幾年，他深受著名人類學家克拉克洪經驗主義思想的影響，并因此于1956年入學哈佛大

學社會關系學系。在哈佛的研習中，他有機會接觸了社會學家帕森思及他的思想，開始對克

拉克洪的文化理論進行批判。在研究生三年級時，吉爾茲就已成為麻省理工學院國際研究中

心研究助理，并于1952--1954年間參加了印尼社會學人類學考察計劃，初次從事系統的人

類學田野工作，深入探究當地的文化形態。1956年，他寫出了具有濃厚的民族志彩的《爪

哇宗教》一書，獲得人類學博士學位。1958--1959年間，他任斯坦福大學高級行為科學研

究中心研究員，并兼任加州大學人類學副教授。1960年后的十年，吉爾茲轉任芝加哥大學

新興國家研究所人類學副教授。在此十年間，他對印尼的巴厘等地進行了廣泛的田野調查，

為他的人類學思想奠定了堅實的第一手資料。1970年，吉爾茲被普林斯頓大學聘為高級研

究院社會科學教授，從此以后他除了歷任《社會與歷史比較研究》、《美國人文科學院雜志》、

《美國民俗學雜志》編輯之職外，一直致力于發展一種深度的文化理論。他以其論文集《文

化的闡釋》和《地方性知識》等著作影響了人類學界內外的眾多學者，在西方文化學理論界

有著極大的影響，堪為經典和理論楷模，被稱為闡釋人類學的大師和開山者。他的文章側重

修辭、富有特，常以比喻例證以闡其說，很少出之平鋪直敘。其著作在西方被廣泛應用于

哲學、人類學、文化學、社會學、歷史學、心理學、文學研究、考古學、符號學、語義學、

神話學、民俗學、語言學、戲劇學、宗教學、法學等多學科以及交叉研究的領域。在今天的

西方他已成為一個劃時代的理論大師。

吉爾茲的學術成就和貢獻以及對學界的影響是多方面的，而其對地方性知識的重視

最體現了他的特點和成就。這里所謂的地方性知識，一般包括二層意思:一是指任何特定的、

具有地方特征的知識;二是指在知識的生成與發展中所形成的特定的情境，包括由特定的歷

史條件所形成的文化與亞文化體的價值觀，由特定的利益關系所決定的立場和視域。本文

主要采用第二種解釋。與法律相聯系的地方性知識是指由特定的歷史條件和特定文化背景下

所形成的法律情境，包括特定的法律價值觀、立場及視域。

地方性知識的提出的時代背景是全球化與后現代主義。自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來，

全球化一直進行。在經濟上，以市場經濟為核心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自西歐向世界范圍內擴

展；在政治上，民族國家在西歐開始形成，也擴展到世界范圍；在知識領域，也發生了巨大

變化。知識領域分化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就社會科學來說，伴隨歐洲在政治、

經濟上對世界的征服，歐洲人將在征服過程中起決定作用的技術成就歸因于其優越的科學和

優越的世界觀，因此形成了社會科學的歐洲中心主義。以歐洲為中心的普遍主義科學觀認為，

歐洲（非地理意義上而是文化意義上的歐洲，即西歐和北美）是先進的，發達的，進步的，

其發展模式代表了人類歷史的方向，而其余文明要么是停滯不前，要么是愚昧的、野蠻的，

或二者兼而有之，總之，是落后的。伴隨著二戰后西方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市場經濟更進一

步深入擴展，政治上民主化浪潮迭起，文化上西方文化伴隨西方巨大技術成就向其余地區傳

播，以至于有人呼喚歷史的終結，意識形態的終結，全球化似乎成為一股不可阻擋的潮流。

全球化在于強調趨同性，統一性，即世界其余地區以西方為模式向前邁進，向西方靠攏。“統

一性固然帶來了文明的進步，但從另一角的也毀滅了文明的多樣性。意識形態的全球化更給

世界文化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因之矯枉現代化及全球化進程中的弊端，后現代主義的特征

之一就是地方性——求異，不管它的后果是異中趨同，還是異中見異，異中求異。”

作為一名人類學之一支的闡釋人類學的學者吉爾茲，力倡地方性，并把它強有力地

貫徹到自己學術實踐中。那么，在上述一邊是全球化的普遍主義、統一，一邊是倡導地方性

的特殊主義、多樣化的背景下，怎樣認識當今的法律現象呢？

面對上述問題，吉爾茲在其充分反映其法律思想的著作《地方性知識：從比較的觀

點看事實與法律》中明確指出：“法律，與英國上院議長修辭中那種密碼式的矯飾有所歧異，

乃是一種地方性知識；這種地方性不僅指地方、時間、階級、與各種問題而言，并

且指情調而言----事情發生經過自有地方特性并與當地人對事物之想象能力相聯系。我一向

稱之為法律意識者便正是這種特性與想象的結合以及就事件講述的故事，而這些事件是將原

則形象化的。”“法律乃是一種賦予特定地方的特定事務的特定意義的方式（"事務"在這

里包括發生了的事務，未發生的事務，以及可能發生的事務）。這樣，那些崇高的，兇險的

或僅僅是權宜的方法才會具有特定的形式并產生特定的影響，簡而言之，重要的是意義而非

功能。”“無論未來終究會怎樣??可能的結果不會是彼此不斷接近的法律的統一，不論是

跨越不同傳統（這是我一直沒怎麼納入討論的東西）還是在不同傳統之內都是如此，可能的

結果卻會是法律進一步趨向于互有區別。法律世界不會衰退成一個球體而擴展成一個多狀形

體；我們是在通向原出的震顫而不是終結的定論。”因此，法律發展的未來趨向是趨異、多

元，而不是趨同、一元化。

為說明其觀點，吉爾茲給我們講了一個意義深刻的故事。這件事發生在印度尼西亞

的巴厘島上一個叫做瑞格瑞格的人身上。問題開始于他的妻子跟別人私奔了，我們暫且不去

理睬其妻私奔原因。惱怒之下，瑞格瑞格要求本村委會采取行動把他妻子弄回來。雖然村委

會中每個人都同情他，但卻無能為力。因為村里有個連他自己也很明白的規定：結婚、通奸、

離婚以及諸如此類的事不在全村事務之列，而是由親族處理的事情。在巴厘，親族們都很小

心的保護著自己的特權。村委會不能違反該“憲法”。然而，由于他的親族很弱小而且地位

低微，所以對此也無可奈何而只能用一些俗套話去安慰他：生活就是這樣，過去的就讓它過

去吧，世界上還有其它女人啊。然而，瑞格瑞格并不就此安心。幾個月后，正好輪到他作村

委會五人首領之一，而卻他避不就任，這下麻煩可真來了。在此地首領的職位是自動輪換的，

其實作首領機會也是難得的，然而它也是義務，對拒絕履行義務的懲罰是嚴厲的。拒絕就任

不僅相當于放棄了自己的村子，而且也等同于放棄了人類。因為他將失去房屋土地（這些屬

于村子所有），失去政治權利（委員會的席位、參與公共事務和活動、要求公共幫助、使用

公共財產等），失去身份等級，失去所有的社會關系（因為村子里沒人敢不顧懲罰來跟他說

話）。對巴厘人來說，這是僅次于死刑的懲罰，這里的一句諺語很能說明問題：“離開一個

同心協力的社就是躺下來死掉。”

在此后的幾個月中，為使他回心轉意，村委會為此開了六次特別會議，朋友們與他

座談通宵，族中人則苦口婆心以至軟硬兼施，但卻一無效果。最后，村委會把他開除了，然

后，親族也把他開除了。甚至他的家人（他的父母、兄弟妹、孩子）最后也不得不拋棄他。

他成了無家可歸的人，在村里游蕩，像鬼一樣，或更像條狗。他在垃圾堆里吃的，人們都

不許和他說話。

恰在此時，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當地的王爺，也就是政府的地方首長來為

瑞格瑞格申辯。在巴厘，王爺是神圣的人物，并且政治和社會地位是最高的。王爺說，村委

會對瑞格瑞格所為是不對的，應該讓他回來，如果要懲罰，就用其它方法。然而，如他所深

知，村里的事務不是他該操心的，盡管他權力巨大且可堂而皇之的行使，但卻不在這件事上。

對瑞格瑞格的事所采取的行動自有村里的法規，如果村委會無視法規，就會生天花，莊稼就

會被老鼠吃光，就會地動山搖。最后，這位王爺加公務員只好無可奈何的告辭而去。當作者

最后一次見到瑞格瑞格時，他已全然精神失常，沒人同情，沒人理會。

對于這個故事吉爾茲評論說：“沒有人能否認此處有一種強有力的法律意識的存在：:

這種意識有其形式、個性、固守不變，并且不需要借助于法學院、法學家、重新說明、期刊、

或者界標判定這類東西就已有一種堅定、成熟且幾乎是固執的自我認知。”這里卻有一種“法

律”（如果我們可以這么稱呼的話）和法律意識，可能它與國家的法律不一致。然而，人們

卻忠誠的遵守著，甚至超過了對國家法律的遵守，即使是尊貴的王爺或地方首長也不能使他

們改變。

吉爾茲認為，非西方世界中的法律認識并不同于西方的法律認識，應當重視蘊含于

上述法律認識中的想象力。這種想象力“不僅控制人的行為，而且解釋人的行為”“正是這

種想象的，或者建設性的，或者解釋性的能力，一種植根于文化的集體智慧而非個人的單獨

智能的能力（我覺得這種事情，無論如何在實質上，到處都是大多如此；我很懷疑真會有法

律先天因子存在），在我看來，才是法律，或者司法正義，或者論辯術，或者司法裁決之比

較研究應該認真給予注意的。顯示對照之處正是在于作決定時之構想方式以使既定規則在作

決定時得以應用（當然，還有對規則之構想方式），也正是在于我所稱之為法律意識者。”

“正是在這種想象的或解釋性的力量中——在構想判決的情勢(當然也包括對規則的想象)

以便既定的規則能夠被用于判決案件所采取的方式中，在我稱之為法律認識的東西里——才

是有價值的差別之所在；也正是在那里，人類學家把地方性觀念至于當地情景進行思考的熱

情，方能與法學家把案例納入確定的框架中進行分析的努力匯合一處，并互相激發。”從而

揭示了蘊含于文化中關于法律認識的地方性內涵。

由于法律是對社會關系確認、抽象和概括的表現和產物，其生成與發展依賴于特定

的情境。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而言，法律在本質上是一種地方性知識。換言之，法律的內涵應

在地方化的語境中去理解，無論一般性的法律概念，還是具體性的法律知識，都存在地方化

特征。這種情況在現代社會中尤其明顯，法律呈現出與以往頗為不同的地方化和多元化，體

現著與其本國實際情況相結合的各種特。一方面，法律在社會的法律層次中仍然主要是在

法律統一性前提下傳遞法律知識理念;另一方面，法律在發展歷程中呈現出多樣化和地方化，

如法律解釋的多樣性和司法判例的多樣性。

在吉爾茲認為，“一種觀點說，我們的法律體制的相對主義者所必須做的就是‘從

其具體的文化附加條件中抽取純粹的結構’，而在我看來，這種觀點則是提出一種把金子變

成鉛的反常的煉金術。”“法律是地方性知識，而不是與地方性無關的原則，并且法律對社

會生活來說是建設性的，而不是反映性的，或者無論如何不只是反映性的。”

在與法律密切相關的事實方面，吉爾茲認為也是一種地方性知識。因為獲得“事實”

材料的過程無法避免各種認識過程的加工作用。有認識者（研究者自己）的加工，也有當事

人的加工，如果是歷史事實，更有不同時代的閱讀者、傳說者、回憶者、記載者、寫作者們

的加工，因而往往，我們得到的事實（事件），是一種多個主體闡釋參與界定的“互為主體”

結果。這正是經常出現不同事實“版本”的原因。在這個意義上，所謂事實真實，是認識去

界定的結果。事實不是外在于認識的，而是被認識過程——包括持不同價值觀和述說目的的

當事人、回憶者、記載者、相關者、或研究者之認識過程——不斷界定的結果，也可以說，

事實是（多種）認識成分相互作用構成的產物。這里的認識成分，不僅指研究者不同認識方

法的參與，而且指事實信息的來源是通過人獲得的。嚴格地說，事實（事件）是通過“媒介”

的界定獲得完整圖象的，在事實（事件）的采集過程中，每一個相關者的認識過程都參與了

對事實本身的界定。因此吉爾茲主張事實總是規范性的，是一種人為建造物，而法律則是想

象與認知的復合體，從而指出法律就是地方性知識。

吉爾茲認為法也是一種意義體系，成文法是表現這種意義體系的一種符號，對于有

法律意義的觀念，吉爾茲認為:“他們不僅控制人的行為，而且解釋人的行為。”吉爾茲講

的有法律意義的地方性觀念可分為兩類:c1)法律多元的意義。這種觀念本身與國家的法律不

一致，是一種地方習慣法。正如吉爾茲例舉的瑞格瑞格的故事。如果用法律語言講，這種法

律意識或者說習慣法就是，任何村民在輪到當村首領時，必須承擔這一義務，否則將被村里

和親族開除，沒收財產，剝奪政治和宗教權利，失去做人的尊嚴。而這種習慣法是以觀念的

形式存在著，這在法人類學上是一種法律多元現象，國家法和地方習慣法二元存在，民間的

習慣法還起作用。(2)第二種含義類似我國法理學中講的法律意識。講的是制定法相同，而

關于法的觀念不同。“在印度世界里，法律是同一的，而其表達形式卻是多樣的。法律條文

是一樣的，由于各地觀念不同，法呈現出地方性。“法律系統在當地法官手上已經兩千多年，

而在歐洲人和西方訓練的印度人手上只有兩個世紀。所以不是一切都徹底改變了，特別是法

律意識的形式還沒有改變。”即使法律條文和歐洲的相同，由于傳統觀念的影響，法仍呈現

出地方性。在法學上，埃利希提出了“活的法律”的理論。認為“活的法律”是指在日常生

活中通常為各種社會團體中的成員所認可的并在實際上支配社會一般成員之行動的規則。它

不象制定法那樣明確、公開，但在現實生活中，卻有著巨大的影響力。在人類學上，吉爾茲

試圖闡述這種法律的意義。

法律本質上是一種地方性知識，但并不否認世界法律文明中存在著某些共同的、普

遍適用的法律規則、原則和精神。這些共同的法律要素能夠為國際社會所

認同，并且會體現在世界各國的法律制度中。法律之所以具有普適性，這是因為人

們雖然生活于不同的國度或地區，但具有諸多共同屬性與特質，同時又面臨著生存與發展方

面的諸多共同問題。這樣，不同國家或民族所創造的法律文明之間必然具有共同性或相通性。

對地方性知識的描述，強調法律的地方性，旨在強調法律知識為一系列發展變化的具體歷史

條件或情境的總和。我們對法律的考察著眼于形成法律的具體的情境條件。在特定的歷史條

件和特定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法律情境，運用特定的法律價值觀、立場及視域來研究法律，

從而在研究國情特點的基礎上，研究法律的適用及移植等問題。這才是主張法律是一種地方

性知識的主旨所在。

就中國法治現代化的發展模式而言，我們應當基于對法律是一種地方性知識的認識

前提下，具體考察我國國情在特定的歷史條件和特定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法律情境的基礎

上，向內尋求法治本土資源的自覺現代化，向外移植先進制度及先進理念，從而推動法治現

代化進程的全面發展。法治無疑是人類文明的共有成果，但它確實產生于西方，是在西方社

會歷史條件下長期孕育、內生并先發而成的，因而法治在西方有其深厚的歷史傳統。而中國

是一個典型的人治國家，法律傳統則先天不足。因此，對后發外生的中國法治進程來說，絕

不僅僅是簡單移植西方先進、成熟的法律規則和仿制司法組織體系，而更重要的則是構筑現

代法治內在的深層的本土化地方性知識根基。這就要求以吸收借鑒和重視西方法治及現代化

國家的法治進程，從而把握世界化的民主法治潮流，把法治精神與原則注入到中國的政治、

經濟、文化及社會變革之中，即不是對西方法治發展道路和模式的照搬，而是對人類法治文

明發展趨勢的順應，并化為現實的社會結構化、制度化要素。只有這樣，才能為中國法治化

奠定堅實的社會基礎，法治才能真正化為社會現實。

如前所述，盡管吉爾茲不是一名法學家，但他提出的地方性知識的思想，為法學的

研究開創了一個新的思路，以至于現在許多法學界人士對法律移植、法制的與世界接軌提出

了質疑。盡管這種討論還沒有定論，但其思想猶如在一個平靜的池塘里投入了一塊石頭，在

引起巨大的波瀾同時，也使人們看到了另一番水中天地，即法律根植于民族文化之中，是一

種地方性知識。從此點來看，吉爾茲與一名法學家相比又毫不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