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國民黨政府對內對外政策變化及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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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期間國民黨對

內對外政策的變化的情況及變化因素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晚十點，盤踞在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以野蠻的借

口發動了舉世震驚的“九·一八事變”。之后，先后發動“華北事變”、“七七事變”，

將全面侵華的計劃付諸實施。而在當時，作為中國合法政府的國民黨當局，對日

本侵略者所采取的措施及政策卻是隨著事態的發展而不盡相同。在不同的階段，

國民黨政府對日所采取的政策是如何變化的呢？下面將做一簡單的分析。

一

“九·一八”事變對中國社會的政治形勢產生了嚴重的影響。從此，中日民族

矛盾大大地超過了中國同其它列強間的矛盾。在這危急關頭，一切有民族自尊心

和正義感的黨派、階級和階層，都深感民族危機的嚴重，紛紛站立起來，以自己

的實際行動呼吁和反抗日寇的入侵，并在全國范圍內很快形成了反抗日寇入侵的

救亡運動。但也就在這種嚴重的時刻，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置國家、民

族的利益于不顧，對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

㈠ 對外政策及具體表現

1、不抵抗，妥協，依靠國聯。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前，日本軍隊就曾

對東北軍進行尋釁，而蔣介石于8月16日電令張學良，“無論日本軍隊此后如何

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不予抵抗，力避沖突”。致使東三省在不費吹灰之力的情況

下落入日本人手中。“九一八”發生后，蔣介石于21日回到南京，并立即召集其

高級軍政官員研究情勢。蔣介石大力宣言“余主張以日本侵占東三省事實先行提

出國際聯盟與簽約非戰公約諸國，此時唯有訴諸于公理，??忍耐至于相當程度，

乃出以自衛最后之行動。”上述事實表明，事變發生后國民黨政府采取的對日方

針就是不抵抗，而幻想依靠國聯的力量壓迫日本從東北撤軍。

1932年1月28日晚，日軍突然向閘北的國民黨第十九路軍發起攻擊，隨

后又進攻江灣和吳淞由此而爆發淞滬戰爭，但在英美等國的參與下，南京政府同

日本簽訂了損害中國權益的《淞滬停戰協定》，而實際上是承認了日本作為戰勝

國的地位，出賣了上海軍民的抗戰激情。隨后，相繼與日本侵略者簽訂了《塘沽

協定》、《何梅協定》等協議，進一步暴露出了其妥協的一面。

2、否認偽滿洲國。日本在占領東三省后，就迫不及待的企圖將滿蒙地區

劃入自己的勢力范圍，并建立了偽滿洲國。偽滿洲國的出現，也嚴重損害了南京

政府的利益。1932年2月24日，中國駐國聯代表顏惠向國聯 理事會提出正式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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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書，宣布中國政府絕不承認東三省或其任何一部分未經中國政府同意而建立的

行政組織。3月12日，中國政府發表宣言，表示：“對于其一切非法行為”，中國

政府“絕不能承認，并應由日本政府負責全責。”但國民政府所做出的只是“空

頭支票”，并無實際的行動，因此實際上只是對日的妥協，但就其否認偽滿洲國

的成立，是值得肯定的。

㈡ 對內政策既表現

1、加強法西斯統治。 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后，國民黨統治集團在對

外妥協退讓的同時，對內大力推行法西斯主義，強化國家機器，加強對人民的統

治和鎮壓。 1927年，蔣介石授意陳立夫、陳果夫將“浙江革命會”擴大改

組為“中央俱樂部”（簡稱“CC”），并將其改編為特務組織，大肆地搜捕中共人

員；1932年，又在南京秘密設立“特工總部”，1938年將CC特務組織改組為“中

統”。另一個組織是1932年3月成立的“中華民族復興社”，由戴笠為特務處處

長，并于1933年6月暗殺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總干事楊杏佛，1934年11月暗殺《申

報》負責人史量才。該組織后來被改組稱為“軍統”。“中統”、“軍統”兩大特務

組織，大大加強了國民黨的法西斯統治。

2、對進步革命文化的“圍剿”。南京政府于1928年從形式上完成了統一，

為了建立相應的文化意識形態，便實行了一些列的措施。南京國民政府推行文化

專制主義政策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大力鼓吹和推行國民黨黨治文化和黨治

文藝，二是動用國家暴力機器打擊和迫害一切向黨治文化提出挑戰的進步文化和

革命文化，發動文化“圍剿”。

在打擊和迫害進步文化和革命文化方面，采用的手段是：第一，用行政法

令的形式剝奪進步革命文化的任何出版自由。第二，設置公開或秘密的稽查機構，

禁止進步文化的發行流通。第三，動用警察、特務及流氓暴徒襲擊社會進步文化

機構，暗殺進步革命文化人士。

3、政治欺騙。蔣介石還為自己找不抵抗的政策找了很多借口，如： “中

國武器不如人”。“九一八事”變后，蔣介石就說：中國“槍不如人，炮不如人，

教育訓練不如人，機器不如人，工廠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戰呢？若抵抗日

本，頂多三天就亡國了。”中國武器是不如人 ，但這只是一個因素而已，決定不

了戰爭的勝負。

4、對紅軍進行大規模的“圍剿”。從1930年冬到1932年夏，國民黨對中

共根據地進行了兩次“圍剿”，1932年底，又集結30多個師對中央根據地進行第

四次“圍剿”，1933年7月,蔣介石調8個師10萬余人對紅軍進行了第五次“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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剿”，迫使紅軍進行長征，消耗了抗戰力量。

㈢ 政策形成原因

1、寄托于國聯幫忙主持公道。正如對外政策中講到的一樣，蔣介石及國

民黨政府對日本的侵略，寄希望于英美等大國，希望由他們出面組織，但是事與

愿違，英美的綏靖政策使中國陷入更深的危難之中。

2、認為目前實力不足以同日本相抗衡。蔣介石的“三日亡國論”相比之

下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使得國民黨政府對當前的形勢估計太過惡劣，對敵人

估計太過強大，從而失去抵抗的信心。

3、忙于圍剿紅軍，號稱內部未定抵抗時機未到。在日本侵略者入侵東三

省時，蔣介石正忙于圍剿紅軍，其“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致使其忽視了對外的

重要性。

4、國民黨內部意見不一，沒能形成統一對外。由于國民黨政府組成成份

復雜，往往都是有各自集團的利益，因此對政策的意見也不盡一致，導致了各種

階級之間的分化，影響了大局。

5、日本侵略尚未實質影響蔣介石集團的根本利益。東北原為奉系軍閥勢

力范圍，雖從1928年宣布易幟，但蔣介石的勢力當時尚未滲入東北。所以蔣介

石認為丟掉東北對蔣氏集團危害不大。蔣介石曾公然說過：“東三省熱河丟掉

了??對于‘革命’是無所損失的”。

二

1935年底，國民黨政府對日政策開始發生若干變化，發生這種變化的根本原

因是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制造了華北事變。事后，日侵略者的活動加劇了與國

民黨之間的矛盾，迫使國民黨政府對其政策進行調整。

㈠ 對外政策及具體表現

1、對日政策開始轉變。華北事變后，日本對華北的走私日益猖獗，中國

海關收入急劇減少，從1935年8月到1936年4月，關稅損失高達2500余萬元。

日本的經濟侵略嚴重打擊了中國的民族工商業，使國民政府在財政上受到很大的

損失。1935年6月監察院對華北6個親日派官員提出彈劾，1935年11月12日

至23日國民黨召開了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蔣介石發表對外關系演說，宣稱，“和

平未到完全絕望的時刻，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后關頭，決不輕言犧牲”，

但如果日本無限制進攻，超過了“和平之限度”，便只有“聽命黨國，下最后之

決心”。這一演說表明了國民黨對日政策開始轉變。1936年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

長張群因與日本駐華大使會談未果，結果以日本的無意退讓而告終，同時國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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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開始進行抗戰準備。

2、蔣介石加快聯蘇步伐。1935年，無論對中國還是對蔣介石，都是至關

重要的一年。在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關頭，蔣介石被迫在內政、外交方面做了一

些調整。加快聯蘇步伐，即是在外交方面調整的內容之一。

蔣介石加快聯蘇步伐采取的主要行動，是開始與蘇聯代表進行談判。從

1935年秋到1936年西安事變爆發前，兩國代表在南京進行了多次談判。并在日

后與蘇聯簽訂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使南京政府聯蘇制日的政策收到了成效。

㈡ 對內政策及具體表現

1、從“剿共”到被迫抗日。1936年12月12日爆發的西安事變，停止了

內戰，促成了國共第二次合作，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奠定基礎，極大地鼓舞

了中國人民的抗日熱情。

2、實現國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7年2月國民黨召

開五屆三中全會，商討對共產黨和對日政策，實際上在這次大會上幾乎通過了兩

黨合作抗日的方針。繼五屆三中全會后，國共兩黨進行了西安談判、杭州談判、

廬山談判和南京談判，進一步加強了國共兩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㈢ 政策形成原因

1、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緊逼，嚴重威脅了南京政府的統治地位。“何梅協定”

后，國民黨的勢力已被趕出華北，華北位于長城之內，是中國的腹地，。華北的

失去危及到北平、天津的安全，因此，南京政府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不得

不考慮改變對日政策。

2、日本在華北的猖獗走私活動，直接威脅了南京政府的財政收入。據中

國海關統計，1935年8月1日至1936年4月30日，因海關走私而蒙受的損失達

2550多萬元，使南京財政受到極大威脅。因此，國民政府與日本侵略者的矛盾日

益加深。

3、國民黨內部進一步分化，攻擊蔣介石對日妥協的聲浪越來越高。隨著

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緊逼，國難日益深重，國民黨內的反蔣派紛紛舉起反日旗幟，

抨擊蔣介石及國民政府的政策，因此，國民政府不得不改變對日政策，并加強聯

蘇聯共。

三

1937年7月7日，日軍發動了盧溝橋事變，中國全面抗戰開始。事變發生后，

南京政府和北平地方當局的態度比較猶豫，一方面希望通過和平談判局部解決爭

端，另一方面也準備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奮起反擊，抵抗侵略。面對日軍的瘋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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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釁，蔣介石在軍事上作了緊急部署，但此時還把希望寄托于列強上。

7月17日蔣介石發表廬山談話，“這個談話，確定了準備抗戰的方針，為國

民黨多年來在對外問題上第一次正確的宣言”，因此也受到了“全國同胞的歡迎”。

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國民黨政府對內對外政策又不抵抗到

被迫抵抗，這一過程說明國民黨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兩面性，他的對日政策也是一

種兩面性政策。

但在最近幾年來，由于“蔣介石日記”的公布，不少學者對蔣介石的對外政

策提出不同看法和結論，由楊天石先生撰寫的《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

記解讀》更是從不同的視角來解讀歷史，因此，對于這一時期國民政府的對內對

外政策，還值得學者們深入研究。

參考書目： 郭緒印 《新編中國現代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2

吳東之 《中國外交史》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0.2

李新 陳鐵健 《中國新民主革命通史5、6、7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4

魏宏運 《中國現代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1

楊天石 《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上下）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8.5

九一八事變后：

【1】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妥協退讓；對內獨裁，對共產黨和反對國民

黨的其他黨派、組織進行打擊、消滅。【2】共產黨：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予以堅決反對，并北上

抗日；“反蔣抗日”，反對國民黨的統治。

西安事變前后：【1】國民黨：對日本態度開始由軟變硬；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國民黨與共產黨停止

內戰，初步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2】共產黨：主張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擊日本侵略；

在1936年9月提出“逼蔣抗日”主張，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國共兩黨初步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七七事變前后：【1】國民黨：積極備戰抗日，七七事變及八一三事變后在正面戰場上奮力抗擊日軍

（但僅局限于軍隊抗戰）；將共產黨的部隊收編入國民革命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最終形成。【2】共

產黨：主張全民抗戰，發動群眾抗戰，開辟敵后戰場配合國民黨正面戰場；共產黨軍隊接受國民政

府的改編，歸國民政府統一管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最終形成。